如何发现水浒文化教育力

A. 中国文化与水浒精神

《水浒》——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这部小说“水浒,好就好在是一部反面教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此可见毛老人家是非常反感这种充满修正主义和投降做派的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造反有理”——也是毛泽东说的。
其实中国的历史从古至今都是封建主义占有着统治地位，民主、自由的精神常常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被抹杀或是被理想化！（相信诸君都略有同感吧！）。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部小说，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造反了还要搞投降主义那一套？小说告诉我们原来造反是被逼出来的，但绝大多数好汉们还是愿意做顺民啊！要不然宋江再有本事如果没人支持，也不会把晁盖给推翻了，看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了啊！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被统治阶级奴化了，造反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民族，而是为了一个小团体利益甚至是为了个人利益。所以中国自古至今的农民起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许多人说中国人缺乏反抗精神！呵呵！这或许是我们文化的悲哀吧！

B. 水浒文化的《水浒传》与水浒文化

同样，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对“义”的崇敬和对“忠”的向往，歌颂“义”而又追求“忠”，让“忠、义”的水浒英雄们至死不悔。儒教道德中的“忠”是第一位的，为了忠可以不顾一切。施耐庵一生也想尽忠，也想展志，但为官不能行其事，助人不能显其志，只能弃官归里，捉笔着书，为了寄托情怀，写下了《水浒传》。为了“义”，他塑造了一百单八位侠肝义胆的水浒英雄，为了“忠”又让宋江率众招安，成了为朝廷效命沙场的官员。但他毕竟是位现实主义作家，历史的规律农民起义必然遭至失败，所以又不得不给水浒英雄们安排一个悲剧下场。为了更进一步展示“忠”得彻底，还让宋江带着李逵去死，然后又托梦吴用、花荣，致使他们也来陪葬，并一齐神聚蓼儿洼，向徽宗皇帝哭诉衷肠，以求身后的彰显。前半部是波澜壮阔的“逼上梁山”，中间是为朝廷拼死征杀，结尾却是屈死楚州。所以《水浒传》的主旨多有争议，是歌颂这种至死不悔的“忠”，还是隐示“不可忠”？里面透出了作者深深的矛盾和无奈。
施耐庵是任过小吏的书生，他在《水浒传》中写的是平生之志，抒的是郁郁之情，书的成功在歼含于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末年的社会现状，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更在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出众的艺术才华。但是《水浒传》毕竟只是一部由文人撰写的书籍，虽然这部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历史影响，但与水浒文化却并非完全同一概念。水浒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鲁西一带几千年形成并代代传承发展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在《水浒传》之前虽然没有专门的称谓，但做为土着文化却在民风民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的核心便是“勇武”和“侠义”。
勇武和侠义也是《水浒传》英雄共有的特征，正是赖于这种特征，才使梁山好汉们有了炫目的光彩和魅力。而勇武和侠义更是鲁西和鲁西南一带民风民俗中最显着的特点，举宋江及晁盖的故里郓城来说，史书记载：战国时此处为鲁国西鄙，邻曹、卫，集结着大规模的军队。鲁成公四年筑城为“郓”，取屯兵于城之意。《说文解字》释：郓，军声，从邑。所以郓城在两千多年前就是边防哨所，刀光剑影，战事不断，形成勇武刚健、强悍不屈的民风。大军事家孙膑便是那个时期的代表。《史记》载：膑生于鄄、阿之间。膑为齐人，鄄、阿之间的齐地只有郓城。郓城的陈坡、水堡一带至今留有许多关于孙膑习文练武的遗址和传说，而水堡也正是宋江的故里，即《水浒传》中所说的“宋家庄”。上溯至唐，冤句人（今菏泽市）黄巢起义，“我花开后百花杀”，充满了叛逆和征杀之气，菏泽与郓同属一地，许多郓人参加了那次起义。