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文化有多少

⑴ 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

巴山蜀水多奇观，自古文人多入蜀，川江号子、秦岭山歌唤起悠远的历史回忆，数千年的灿烂文化装点出秀美的巴蜀风光。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从川北神秘幽美的九寨沟到川南碧波万顷的竹海;从川东风清月白的大宁河到川西那跑马溜溜的山上;有被誉为世界之最的乐山大佛，有历史悠久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有能与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媲美的大足石刻，以及诗圣的故居杜甫草堂等等。四川到处是绚丽的自然风光，到处是知名的历史古迹……

四川地形复杂，其西部是高原区，东部为四川盆地，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独具特色的过渡地带。这是由于数亿年以来地质运动、沧桑巨变的结果。“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登峨眉山时留下了这样的名句。它也是对以峨眉山为代表的四川名山的雄伟磅礴，秀丽多姿、幽深、奇特的赞颂。四川各大名山由于自然地质运动和地理条件影响形成了各异的特点。如位于川西的“蜀山之王”贡嘎山，在三十公里内高差达六千余米，形成九个带谱，上面冰川发育，成为罕见的晶莹剔透的固体水景观。峨眉山因断裂活动强烈形成重重山岳，奇峰突起，绝壁千丈，又因高差悬殊的立体气候条件形成了云海、佛光等万千景象。青城山山峦起伏，奇秀异常，翠柏参天，以幽雅着称。兴文石海洞乡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善的地区之一，石灰岩经地下水溶解而形成千奇古怪的地下宫殿，出露在地表的石灰岩山峰受亿万年雨水的溶蚀，形成了兴文石林等名胜奇景。四川水景资源也相当丰富。四川地处内陆，虽无海洋水景景观，但水系发达。全省境内主要河流有金沙江、长江及雅砻江、岷江、大渡河、嘉陵江、沱江、涪江、渠江、乌江等大小支流。由于四川地形复杂，山势险峻，因此，四川的江河衫春大多穿切山岭造成峡谷，水流湍急。如川江自奉节以下切穿巫山山脉，造成近二百公里的长江三峡，两岸高峰壁立，水光山色，浑然一体，犹如一幅幅优美的山水画卷。四川西南部，地壳褶皱剧烈，河流深切，山高谷深。泸沽湖、邛海等天然大湖，水光潋滟，山色葱茏，绚丽多姿，是四川着名的风景胜地之一。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层峦叠障，高差悬殊，气候复杂多样，真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里正当太平洋气流前进的迎风坡，号称“华西雨屏”，降水丰沛，植物繁多，其中有不少珍稀植物，因此成了大熊猫、牛羚、金丝猴等动物的乐园。国家为了保护这些珍稀物种，在这一带建立姿宽了一系列的自然保护区，其中卧龙自然保护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早已世界闻名。这些自然保护区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基地，也是一所又一所极为丰富的天然生物物种博物馆，天然动物园和天然植物园，成为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风景区。

地灵人杰的四川又是着名的文化之邦。它地处东西交融、南北过渡的地理位置，多年来既有利于揉合吸收东西民族之长，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精华，哺育出了巴蜀地区光辉灿烂的文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众多历史人物或出生于四川，或成长于四川，或在蜀为官，或游览于蜀地，多有遗址或纪念物留存，并留下了千古佳句与着名诗篇。李太白曾从这里杖剑远行;杜工部曾在此地望月怀乡;陈子昂、白居易、苏东坡、陆放翁、黄庭坚、杨升庵、张大千、郭沫若等恰若灿烂的明星，辉耀着这片浪漫的大地。刘皇叔白帝托孤，诸葛亮七出歧山，武则天皇泽“相会”，唐玄宗剑阁闻铃，元宪宗“上帝折鞭”，多少忠臣怨主，几许盛衰欢悲，都留在了这里的森森翠柏、茫茫白波、重重殿宇之间，留给了风雨楼台，暮鼓晨钟……

四川宗教十分发达，主要教种有佛教、道教。因而四川有上千座保存较好的宗教寺庙，在历史古迹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相传四川乃道教的发祥地，自魏晋以来道教便开始在四川盛行，传播较广，四川境内的主要道观有：成都的青羊宫、青城山的建福宫、天师洞、上清宫等。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四川传播得很快。明代，特别是万历年间佛教盛行，四川兴建了大量的寺庙、宝塔和古建筑。目前保存较好的上千座寺庙中，绝大部分为佛教庙宇，经历代培修，许多庙宇至今保存完好。其中新都宝光寺、梁平双桂堂、成都文殊院、广元皇泽寺、乐山大佛寺、平武报恩寺，及峨眉山的报国寺、伏虎寺、万年寺、金顶等规模较大迹塌亮，较为着名。四川庙宇大多雕柱飞檐，金壁辉煌，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而且寺庙内众多的匾额楹联，古碑石刻，记载着古代不少诗人墨客的诗文，是考察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与宗教发展相联系的是四川众多的石窟、造像、石刻与绘画艺术。四川石窟规模宏大，有的摩崖造像上万尊，大多为佛教造像，也有道教和儒家造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其中人物摩崖造像以唐、宋大足石刻规模最为巨大，最为完整。其他规模宏大的石窟还有：唐、宋时期的乐山石刻、荣县石刻，唐代的夹江千佛岩，南北朝和唐代的广元千佛崖以及新近开发的安岳石窟等。此外，四川石刻造像的又一大特色是佛像高大，依山而凿。如世界第一大佛乐山大佛，始建于唐，高71米;四川第二大佛为荣县大佛，始建于北宋，高36.67米;还有潼南大佛，始建于明代，高27米。安岳石窟则是以石刻文字为主，称为“经窟”(指经文石刻)。四川石刻之精湛，完整，集我国石刻艺术之大成，创建于唐的成都大慈寺、剑阁昭觉寺和创建于宋的蓬溪宝梵寺，还保存有不少古代壁画。据史书记载，其中大慈寺壁画最为壮观，苏轼誉之为“精妙冠世”，无奈明清时已毁于战火。

