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面对多样性的文化,我们应该怎么做(从个人,国家两个层面回答)
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共同构成的,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正确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态度：首先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
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必须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各国应根据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反对照搬外来文化,也反对全盘否定外来文化、“封闭主义”.
2. 全球化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吗
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第一,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从目前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世界语言的多样性面临着严峻挑战。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据估计,目前世界尚存的五六千种语言,在21世纪将有一半消亡,200年后,80%的语言将不复存在。有的科学家预言,到2100年,可能将有90%~95%的语种消亡或趋于消亡。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阿拉斯加本土语言中心M·克劳斯指出:“据保守的推测,在下个世纪里,平均每年将有20种语言消亡。不用说那些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就是那些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也面临着激烈竞争。目前英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是强势的,随着英语的传播和使用,英语文化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向全世界扩展。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85%是用英语传播的,在联合国各种场合中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而国际经贸活动中几乎100%使用英语。经济全球化对英语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消亡,对文化多样性产生了威胁。
第二,经济全球化为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代写论文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己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2]”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动力。世界上有60多亿的人口,200多个国家,2 500个民族,6 000多种语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努力创造了各种人类文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更加频繁,也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表现出更加鲜明的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才进一步表现出具有各自民族特征的多样性。
第三,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文化单一化。目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占到60%~70%,甚至占到80%以上。美国文化产品出口额超过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达每年600多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因此,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将代替世界多样性的文化: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将会代替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文化单一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同时,不同国家在吸收它国文化的基础上也会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如巴塞罗那市前市长特鲁诺所言:“自然界因为生物多样性而美丽,人类也因为文化多元化而丰富。如果全世界都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世界该是多么单调。[3]”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文化千姿百态,各有所长。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催生出新的文化形式。
第一,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的起源就是多元的。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笔下描绘的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等8种文化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26种文明形态;从具有区域特色的亚洲儒家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中东阿拉伯文化等到一个国家内部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都以雄辩的历史展示了多元世界文化图景。现今地球上共有将近190个民族国家,从美国、日本这些经济技术大国,到克罗地亚这样的新国家和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贝宁这样一些经济上欠发达的国家,以及列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的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第二,企业文化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
企业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体,其中跨国公司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最近的调查报告说,2006年全球6·52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58·5万多个分支机构,实现的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1/4。在目前全世界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中,72·8%左右是支付给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子系统的,这表明跨国公司正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空前强大的势力。这些不同的国际关系体,无论是微软、沃尔玛、索尼等大的企业还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文化成为企业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源泉。
第三,网络文化正在成为全球文化的新亮点。发达的电信网络使信息的流动不再有国界的限制,从而导致各种有关文化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活动的范围被扩展到全球规模的水平上。网络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时空界限,为人们提供了体验全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网络文化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丰富。
三、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安全
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生物界那样必不可少。一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都拥有自己的历史精神和人文传承,有独特的魅力和智慧,多基因的世界才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但是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成为保护落后文化、拒绝先进文化和闭关锁国的理由。我们应该做到:
第一,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振兴中国文化产业。文化多元化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产物。我们崇尚文化多元化,但是文化多元化不是简单地保留现状,更不是复旧。中国文化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成为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扩大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是最基本的战略选择,要吸取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与现代文明相联系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只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才能使中华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要建立先进文化体系,必须注意维护文化安全。只有处理好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才能为构建中国先进文化提供基本保障,才能振兴中国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一个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点的产业系统,是一个涵盖包括文化艺术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电影业、音像制品业、娱乐业、版权业和演出业在内的庞大体系。[4]”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了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通过中国2008年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我们从数字上看,中国的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平稳的发展。2006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为1 099·1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8·04%。通讯产业在整体上也是平稳快速增长,2007年在2006年基础上再次增加1亿用户,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分别达到3·68亿户和5·46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达1·8亿。2006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65·4亿元,增速高达73·5%。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产业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欧美,我们必须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完善以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以及相应的文化投资体系改革,牢牢掌握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集团;实施文化精品战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立足于国情来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远景规划,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产业力。