这种叛逆和征杀绝非偶然，据传隋唐之交瓦岗山起义便是源于郓城，历城人秦琼喜好结交天下英雄，三十六人大结拜便是在郓城的二十里铺村，后被演义成“贾家集”。这三十六人多是绿林响马，成为隋唐演义的主力军。秦琼在结拜中排位第二，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一典型的侠义精神，也成为后来宋江的主要人格特征。“二哥”这一称谓流行至今，成为公平、正直和义气的代名词，地方上至今有“官二哥”，即无论长幼人人称之为“二哥”，可以主持地方事务。所以郓城出了宋江和晁盖，人们并不以为奇，地理和历史渊源使然。明末又氏猛笑发生了震撼朝廷的徐鸿儒白莲教大起义，横扫半个中国，始于郓城败于郓城，至今还有全军覆没葬于一处的“万人崮堆”。此次农民起义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宋江起义，并非占山为王，而是立国称帝，建立了政权。而白莲教又直接引发了李自成起义，如黄河之浪，前后相涌，清代着名的捻军起义也正是在这一带捉拿了曾格林沁。鲁西自古多贫穷多战乱，官逼民反也好，穷逼民反也好，草寇响马不断，拉杆扯旗的现象老百姓视为平常。正是这些久远的勇武文化的影响，此处的人们习武成风，白日劳作，夜间学武，各种拳门竞相发展，达几十种之多，其中之一便称为《水浒拳》，并参与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郓城至今仍是国家命名的武术之乡。
《水浒传》问世之后，人们渐渐将这种勇武侠义之风称之为“水浒文化”，所以，水浒文化是一种具有叛逆和昂扬精神的深厚而质朴的民间文化。《水浒传》与水浒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做对比，则会发现吴用有孙膑的“智”，宋江有秦琼的“义”，晁盖有黄巢的“武”，李知滑逵有徐鸿儒的“反”，但他们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即《水浒传》中的文化属于儒家思想的忠孝文化，义是忠孝派生的理念。而水浒文化则是纯粹意义上的侠义文化，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这种精神，以人为本，不以朝廷为贵，不以功名利禄为念，重“义”轻“忠”，立身处事皆侠义当先。求“智”求“义”求“武”，唯独不讲求“忠”——当然，此处的“忠”只指对于朝廷的愚忠。敢作敢为有勇有智侠义当先的人便会被人们称之为英雄，千年不变。除了跟随李世民造反的秦琼成了正果，其余人皆不得善终，但毫不影响他们的声名，即便在后来的各种形式的演义中也不肯更改他们的结局，不论成败论英雄，更不愿擅改初衷让他们投降朝廷。即便《水浒传》影响极大，这一带人也只爱看梁山好汉造反的章节而不愿谈及他们的招安，在理上便觉得那是一种污点。这一地域的人文精神中有一块反骨，英雄豪杰如果没有了反骨便不成为豪杰，所以宋江的投降在当地人的情感上是非常勉强的，更不愿认可最终的鸩杀。这不仅是个理念问题，还有个情感问题：让本土英雄如此枉死难以接受。
宋江一行最终下场如何，历史上已很难考证，施氏的安排也自是一家之言。历史上的宋江农民起义并非大规模起义，只是施氏为舒其志而挥笔写来。又只是《水浒传》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非凡的艺术性，左右了人们的意念，才形成水浒好汉结局悲惨的社会认定。而在水浒文化中，却根本不存在那种下走的倾向，人们自有心中的英雄模式。随着社会的前进，水浒文化也在向多元化发展，除了勇武和侠义的核心精神之外，又注入了经济和文化的内容。走进鲁西一带，随处可见以渲染着水浒精神的水浒文化产业，水浒旅游方兴未艾，水浒企业商标比比皆是，梁山以“义酒”为尊，东平湖以水泊为贵，阳谷以景阳冈着名，郓城有个宋江武校，甚至有个规模挺大的木材加工企业，取名就叫“水浒木业”，而董事长就叫宋保江。
所以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后，举国一片嘘声。《水》剧遵循的是原着的某种理念，而这种理念在某些方面与大水浒文化相悖，与人们的价值取向相悖，是人们忽视不计或根本不认可的。更何况表演中夸大了投降成分，缩减了侠义成分，双向反差很大。也许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是民间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古已有之。总之《水浒传》和水浒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窃以为，以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当代文化媒体，还是顺应民意尊重民意为好，因为文化是人类的文化，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作者：杨彩云）