四川境内还有不少帝王陵墓。陵墓中规模较大的有位于成都南郊的三国时刘备(161—223)之“汉昭烈皇帝之陵”，史称惠陵。位于成都西郊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847—918)墓，又称永陵。位于成都北郊磨盘山麓的五代后蜀主孟之祥(893—934)陵墓，史称和陵。这些陵墓中藏有不少文物，其中以王建墓墓室和文物保存最为完好，为研究五代时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另外，四川是三国历史文物最多的省份，体现出四川文化遗迹的又一大特色。古今史家认为，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治理得最好的。刘备、诸葛亮及其继任者蒋琬、费祎，给蜀地带来过短暂的安宁和繁荣，蜀地百姓尊敬他们，乐于为他们修祠建庙。故三国之中，魏国、吴国保留的遗迹少，而蜀国则多。四川是蜀国的中心，当然三国遗迹就多在四川了。从历史记载和目前的文物保护单位数字来看，四川的三国遗迹，与其他各省比较，的确是最多的。着名的有成都武侯祠、奉节白帝城、云阳和阆中的张飞庙、汶州姜维城、剑门蜀道、庞统墓、子龙墓、蒋琬墓等，他们为热衷于三国故迹的专家、游客提供了探访、参观的场所，对于三国历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这一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或者揭开了罩在这一地区历史上的迷雾，或者丰富和印证了史籍上已有的记载。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其时间包括了从远古的侏罗纪地质年代到晚清时期，数亿年时间，以其时间长和特色鲜明着称。

四川地区受地理条件限制，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因而对于产生和繁荣于这个地区的早期的人类文明，史籍记载很少。人们知道四川曾有过灿烂的文明，但对它的了解仅限于传说。唐代大诗人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的诗句，正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

青铜时代蜀国都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揭开了这一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三星堆文明不仅以其迥然不同于同时期中原文明的特色，印证了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于全国若干地区的“满天星斗说”，而且以其明显的西亚文化特征，说明四川地区是最早开始对外文化交流的地区之一。加之三星堆文明本身的发达程度令人震惊、它的发掘成果震惊了世界。

恐龙是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曾经生存在地球上的一种庞大的生物。它曾经是地球的主宰。(专家们称之为“优势动物”)。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由于气候温和、森林茂密、河沼密布而成为恐龙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自贡地区发现的恐龙化石，以其数目巨大，(恐龙)种类繁多，埋藏集中和保存完好而在世界同时期的恐龙化石中首屈一指，对于研究恐龙这种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因而显得十分神秘的动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居于世界的前列。对此，诸多的史籍如《史记》、前后《汉书》等都有详尽的文字记载，汉代发达的文学艺术也有生动的描绘，但有关这一时期的形象资料却不多见，尤其是关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形象资料，更是十分少见。

汉画像砖只在四川地区有出土，它是一种刻有图画的墓砖。图画的内容除宗教和民间传说外，大量的是反映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的画面。由于墓主人的身份涵盖了从士大夫到普通老百姓的各个阶层，这些画像砖也就成了广泛研究汉代文化的珍贵资料。

四川地区民族众多。古往今来，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生存、迁徙，素有“民族走廊”之称。各个少数民族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色，为这一地区的文化增添了异彩，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焚人悬棺。

由于悬棺高高地置于悬崖峭壁之上，又由于它的主人已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消失，悬棺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迷雾。四川地区的悬棺不仅分布广泛，而且以其时代延续长、类型丰富和保存完好的特点，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的资料。揭开悬棺之谜，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诞生、发展和消亡，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⑵ 三峡流域上的巫咸古国:揭开巴山楚水间的巫文化迷踪|巫咸古国

时至今日，在三峡一带仍然保留着不少巫文化的传统宗教、风俗。尤其是巫溪等地，像跳端公、告阴状、赶白虎、请七仙姑、请桌子神之类的宗教仪式更是历久弥新，持续不断地将远古人类的记忆淋物神漓尽致地演绎。除此以外，作为巫文化主要诞生地，这片巴山楚水之间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巫文化的未解之谜。

近年来，关于“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学术界又有了新的声音，经过调查和考证，有专家提出，巫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独特文化，曾参与了最早期的华夏民族的诞生、融合及繁衍，并在一定的时期具有独霸一方的重要历史地位，应该被视作“华夏文明的起源局哗”之一。
那究竟什么是“巫文化”呢？它真的仅仅是指我们日常所说的“巫术”、“风水”、“阴阳”吗？巫文化起源于什么，在漫长的人类史中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现状又是如何？为了解开以上这些谜团，本期我们将一起深入民间，从三峡的远古传说开始，顺流而下，去叩问巫文化背后那些神秘莫测的来龙和去脉。

地名之谜：巫山、巫溪的“巫”字当头
一直以来，人们都感到奇怪，在三峡沿岸地区，为何两个毗邻的地名里都同时带有一个含义不明的字：“巫”――人们好奇的是，在“巫山”、“巫溪”这两个名字背后，究竟只是一种巧合呢，还是另外暗藏着什么玄机？而且，为什么不用别的字来命名而偏偏要用“巫”字？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以“巫”字命名的不是别处，而偏偏只是三峡流域的巫山和巫溪两地？
经过走访和查阅，笔者得知：原来，在久远的原始部落时期，现在的巫山、巫溪实属一地，人们称之为“巫咸国”。而关于巫咸古国的由来，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在唐尧时期，有一个非常擅长占卜的人，他既能帮人消灾吉祥、祝福延寿，又能料事如神、通晓生死存亡，而这个人就是巫咸。尧帝对他十分看重，将他尊为神巫，奉为良相，还让巫咸受封于灵山。并且，等到巫咸死后，又将他葬于灵山之中。不仅如此，为了纪念他，尧帝还将巫咸生前所居住的地方赐名为巫咸国，让巫咸的子孙巫贤等人子承父业，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
而巫文化的发源地，不是别处，正是巫咸国。
说起“巫文化”，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人们口耳相传广泛使用的“巫文化”、“巫术”、“巫师”等概念中的“巫”究竟是指的什么？对此，学界目前尚未作出严密定义，但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毫无疑问，“巫”指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种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通灵的职业。而从事这一高尚职业的人则被叫做“巫师”，他们是通达天地的预告者，也是执行者；他们所使用的通灵手段，主要包括占星、占卜等形式，这些都被统称作“巫术”。而与之相关的宗教也好，风俗也罢，还有艺术等等，通通都被视为巫文化。而巫文化不仅反映了先民的思维方式、情感诉求，还间接地反应了远古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载体，它还开创了三峡流域后来的精神文明和群族文化。
可以说，巫文化是一种充满神秘的人类文明，它不仅渗透、影响了阴阳说、老庄思想、屈原诗歌，甚至还包含了禅、中医、宗教，而且还丰富了华夏民族的哲学、科技和艺术，极大桐蚂行地推动了华夏民族的成长。
既然如此，那我们所说的三峡巫文化又具体指的什么呢？有专家给出定义说：三峡巫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标准的地域性文化，它指的是西起重庆，东至宜昌，北靠大巴山脉，南临武陵山与大娄山，包括整个重庆市及湖北省的宜昌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洲，全长660公里，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范围以内的文化。主要以巴文化与楚文化为对象，其中，尤其又以巫文化为最大的核心文化。

