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经济和文化哪个强

Ⅰ 徽州地区经济并不发达，为何徽派文化影响力这么大呢

山西商人不论是商品经营还是货币古代和现在不一样，古代商人家乡情很重，徽商和晋商基本都是在外发家的，赚了钱基本带回家乡置办家业光宗耀祖，现在商人在外赚了钱都留在外地，有的还移民国外转移资产，安徽和山西地理位置比起沿海城市差远了所以经济不发达经营，一般都不直接参与经营，而是自己出资，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当掌柜，具体经营活动由掌柜负责，定期结账，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式促进了员工积极性也皮痒了山西商人的理财能力。

但她不仅仅属于杭州，她属于中国，甚至属于世界。我们的责任是把她保护好，建设好，免费向天下游客开放。现在，着名的钱塘江成了杭州的内河，杭州也不叫"钱塘江市"。将来，长三角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区，杭州也一定不会叫"长三角市"。杭州就是杭州，一个具有"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城市。至于杭州没有改成西湖，一来是因为杭州的名气本来就大过西湖。作为我国的古都之一，杭州不需要通过改名来扩大影响。二来全国名为西湖的景点众多，杭州的“西湖”有时候还要用“杭州西湖”来确定呢。

Ⅱ 徽商繁盛与徽州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经济与文化互动，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徽商对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从而铸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辉煌。

明清时代 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万紫千红。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贡献之大，世所公认， 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明后期文坛领袖、徽人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着。其俗不懦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又说：商农“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商贾，民之正业。”他们不仅发出了“商何负于农”的质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商与农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

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亦步履蹒跚。尽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值得关注。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已众所周知。

鸦片战争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后，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对儒家仁政、德政进行批驳，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一时期，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切中时弊，见解卓越，阐发深刻，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黄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创变，独树一帜，成为继渐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徽班进京，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

在自然科学方面，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实为现代计算机原理之先河。至于徽人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无需赘言。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然而，从其批判精神来说，却是与朱熹、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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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又称徽文化。主要由徽剧、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研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更是日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徽学”，其与敦煌学和藏学齐名于世。

徽文化形成的背后，是徽州盛行的读书风气和徽商亦贾亦儒的品性。在外的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便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修路桥、会馆，特别是热衷于开学堂、办试馆，培养人才。同时自唐代以来一千余年稳定的“一府六县”格局，也为徽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时期，仅有六个县城、人口最多时不过七十万人的徽州府，就出现了1136名进士，因而造就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一榜十九进士”“四世一品”的逸事。更让人惊叹的是，从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八百多名，平均三个县才有一名。

而历史上人口长期不过十七、八万人的休宁县，却拥有十九名状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状元第一县。更是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黄庚、黄轩、黄思永三位黄姓状元都来自于休宁县五城镇的黄氏宗族，可谓“一镇三状元”。

盛行的诗书礼仪之风，孕育了瑰丽而鲜明的徽文化，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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