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武二元文化怎么样

⑴ 什么是二元文化

二元冲突结构是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主要特征,它在性质内容上表现为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制度文化与法律 观念文化之间的冲突.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以及法律制度文化建设自身存在的不足,是当前中国法律文化二元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破解中国法 律文化的二元冲突结构,要明确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定位,健全现代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对公民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增强法律观念文 化与法律制度文化的协调性、一致性.
有关题目

一
.
填空题

1
．若
2x
m+n
－
1
－
3y
m
－
n
－
3
+5=0
是关于
x
，
y
的二元一次方程，则
m=_____
，
n=_____
2
、已知
2
1
x
y





是二元一次方程组
7
1
ax
by
ax
by







的解，则
a
b

的值为

。

3.
已知
x/2=y/3=z/4,
且
x+y-z=1/12,
求
x=_____ ,y= _____ ,z=_____.
4
、若二元一次方程组







1
15
3
2
by
ax
y
x
和







1
5
y
x
ay
cx
同解，则方程组的解为

。

5.
将一种浓度为
15℅的溶液
30
㎏，配制成浓度不低于
20℅的同种溶液，则至少需要浓度
为
35℅的该种溶液
____________
㎏
.
二
.
选择题

1.
小明在解关于
x
、
y
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








1
3
3,
y
x
y
x

时得到了正确结果






.
1
,
y
x

后来发
现“

”
“


”处被墨水污损了，请你帮他找出

、


处的值分别是
( )
A
．

= 1
，

= 1 B
．

= 2
，

= 1
C
．

= 1
，

= 2 D
．

= 2
，

= 2
源
:
学。科。

2.
若关于
x
，
y
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






k
y
x
,
k
y
x
9
5
的解也是二元一次方程
6
3
2


y
x

的解，
则
k
的值为（

）
A
．
4
3

B
．
4
3
C
．
3
4

D
．
3
4


3
、如右下图，
AB
⊥
BC
，∠
ABD
的度数比∠
DBC
的度数的两倍少
15
°，设∠
ABD
和∠
DBC
的度
数分别为
x
、
y
，那么下面可以求出这两个角的度数的方程组是（

）

A
、
90
15
x
y
x
y







B
、
90
2
15
x
y
x
y







C
、
90
15
2
x
y
x
y







D
、
2
90
2
15
x
x
y







4.
一宾馆有二人间、
三人间、
四人间三种客房供游客租住，
某旅行团
20
人准备
同时租用这三种客房共
7
间，如果每个房间都住满，租房方案有
（

）

A
．
4
种

B
．
3
种

C
．
2
种

D
．
1
种

三
.
应用题
1.
如图，
在
3×3
的方阵图中，
填写了一些数和
代数式
（其中每个代数式都表示一个数）
，
使得每行的
3
个数、
每
列的
3
个数、
斜对角的
3
个数之和均相等．
（
1
）
求
x
，
y
的值；
[
（
2
）
在备用图中完成此方阵图．

–
2
3
4
（备用图）

2
y
–
x

–
2
3
4
x
y
（第
4
题）

a
b
c

2.
某厂工人小王某月工作的部分信息如下：信息一：工作时间：每天上午
8
∶
20~12
∶
00
，
下午
14
∶
00~18
∶
00
，每月
25
天；信息二：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并且按规定每月生产甲
产品的件数不少于
60
件．
生产产品件数与所用时间之间的关系见下表：
生产甲产品件数
（件）

生产乙产品件数（件）

所用总时间（分）

10 10 350
30 20 850
信息三：按件计酬，每生产一件甲产品可得
1.50
元，每生产一件乙产品可得
2.80
元．

根据以上信息，回答下列问题：（
1
）小王每生产一件甲种产品，每生产一件乙种产品分别
需要多少分？（
2
）小王该月最多能得多少元？此时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分别多少件？

3.
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我市家庭轿车的拥有量逐年增加
.
据统计，某小区
2007
年底拥有家庭轿车
64
辆，
2
009
年底家庭轿车的拥有量达到
100
辆
.(1)
若该小区
2007
年底
到
2010
年底家庭轿车拥有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都相同，
求该小区到
2010
年底家庭轿车将达到
多少辆？
(2)
为了缓解停车矛盾，该小区决定投资
15
万元再建造若干个停车位
.
据测算，建
造费用分别为室内车位
5000
元
/
个，
露天车位
1000
元
/
个，
考虑到实际因素，
计划露天车位
的数量不少于室内车位的
2
倍，
但不超过室内车位的
2.5
倍，
求该小区最多可建两种车位各
多少个？试写出所有可能的方案
.