为“巫术”正名：迄今被误解最深的巫文化支流
提到巫文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往往都是装神弄鬼的那一套，尤其在科学文明已经春风沐雨般统治人类的今天，人们更是难以理解巫文化背后的积极意义了。然而，如果我们放下偏见，亲身走进巫文化滥觞之地的巫山巫溪等地，就会发现，事实上巫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明的早期印记，背后保存了许许多多华夏文明的母题，是人类童年时期的集体记忆中最为辉煌灿烂的部分。比如巫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又比如起源与盐、药文化的巫术，还比如巫歌、巫舞、巫戏等形式多样的艺术文化。
而其中最让人兴趣高涨的大概要数“巫术”了，然而，这恐怕也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巫文化误解最深的内容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三峡地区自古就有崇尚巫术占卜的传统，其中，尤以巫山、楚地为主。这里巫风弥漫，历来就有“信鬼巫、重人祠”的习气风俗。在民间，人们的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巫术占卜活动。无论是造屋铺桥，还是修堤筑坝，先民们往往都习惯于求神问佛，占卜问卦。甚至连生老病死，丧葬嫁娶，也都离不开巫师鬼神的指引和帮助。
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当巫溪巫山等地的土家族人建房时，从动土，到奠基，再到竖柱、上梁、钉大门，每一个具体的环节，人们都会向巫师问卦，每一道工序都得选择黄道吉日，并且还要专门去找一些能言善辩的工匠来说吉利话，那阵势简直是大动干戈，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等到上梁、安门的时候，还得请专门的贺梁礼官来家里念《上梁礼词》和《彩礼词》。人们相信，只有通过以上的种种方式才能实现娱神、祈福的功效。有趣的是，在上梁前，人们往往会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退煞”仪式。所谓“退煞”，简单地说就是上梁前人们首先得杀鸡撒血，等梁上好以后，还得向梁上抛“屋梁粑粑”的一种巫术仪式。人们相信，这些巫术都具有一种神秘力量，能确保自己得到神的祝福和庇佑，能让家人获得安宁和吉祥。
甚至，当家中有人生病患疾时，人们往往也不急于投医问药，而是摆上祭坛，献上牛羊，宴请巫师，“击鼓卜筮以祝”。一般来说，巫师的治疗方式大致被分为两种――咒术疗法和药物疗法。其中，咒术疗法是巫师向病人施以催眠、暗示和激发，使病人内在的防御技能充分诱发出来，达到治疗病症的目的，它主要包括歌舞降神、征兆、招魂、占卜、祝咒等方式。药物疗法则主要采用丹砂（即硫化汞）配以三秀（灵芝）、瑶华、白芷等中草药来实施治疗，祛除病症。
此外，因为受到佛、道轮回思想的影响，巫文化中对于人死后的灵魂归属问题也格外重视。于是，在巫溪巫山等地就产生了着名的丧葬风俗：悬棺葬。先民们之所以采用将棺木置于高山悬崖之上的丧葬方式，不仅是因为这些生前世代居住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少数民族，感念山神庇佑的恩典，而且还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将先人安葬于此，让死者继续与大山为伴，并目睹崖下子孙生活，已经去世的人的灵魂就能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他们保佑自己的子孙健康平安。
不仅如此，关于人死后灵魂归宿这个问题，人们还发明了很多别的巫术形式。即便是到了现在，在巫溪等地的民间也还零星地保留着跳端公、告阴状、赶白虎、化九龙水、请七仙姑、请桌子神等巫术形式。比如，其中比较常见的“跳端公”，它常常又被称做“过刀桥”――这是一种专门为超度死者所做的法事。根据习俗，做法事之前，首先得扎好“刀桥”。而所谓的“刀桥”，其实是将两尺长的刀每隔一两尺远缚在两根竹竿上，共绑十多把刀，并需要将两尺长的刀以每刀一两尺的间距捆缚在两根竹竿上。然后，用桌椅扎成一两丈长的桥头，将用竹竿做好的刀梯平放做“桥身”，刀口向上放置。最后，便是在阵阵锣鼓声中，由端公一边在口中念念有词，一边赤脚踩着刀口走过，而死者的亲属们则一律披麻戴孝，跟随在端公、灵幡、灵牌之后不断地作辑，以示躬送。
还有一种类似于巫蛊的“告阴状”也别具特色，这是一种将仇人姓名、生辰八字、地址等写在一张纸上，揉成团塞进即将下葬的死者口中，让死者带到阴间，请求阎王受理诉状的巫术。人们相信，这样一来，即使到了阴间，此人也会被阎王绳之以法，永世不得安宁……走访中，笔者还得知，就在巫溪的宁厂镇长桂、万古一带，还流传着一种类似的暗害巫术，它是在生辰八字不容易收集到，政府机关查户口又不方便的情况下流行起来的。据说只要收集到仇人的毛发，指甲或脚印泥土等，然后将收集起来的东西盛于小竹筒内，边念咒语边涂上鸡肉（防止灵外跑或污灵），再用树叶包裹，偷偷投入危险之地，受术者就会逐渐痴呆乃至死亡。
除此以外，巫溪地区流传的巫术还有很多种花样。比如为了驱鬼辟邪、还愿请神之类目的而采取的巫术则更是数不胜数，层出不穷。虽然这些巫术难免带有迷信色彩，然而，如果将它们放到远古人类历史上来关照，也许你就会穿过纷繁的巫术现象，站到人类和人性这个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人们对幸福、对健康、对丰收的深切渴望，并且进一步理解无论是先人还是作为后代的我们，人类所共有的得到外力帮助和保护的，这种人性深处的普遍愿望了。

