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文化有什么

① 蜀汉文化、金沙文化的来龙去脉

蜀汉文化的中心——四川成都

成都位于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间，是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沿革

西周、春秋时期为古蜀国领地。公元前4世纪，古蜀国开明五世(一说九世)迁蜀都城至成都，取周太王迁岐“年成邑，二年成都”意，成都之名即源于此。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蜀王旧都一带置成都县。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秦人仿咸阳建制兴筑成都城。周赧王三十八年，秦人始以蜀国地置蜀郡，成都为郡。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改蜀郡为导江郡，公孙述在成都称帝。东汉末年为州、郡、县治所。三国为蜀汉国都，兼郡、县治所，两晋为“成汉”都城，南北朝为州、郡治所。隋炀帝大业三年改益州为蜀郡，为郡、县治。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在成都县之东偏置蜀县，始为成都、华阳两县治所。唐肃宗至德二年，升成都城为“南京”。五代十国时期为前蜀、后蜀都城。元朝时为四川行中书省成都府路、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二县治所。明末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农民政权，改名西京。清朝时设四川省，下设道，为省、道、府、县治所。

1949年12月后为川西行署所在地，1952年始为四川省省会。

旅游资源

成都气候湿润、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天府风光”、“熊猫故乡”、“蜀汉文化”是其三大旅游特色。西岭雪山、青城山、九峰山、九龙沟、天台山、朝阳湖、龙泉湖、桂湖、黄龙溪和农家田园风光共同构成了绮丽多姿的“天府风光”；崇州市鞍子河、大邑县黑水河、都江堰市龙溪——虹口三处自然保护区及成都市大熊猫繁育基地居住着世界上约80%的大熊猫，游人不仅可以观赏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还可以了解到有关大熊猫的最新科研成果；成都不仅有独具一格的自然景观，还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如望丛祠、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北周文王碑、文殊院、青羊宫、永陵、孟知祥墓、朱悦廉墓、僖王陵、彭大将军纪念碑，彭家珍祠、十二桥烈士墓等。

文化特色

早有“蜀戏冠天下”之誉的成都是我国戏剧之乡。形成于清代的川剧是我国重要的地方戏剧之一，尤其是“变脸”、“吐火”等绝技独树一帜，令人叹为观止。

川剧：又名川戏。由四川本地的车灯戏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吸收了来自苏、赣、皖、鄂、陕、甘等各地的声腔，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剧种。有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大声腔组成，使用四川话演唱，语言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具有鲜明的蜀地特色。传统剧目：《柳荫记》、《情探》、《秋江》、《评雪辨踪》、《拉郎配》、《夫妻桥》、《望娘滩》、《白蛇传》等。

变脸：变脸是川剧表演的特技之一，用于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感情的变化，即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形象——脸谱。最初的脸谱是纸壳面具，后发展为草纸绘制的脸谱，现在使用的大都是绸缎面料。变脸脸谱会选用一些不知名人士，包括侠士、鬼怪之类的造型，而人们所熟知的脸谱，如关公、曹操、包公等人物的脸谱一般不用于变脸。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编辑本段发掘概况
1929年春，四川广汉月亮湾，当地农民燕道诚父子掏地下水坑时挖出玉器400余件，翻开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页。在挖出宝物之后，燕道诚怀着特殊的心理，将其中大部分赠给了亲友邻居，这使得部分文物流传到成都，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
198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进行联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几个月的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的时候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员立即赶到进行仔细挖掘，三星堆遗址终于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开始发散出它


迷人的光彩。
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位于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过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遗址。当晚，考古专家初步鉴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遗址是一个很有研究和考古价值、规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对挖出来的浮土进行翻查，并开始着手考古发掘工作。[1]
编辑本段出土文物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

出土文物
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如太阳鸟金箔等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 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1]
编辑本段遗址意义社会生活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们的祖先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们和华夏族的祖先是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迁过程中，由于和岷江峡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当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开始定居农耕时，其民族成分已经和他们祖先有了一些区别，相貌也发生变化(如三星堆出土铜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长、脸部狭长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边形、鼻梁高挺、鼻翼宽阔、嘴唇宽扁、耳垂大而张。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为早期政治宗教场所；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凭着成都平原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并在其带动下发展着畜牧业，出现了早期手工业和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文化进入文明时代--古代蜀国建立。在古蜀国，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领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筑、雕塑为宗教服务，祭祀中心也纷纷建立，体现着神权的强大；祭师阶级同世俗贵族共同掌握政权；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生活特点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同时期黄河流域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满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异域色彩。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象长着"尾巴"；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其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1]

