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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如何传承并发扬内蒙古文化

发布时间:2023-06-06 08:12:26

‘壹’ 论文题目:如何发展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

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

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

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

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

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

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

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

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

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

其一,师资缺乏

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

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

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其二,语言危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

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

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

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

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

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

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

其三,关注不够

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

其四,传承困惑

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

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

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

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贰’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意义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草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播古今中外,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蒙古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研究探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与作用,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儒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
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圣主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强暴、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
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着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万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万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

(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
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
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中,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人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着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即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蒙古族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着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
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
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人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
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遍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
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人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人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人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人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人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叁’ 蒙古族服饰的保护传承

2004年,蒙古族服饰被列入国家民族民家保护工程试点项目,2008年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09年4月,内蒙古当地政府牵头,开展蒙古族服饰的抢救保护工程。调查工作遍布内蒙古地区的50多个旗县,600余名乡土专家和牧民群众接受采访。经过4年多时间的调查,最终确定了蒙古族28个部落的传统服饰的基本样式,共抢救性制作了内蒙古现存28个蒙古族部落的108套服饰和34组头饰,并已全部移交内蒙古博物院,作为永久性藏品,供展示研究之用。
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院长兰英介绍,我国首部民族传统服饰地方标准《蒙古族服饰》已于2012年8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包含了28个部落的服饰(包括头饰、帽子、长袍、坎肩、佩饰、靴子等)特点、分类的《蒙古族服饰》系列地方标准,将标准化技术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将传统的蒙古族服饰的基本元素进行准确、真实的保存,提炼出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并使之与现代的审美需求、生产生活需求和工艺技术有机地结合,形成技术规范,成为蒙古族服饰组织生产、流通使用等方面的准则和依据。标准中收录的56套蒙古族服饰实物标准样品均有彩色效果图、款式图、裁剪图,并以蒙、汉两种版本发行。 这28个蒙古族部落为:巴尔虎、布里亚特、额鲁特、扎赉特、科尔沁、扎鲁特、奈曼、阿鲁科尔沁、敖汉、巴林、翁牛特、喀喇沁、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阿巴嘎、察哈尔、苏尼特、四子、土默特、达尔罕、茂明安、鄂尔多斯、乌拉特、和硕特、阿拉善伊斯兰蒙古族、喀尔喀、土尔扈特。
蒙古族服饰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制作工艺,立于我国乃至世界服饰之林而经久不衰。斯庆巴拉木先后手工缝制了上千套鄂尔多斯服装及40多幅鄂尔多斯妇女头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受到群众和各级“非遗”研究部门的一致肯定,已成为旗、市、自治区、国家四级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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