4.
为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我市计划对某县
A
、
B
两类薄弱学校全部进行改造．根据预
算，共需资金
1575
万元．改造一所
A
类学校和两所
B
类学校共需资金
230
万元；改造两所
A
类学校和一所
B
类学校共需资金
205
万元．
（
1
）改造一所
A
类学校和一所
B
类学校所需
的资金分别是多少万元？（
2
）若该县的
A
类学校不超过
5
所，则
B
类学校至少有多少所？
（
3
）我市计划今年对该县
A
、
B
两类学校共
6
所进行改造，改造资金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
政共同承担．
若今年国家财政拨付的改造资金不超过
400
万元；
地方财政投入的改造资金不
少于
70
万元，
其中地方财政投入到
A
、
B
两类学校的改造资金分别为每所
10
万元和
15
万
元．请你通过计算求出有几种改造方案？

⑵ （日本）公武二元的具体解释

公武二元是日本古代镰仓时代特有的的政治格局，代表搭源扮天皇文治主义的公家贵裂裤族政权和代表幕府武治主义的武家军人知灶政权并存的‘双规政治’。

⑶ 元朝对汉文化接受到什么程度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说。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 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写到这里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当今社会，没有英语等级就不能……限制很多，其实这也是上层建筑的意思。 如果让每个国家都来学习中文，那我们还用的着天天A、B、C嘛。扯远了。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 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 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好象唐朝到清朝就元朝的状元没有用，所以好多的文学家都写曲去了，要是在现代我们天天听新歌，呵呵。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 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 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 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
在讨论行元朝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⑷ 日本古代的公家和武家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两派不同的政治集团吗，天皇在他们之间又是什么作用

一般看来公家和武家是对立立场的，天皇就是那个平衡两边的楔子。公家的贵族们掌握着文化的潮流，而武家的大穗弯正名们掌握着天下绝大部分的土地与闹桐兵马。他们在不断的追求着他们所没有的那部分力量，就这样从镰仓时猜悔代直到室町时代，后来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部分有实力的公家与武家结成联盟，武家提供武力，公家制造声势，来取得更大的利益。这其中公家的代表人物是近卫前久，武家代表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

⑸ 结合史实说明三晋文化为什么是二元一体的复合形文化

三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它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了解三晋文化的本质和它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对解决今天的现实问题也会从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民族融合性，兼容并包性，地域差异性和黜华尚实性。

从现有的文献看，道家的传播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方面。北方方面又分为以三晋之地的文子一支和齐国的黄老学派一支，其共同特点是以“道”为根本重建人文世界，具有明显的“入世”倾向。

南方一系则为庄子代表，发展《老子》去“欲”之说，进而将“长生久视”的取向扭转为精神的自由亦即“逍遥”，表现出明显的“出世”倾向。

北方系的三晋的一支有《文子》一书。过去普遍认为《文子》是伪书，是后人摘抄《淮南子》凑成的篇章。1981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八角廊西汉墓葬中出土竹简中有《文子》，经整理于1995年公布。竹简共227枚2700余字。

竹简的出土，使古本《文子》的面目大体地浮出历史水面。与郭店本《老子》显示的老子之学的基本倾向一致，《文子》主要从《老子》的无为、尚虚、贵柔及主在人后的宗旨出发，推阐出一番道家的治世之道。

古本《文子》假托周平王与文子对话。学者认为，这不是无谓的设辞，文子是晋人，而且是史官出身，他的学术背景正以三晋的史学为背景，这与我们对老子学术背景认识有一致处。而且，据魏启鹏先生考察，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儒家推崇三晋根祖文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内涵；三晋文化在传承儒家文化精髓中，树立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三晋文化。

三晋文化现象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牶一个是开放，一个是务实，一个是求新。依我看这是三晋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开放性：这可以说是三晋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走过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广泛接触到华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不仅放手使用本国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揽国外的人才。“楚才晋用”这个成语，概括的就是这种情况。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认识到中原传统的车战不够机动灵活，因此力排众议，学习和引进匈奴人的办法，用骑兵代替车战，同时发挥弓箭的远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军的战斗力，培养出了像李牧、廉颇这样的名将。