C. 如何评价《水浒传》所表现的江湖文化

《水浒传》的核心内容就是写一群江湖好汉，基本精神就是宣扬江湖枣蠢义气。
南宋时期，朝廷腐败，贪官当权，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水浒传》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被官府所迫，逼上梁山。所以说，梁山好汉的大聚义绝非偶然。但要说这是一场农民起义，还是十分勉强。
智取生辰纲，是梁山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开端。这一“壮举”轰动整个社会。但以晁盖为首的一伙，犯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为了准备起义？显然都不是。在黄泥冈上，劫了十万金珠然后分赃，他们各自得了钱财就回家去了，并没“济贫”，也没有扯旗造反或曰“起义”。若不是东窗事发，保不住他们拿着这笔不义之财做富翁，一世快活。可他们还理由充分：“此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打劫生辰纲，因为是有“充分理由”，成了“英雄行为”“反腐行动”，于是乎，这“黑道行动”不黑了，连打劫也不叫“打劫”，叫“智取”了。生辰纲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不义之财”，但从晁盖等人的动机与结果看，“智取生辰纲”仍属盗贼行径。至于事发后逼上梁山，也只是众兄弟找个安身的地方，跟着晁盖哥哥过快活日子了。
记得梁山好汉在举上“替天行道”的大旗后，是有点“纪律”，并表态说，不拦路抢劫了，让周边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安居乐业。可好景不长啊！梁山缺粮了，向旁边的两个县借，这两县哪能借？首先，要有借有还。梁山好汉们连自己的粮食都不能保证，到时候怎么还得了？再者，你们梁山与我们县又不是“合作伙伴”，非亲非故，为啥一定要借你？更重要的是，你是贼，若借你们粮食，那岂不是私通草寇？担当不起，担当不起！于是，两县自然没借。这应属人之常情，梁山不可能不知。但梁山好汉们发火了，当即抄起几路兵马，硬是依据武力，把粮抢了过来。梁山借粮，不过是为抢劫制造借口。这一点，宋江一开始就挑明了。宋江道：“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过那里百姓。今去问他借粮，公然不肯。”因为“不曾搅扰过那里百姓”，所以那里百姓不知道梁山的厉害，所以借不了粮，也就非抢不可。看看，这算什么逻辑？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并没有真正起义。一开始就那么几个好汉加几百兵马，可能没有起义的资本。过了一段时间，兵马有几千了，却并未像一般的起义军，有攻城略地的方略，有“均贫富”之类的纲领，带领群众，杀向皇都，夺取政权。好汉们只是聚义于梁山，在周边小城打打仗，然后去大城中闹闹事，仅此而已，怎谈得上起义？最后，兵精粮足，连朝廷都认为梁山“贼势浩大”，可宋江却想投降朝廷。
宋江举着“替天行道”的大旗，要“反贪官不反朝廷”。其实这很可笑。贪官在哪里？在朝廷；谁能管得住贪官？朝廷；贪官为何腐败？因为朝廷腐败，皇帝无能，所以形成了朝廷是贪官、贪官是朝廷的尴尬局面。正因如此，宋江攻击的目标也出现问题，“反判前贪官不反朝廷”就自相矛盾了。梁山好汉的悲惨结局其实早就被这“反贪官凳冲陪不反朝廷”的方针牢牢锁定！这大旗一举，更谈不上什么起义。
江湖义气，是《水浒传》的主旋律。智取生辰纲，是结义而行。落草梁山，也是义气使然。“替天行道”，招安朝廷，全碍于宋江哥哥这么做，做兄弟的就得听着，全是江湖义气支配着。李逵都讲了“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狠话了，也只有听的份。连吴用这样的明白人也被义气所左右。所以说，读《水浒传》，就是要读出梁山好汉的豪气、爽气、义气。我这样讲，一点没有贬低《水浒传》价值的意思，因为《水浒传》的价值所在，并不取决于写的是江湖义气还是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