第二,加强民族文化传播,提升软实力。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不仅要拥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硬实力,还要有以文化力为核心的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不拥有软实力,那么它就只拥有一个物质外壳而缺少内涵,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强国。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托夫勒教授等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成为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谁将掌握未来[5]。尽管这代表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极端观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在经济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软实力的差距就成为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素。能否提升软实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提升软实力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胡锦涛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6]”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文化传播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形成了多种语言、多种媒体并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模式。从广播电台、报纸和杂志到电视、互联网,中国的传媒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然而我国的文化传播体系与西方国家全球化的综合信息传播体系相比,还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必须加快文化传播硬件和软件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扩大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在国内外信息辐射的范围;增强各种媒体自身的吸引力;同时必须加强现有媒体的合作与改造,形成中国传播事业的合力,共同迎接来自境外媒体的挑战成为必由之路[7]。
第三、增强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自觉性,抵御英语语言霸权。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下,英文成了世界上独霸的语种,它在国际交往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国际互联网络上的信息约有80%以上是通过英语来传递的。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8]”英语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宣传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思想的载体。虽然汉语不是濒危的弱势语言,但是英语的霸主地位威胁到了汉语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普及,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抵御英语的语言霸权。
首先,我们应该落实国家的语言政策,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学习、宣传和实施工作,自觉的应用和推广普通话,提高国内人民大众的汉语水平。
其次,扩大汉语在网络中的使用率,注意在国际会议、外交、贸易、科技、教育、文化、传媒、体育等领域逐步增加汉语的使用量,以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领域中的价值。
最后,根据需求市场,培育和引导汉语教学,要大力培育汉语教学机构、教师、考试和教学方法的品牌,着力发展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现代远程教学,使汉语教学的发展与汉语的国际传播良性互动,国内外相互配合,扩大汉语的应用范围和辐射范围,形成推动汉语的国际使用和学习的新局面。
3. 文化多元化对世界有哪些影响
多元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要资源，它可以造福于子孙后代。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文化多姿多彩，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因此，文化多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民族文化带来一定冲击，但总的来说，文化多元化有利于世界民族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增强生命
事物相异相合、相辅相成，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也就是说，多样性有利于事物取长补短，创新发展；单一性使事物没有活力，经常会导致生机窒息。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创新和创造的源泉。文化创新或某种新文化的创造，在许多情况下是有赖于对不同文化元素的重新组合。一个社会已有的文化元素越多，文化多样性就越丰富，人们的选择就越多，就越能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创造、发明就越是丰富，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完全适用于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文化规律。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的发展，而印度佛教也在中国发扬光大。可以说，古今中外许多着名舞蹈、音乐、文学、绘画、工艺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维护平衡
就像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也需要多样性的传统与智慧。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是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验和智慧、它们的信息库藏都是其他的文化所无法替代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与接触，并对异质文化作出选择过程中发展的。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在消失。一种落后的地方传统文化的消失，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感到惋惜，但当一批文化群落消失的时候，文化的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我们面临的是自然生态破坏、自然资源减少的问题。①因此，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才能避免文化走入“特质化”道路，“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性，就如保护濒临绝灭的稀有种属一样，是为了人类全体文化的永续存在而保存”。②文化多样性给文化进化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更大的可能，而保护文化多样性是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是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必要前提。
抗拒霸权
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是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将本国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一种做法，其实质就是维护文化一元化。美国着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着文宣称：“虽然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和最拒斥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但美国“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优越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③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与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入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亨廷顿清醒地看到，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已日益成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种强大力量。为此，他才提出要学会与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非西方民族和谐相处的文化对策，并主张要尽力去辨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的共性因素。未来世界只能是不同民族共存的世界，时代要求每个民族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民族和谐相处，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利益，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化解冲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当今世界并不安宁，民族冲突时有发生，如阿拉伯民族与西方民族的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愈演愈烈。化解民族矛盾，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和睦相处的重要条件，而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础。因为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都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都应该是平等的。而在每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文化，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对异质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也应该得到尊重、理解和认同。
影响
当然，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首先就是一个悖论。“文化多元化”还是一个前瞻性的远景，还是一个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内谈论的话题，而“全球一体化”则是一个既成事实。虽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包括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都在批评西方中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问题，但其理论术语、思维空间、批评指向等，仍然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仍然局限于西方知识体系之内。在赛义德那里，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西方人自我主观性的投射、权力的反映，他对西方的解构与批判，仍然是西方话语，而并非是“有关东方的真正话语”。 因此，要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何种意义上实现“文化多元”，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这要取决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以及发展方向。