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血脉：巫术竟起源于盐、药文化
追本溯源，在对巫术活动有了初步了解之后，人们往往会对巫术的起源之谜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就好比“木有根，水有源”一样，当然，巫术的产生肯定不会是凭空而来。只是巫术的胚胎，竟然是貌似八竿子也打不着的盐、药文化，想必这结果，不仅让人不易想到，甚而至于，简直是叫人疑窦丛生，不肯信服了。
但是，只要跟你提起一个词，你也许就会豁然开朗，这个词就是――“盐巴”。很难想象，我们早已熟视无睹，日常所说所用到的东西，竟然会与貌似深不可测的巫文化起源联系起来。没错，根据古书记载，远古时期，在巫溪、巫山一带，巴人确实是靠盐兴旺、发达，乃至到了后来又兴邦立国……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巴国当然也难逃其宿命。相传，盛极一时的巴国在享受了因盐带来的丰实富余之后，紧接着又因盐而引来了邻国的嫉妒，并最终引发了楚、秦相争。巴国于是由此遭至战祸，直到最后灭亡。不难看出，在这里，盐是巴文化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与此同时，巴人又是盐这种远古时期的新兴产物的重要开拓者。于是，从此以后民间就有了“巴不离盐，盐不离巴”的说法，然后又有了“盐巴”一说。虽然时代久远，但盐作为一种再珍贵不过的资源，在三峡地区是确有其事的。现已发现的上古三峡地区自流盐泉就有三条之多，它们分别是：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盐泉、彭水县郁山镇伏牛山盐泉，以及湖北宜昌市长阳县西的盐水。
然而，作为万人敬仰的通灵使者的巫师，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一方面他们是与神灵最接近的，负责传达神的旨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一个时代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知识的特权阶级。因此，除了上面提到的制盐技术，他们往往还掌握着制药本领。由于巫教认为一切疾病都来自鬼神作祟，所以驱鬼服药便成了巫师的必用手段。而他们所采用的药，不是别的，正是“丹砂”。巧的是，这种珍贵的物质的产地不是别处，正是古时候的巫山――于是巫山在古代又被称为“丹山”。
由此可见，巫术的最初含义并不是指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而是指巫咸国的巫师们通过占星、占卜知识的运用，练就的独特土法制盐、制药之术。而拥有了盐、药文化的巫溪巫山等地，很自然的，便由此人丁兴盛，并产生了重要的巫文化。
接下来，随着原始部族间的战争与迁徙，巫文化得以深入发展：巫咸古国被巴国兼并成为巫郡后，巫楚文化开始融合，产生了一度繁荣的巴文化。然后，到秦汉统一以后，这个以巫文化为母体的巴地族群文化，又开始融入了华夏文化共同体，巫文化因此成为托起华夏文明的伟大巨石之一。

华夏文明的同宗同源：各族热土上的“离奇”巫术
了解了巫术文化的“来龙”之后，接着我们还应看看它的“去脉”。
历史上，随着西南各部族间的战争与迁徙，巫文化逐渐开始了以巫山之地宝源灵山为中心，向华夏各地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在这个流变过程中，巫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积淀，而带上了一定的地方色彩，如：湘西的赶尸，晋北的“看闯客”，南夷的巫蛊等等。
事实上，在巫术的整个演变历程中，它逐渐开始分化，并形成了黑巫术和白巫术两条大的支脉。其中，“黑巫术”是指嫁祸于别人时使用的巫术；“白巫术”又称吉巫术，指的是祝吉祈福时用的巫术，例如湘西赶尸便是白巫术之一。
要说“赶尸”巫术，还得从一个传说说起：相传几千年前，苗族祖先有个叫阿普蚩尤的人率兵在黄河边浴血奋战，与敌厮杀，在战争结束后，阿普蚩尤因为感念与士兵的兄弟情谊，不忍将士兵弟兄的尸首曝于野外，于是，他便和军师一起施法，将战死沙场的士兵尸首“赶”回了故里。而后，湘西地区的人们便有了赶尸的风俗，只要有居于异乡的亲人过世，便会邀请“赶尸者”将亲人尸体赶回故土安葬。从这里不难看出，湘西巫文化背后，实际上是与当地人们极重乡土观念紧密结合的。
另一方面，中国巫文化自古以来便受到佛道轮回学说的影响，二者相互融合就形成了系统的鬼神文化，加之地域间民俗文化的差异，这就使得巫文化形成了一种共性群体下的个性趋势。比如，在山西北部盛行着的一种“看闯客”的驱鬼方式――所谓“闯客”，指的便是鬼魅。据说，在山西民间，人们认为造成疾病的原因在于鬼魅缠身，因此，一旦有人生病，信奉者便会到纸铺里去“看闯客”，以寻求驱鬼的方法，送走鬼魅保得安康。
还值得一提的，也是最为现代人所熟知的，是巫文化中大名鼎鼎的“巫蛊”。据说，早在秦汉时期巫蛊便已出现，主要包括诅咒、射偶人、和毒蛊等内容，属于黑巫术的一种。而现今盛行于南夷等地的巫蛊之术，又主要以苗族巫蛊为主。这里的苗人好养蛊，他们认为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是着了蛊，需要解蛊才能恢复健康。而苗族的蛊，传说也是天下最难解的“奇毒”，谁要是中了苗族巫蛊，就必须请下蛊之人或是请族中最有威望的巫师解蛊，如果被没有能力之人随意解蛊，则很有可能遭到反噬，中蛊者与解蛊者皆会一命呜呼！
很显然，这些奇异诡秘的巫术，正是源于三峡腹地的巫文化与不同民族间的地域文化相融合后的产物――当巫文化中存在的神话和信仰渗透于民俗文化仪式中时，就会形成不同种类的仪式语言，维护着人类的情感和精神。
因此，虽然在人们以往的看法里，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摇篮，其他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而事实上，在国家形成之前，中原并不是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相反像巫文化这样的地方文明势力倒是显得不可小觑。所以说，若是将巫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起源”也是合情合理的。

