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正在失去它的作用,运用所学知识,说说你对上述观点的认识
具体说来，个人以为可以如此作答：一、文化市场化的双重影响 随着文化资本的发展，文化与经济的交融，我们中国人愈来愈认识到文化也是生产力，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难以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然而随着文化资本的扩张，文化工业的发展，文化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愈加明显、愈加激烈。1．形成文化生产力 目前，在世界最发达国家的GDP中，80％以上来源于服务业，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服务业扮演了主要角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提法上，美国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欧盟则普遍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文化产业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它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的道理。文化生产力，是指人们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他还经常使用“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等概念，并深入讨论过精神产品的“价值”和“交换”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产品生产中的智力投入和物质投入，具备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基本特征。文化产品的生产，形成物质形态的生产过程，与其他产品的生产一道，共同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所创造的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彰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势，其中提出了“文化生产力”观点。 (2) 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政治、文化是支撑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在新世纪对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作用进行再认识，进一步发展先进文化。文化和经济历来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社会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经济活动，也不存在纯粹的文化活动。文化与经济的日益融合，将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从而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产力在今天不仅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文化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精神性特征，同时也具备非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特征。传统的理解把文化艺术等生产简单地看作是文化艺术创作活动的另一种隐喻性表述，其实文化生产力具有不容置疑的物质性。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存在形式。实践已充分表明：文化是一种生产，而且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生产。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就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仅是某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独造精神的心理活动。2．引发文化矛盾 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文化矛盾与危机的种种具体表现。他们概括成以下几点：（1）知识分子的危机，他们认为，目前西方知识分子处于一个“黑暗时代期”，经受着一场沉闷的、说不清楚的、令人窒息的危机；（2）科学技术的危机，科学的数学化倾向是排斥人的感性和主体性的，而文化是人的生活的自我发展，科学与人的文化是矛盾的，文化正在变成科学技术文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文化，一个依靠科学技术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艺术、没有伦理、没有信仰的社会；（3）大学和教育的危机，现代科技取消了大学与社会应有的功能分界，大学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具有思想性生活的特征，而受制于“消费社会”的本能的直接性满足，短期效应是决定一切的；（4）文明失去了伦理价值，文明变成了理论的而不是伦理的文明，现代人丧失了经济地位的自由、独立精神的自由和个性发展的自由，使人失去了社会道德感和创造性；（5）失去了诗意和意义感，现代生活造成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惯性使人对日复一日的刺激已不感新奇，人已从传统和经验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直接感官刺激的接受者，他不会对意义作更多的思索，他不会对价值作更哲理的判断。[1]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作为理论形式反映出来的文化矛盾，可以概括为十大类：“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精神与绝对精神；实用操作与理性规范；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文化的主体与客体；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多元的信仰与一元的经济社会体制；理论知识的可交往性与私有财产的独占性；文化价值观念与经济社会目标；名义上的民主理想与实际上的集权专制。”[2]并把它们进一步概括为两大分裂：第一，庞大的、日益扩张的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与分散的、日益萎缩的个人生活世界的分裂；第二，科技文明日益显露成就的现实世界与人类生存日益面临困境的价值世界的分裂。此外还有一些人则把文化矛盾主要归纳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化矛盾，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化矛盾，文化商品化引发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精神萎缩的矛盾，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矛盾，文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失落的矛盾，大众文化与个体文化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文化矛盾，城乡之间的文化矛盾，文化自身结构的矛盾”。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除了其自身较之以往的经济形式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外，还在于它特别明显的文化价值，即市场经济将人从一切非经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人以独立自主的现实性存在，市场经济在刺激着技术、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包括经济的目的、经济的思维、经济的价值观等等，不断跨越自己的边界进入文化领域，在发掘出新的文化功能的同时也遮蔽了文化的另一部分功能，在推动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对文化建设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甚至在一些地方，经济的目标和功能被无限制地引伸和泛化，导致文化建设的弱化和扭曲。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发展，将文化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引发了一系列文化改革和创新，成为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源。经济发展后对文化投入的加大，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经济发展需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又在需求上不断刺激着文化的发展；经济与文化的结合，则开辟了文化产业这个崭新的文化建设领域。文化的泛经济化是指，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以经济结果为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放弃作为文化自身本应具有的追求人自由和谐发展等目标的过程。随着我国文化工业的发展，加上西方文化工业、文化资本的影响，我国文化的发展渐渐地显现出一种泛经济化的倾向，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资本，渐渐地以它的经济属性吞噬着它的文化属性。在文化建设中人们热衷于数字报表式的成果，热衷于与形象、政绩相联系的成果，形成文化上的“GDP至上”的倾向，文化完全沦为经济的附庸。近几年来，我国的文化市场虽然发展很快，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其在解放文化生产力、发展文化艺术事业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得到了证明，但是文化市场兴起时间毕竟较短，对一些文化管理部门来说还属新情况，而且我们的管理体制一时还没有及时得到调整和适应，加上文化市场自身方面的—些因素，使文化市场在发展中存在有不少问题和不足。如以经济效益取代社会效益，忽视公益性文化事业；以经济视阈取代文化视阈，忽视文化艺术规律；以经济价值取代文化价值，忽视文化的独立存在等等。今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经济轴心期，经济对其他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理解，也十分必要。