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怎样对待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中国来说,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源远流长,是国人智慧的结晶,弘扬传承历史文化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文化有着其传承的必要性,亦有一些传统文化显得落后于当今时代的发展,改造落后历史文化亦成了对待历史文化的一种手段。当然亦有一些历史文化已经失去了传承的意义,甚至于与当下的发展规律相违背,这些文化已然没有了改造的必要,只能予以摒弃。
‘贰’ 应该研究文化的哪些方面,如何研
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
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
于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
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
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着《中国历史研究
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
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
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
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
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
“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
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
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
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
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
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
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
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
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
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
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
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着
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
立卡儿特着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
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
土。”(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
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
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着《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
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
一段说道: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
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
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
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
曰,断断不可。……(原着一七六叶。)
我现在回看这篇旧着,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
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
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
果律不同的三点(原着一七七至一七九叶)。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
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
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
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
“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
“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
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
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
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
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
槃”,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
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
大遗产。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
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
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
是白费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本来为对付内
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
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
殖民南洋的事业。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
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
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
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
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
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
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
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
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
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
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
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
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
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
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
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
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
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
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
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
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
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
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
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
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
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
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
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
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
“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象现代的纽约、
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
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远的且
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势派,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
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
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
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
“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
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够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知识
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
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
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着着
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
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来同条共贯,可以通用一把钥匙来解决他。总结一句,历史为人类
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分配到这三个问题,得表如下:
(自然系的活动)(文化系的活动)
第一题归纳法研究得出归纳法研究不出
第二题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因果律支配
第三题非进化的性质进化的性质
‘叁’ 应该研究文化的哪些方面,如何研究
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
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
于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
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
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着《中国历史研究
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
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
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
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
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
“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
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
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
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
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
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
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
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
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
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
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
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着
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
立卡儿特着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
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
土。”(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
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
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着《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
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
一段说道: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
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
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
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
曰,断断不可。……(原着一七六叶。)
我现在回看这篇旧着,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
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
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
果律不同的三点(原着一七七至一七九叶)。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
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
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
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
“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
“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
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
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
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
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
槃”,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
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
大遗产。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
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
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
是白费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本来为对付内
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
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
殖民南洋的事业。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
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
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
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
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
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
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
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
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
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
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
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
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
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
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
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
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
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
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
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
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
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
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
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
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
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
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
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
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
“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象现代的纽约、
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
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远的且
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势派,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
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
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
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
“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
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够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知识
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
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
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着着
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
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来同条共贯,可以通用一把钥匙来解决他。总结一句,历史为人类
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分配到这三个问题,得表如下:
(自然系的活动)(文化系的活动)
第一题归纳法研究得出归纳法研究不出
第二题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因果律支配
第三题非进化的性质进化的性质
‘肆’ 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剧序》开宗明义一段话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其后的百年间.戏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长期受到局限,也不能归咎于对王国维的路径依赖,而要归因于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瓶限。可以说....
我们常说,学习历史是为了了解现在,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经验的对照我们往往也认不出历史曾经的面貌。(摘编自王艺《当我们在谈论戏曲史的时候,我们在淡论什么?》)
(1)文章认为,不能把戏曲作品与经典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其理由是什么?请简要概括
( 2 )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折。
[答案要点]
(1)不能把戏曲作品与经典文学相提并论的原因是:戏曲作品是通俗文化,经典文学是精英文化,从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的角度无法进行比较。例如元曲,经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戏曲创作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
(2)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的方法应该是:突破纯文学研究的狭窄视野,综合衡量,拓宽研究领域,多考虑戏曲本身的特点和时代历史背景。
第一,要综合衡量,不要从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的角度进行比较。
第二,要考虑戏曲本身的特点。戏曲经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戏曲创作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要考虑和戏曲相关的全部活动,如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和演出实践等。
第三,拓宽研究领域。呈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不能只侧重于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而要关注更多的因素如舞台结构、班社组织、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
第四,多考虑时代历史背景。要突破原来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文化产业市场化,对都市生活、市民社会娱乐产业进行切身的认识和体会,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
‘伍’ 如何研究人类文明历史
研究人类文明历史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一、人类来源
人们对人类来源的真正答案,只是100多年的事。因为化石提供了事实根据,化石是古代生物遗留下来的部分遗体或活动的痕迹。找到人类骨骼化石和石器,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体质、智力和用具的发展水平。由化石发现的地点,可以知道古人类的地理分布及其所处的地质时代和生活环境。
二、文明来源
最新的研究发现,地球人类的文明可能源于万年冰雪履盖的南极大陆!而这一发现甚至曾得到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支持。
事实上,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南极大陆可能存在史前文明的设想反复被提及,不少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考古学家纷纷将目光投向那片冰天雪地,其中一幅不可思议的古地图更是加强了科学界对南极的思索。
三、人类文明进步的演进过程
人类工业文明的演进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发展到殖民主义与资本时代;儒家文化的复兴,将建立的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全球化民权时代;因而,人类社会从神权社会到资本社会,从官本位社会到以人为本的人本社会,经历三次工业革命,将进入地球文明的后工业化时代。
‘陆’ 如何研究历史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着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着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着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借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 (摘自钱穆先生着《中国历史研究法》,标题为编者所加。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