⑶ 重庆地区重要的巴文化遗址包括

重庆地区重要的巴文化遗址包括冬笋坝遗址。

冬笋坝遗址是巴蜀文化从概念到实证的第一个考古遗址，是巴文化得名之地、实证之地，是重庆地区近十年来最重要巴文化考古发现，是研究晚期巴文化及其融入汉文化的典型标本。冬笋坝遗址挖掘与保护，将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提升文化自信。

九龙坡区铜罐驿冬笋坝，埋藏了重庆这片土地繁荣发展的历史印记。先民居住繁衍，孕育着重庆主城的文明，还有重庆人民豪爽重义气、信守承诺、顾全大局的性格基因。

重庆气樱裂候环境

重庆市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6~18℃。长江河谷的巴南、綦江、云阳等地达18.5℃以上，东南部的黔江、酉阳等地14~16℃，东北部海拔较高的城口仅13.7℃。最热月份平均气温26~29℃，手颂纳最冷月平均气温4~8℃，采用候温法可以明显地划分四季。

年平均降水量较丰富，大部分地区在1000~1350毫米，降水多集中在5~9月，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0%左右。重庆市在地形和气候双重作用下，春夏之交夜雨尤甚，毕没因此有巴山夜雨之说。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重庆

⑷ 巴山精神具体指什么

一要学习巴山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巴山工务车间160多名职工常年扎根艰苦山区，负责养护的81公里线路曾是襄渝线地质条件最复杂、基础最薄弱、病害最严重的“担心线”，却取得了36年安全无事故、人员无伤亡的好成绩。我局位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线路基础条件、生产生活环境等相对优越，更加应当取得好的成绩。全局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巴山人勤劳朴实的优良品质和默默耕耘的实干精神，不论处于什么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不管自身的工作岗位多么平凡，都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二要学习巴山人严谨科学、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巴山工务车间对安全工作和规章制度始终保持了高度敬畏感，抓安全高标准、严要求、重基础，引领职工“精调再精调、精确再精确、精细再精细”，设备养护“不返修、一遍过”， 工区安全管理做到防护一处一方案、作业一次一方案，真正把作业标准和安全风险防控的要求落到了实处。各单位各部门世厅要认真学习巴山人严谨、精细的工作态度，结合正在推进的班组建设工作，把班组基础管理、设备质量控制、日常作业组织、规章制度应知应会汇编等工作做细做实，推动班组文化建设，把安全基础夯实打牢，确保安全持续稳定。
三要学习巴山人务实创新、开拓进取的担当精神。面对大巴山腹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襄渝铁路安全风险防控难度最大的线路区段，巴山工务车间不等不靠，自创“工厂化”单元修、“第三方查看分析”法，他们讲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讲求探索实行拍哪科学的修程修制，讲求设备安全运用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一致，实现了安全诸要素的和谐发展。我局所处范围跨三省一市，外部自然环境多样，高铁、动车组等新技术设备大量运用，需要探索和掌握的运营管理和技术课袭返码题很多。全局要认真学习巴山人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精神，杜绝等上级指示、等更新投入和依赖大机等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设备养修规律，在生产组织方式、设备等级管理、修程修制改革等方面大胆创新突破，实现设备养修和安全管理水平的持续改进。
四要学习巴山人干群和谐、坚定乐观的文化氛围。巴山工务车间自然环境恶劣，工作任务繁重，起初职工文化生活条件较差，但一任任车间干部坚持始终依靠职工群众、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真情服务职工群众，靠共同的艰苦奋斗创造了平等和谐的干群关系与同事情谊；车间职工坚定乐观，自己动手装扮温馨的家园，在乱石岗上整出了篮球场，在荒山坡上开辟了生态园，利用废旧材料做成艺术品，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全局上下要认真学习巴山工务车间在文化建设和“三线”建设方面好的做法，坚持严爱结合，关心职工生活，充分利用好站区既有设施条件，努力营造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五要学习巴山人以人为本、催人奋进的育人机制。巴山工务车间1978年组建之初，就提出“养路先育人、育人先铸魂”理念，并探索形成一套科学的育人机制，30多年来先后为上级机关输送人才89名，不仅成为了“各项工作的火车头”，还是名副其实的“思想教育基地、人才培养摇篮”。全局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借鉴巴山工务车间铸魂育人的先进做法，坚持尊重和关心人才，打造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健全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平凡的岗位上锻炼培养人才的机制，不断激发基层职工特别是青年人才爱岗敬业、奋发进取、创优成才的正能量，为上海局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后备人才队伍支撑。

“人间万事出艰辛”，一切美好梦想的实现，都需要强大的精神激励，都需要付出不懈的艰苦努力。当前铁路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机遇与挑战，推进我局改革发展，更加需要全局干部职工大力学习弘扬巴山精神，彰显智慧、勇气和担当。
发扬光大巴山精神，就是要学习巴山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无论身处什么岗位，不贪图安逸，不怨天尤人，始终牢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努力把爱铁路的热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胸怀全局、爱岗敬业、脚踏实地、不畏艰难、矢志奋斗，用埋头苦干的行动把本职工作干出色。
发扬光大巴山精神，就是要学习巴山人严谨科学、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对安全和规章制度保持高度敬畏感，执行规章，始终如一，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坚持科学的方法，有针对性地抓住安全关键，把各项安全基础工作做细做实，确保安全持续稳定。
发扬光大巴山精神，就是要学习巴山人务实创新、开拓进取的担当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针对我局外部自然环境多样，新技术设备大量运用等情况，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等不靠，积极探索实行科学的设备养护修程修制，实现设备养修和安全管理水平的持续改进。
发扬光大巴山精神，就是要学习巴山人干群和谐、坚定乐观的文化氛围，高度重视和维护好职工群众利益，在企业效益提升的同时，不断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让职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发扬光大巴山精神，就是要学习巴山人以人为本、催人奋进的育人机制，以留住人、培养人为重点，铸魂育人，切实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总结宣传好全局各类先进典型，凝聚起强大正能量，为我局改革发展提供丰厚的人才储备。
学习弘扬巴山精神，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我局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全局各单位各部门和各级组织要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将学习弘扬巴山精神与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大力弘扬“安全优质、兴路强国”的新时期铁路精神相结合，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我局改革发展事业多作贡献。