务实：务实，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实事求是；从政治理念上说，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务实的精神可以说是三晋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思想，实际上促成了我国封建朝代史上两个最好时期的出现，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

求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求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者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王勃、王维、柳宗元等的杰出贡献也是分不开的。

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又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

(5)公武二元文化怎么样扩展阅读

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山西历史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着特征。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灿烂辉煌。

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1、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

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2、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

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3、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

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

4、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端口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中国第一。山西南部芮城县，传为关羽出生地，有中国最大的关帝庙。从这里也折射出三晋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共性。

文化大革命时代，山西的大寨一度风行，全国“农业学大寨”，大寨乡乡长陈永贵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三晋文化本质上还是农业文化。

⑹ 元朝大一统政权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属性

五：随蒙古帝国和元朝权利构成变化而来的汉化时断时续问题

元朝历史不长也不短，广义上看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蒙古帝国到1368年灭亡，不过163年，狭义上看，从忽必烈1260年建立元朝，到1368年灭亡不过109年。

那么元朝灭亡的根源是哪些，于外忧而论，元朝几乎没有，除了和兄弟汗国察合台、窝阔台的短暂战争，元朝对外战争在忽必烈之后几乎平息。

所以元朝亡于内患是肯定的，比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残暴“之类。貌似已成历史公论，不过这难免泛泛而谈，其实这一切的表象，不过是文化差异根源的体现而已。

而文化差异，就来自于他们的坚持传统，和汉化“迟滞”。

一个”坚持“一个“迟滞”就是矛盾的二个方面，游牧民族政权进入中原，汉化是大势所趋，但是傲娇的蒙古却因为根深蒂固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他们的统治方式是以间接统治为主，重搜刮轻治理，是他们对待汉文化区的常态。

直到忽必烈继位之后，利用绝对权威推行汉化，改变统治核心，才有了一点汉化苗头。

但是这个苗头也并不明显，不彻底，仅仅停留在政权设置与仪文礼制这两个面子工程上。

一般面子工程都是表象，而内部不改变，就是伪命题，可是忽必烈开的头并没有人承接。

于是停滞，还有一会前进，一会倒退就是常态。

顽疾就来自于，蒙古帝国那特有的贵族特权阶级，他们可以称呼为守旧派，守护的不过是蒙古族权贵，还有新兴势力集团色目人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扩张是为了利益，统治是为了敛财。

具体到汉化“迟滞”的根源，也有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中高层权贵没兴趣，反而推行蒙古文化

蒙古建立了元朝，可是对于汉文化那一套其实是不屑于的，这从他们推崇藏传佛教就可以看出来，皇帝都是佛教徒，儒学是什么？他们不知啊！

除了少数皇帝如元仁宗、元英宗熟悉儒学之外，几乎都不涉猎儒学！

失去了来自最上层的兴趣，中层又不积极推进，反而在下层不断教育基层官员和平民，学习蒙古文化。

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

这不是汉化，这是蒙古化。

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文化态度如此，其统治效果可想而知啊。

第二：政权无制度，二元色彩明显

无制度的意思按照史学家孟森所言就是：“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而二元色彩明显的意思则是

“既行汉法，又存国俗”。

这二段话如何解释，不过是和汉族王朝传统制度相悖，说是正统，其实名不副实，还是没有逃脱游牧帝国那一套，却又生硬的加入汉族政治元素在里面，是一个“蒙汉杂糅”在一起的混血儿。

中央虽然是汉朝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地方确是蒙古旧有政权体系。

这就让中央和地方产生人为割裂，结局当然可想而知！

也因此才有了科举制度在元朝的时断时续，因为科举都是儒家思维熏陶的官员才能参与考试，可是地方并不需要这样的人，他们自有自己的一套官员任职制度，这套制度类似于汉朝的举荐制，都是亲随举荐，最后大量举荐官员占据官场，和科举官员对立，互相看不顺眼。

由此可见，科举制在元朝虽有作用，但很多时候都是名存实亡，科举官员出仕之后，也不得不和元朝举荐官员配合，于是在吏治选官这块元朝内部也是斗争不断。

六：该如何评价元朝

元朝建立与草原游牧文化基本盘之上，他们即使入主中原还是坚持自己的文化基因，抵制汉化，这最后成了他们短命的根源。

元朝如果用一句话评价就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高峰源自民族大融合后的唐宋，中国封建制度的低谷也源自民族大融合之后的元明清，低谷的带来者就是元朝！

