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文化是怎么来的

‘壹’ “圣贤文化,改变命运”是什么意思

“圣贤文化,改变命运”的意思是，（学习）古代圣贤的思想文化，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
在当今社会，古代圣贤的思想文化仍然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
1、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
2、道家思想
道家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
3、（佛）释家思想
“佛”是一个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而这种自觉（觉）和觉他（行）的工作，已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
佛教与其它宗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佛教要我们修行，追求成佛解脱去西方极乐世界，否则坠入六道轮回。
此外还有法家、墨家等，只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其他各家渐渐没落了。

‘贰’ 传统文化 ，圣贤，什么是圣贤

立志发财，也可以，圣贤中也有立志发财的，比如古代范蠡。他立志发财也善于发财，但他就是古代圣贤（就是今天的文财神）
所谓立志做圣人，只是理想，是志向。与当官发财不矛盾，与智慧聪明不矛盾。只是教我们走正道而已。

‘叁’ “圣人”是一种至高的称号，那么它是怎么来的

圣人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称号，这个称呼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的，我们一想到圣人也都会想到孔子孟子之类的人，而不会想到我们旁边周围所存在的人。

所以这个称呼不是谁都称得上 也不是谁能拥有的。在古代除了像孔子，孟子这种是人之外，就是君王统治者可以这样称呼。

就这样的人才会被称为圣人，而那些统治者虽然在当时被人们称为含明袭圣人，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统治者罢了，时过境迁，千年过后，留下的圣人也不过我们印象中最深的几个吧。

‘肆’ “圣人”是一种至高的称号，那么它是怎么来的

圣毁扰兄人最早出于儒家，孔子应当是中国历史最纤袭早的圣李搭人，对历史的发展或在历史变迁中有些卓越贡献的人，可尊称为圣人。庄子也有说道，至人，神人，圣人，代表着三种荣誉，可见有伟大成就的人可为圣人

‘伍’ 圣贤的基本含义

在我国，贤者如字面意，为贤明有才德的人。贤字中有个“贝”，其本意为“多财”，所以中国古代也有说贤者为富有的人，但是此解较少。古文中的贤大多为对别人的敬称或是指代英明的君主，或直接从表意，如：
贤,多才也。——《说文》
以财分人之谓贤。——《庄子·徐无鬼》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史记》
亲贤臣。——诸葛亮《出师表》 杨万江文
这里谈一谈对儒家“圣贤”的理解，看看儒家所谓“圣贤”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一点往往引起人们很多的争议和不解，甚至使愿意修养儒家道德的人因为误解而入岐途。儒家所谓“圣贤”，按照《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的表达，是这样一种人：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圣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蜺，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
古之所谓圣贤有两个非常基本的维度，一个就是“言足法于天下”，从而具有奠基和引领思想文化的基本路径、基础原则和方向之意义的人；一个就是“德配天”“若天之司”而健顺天地万物的秩序（礼），给天下和黎民百姓带来爱和福址（仁）的人。圣人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不仅本身是法于也达于天地之大道，而且因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被人们以天之于天下的广博之益来比喻其德（当然，圣人不等于天，这是个比喻的说法）。所以，《中庸》说：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中庸》）
在早期三代的文化中，前面述及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而且，实际上，圣人就是“圣王”，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不仅是奠基和引领思想文化基本路径、基础原则和方向“言足法于天下”乃至“为万世立法”的人，也是实际地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 雍也第六》），带给天下健顺的秩序和人民福址的人。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用不断积累、探索、完善、继承和开创着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经验去治理天下，从而对天下和人民产生了感觉如天降恩惠的巨大影响，并受到人们的赞美。也就是说，他们的“所说”，乃是他们“所行”的治理之法和具体实践；他们的“所行”，乃是他们“所说”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三代之所谓“圣王”，也就是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到春秋之时，“礼崩乐坏”。孔子出，整理和删述三代之治的文献，并以道理的解说向天下进言，试图恢复三代之治的基本文化传统，使天下免除混乱、从而化成天下。当孔子试图说服天下时，他就必须也必要地对三代传统作道理的解说。实际上，这就成为一种从道德修养到治平天下的一套“学问”。所以，王夫之曾经评论说“法备于三王，道着于孔子”。这是很恰当的。孔子自己不承认也事实上不是“圣王”，但他的道德、思想和知识的确已经达到圣人的高度，至少在具有“为万世立法”的意义上，孔子被后世遵为圣人。但早期三代中前述两个方面的统一就开始分化了。我们看到，所谓“圣”，在思想文化制度知识和基本道理的方面，孔孟领世道千古，而实际政治中如何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那个意义，往往是政治上的所谓“圣上”，也就是对皇帝的要求。唐玄宗在《纪泰山铭》中甚至庄严地向天发誓说“一夫不获，万方其罪予。”一个人没有获得利益，那么各方的人都可以责备他。可见古代皇帝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圣上”“圣王”，是要体现普惠于民的。它叫“皇恩浩荡”。那种阳光普照大地式的广博恩惠，是“德配天”“达天德”之“圣王”的理想。在建制化的社稷国家中，也只有作为皇帝的“圣上”在其权力位置上才可能产生广泛的普惠于民的效应。一个普通的人或许可以在自己的能力上产生有益于他人和社稷国家的影响，从而被人们以贤能和君子相赞扬，但这往往不足以具有普天之下恩惠万民的广博效应。所以，在实际政治中，普通的人称“圣人”不仅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糊涂事件，而且也言过其辞。因为事实上你产生不了那种“德配天”的广博恩惠效应。我们通常可以把那些在社会中能够为他人或社会公益带来助益和贡献、体现着良好道德，并具有成就的人，称为“社会贤达”，我们也可以在德才兼备具有良好道德和治世才能的人中“选贤与能”，但较少有妄称自己和他人是“圣人”的。在古代尚且如此，在现代，恐怕就更不能妄称“圣人”了。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宪政国家更加重视制度对权力的制衡来防止权力过大和集中产生的弊端，任何人的权力和机会都很难象古代的“皇帝”那样，既可能因为追求“圣德’而成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王”，也可能因为他一己之利一己私欲而置人民、社稷、国家于灾难，甚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的所作所为也可能对人民构成国家主义的灾难。古代儒学强调前者，申说前者，现代儒学则强调怎样避免后者，同时继续申说前者，但少以古代意义上的“圣王”而论道德之于政治，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国家领导人毕竟不是古代意义上的“王”了。但一个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天下万民福祉的位置，也是需要尽可能地张德性而惠及天下的。在今天的时代，多元的社会常常很难有什么人能够让某一思想系统成为所有人都一致接受和奉行的那种绝对影响力（当然，那些甚至就没有能力成其一套思想文化系统的人，就根本谈不上往这方面说事）；实际的政治和社会中，一个人的能力也远难达到让所有人都获益的那种效应。政治处在左派与右派政策所影响着的不同人利益关系的巨大差异和争执中，并形成政党政治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奢谈“圣王”或“圣人”是不合时宜的。不是不允许你追求什么，而是你事实上很难做到古代那种意义上的“圣王”或“圣人”。古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那是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涉及最基础层面的文明思想和传统，但越是到后来，越是涉及更具体面的问题，人们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所谓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道术为天下裂”，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变化。乃至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中，甚至在文明非常基础的那些层面上也产生着来自不同传统的巨大分岐和差别，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难有“圣人”的。人们可以在精神上追求，但不可以妄称，更不可以拿某种妄称去投机。这是必须向儒门同道交待清楚的重大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按照太史公对孔子的评论，圣人对于我们来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