⑸ 有关巴山文化特点历史背景谁知道

大巴山屏隔川、陕两省，控扼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具有重要的军事价

值。东部，今湖北竹山、房县一带，曾经是秦楚相斗，汉魏争夺之地，明、清两代是流民避难、生息之所，农民起义军的活动场地，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及白莲教义军曾长期在此地与官军周旋角逐。亏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曾在今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先后粉碎国民党四川军嫌扒阀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古米仓道，是汉中通往川东北、巴中等地区的必经之路，1932年红四方面军和1949年中国人销者亩民解放军第18兵团由陕入川，均沿此道进军。

⑹ 巴山舞的艺术特色

巴山舞起源于素有歌舞之乡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在土家族传统民间歌舞“跳撒叶尔嗬”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 一种民族舞蹈。
长阳巴山舞起源跳丧舞。跳丧舞又叫跳撒叶尔嗬、跳丧鼓，是土家族古老的丧葬仪式歌舞。据有关史料记载： “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曰伴亡。于柩旁击鼓，唱俚歌哀词。”这种祭祀歌舞， 在古代巴人之后裔土家族的聚居区，世代沿袭，千古不绝。无论哪家死了老人，村民们闻讯而至，通宵达旦。这巴山舞叫做“人死众家丧，一打丧鼓二帮忙。”“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跳一 夜丧鼓陪亡人。”在死者面前高歌狂舞，是土家人祭奠亡人、安慰生者的一种特殊方式，同时也是土家人对死亡的一种特殊理解。� 跳丧有歌有舞，舞的成分更重。整个舞场均随掌鼓人的鼓点和唱腔随时变换曲牌、节拍和舞姿。当唱到感情交融时，掌鼓者还会时而绕开鼓座加入舞者行列，时而用鼓锤在鼓上敲击节拍。跳丧从音乐、舞蹈到歌词内容，少有悲沉之感，音乐高吭欢快，舞步健美勇武。 但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只能在死了老人的特殊场合下才出现，它的表演、表现范围受到了很大局限。对于这种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不能广泛地进行表现和传承，民间舞蹈工作者覃发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20世纪80年代，覃发池等民间舞蹈工作者对这个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地创新，编制出一套适合于群众自娱自乐的广场舞蹈。 巴山舞由此正式走向世界。
长阳巴山舞自落地以后，就有广泛的群众性，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传承。经过专业工作者的发掘，加工，推广，更是把其强大生命力给绽放出来，表现出特有的色彩。
具有广泛适应性
长阳巴山舞因为本质上是激起人们原始心底的一种呼唤，因此，一经问世便深受青睐。老年人奉为瑰宝，青年人视为爱物。《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指出：“当众多的进口娱乐性舞蹈风靡一时之际，重山叠峰中的巴山舞却占据了那么多朴实的心灵，这种文化景观，带给人们许多思考，至少，它开拓、展示了一片独特的审美领域。”从跳丧到长阳巴山舞，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次有益尝试。巴山舞大胆地把跳丧从死人那里解放出来，变祭礼性舞蹈为群众自娱性舞蹈，赋予它新的生命。
结构注重经典性
在结构上，它打破原始跳丧许多旧程式和流行区域的界限，吸取各地精华，通过提炼实行综合利用，重新结构而成，组合成“百凤朝阳”、“半边月”、“四合”、“风摆柳”、“双龙摆尾”、“喜鹊登枝”等八个舞段。其动作姿态各异，但都具有身体上下颤动和胯部左右摇摆的特色。土家风俗原有“女人跳丧，家破人亡”的禁忌，但巴山舞适应自娱性集体舞蹈的特点，要求男女成双成对，男女动作略有区别，这不仅使舞蹈气质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增加了新的色彩。
配乐注重时代性
巴山舞在音乐上为去其丧味，只保留了原始跳丧鲜明的节奏和有特色的鼓点，选用了当地人们所熟悉的与舞蹈情绪相吻合的山歌、民歌为基调，适当加以发展，并加进了弦乐伴奏，舞蹈音乐仍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
编创注重娱乐性
巴山舞的编创把握住群众自娱性舞蹈所具备的群众性、科学性、自娱性、随意性的基本特征，所以它来自民间，又回到民间，像早春的燕子飞旋在千家万户，像七彩的阳光融进了新婚的洞房，像熊熊的篝火，燃旺了土家的欢乐，而且正如一位舞蹈学教授预言的那样：“巴山舞或许会作为富于民族特色的集体娱乐舞蹈，而与世界优秀的民族娱乐舞蹈媲美。”