而这恰恰就是二次民族融合与冲击带给中国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虽过程残酷，但却给汉文化注入生机于活力。唐朝的强盛源自这种精神气质，宋朝的富裕也源自这种精神气质，可是第二次冲击之后的明朝和清朝则走向另一个异化，那就是专制中央集权的巅峰！

比如明朝施行的世袭军户匠户制、驱奴制、诸王分封制、都是元朝制度的延续，而元朝政治制度又是蒙古制度和金国制度的拼凑，都有草原游牧民族的基因在里面，而与之相对应被消灭的就是原本宋朝正统的汉族王朝政治制度。

但历史也是有惯性和反复的，虽然明朝早期将承接于元朝的专制制度保留下来，并基于此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明朝前期两位政治强人去世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部分恢复了原本该有的样子。

宋朝时期主张：“皇族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才有文人士子地位的空前提高，明朝时期主张：“不得因言获罪”才有明朝中期开始的言官敢于言事。

而蒙元帝国则不同，他们在稳固草原基本盘的基础上，以抵制汉化为前提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扩张，建立了辽阔的帝国，汉化于他们而言是毒药也是蜜糖，最后他们的选择是做做表面功夫，然后在各种矛盾割裂还有权利失衡中灭亡，最后他们的制度延续，还让明初还有清朝的中央集权达到封建社会顶峰。

⑺ （日本）公武二元是什么意思

“公”是指“公家”，特指服务于天皇与朝廷的、住在京畿的五位以上官僚（三位以上称“贵”，四位、五位称“通贵”），与古代豪族有深刻的渊源，在律令官僚制的促进下走向成熟，“官位相当制”、荫位制、官职家业化等促进了贵族的世袭化。
“武”是指“武家”，指武士系统的家族、人物，与“公家”相对。其核心是平氏和源氏。武家是从在古代公家的领地、庄园中负责武备警卫的家族发展而来，原是为公家所统治的阶层，后逐渐壮大，实质性地把持了全国政权，继而建立了镰仓幕府，公家则被傀儡化。

“公武二元”其实就是镰仓以后的拍敬粗幕府将军统治，表面上将军为天皇臣子，形式上取得天皇授权，实为以军事统治进行封建采邑，凌驾正规的文人中央集权政府机构。也可以说是稿薯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统治国家。 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由中央贵族掌握实际统治权的时代结束了，武家统治正式建立，在贵族时代地位很低的武士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鄙视平安朝贵族萎靡的生活，崇尚以“忠君、节义、廉袭镇耻、勇武、坚忍”为核心的思想