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京所作的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中，曾谈到其中的三个重要影响：第一个是“自18世纪以来作为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治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力的下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商业全球化，因此，作为传统的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逐渐失势”；“全球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带来了许多新型的、建设性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以及新的团体”；第三个影响是对人自身的影响，他援引W·本杰明的话说，“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这些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感性，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话概括一点地讲，这三个影响分别对应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全球化当然首先会对国家的政治权力产生制约，会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让渡出来的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将越来越被跨国性经济组织所接替，例如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全球化对人自身的影响涉及到文化问题，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都无不以对人的关怀为自己的主要职责。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将越来越明显，对人的主观感受也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超空间的团体；可能产生的人类的新的感性、导致感性体验变异、产生新型的超时空的人”， 这都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需要考察全球化带给人自身的另外一个结果，即全球化带给人们的认同危机。的确， 全球化不仅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异，而且还随之带来了人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曾发生在工业化之后，大工业化生产产生了人的异化，而信息时代所产生的人的孤独感一点也不比过去减少，甚至有加大的趋势。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看电视、在电脑互联网上搜索来建立与他人更广泛、更直接的联系，但毫无疑问，靠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联系都无不带有一种欺骗性、虚假性，人们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语的、听觉的、视觉的现实幻影，而失去的则是作为感性与理性统一体的自我的真实体验。缺失就是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向往一片纯净的私人空间，自然会追寻那个安适的精神家园。近代诗哲们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而人们可能会对“我们属于谁”这样的问题更加敏感。因此，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丧失，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这样，人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正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那样：“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我认为，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正是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一种精神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正是根置于全球一体化这一现实土壤之中。
理解
文化多元化的含义也是多层次的。它不仅仅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且它也意味着在某一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以及必要时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还是一种新思维，它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转变到多元式思想方法，从绝对论转变到相对论。
要谈文化多元化，自然逃不过“文化是什么”这个头疼的老问题。迄今为止，有关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150种，在将来，数量肯定还会增加。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与文化这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关的；而文化概念的多义性又最有可能与文化本身的多层次性有关，人们很可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来界说文化，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是那种无所不包、无限泛化的文化概念，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认可文化整体性概念，即将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结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在这个整体性结构中，一定存在着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区别。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围内将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质，这就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说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 。如果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待文化的根本性问题的话，那些诸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文化等等自然会被排斥在文化核心之外。在我们看来，即使真有那么一天，人们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房子，也不会使文化导向单一的一种。正像一首被广大华人所传唱的歌所说的那样：“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体现着不同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它还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
作为深层结构的核心文化也不同于那种在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的概念。这种文化概念，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并由此产生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诸如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在我们看来，这些文化形态只是文化结构的表层，而在这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东西，它们是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个人主义可能是资本主义文化，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对于前者而言，它与政治、经济体制密不可分，对于后者而言，它却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会随社会体制的改变而改变。赛义德认为，文化首先“意味着那些所有的惯例，诸如艺术的描写、传达和再现等，它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常常存在于审美形式之中，其中一个原则性目标是追求快乐”⑹。 作为“相对独立于政治、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文化，虽然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绝不是线型决定论式的关系，它还具有着一些超意识形态的特质。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致力于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但这决不会妨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决不意味着它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拥护。
假如我们将这两种文化都看成是构成文化整体的东西，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在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体制文化构成为文化结构的表层，而体现着民族特性的文化则居于文化结构的核心（深层）。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变革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引发文化表层结构的变化，并在核心周围构成一道保护地带，这个保护地带起着将冲击力引向自身的作用，保护着文化的价值核心不受到摧毁。只有在一个民族的价值信仰以及思维、行为模式彻底发生变异的情况下，也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核心也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彻底断裂了，消亡了。
正是基于文化深层结构的稳定性，它才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层结构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以及作出对挑战的积极回应，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在保证本民族文化核心延续的前提下，可以无顾虑地吸收与融合来自异质文化的对本民族的整体性文化发展有益的东西，从而实现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文化的多元化。或者还可以走得更远些，在保证本民族文化主导性地位的前提下，对于异质文化、他者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本民族国家的存在也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只要它不构成对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侵害。而要做到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赖于一种多元化的思想方法。
应对
不可否认，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确开始被迫走上了西方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自立，除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外，别无其他法门。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 的原因，一面也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唯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经历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觉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梁启超在此所说的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的三个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分别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应。这形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循环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也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五四已彻底断裂了。林毓生在《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一文中，曾就五四与传统的辩证关系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用思想“内容”和思想“模式”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指称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是在“思想内容”这一层面上进行的，而在“思想模式”这一层面上，五四却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这种在“思想模式”上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⑼。