⑺ 巴中摩崖造像的独特的巴中文化

巴中市位于四川东北米仓山南麓，东临四川达州，西抵四川广元，南接四川南充，北壤陕南汉中，是北高南低，贫困人口集中的大山区。总面积12325平方公里，辖一区（巴州区）三县（南江、通江、平昌），172个乡镇，2355个行政村，人口370万。
巴中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7000年左右，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古属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时为巴子国所辖，秦汉时为巴郡（今重庆市）宕渠县所属。东汉和帝元年（公元89年）划宕渠之北（今四川巴中市、万源、达县之北，宣汉之西北一带）置汉昌县（志今巴州区巴州镇），东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置巴西郡（今四川阆中保宁镇）后由巴西郡所辖，北魏宣武延昌三年（公元514年）首置巴州，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设巴中。1932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经陕南越巴山抵通江县两河口，25日解放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州，1933年2月1日解放南江，随即成立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党政军首脑机关设通江。1933年6月首脑机关从通江迁入巴州。1993年10月设巴中地区，2000年改设巴中市，市府驻巴州区巴州镇，人口25万，系巴中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秦汉时，巴中境内有巴水（今通江河）、渝水（今南江河、巴河）纵贯全境，历史上把这里称“巴渝”。因两河流域住居賨人（巴人中的一支）又把这里称“巴賨”，汉高祖命名的“巴渝舞”即出于此。又因賨人喜歌舞、勇敢善战，高祖伐賨人平定三秦有功，故首次建县时高祖钦定为“汉昌”。明末清初，战乱平凡，瘟疫泛滥，人口大量死亡，现住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为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移民来的巴人后裔——土家族人汉化后的汉人，另有少量的回民插居于汉人区之中。
巴中地处秦巴山区的米仓山之南，境内巴渝二水下通重庆，巴方巴人建成的迄今有3000余年历史的米仓古道（巴岭路，冲晌大行道）是上连关中平原长安、下连蜀地成都的重要通道，因此这里也是黄河流域北方文化与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交汇之地。 巴中的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全市共有摩崖造像100处，多为唐代所造。其中，南龛、西龛、北龛、水宁寺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瞎培保护单位，千佛岩造像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巴州区的南龛造像156龛2100余身；水宁寺造像27龛300余身；西龛山造像59龛1900余身；北龛造像24龛300余身。通江的千佛崖造像51龛3000余身，白乳溪鲁班寺造像20龛，184身。以上6处造像规模较大，影响深远，价值不凡。另外，还有道教故事造像一处，为巴州曾口镇卧牛山造像6龛12身。
巴中摩崖造像特点甚多，造型精美，工艺细致，集聚了佛教各种派别的造像。以南龛摩崖造像为例，不仅有形式多样的窟楣和边饰雕刻，而且还饰以五颜六色的集束贯珠，帷幕流苏，更显示出了宗教神秘的色彩。有较多的飞天使乐，不仅乐器品牌众多，而且飞天姿态各异，是巴中唐代宗教文化的集中反映。在工艺制作上以写实手法为主，形象逼真，姿态婀娜，可与敦煌壁画媲美。造像艺术较为民族化，世俗化，以丰满健壮为美，服饰由佛教的“偏袒右肩式”、“通肩式”发展为中国式的“冤服式”。水宁寺造像全部采用高浮雕和圆雕的技法，表现出了人体形态的线条美，使造像显得更为精美，1992年中国敦煌艺术研究院教授段文杰先生考察巴州石刻造像后题词赞美：“水宁盛唐彩雕全国第一”，“巴中石窟、国之瑰宝”。 巴中的民族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价值极高。如“巴山民歌”，仅公开出版的民歌就达3000余首。既有专唱生产劳动为主的劳动歌，也有教诲儿童的儿歌，既有在庭院休闲唱的小调故事歌，也有庄重严肃的祀典仪式歌。总之，下田有田歌，薅草有薅草锣鼓，薅秧有薅秧歌。有修房造屋过程中石匠、土匠、木匠吟诵的各类仪式歌，有专用磨判唯于婚嫁习俗的哭嫁、坐歌堂歌，支客司押礼先生吟诵的酒礼仪式歌和报送各类柬文的礼仪歌，有用于丧葬习俗的祭奠歌、孝歌，杀猪匠献刚鬣仪式中用的仪式歌，有抬行的报路歌，有背夫的巴山背二歌，还有请雨仪式歌，春官说春歌，骗猪骗牛止血歌，烧香拜佛的佛歌，巫师的诀术歌，嫁毛虫、烧土蚕、送疙虱等儿童民俗歌……总之，在巴中七十二行行行都有歌可唱。其中歌唱爱情生活的茅山歌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民俗仪式歌中，祀典歌、诀术歌历史最为悠久。在祀典仪式中特别强调语言的力量，在使用中必须用原创的语言，不允许即兴创作，否则神灵听不懂，达不到祀典的目的，巴中丧俗仪式中使用的各类礼仪文、出堂三献和对灵三献仪式均为明代抄本，所用的劝孝、教孝等各类孝文与《诗经》中的诗一字不差，如“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距今约3000年之久。巴中民歌中最多的七言格律诗可以追溯到秦始皇31年的《巴谣歌》，距今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歌词：以规整的七言格律诗为主，五言也有，较少。如“贤妹长得白漂漂，好像豆腐才开包；才开包的嫩豆腐，轻轻一压水长滮”。其表现手法采用传统的赋、比、兴，选用巴山人生活中最典型的事物，加以艺术化的高度概括和描写，朴实自然，毫不雕琢，浅显易懂。如“妹是鲜花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蜜蜂见花团团转，花见蜜蜂朵朵开”，用鲜花和蜜蜂这一特殊关系来比喻爱情是相互平等的，显得十分切贴，生动而又十分准确。如巴山背二哥们在中午肚饿疲劳，爬坡走不动时，领队便打柱放腔：“叫声脚杆你莫火巴，上坎就到凉风垭，店老板娘等着你，敞开胸怀喂娃娃，你要想吃她那热馒头，就慢步慢步往上爬”！
巴山民歌歌词创作手法之高，想象之奇特，比喻之巧妙，韵律之和谐，音节之宏亮、自然，是与那些用助词、叹词等虚词押韵的花儿、《莲花山情歌》、布依族《浪哨歌》、纳西族《玉龙山情歌》根本不相同的，巴山民歌禁止用虚词押韵。如“郎是蜜蜂飞上天，姐是蛛丝网屋檐，蜜蜂扑在蛛丝上，郎要高飞姐要缠”。又如：“河里涨水沙浪沙，妹过跳蹬眼发花，你是哪家小大姐，要不要我来把你拉？对门哥哥莫来拉，我是蜜蜂扑过的花，我已开花结过果，莫在我身上想办法！”巴山民歌抒发情感大胆直接、热烈奔放、淳朴自然，这是其他民歌中少见的，如“陪郎玩耍五更天，怀抱小郎把气叹，闰年闰月样样有，为何不闰五更天！”，真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代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序》中写到“真诗还在民间”，巴山民歌就是印证。