⑻ “城乡二元文化倾向”如何理解

城乡二元结构与发展缓手陆中国家的教育
作者：蓝建 主题类号：G1/教育学 【 文献号 】1-85
【原文出处】《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8
【原刊页号】70～75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城乡二元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
【 作 者 】蓝建
【作者简介】蓝建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 100088
【 正 文 】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教育既对这种城乡关系产生影响，同时教育自身又是这种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发展教育以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
根据城市化模式的一般理论，现代工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社会。大多数人口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大城市遍及东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不仅是人口增长、移民而且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场所。城市的发展点燃了农业经济爆炸之火，它使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兴盛起来。城市居民中传播着新的文化与理想，它们不断“扩散”或“渗透”到农村，结果使农村地区也大大活跃起来。农民欣赏城里人的物品，越来越多地从城里购买商品。正是通过这种物质和文化上的交流，城乡共同繁荣。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与这一模式相去甚远。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过程受到殖民主义的强烈影响，相当一部分城市是为了殖民主义的投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城市在文化上与周围地区相对疏远，在经济上则被当成出口产品的中转站，而不是促进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尽管独立以后各国家都实施了城市再分布政策，但由于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大城市根本不可能把它的发展推移到贫穷的农村地区，城市根本起不到扩散作用。因此城乡之间不仅不是互惠互利关系，反而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即发展中扰顷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城乡二元结构。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异，尖锐地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上。
发展中国家城乡结构的二元化，指的是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结构的断层和分化。其实质就是现代与传统并存于一个社会之中所产生的现代性结构与传统性结构的分裂。虽然任何国家内不同地区在经济发达程度上都存在着差距，但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差距是由于地域的不同造成的，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差距则是本质的、发展阶段的不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选择都是从外部强加于传统社会的，而不是传统社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和延续的，因此社会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变化和断层，形成了二元化社会。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看，发展中国家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薯世现代化社会的过渡中。
二元化社会的这两种成分是通过多种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而城市与乡村的差距是其集中体现。城市以工业为主，生产规模较大，技术比较先进，产品主要在市场出售，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均较高，乡村则以农业为主，生产规模较小，工具简单，产品主要是自己消费，而不是在市场销售。在这一经济二元结构的基础上，社会、文化、道德等都存在着二元结构，它包括：新旧价值观差距、现代文明与传统风俗习惯之间的差距、民主与法制化进程上的差距等等。
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它存在的历史条件，但从长远看，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大障碍。它使城乡发展脱节，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内体系，严重影响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从二元化向一元化过渡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大课题。
二、城乡二元结构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发展上的差距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依据各国不同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条件和水平，制订城乡发展的现代化策略，以最终克服城乡矛盾消除城乡对立，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教育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既对城乡关系产生影响，同时教育自身又是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教育可能对城乡关系的缩小起作用，但若策略失误，教育也可能加剧城乡的矛盾与对立，甚至引起社会动荡。而教育发展上的城乡差距是社会发展状况在教育上的反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府的“城市偏好”倾向，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二元结构使城乡教育的条件形成强烈反差
——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尚很不发达，教育投资的总体规模仍然十分有限。而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不论是早期的以充实物质资本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后来的以充实人力资本为特色优先发展中高等教育的战略，都把农村教育的发展排斥在投资重点之外。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由于经费短缺而教育机构稀疏，政府只承担教育事业费用的一部分，其余则由农村学生及家长、教师和校长筹措。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现象较普遍，即便家庭有些收入大多也只能维持温饱，对教育进行大量投入根本不可能，贫困家庭连教育基本费用都缴纳不起，此外他们也时常看不到受教育的益处，不愿为教育投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其他教育投资来源一般很少，偶尔有国际组织的援助，是不足以作为一般情况来论述的。如此种种，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从其源头，就生成着、推进着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教师配置的城乡差异。由于高层次的师资培训机构都设置在城市中，城市中的学校受益匪浅。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受教育人数猛增，教育投入不足，受过培训的教师人数始终满足不了教育的需要。受过培训的、合格的教师大多愿留在学校条件好、社会环境优越、收入稳定和个人发展有前景的城市学校任教，导致农村学校教师奇缺，合格教师更少，有些科目没有教师。农村教师工作条件差，工资低而且时常没有保障，缺少或没有进修、培训机会，晋升、个人发展都比较困难。此外农村教师任务比较繁重，除教学任务外，有时还须承担学生接送、学生伙食，有时还需替学生支付某些费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教师常常居住在远离学校的社会服务好、舒适的中心区域，他们很难形成归属感和承担对方之服务的社区的义务，从而使迟到和缺勤成为常事，这对教学质量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也割裂了教师与社区的关系，教师既不是社区成员，也由于很多时间花费在往返路上使他们很少有时间能够从事教学以外的社区工作。他们往往也不安心农村工作，或想迁往条件更好的城镇，或想放弃教师职业。