仅供参考

② 三国时期蜀国政治文化

一、蜀汉政治的分期
刘备集团自建安十九年（214）攻占益州到炎兴元年（263）蜀汉灭亡，共50年。在这50年中，诸葛亮治国约20年，可以视为蜀汉政治的前期，也是其最辉煌的时期；接着蒋琬、费祎执政约20年，他们并无变革，保持了蜀汉政治前期主要优点，但也留有隐患，这一时期可视为蜀汉政治的中期；蜀汉政权的最后10年，陈祗、黄皓乱政，位高权重如大将军姜维也岌岌可危，朝政混乱，迅速灭亡。这三个时期中尤其是蜀汉的前期和后期之间，政治状况有着明显的差异。将其分别进行研究，有助于把握不同时期政治状况。
蜀汉前期 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后虽然并未立即建立封建王朝，但政权实际是存在的，同时也马上着手对这一地区进行治理。从占领益州时起，至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去世，共约20年。建兴元年（223）以前，诸葛亮虽说是刘备的助手，但由于刘备经常征战在外，因而在治国方面诸葛亮仍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受托孤遗命辅佐后主，“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治国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吏治良好，既有效控制了益州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也得到其支持。
蜀汉中期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234～254），他们治国“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①]继续保持了社会的安定，注意维护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蜀汉政治状况与前期大致相同；但是，费祎对奸佞陈秖的提拔和纵容，为日后陈秖、黄皓的弄权乱政，留下了祸根。这是蜀汉的中期。
蜀汉后期 自244年年初费祎遇刺身亡后，蜀汉政治发生了很大改变。陈祗把持朝政，宦官黄皓与之“互相表里”，操弄权柄，位高权重如大将军姜维竟至不敢回朝议事，惟拥军在外以自重；政治的昏暗也引起社会的动荡，益州士族由于自己应有利益得不到封建王朝的保护，对蜀汉政权的存亡也漠不关心。于是263年魏军攻入益州，蜀汉迅速灭亡。这10年，可视为蜀汉的后期
蜀汉政治的基本状况
1、“威之以法”和“以德治国”
蜀汉前期，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取得了很大成功。概括地说，诸葛亮的治蜀，一方面严格执法以建立和恢复封建秩序，成功地安定了社会；同时又注意以德治国，从而培养社会的正气。诸葛亮治国刑礼并重，既主张“威之以法”，用法治手段去拨乱趋治；也注重“治世以大德”，用教化去改变社会风尚。
诸葛亮制定法令，科教严明，以法治迅速确立了蜀汉政权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的安定，达到了“强不侵弱”；他赏功罚罪，执法公平，维护了吏治的勤政清廉。他以法治国，“威之以法”，是针对当时益州法纪废弛、秩序混乱而采取的拨乱趋治的有力手段。
刘备、诸葛亮入蜀前，刘焉、刘璋父子俩先后统治益州20多年。由于未能严肃执法，因而这20多年里益州“威刑不肃”，法纪废弛，乃至“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益州豪强的为所欲为，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②]因而诸葛亮入蜀后，清明政治、严肃法纪、整顿吏治，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诸葛亮坚决以法治蜀。他执法尚严，“刑法竣急”，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目无法纪的嚣张气焰。诸葛亮以法治蜀在刘备集团中也存有争议，例如法正就认为应当缓和外来与益州地主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劝诸葛亮也“缓刑弛禁”，诸葛亮因而作《答法正书》，坚决申明他不照搬成法的态度，坚持审时度势、以法治蜀。 
以法治国，首先应当制定和申明法律科条的内容，从而使官吏军民有法可依。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他亲自参与制订了蜀汉的封建法典“蜀科”，在蜀国颁布施行。此外，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训励臣子”，还不厌其烦而叮咛周至，“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③]详细地申明官民必须遵循的法纪禁令：哪些是必须做到的，要“务”些什幺；哪些是应当警戒自己谨慎从事的：要“戒”些什幺；那些是坚决不许做的，应该“恐”、“惧”些什幺。如此清楚而详尽地解释科律和禁令，并反复重申和宣传，自然有利于使人遵从法纪，减少和避免违法犯禁之事。在制订和逐渐完善法令科条的过程中,诸葛亮既充分重视，也亲自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诸葛亮死后数十年，西晋政权曾下令让史学家陈寿整理诸葛亮的着作，编辑为《诸葛氏集》，共24卷，104112字。这部文集在隋朝时就已散佚，内容已无从详知，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的目录，其中关涉到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内容的卷轶，在该文集的24卷中占了9卷。包括：第七、八卷《综核（上、下）》；第十八、十九卷《法检（上、下）》；第二十、二十一卷《科令(上、下) 》；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军令（上、中、下）》等。诸葛亮驳斥了那些不顾时势而要求“缓刑弛禁”的谬论，制订和不断完善法纪科条，为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法治国，诸葛亮尤其注重执法公平，赏罚必信，无论谁都一视同仁，触犯了刑

③ 蜀汉文化有哪些

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④ 蜀国的文化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文物的风格与同时期中原一带的文化迥然不同，同时文物的精美也表明古代蜀人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文明程度。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显示出了当时精湛的工艺。 到目前为止仍没能寻到文字，难道当时没有文字？
商代晚期，四川流传着一种“巴蜀符号”，但这种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现还没有定论。
孙华认为，按照文献的说法，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此前有一种说法，一个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蜀国着书立说，如果当时没有文字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
王仁湘说：“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并非没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最好的证明。” 代表古蜀文明的三星堆遗址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着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金沙·十二桥文化是三星堆文化过渡后的一个时期，和三星堆相比，金沙也曾作为古蜀国的王都繁荣一时。金沙遗址祭祀区分布在摸底河南岸，是一处规模宏大、延续使用了近千年的滨河祭祀场所。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1400多件文物，这些文物成功地搭建起金沙文明的祭祀体系。同三星堆相比，金沙所出土的祭祀品并没有那么大，似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小范围祭祀活动。器物堆积得虽然拥挤，但并非杂乱无章，像是按照某种次序所排列的。
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太阳轮（太阳型器）和青铜神树，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凤凰金箔，表现了古蜀国人民对太阳的崇拜。现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中建有模拟古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