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最早的中国是二里头遗址还是陶寺遗址有何证据
《最早的中国》其实是一部书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是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考古学家许宏,所谓最早的中国其实指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的开始。
众所周知,中国有大量的史书记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朝代是夏朝,比如说《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记载的,甚至比夏朝还要早几百年,但由于是文献的记载,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自从20世纪初被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学者怀疑以来,直到现在,仍然有部分学者怀疑夏朝的存在。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的考古学传入中国,国内开始了一系列的考古研究,由于国内文物古迹众多,所以考古学的发展突飞猛进,以考古方式发掘了数不清的遗址,对于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不是夏朝,一直都有争议,而作为中国第一个朝代的都城,到底是二里头遗址还是陶寺遗址,其实也有过争议。
认定谁才是“最早的中国”是从考古的角度来进行的,因此比较二里头与陶寺也是从考古来进行研究的,下面分别以五个角度来比较两者的区别: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位于黄河以南,根据其文化特性,二里头被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为了准确检测二里头遗址存在的时间,根据商夏周断代工程的学术课题,在1984~1991年期间先后对四期遗址中的9个样本进行了碳14测年检测,得到的数据如下:
陶寺遗址也有对外扩张风格的能力,比如在山东大汶口遗址能找到少数陶寺风格的陶器,还能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后红山文化找到,并且数量还不多,地域也不及二里头更远,扩张能力明显不如二里头,说明陶寺的统治者不如二里头强势。
另外,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同时存在了200多年,在这之后,陶寺开始衰弱了,而二里头恰恰开始强大起来,这也能说明二里头的崛起与陶寺的衰弱存在某种联系,这是从考古文化上来叛乱遗址的兴衰。
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同时还有这样的描述:
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这两大特质,可以用一点一面来概括,一点,是指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
因此,从考古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及遗址才是最早的中国,而陶寺遗址是比二里头遗址更早的龙山文化之一,或者说陶寺正处于“最早的中国”的萌芽阶段。
㈡ 石峁灭陶寺对应古籍
大约距今4300~3800年之间,随着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大变革,第一波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明中心的大衰退,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文化与黄河上游及河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石峁集团,闪亮登场,占据了中国文明起源的舞台中央,成为碧顷黄河“几字形”大拐弯地区东西分隔、南北相峙的双雄。
韩建业、邵晶二位先生通过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文化因素的分析,判断陶寺文化早期(距今4300~4100年),陶寺与石峁的来往并不密切,但已开始接触[1]。邵晶先生认为这样接触可能是远程贸易的结果,我们则根据两地互见的文化因素以陶鼓、石磬、石厨刀为主滑颤,这些在器物在陶寺文化早期王族墓地里均属于礼器组合,且陶寺文化早期,不论是陶寺还石峁,都着力营建都城的核心区——“宫城”,推测陶寺文化早期,双雄的接触还在于“社会上层交流网”的“触网”,彼此相互欣赏,相互吸引。
陶寺文化中期(距今4100~4000年),随着陶寺文化重要炊器釜灶被老虎山文化系统的肥足鬲变种(老虎山文化肥足鬲与陶寺文化釜灶的结合体)所取代,双雄都开始营建“巨无霸”大城,石峁开始大行玉器,并向陶寺渗透,标志陶寺与石峁的交流密切[2]。陶寺与石峁双雄相互的交流进入实质性的密切阶段,双方关系步入蜜月期。
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3900年),从陶器文化面貌上,不可否认石峁集团的老虎山文化因素对于陶寺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催生了陶寺文化晚期文化面貌的巨变[3]。韩建业先生将这一现象解读为“稷放丹朱”[4],我们直接认为是石峁集团征服了陶寺文化[5],戴向明先生认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陶寺晚期的衰落是否与石峁的南下冲击有关,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6]。显而易见,陶寺文化晚期,陶寺与石峁双雄“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
通过“黄河文明的标识”展览,人们不难领略到在龙山时代末期,中国文明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的风云际会之际,陶寺与石峁这两个黄河中上游地区最大的邦国,上演了怎样的“大国关系”变化历程——从相互欣赏接触,经密切交流的蜜月,到最后的“你死我活”。这一似曾相识的“大国关系”演变历程背后的不为文献所载的“隐秘”故事,才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与黄河流域早期国信慧败家诞生过程中,真实的“历史大剧”。
一、双雄前生与临世:何以陶寺?何以石峁?
㈢ 4000年前的上古时代,为何只有华夏文明传承下来了
若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上古时代,在东亚这片广袤的大陆上,分布着各种形态的古文明。它们在同一块大陆上彼此交流,彼此融合,无论是辽河平原还是黄河长江流域,都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古文明。在当时的时代,这些古文明甚至比传承至今的华夏文明更古老,更发达,更繁荣,但为何在大约4000年前的时候,这些古文明消失了,而此时的华夏文明异军突起,传承至今,这是为什么?
第一部分:上古时代的东亚大陆分布着群星闪耀的各种古文明。
在东亚这片广袤的大陆上,在距今4到5千年前的时候,这里气候适宜,水土条件非常好,因此诞生了各种繁荣的古文明。各种古文明分布在东亚各流域旁,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
在东北辽河流域,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辽河地区,这里可能是拥有广袤的草原。在古代时期,这里属于草原民族的天下,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这里是荒蛮之地,殊不知4到5千年前的这里,气候适宜,是水草丰美的地方,在这里诞生了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似乎后来的小河沿文化是对红山文化的继承。红山文化是玉的文化,这里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玉器,众所周知的玉猪龙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龙最早的原型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我认为古代中国历代历朝对玉的推崇,最早源头或许得追溯到红山文化。
总结:
在上古时代,人类抵抗气候风险的能力很弱,当气候大变,便有很多文明在变迁中衰弱,而在其中的中原文化地区受到了不少的好处,在接下来的时日中,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东亚地区的古文明由群星闪耀到最终的月明星稀。回顾到当时的情境中,或许会有不少的惋惜。
㈣ 考古发现最早国都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意味着什么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㈤ 陶寺遗址是什么朝代
目前对陶寺文化年代的认识是,该文化可弯纯袜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埋激裤袭,中期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则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