——上课天数的城乡差距。由于城市与乡村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性质不同，城市中以现代的正规的行业为主，它们按法律或政府规定的劳动日和休息日进行作息，而城市学校则以此安排自己的教学活动。但是在农村，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按照农业生产的规律进行的，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还是传统的或较为传统的、简单的、手工或体力的劳动，现代技术成分较少。因此，农村的学校必须适应当地人的作息和劳动习惯，在播种或收获的季节，教师和年龄较大些的学生要参加农业劳动。农村学校除了例行的国家统一的节假日外，还要安排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各种农假。此外还会因其他各种农村的特殊原因，出现不上课情况，这导致农村学校较城市学校每年上课天数少。
——学校分布的城乡差距。一般来说，城市中学校密布，而且由于交通便利，学生可以使用各种交通工具到学校上学，所以城市中各级学校入学率都较农村高。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时常缺少教育机构，学校分布十分稀疏，即便是小学生有时也要走远路到外村或镇子上去上学。农村中交通普遍不便利，村与村之间常常没有交通工具，道路又不好，有时儿童上学还要翻山越岭、过河等，农村儿童失学率大大高于城市。
——学校物质条件的城乡差距。几乎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学校之间在物质条件方面的差距都是非常大的。作为学校的基础设施，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学校常常没有校舍，城乡学校建造校舍使用的材料也有很大不同，此外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农村校舍维护也很差，致使农村校舍破旧不堪，而且常常成为危房。许多贫困国家的农村缺少最基本的教学物质条件，既无校舍，又无黑板、教材。
——学生条件的城乡差异。许许多多因素都妨碍儿童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教育。城乡之间居住条件的差异是其中之一。由于居住条件太差、家庭缺少基本的生活用品、没有清洁的饮用水和没有电及其他物质方面的困难，使得适宜的教育对农村儿童来说格外困难。儿童的健康不良和各种劳动也阻碍了儿童按时就学。此外，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儿童除学校课本之外，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文字材料，特别是这些家庭中的母亲常常文化很低或根本没有文化，这限制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支持与帮助。
另外，城乡学校的校长不仅在素质上有很大差距，在任务上也有很大差距。农村学校校长基本上人人都同时担任教学和管理任务，城市小学校长中这种情形要少得多。再如督导，城市学校接受督导的机会多，对农村学校的督导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不成为制度。 （二）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UNESCO：“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Context”)
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州。该州位于墨西哥中部，距墨西哥城120公里。州内既有舒适的生活区，又有半沙漠地区，还存在土着人居住区。该州教育发展水平与全国持平。从城乡小学的物质条件看，75.0%的城市小学有体育设施，农村小学为50.0%；85.3%的城市小学有不同类型的地图，农村小学为31.8%；65.0%的城市小学有科学图表，农村小学为11.4%。从教师队伍看，城市小学教师中58%接受过中等以上层次的教育，农村教师仅为14%；本校工作年限，城市小学教师为7.3年，农村教师为2.4年，反映了农村教师队伍稳定性差，流动性大；城市教师中想转换学校的占10.1%，农村教师高达40.9%。从教育管理看，城市小学中4/5的校长接受过管理、督导、领导方面的培训，农村小学校长仅为2/5。从学生状况看，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都存在缺课现象，但原因截然不同。城市学生缺课次数少，且多是由于生病而不能到校。在农村学生则常常由于家务或农活而不能上学，同时家长也缺少责任感，不督促学生上学，生活条件差而导致的身体不适也是农村学生不能到校的重要原因。从教师的总体教学能力看，掌握了教材者，城市教师为48.4%，农村教师为33.3%；讲解明确者，城市教师为51.6%，农村教师为20.8%；积极进行课堂教学者，城市教师为54.6%，农村教师为33.3%。从教学态度上看，对儿童感兴趣者，城市教师为51.6%，农村的教师为41.7%；强化对学生影响者，城市教师为41.9%，农村教师为4.2%。从教学组织能力看，能进行有组织教学者，城市教师为48.8%，农村教师为16.7%。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居住了全国城市人口的80%，与其进行比较的是南部恩泽雷科雷某县的林区。从教育设施看，城市中12.7%的校舍需重建，林区则为30.2%。校舍完好的城市小学占12.0%，林区为3.2%。自9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财政紧缩，公共教育经费仅能满足城市学校建设的需要，农村小学建设的任务逐渐转移到社区和学生家长身上，从而更拉大了城乡间教育条件的差距，农村学生家长必须参与建校劳动并为学生提供桌椅。从教师状况看，未完成初中或仅完成小学的小学教师城市为0，而林区则为16.6%；完成了中学学业的小学教师，城市为56.6%，林区为40%；接受过中学后教育的教师，城市中为11.7%，林区为3.4%。
印度的中央邦。该邦位于印度中部，部族众多，语言多样，而且中央邦还是印度10个教育最落后的邦之一。从物质条件看，许多农村学校不具备任何有效教学的基本条件，如许多学校没有校舍，没有黑板，没有教科书，没有适宜的读写材料。在印度，由于教科书是家长花钱购买的，这对农村家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不是对子女前景有把握，家长一般不愿出这笔费用。在中央邦农村，一年级小学生通常都没有教科书，随年级升高，有书的学生才逐渐增多起来。从教师队伍看，受过中等后教育的教师城市高达62.5%，农村仅为15.4%；从教年限城市小学教师平均达21.4年，农村仅为13.4年。从教育管理看，校长在从事管理、督导和领导的同时还兼教学任务的，城市小学为30%，但在农村则为100%。从督导看，所有城市学校一年中都能得到督导，但41.6%的农村学校得不到一次督导。从教学方法看，在印度中央邦，45.5%的农村小学所谓“教学过程”经常仅仅是教师读课本而已，城市小学如此的仅为13.8%。
（三）二元社会结构使城市与乡村对教育需求差别悬殊
尽管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和具体实例中也看到其在教育上的城乡差距，但是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实行的学校体制仍是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它不仅完全是城市化的，而且完全是西方式正规学校的效仿或移植。这种学校是一种完全着眼于城市的、工业化社会的、精英选拔式的学术性机构。这种体制曾在培养管理政府各部门以及城市一部分现代化经济领域的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农村生活和上学的儿童超过70%，这些儿童中的80%以上都要花费大量时间从事种田或者作为非熟练劳动者以赚取低微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终生在农村中度过。但西方学术性的教育开设的课程，有很强的城市化倾向，几乎不给学生传授他们能够在农村环境中有效发挥作用所需知识、技能和思想。这种初等教育是为中学作准备的，它训练学生读写算，还包括朗诵、背诵和反复练习，却没有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农村学校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村学生发挥更大作用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教育模式促使大量有才能的农村青年离开农村。
三、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城乡教育的整体发展
社会的发展系统是由城市和乡村共同构或的。城乡关系是一种包含着各种要素在内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城乡关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质量。城乡关系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得这些资源在城乡之间、或者说在同一社会中按不同形态生活的群体之间实行有效的分配与流通，从而达到社会的整体进步。
