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有关齐文化的资料
齐文化的三大特征
齐文化源流，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段：周初以前的齐地文化是东夷文化的一个特殊地域形态，其进化发展虽与内地文化同步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主导因素皆出于当地土着夷人文化；两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严格意义上的齐文化逐渐化入广义的中原文化，一方面具备了华夏民族文化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特质，与根底深厚的鲁学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两大
源头；秦汉以后，齐文化演化为大中原文化覆盖下的山东半岛地区文化。长期以来，齐文化虽与时俱进，日趋同一，而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特风格。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借鉴齐文化，应特别重视如下几点。第一是它的变革性。在齐国的历史上，大的变革有三次。齐文化不墨守成规，而是尚变道的。这点
在对周以前的文化考古中就有反映，至太公封齐，则因任风俗，尊贤尚功，变中求进，形成不拘于传统的意识。可惜西周时这方面的资料难以详考。桓、管以后，齐国的变革一波接一波，在盛衰不常中求发展，直到灭亡也还基本上是个领衔的大国。我们要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不断变革，再难也得变。让历史为现实服务，研究一下齐文化，会得到不少启发和感悟。
第二是它的自主性。我们说齐文化主变、开放，但它的自主性始终不变。晏子讲以礼治国，倡节俭力行。不过晏子相齐的骨子里头，还是把辅之以弹性外交的立功强国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依然摒弃孔子一类的大儒，不用繁琐的儒学移风易俗。然齐文化最终还是接受“周礼”，自孟子之后儒学大面积侵入齐学就是证据。只是儒学东传之后便齐化了，同时齐学本身仍保持着固有的重法传统，以
致荀子的学术儒法并重，甚至百家兼包，弄得后人不好给他划流派。其实他就是兼收并蓄的齐学的总代表。稷下学术的主导势力一度是道法家(黄老之学)，兵学、阴阳学皆一枝独秀，还有其他诸多流派，几乎都是齐化的。“变”不等于失去自己。在今日世界潮流中展望中国文化的发展，回头看看齐文化的历史踪迹会给予今人许多宝贵的启迪。
第三是它的开放性。齐文化的变革并不仅靠内部挖潜，因为它地处偏远，底子薄，框框少，因此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强，变化也快。例如胶莱平原一带的龙山文化水平颇高，可能就是受动乱时代的内地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与后来甚不突出的岳石文化反差颇大。这方面西周以前的情况还不太明白。至于战国时代的稷下之学，则已成为各地学术文化自由输入的大本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没有对外来先进文化的认同和借鉴，变革求强就是一句空话。这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大致已形成共识，无须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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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你所不知的山东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着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也，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
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
《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干卦》）。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儿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的壮语。孔、盂是说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在强暴面前，孔干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
（见《史记，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敏以行之”。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孟子则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张，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管仲，自古有争议。他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难后，召忽死之，管仲不，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因此，有人非议他。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问题。孔子对管仲以仁许之，说：“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管仲自己解释这件事，不死于公子纠之难，是因为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的“功名”是与治天下连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卫，立曹，北逐戎狄，扞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这与死于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国家的大节。孔子以仁许之，正是对他这种大节的肯定，故管仲的爱国主义是深层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⑶ 简述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地域文化名称，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合称。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着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
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拓展资料：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
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
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凝结，载体和象征，满载着历史沧桑的文物古迹构成文化旅游的基础性层面。
在山东辽阔的地域上，文物，遗址，史迹，古建筑星罗棋布，展现着齐鲁文化的精神气质，历史进程与辉煌成就，从而成为中国文化旅游的胜地。
齐鲁文化可远溯至四五十万年前与北京人同时的沂源猿人，并在山东境内形成从沂沭旧石器文化以迄岳石文化这样一个国内罕见的完整的史前文化谱系，古文化遗址遍布各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给我们展现出这一远古文化的辉煌灿烂，大量的古人类化石，旧石器，细石器，青铜器文化遗存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进程。
而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的陶器，石器，玉器，以及文字和夯筑技术的率先发明，无不昭示着远古时代山东人的智慧，影响及于黄河中游，江汉，长江中下游，辽东，冀北以至粤北地区。
在山东，更有传说中的古老部落，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居住在山东南部和西南部的传说中黄帝，炎帝和颛顼帝的后裔，构成诸夏族;
一是太_(又号伏羲氏)和少_(或作少昊)后裔的东夷族.传说舜生于诸城，皋陶生于曲阜，而大禹治水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
⑷ 齐鲁文化的资料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一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着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