由此看来，向西方学习，并不一定会带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是我们在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 发展在经历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西方化循环之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我们也似乎正在重复着这个循环。不过顺序有所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接受西方文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政治层面的改革则显得稍微滞后。我在此所说的政治层面的改革当然不是指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主要是指管理制度的改革。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现代化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从现实的要求出发，经济改革要进行得顺利一些，管理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相应的，人们的一些法制观念、公民意识、财产权、工作的敬业精神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也理应得到加强和改善。如果传统文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东西，向西方学习便是必要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放弃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呢？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核心价值的东西。这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即我们如何看待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即把文化看成是一种思维与行为模式，看成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趋向，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日益发展着的现代化的趋势宽容一些，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吸收和融合的是那些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改善的属于西方体制文化层面的成分，这并不会导致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核心价值的改变。而且处理得当的话，反而会加强对核心文化传统的认同。一个明显的实事是，极力宣扬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常常是那些经历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国外华人比我们这些生活在国内的人更容易体验到对中国文化的需求。道理很简单，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信念只有靠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才更容易确立起来。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即使我们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又不致使我们丧失自己文化的认同，我想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
所以，我们既没有必要因担心中国传统的丧失而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及管理制度，也没有必要因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去反对和放弃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说到底，文化的根本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系统，两者不能用谁决定谁的单向思维来看待。我们尽可以参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没有必要担心这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思想应该统一，但是，思想的统一只是个方向，它和两平行线相交于无限远一样，是在有限时间内无法实现的东西。思想是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思想的多元化是文化多元化的核心。思想的多元化有的来自世界的一体化，有的来自现实的思维。前者属于历史的积沉，后者来自社会的现实发展。
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落后会制约文化的发展，同样，文化的落后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不排除文化的发展在某一方面脱离经济的制约超常发展的情况。如果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与具体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那么，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同样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人类社会只有平衡发展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文化的多元化表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不管是文化的整体还是在文化的哪一个具体方面都不能过快走向单一化，都必须与其它方面的多元化相适应，更应该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方向
保留现有文化、吸取外来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多元化就是不要把文化搞得单一枯燥。
动力
文化的基本原则就是表现，这种表现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现，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表现。因此，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性同现代社会在经济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个体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都是文化多元化的动力。
4. 我国发展文化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就国内来讲，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很小。我们对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还不够，还没有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我们、研究我们，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落后。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总结好，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包括中国现代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思想等，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此外，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国际方面来讲，也非常有必要来深入研究文化问题、推进文化建设。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占主导地位，对中国的影响很深，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遇，但也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特别是近170年来，在中西文化交往、碰撞中，我们有很多教训和经验，需要好好总结。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世界人民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也需要研究总结自己的经验，使我们的思想文化走出去，以推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5. 文化领域面临哪些挑战和问题
（一）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这对我们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从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高度来认识文化的战略地位。在思想观念中，有的往往只把文化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忽视其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一面。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没有将文化建设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的总盘子和干部的考核指标，对加强文化建设的措施办法不多，现有政策法规的执行和落实不到位。
（二）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有了较大增长，但就总体而言，底子薄，基础差，历史欠账多，基础设施不完备，基层文化单位缺乏正常运行的经费保障，这些仍然是制约文化发展的瓶颈。投入严重不足带来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严重短缺，这与我国当前文化需求快速增长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结构性缺口。不同地区文化投入不平衡现象使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还不能完全实现均等化。
（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体制机制、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任务更加紧迫。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处于由试点向面上推开的关键时期，进入了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关键阶段。一些地区和单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文化发展提供的新动力、新条件认识不足，束缚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相当数量的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还游离于市场体制之外，造成合格市场主体的大量缺位。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壁垒，制约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的形成。文化产业集约化程度低，存在“散、小、弱、差”，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还没有与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
（四）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带来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占领文化传播制高点的任务更加紧迫。新的文化业态和文化传播方式迅猛发展，各种价值观念、各种文化思潮、各种利益诉求及表达更为便捷。提高传播能力、弘扬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维护网络文化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五）文化发展还缺乏有力的智力支持，这对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不同地区文化从业人员在物质待遇、工作环境、发展机遇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别，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各类文化人才短缺的现象相当严重。基层文化人才流失、队伍不稳定问题比较突出。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老化问题比较严重，各艺术门类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仍需加大。熟悉市场经营规则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熟悉现代信息技术的技术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新兴文化产业人才需求更为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