由于“城市——工业”导向发展模式的弊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市居民比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要高得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处在一种无限供给状态等多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不能采取简单的“城市——工业”导向模式，如此只能导致城乡结构的不平衡发展。从长远看，不利于农村发展，会导致城乡差别扩大，恶化发展中国家业已存在的不发达问题。
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问题指明了方向。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建立在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而且需要建立在稳定的社会基础上，其中就包括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收入的公平分配等等。因此可持续发展不再单纯追求产值、规模效益而过分偏袒城市与工业，它承认城市与乡村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它们有不同的实际利益，在实际中它们有不同的需求，可持续发展将给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及其他行业以同等的发展机会，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将各自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我们称之为城乡协调发展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也是由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共同构成的，不存在所谓“一般现象”或“一般问题”。在制定政策和实施计划时都需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即城市与乡村教育有不同作用，它们有不同的实际利益，有不同的实际需求。在探讨和解决教育发展问题时，必须认识到单纯研究国家平均的、一般的教育状况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揭示城乡教育差异，弄清在城乡不同条件下，教育发展的不同情况。
根据城乡协调发展模式发展教育以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教育发展战备：城乡教育的整体发展或城乡教育与发展模式。
城乡教育整体发展的思路是改变城乡教育分割和城乡教育分治的作法以及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的倾向，按城乡教育交流与结合的原则，把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纳入统一的教育发展大系统，建立新型的城乡教育协调关系。它强调单纯改变农村教育而不同时改变城市教育和单纯研究城市教育是不够的，也是不明智的，必须从城乡关系的整体来考虑国家的教育发展。其目的在于改善城乡教育功能和结构，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协调城乡的教育需求和利益，从而加快发展中国家教育现代化进程，逐步消除城乡教育的差距。
城乡教育整体发展从一个综合的角度对待城乡教育的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强调农村教育的作用。在对教育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过程中，充分考虑城乡的差异与不同作用，这才是城乡教育的均衡。只有关注所有地区的作用，才可获得真正的城乡教育的均衡和有效发展。城乡教育整体发展不强调农村教育问题，而强调城乡教育在发展中的角色以及不同作用。
当发展开始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时候，城市与乡村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自然就应该成为发展的中心议题，从而教育发展计划本身就应该是城乡教育协调发展计划。城市与乡村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传统教育发展计划应该逐渐转变为能促进城市与乡村平等与公正的教育发展方式。
但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计划中缺乏城乡教育差异和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的意识，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特别是阻碍农村教育发挥作用的主要根源。城乡教育的分割已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及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导致农村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教育脱离社会发展需要，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分割和不发达状态。发展中国家要通过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的方式，普遍提高城乡人口的现代化素质，尤其是提高农村人口的现代化素质，以促进城乡矛盾的逐步克服和二元结构的消除。
四、城乡教育整体发展模式在实际中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根据城乡协调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不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教育内部还是教育外部，城市教育还是乡村教育都需要进行改革与调整。宏观上，在制定教育发展政策、实施教育发展计划时，需关注城乡差异，树立城乡教育差异和城乡教育整体发展的意识。为了检验教育计划对城市和乡村的影响，城乡协调发展模式需关注诸如：在这一计划中谁受益，谁受损；在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城市与乡村的教育之间的权利和特权；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之间的平衡等等。
作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要加速农村（而不是农业）社会整体发展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和合理配置。除农业经济和农业技术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外，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在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因此今后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的重点应是加速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与配置。
从微观上，在农村教育内部，除职业技能培训外，应注意教育培训内容的多样化。农村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因此，农村教育的发展不仅要在受教育人口数量上有所扩大，在教育年限上不断延长，而且要确保教育质量，即教育内容与当地生活紧密相关，以保证农村人口生活质量各方面的提高。在农村教育中要注重农村社会发展中非农业经济、非农业技术内容的培养，如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交通、邮电、消费、生活方式、居住条件及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在农村，更要根据知识经济的特点，除发展和依靠正规教育外，要大力加强和发展各级各类非正规教育。这一点对农村教育发展意义很大。根据农村人口的劳动特点和组织结构类型，利用他们的各种空闲时间和活动机会，由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志愿者组织农村人口参与各种教育活动。
在城市方面，要加强城市教育对农村教育的支持与帮助。诸如加强对农村教育的调查与研究，为农村教育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理论和建议，加强对农村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帮助农村普及义务教育和进行继续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现代化水平。再如，加速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使小城镇成为城乡教育协调与流动的中介与纽带，成为农村教育的中心。
总之，城乡教育的协调发展要求：教育资源配置的协调，教育人才、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的合理流动，及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各层次城、镇、乡、社区的教育网络，形成城乡教育之间相对稳定而有规律的结合和协调发展。