衬词：在民歌中常见的衬词总为虚词，即主体“歌词”加“虚词”，其目的或达到字正腔圆或增其咏叹意韵。巴山民歌的衬词与众不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实词实句作衬词衬句，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甚至某些民歌的主题全靠衬句来表现，这是其他地方民歌中找不到的，如《问郎几时来》，主体歌词为“太阳落坡四山黄，唱起山歌送情郎，情郎回家慢慢走，妹儿眼泪湿衣裳”。其主体歌词和传统衬句“花花扇儿摇”、“红花对牡丹”、“十把红筷子”、“绣球花儿红”等有机地融为一体，妙趣横生地表达出爱情主题。在歌曲结尾处出现了副歌：“抓住郎腰带，问郎几时来；今天不得空，明天要砍柴，后天才到小妹山上来！”这五句是紧跟主体歌词最后一句“妹儿眼泪湿衣裳”分手时真情实感的描写，回答了“问郎几时来”的问题，好似川剧帮腔，达到深化、渲染主题的作用。
曲调：巴山民歌的曲调由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或“羽徵交替调式”上下两个乐句构成。徵调式民歌主要是大调式大声韵山歌。这种表现朴实、明快的大调山歌从北到南逐渐减弱。反映了北方大调式民歌对巴山民歌的影响。羽调式民歌从南到北逐渐减弱。反映了南方小调式民歌对巴山民歌的影响。交替调式是巴山民歌的最大特点，特别是羽徵交替调式最为普遍，这是南方小调民歌与北方大调民歌交融后的产物，如上个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奖的通江民歌《豆芽儿葱蒜叶》，就是一首典型的羽徵交替式，它与米仓山南广为流传的《送太阳》同曲异词，是我国南北民歌交融形成的典范。
巴中民族民间文化还体现在许多古风古俗上，有创世神话《女娲补天》，有爱情故事《牛郎织女》、《董永》，有历史人物传说《章怀太子》等，也有史实传说，如唐贞观年间镇压巴人起义的《斩巴蛇》等等，更有岁时节令习俗中的春节，灯火节（元宵节）、清明节、端阳节、正月十六登高节，中元节（月半节）、中秋节、重阳节（老年节）以及民间宗教庙会：文昌会、观音会、老君会、蟠桃会、佛祖会等；有人生礼俗中的“打三朝”、“办满月酒”、“开晕”、“拜干爹”、剃头礼，以六礼迎亲的婚俗、坐花轿、支客司押礼先生的各种礼仪，办生与祝寿、办学酒等；丧葬礼俗仍保持传统的“丧礼”和“葬礼”两大程序，丧俗基本上是春秋时的遗风，其丧服、孝服、祭奠方式、尸体处理、入棺程序、陪葬物品、棺材格局等都保留了传统的习俗，其葬法有“塞甘石岩”的“岩穴葬”、“吊棺葬”（悬棺葬）和“洞穴葬”。土葬有将尸体入棺土埋（墓坑葬）、墓穴吊棺葬（先用石头修好墓穴，尸体入棺后用铁链悬吊于墓穴壁上，上用石头起拱后埋土），城市用公墓土葬骨灰盒的二次葬属于火葬后的土葬；修建住房仍保留“看宅下基”、“架板筑墙”、“上梁立柱”、“开门扫坝”、“祭祀新房”等一整套与自然崇拜、植物崇拜等相关的古老风俗仪式。其房屋格局有北方的四合院，南方的三合院和大量的干栏式吊脚楼房、茅草土墙房，个别地方还有半洞穴半干栏式房屋。城市中还保留不少由传统的柜坊、门、天井、厅堂、廊、庑式和青瓦粉壁组成的一进三退堂的四合院住房；民间饮食习俗中有烤制丁缸酒、醪糟酒；煮老鹰茶、酽茶、烤茶、糖茶等；还有民间普遍风行“十大碗”的宴客风俗；食品储藏仍保留了民间的烟熏腊肉习俗；手工技艺中的土法造纸在民间普遍流行，个别地方还有撞杆榨油、绞车榨油（俗称“小榨油”，价格偏贵）。还有传统印花布的印染技术、传统竹编技术和石刻技术等。恩阳河的泥塑，通江的剪纸，通江、南江、巴州的根雕也比较有名。民间烧造技艺在巴中市普遍保留，南江的土漆加工技术，巴州镇的土墨加工技术仍然存在；民间戏曲中的“爨坛戏”加“古彩戏法”表演在南江、通江、巴州民间流传；四川最好、最活跃的皮影剧团及皮影制作在巴州（李玉湘皮影剧团、张学林皮影剧团）；巴州枣林的民间曲艺说春是我国这一曲种仅存的种子，说春的人——“春官”现仍在巴中、陕南一带活动。
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是巴中文化的基因文化。 绵延千里的大巴山，曾是一片风云迭起的热土，曾是一片血肉浇铸的圣地。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向西实行战略转移，12月中旬抵达四川省通江县，在此后的27个月时间里，建立了以通、南、巴、平为中心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革命历史光辉灿烂，革命文物丰富珍贵，革命精神代代传承。当年有12万巴中儿女参加红军，4万多人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共产生了27名共和国将军、128名省部级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张琴秋、廖承志、刘瑞龙、吴瑞林、傅崇碧等曾在这里浴血奋战。全市现有馆藏革命文物10619件，其中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132件，三级文物2926件，一般文物7648件。全市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单位130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3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另据2004年调查，全市有红军石刻和壁书标语、文献、对联、布告等文物802幅。
全市现有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刘伯坚烈士纪念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巴山游击队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川陕省第四次党代会旧址展览馆等一批红军文物展示阵地，其展览馆已达到9个，其中“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3个、“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个。2004年，国家启动了“红色旅游”工程，巴中被列入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和30条红色旅游线路之一（名称为“川陕苏区——红岩精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刘伯坚烈士纪念馆、巴山游击队指挥部旧址被列入全国100个经典红色景区。红军文化不仅成为了融入巴中人民灵魂深处的重要文化，也成为了巴中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主体文化，并正以闪光的文化精神特质代代传承。
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和光辉灿烂的红军文化构成了独特的巴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