⑼ 如何看待宗教文化在欧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字数600字左右)

字数较多，你精选一下。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着，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lkl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着，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
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⑽ 德国的“二元制”教育是怎样的

“二元制”在德国普遍被称为“双元制”。“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指青少年既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和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又在职业学校里接受职业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这是一种企业与学校配合，实践与理论密切联系的职业教育制度，目的是培训具有较高职业素质的专业技术工人。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企业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经费和主要责任。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学生在企业接受培训的时间要双倍甚至更多于在职业学校学习的时间。企业是实施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场所，学生们在企业里的身份是学徒。

职业学校是“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另一元。在德国，由于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所以德国联邦政府规定，自6岁起，已经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如不继续上高一级的中学， 则必须在年消清满18岁之前接受3年左右职业义务教育，即上职业学校。职业学校的数量在全德国各州职业类学校中列第一位。
职业学校在企业培训的同时传授给年青梁郑人从事职业活动的理论知识，并且帮助他们继续进入全面发展。“双元制”职业教育也可以说是纯粹意义上学徒教育和职业生涯之间橡桥颂的一个重要的联系环节，它避免了毫无经验走上就业岗位所产生的问题，对年青人和企业来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多年来，接受学徒培训的企业一直占全德国企业总数的20%左右，1990年的统计数据是513000家企业。企业培训的资格认定由行业协会负责，行业协会专设有企业培训咨询部，当企业提出进行职业培训申请后，咨询部的企业培训咨询人员需要对企业进行面访，就有关问题与企业负责人进行讨论。如企业完全符合规定，则由行业协会发给培训准许通知，经审定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不得擅自招收学徒。在众多的培训企业中，由于生产规模不同，培训方面有较大差异。像奥迪公司这样的大型工业企业一般有培训中心，实训车间。在企业培训中开设与培训职业相关的理论课，是对在实训车间通过实际操作所学的知识技能的补充和提高，同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培训企业不仅有向学徒们传授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义务，还负有教育义务和照料义务，即关怀学徒的身心健康，培养学徒诚实、勤奋、守纪律以及主动性、责任感和创造性等等。支付学徒培训津贴，并定期让年青人接受健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