更何况目前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出现了“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积极态势。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混淆文化与经济角色的理由。经济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当这种追求内化为文化的意志，文化就失去了自我，只能附丽于经济之身。搞文化产业，只对产业感兴趣，而实际上，文化产业首先应该是文化，其次才是产业，如果颠倒了主次，种种片面功利化、庸俗化乃至反文化的倾向泛滥起来就不足为奇了。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一方面大力推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推动文化与经济在新形势下的重组，一方面则要厘定文化与经济的界线，承认文化与经济的本质不同、取向不同、建设模式也不同。二、对策： 重建传统民族文化的话语权 当前中国文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在中国文化长期凋敝之后重建中国人的价值体系，重建传统文化的话语权。鸦片战争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逐渐受到排挤，西学东渐，中国文化逐渐衰落，西学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文化，有些西方的糟粕文化当下极为盛行，拜金主义蔓延，大众缺乏信仰，精神空虚，道德滑坡，在这种条件下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国人当下之责乃是有选择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以此为基础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内化西方优秀文化，把其纳入我国传统文化之中与我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领域，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竞争领域。很显然许多技术是无阶级性的，但当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时，技术就逐渐社会化，成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对外扩张的工具。而文化霸权者就是利用其在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媒介向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倾销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迫使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创新能力方面形成对它的依赖，并借此进一步侵蚀、消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重视文化在现代化中的战略性作用，把其转化成为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以防止在“文明的冲突”中失去自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国家、社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二者必须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因此，我们在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同时，应该将古代的“和合”思想赋予现代意味，并将之成为现代思想的理论来源与支柱，让民众在学习传统文化时，得到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熏陶，在潜默移化中接受传统文化中所宣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作为“软国力”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儒家文化有利于加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提高综合国力。可以说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也是文化的竞争。当今西方之所以重视文化战略的运用，正是因为文化产品本身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西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思想影响和社会效果。前苏联的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文化竞争，也就是在软国力竞争上失败。西方列强通过文化扩张的根本目的是将本国文化传播给中国，以增强中国对本国的认同感，从而为其它方面的利益扩展奠定了心理、思想基础。西方国家的这种目的，不仅打击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削弱了中国普通民众的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维护中国的文化利益，重建儒家文化的话语权。中国之所以要维护自己的文化利益，有正反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中国需要坚持自己文化传统的优秀成份，促进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充实、发展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目前在世界诸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文化，无论是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中国文化都主要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意识形态受到不断的渗透。因此我们必须提高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一是突出中国文化的特性，二是发展中国意识的普适性。一种文化的特性是其存在的根本，如果一种文化失去了与其他文化的区别，这种文化就消失了。在冷战结束之后，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减弱，在经济因素地位上升的同时，文化因素的作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了文化扩张和渗透的全球攻势，并且美国把对外文化扩张和渗透作为实现其霸权主义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必须把住文化这一关，大力弘扬儒家文化中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看看几千年来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夏文明圈，再看看已陷入自我中心、走上文化霸权之路而缺乏自我反思的西方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在全球化中的价值便不言而喻。儒家文化可以在全球化时代扮演西方文化扮演不了的角色，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话语，它可以为全球化提供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旗下，儒家文化的回归与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复兴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历史的趋势，是民族和世界的选择与要求，是中华民族命脉延续的关键。在我们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找到一些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和形态，需要重新审视儒家思想，需要汲取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有益于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华成分。
‘贰’ 杭州比较大的文化用品市场在哪里，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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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
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
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13056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
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
‘肆’ 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前景
2017年4月，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更加完善，文化产业结构布局不断优化，文化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和提升作用充分发挥；“十三五”期间，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企业，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支持实施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创建一批具有显着示范效应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等。
2018年4月，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新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并发文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和各地区的统计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这一统计分类标准。新分类是在已有分类基础上进行的再次修订，并从2017年统计年报和2018年定期统计报表开始实施。与《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相比，本次修订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增设了分类编码，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划分为三层，层次和编码简洁明了；二是新增加了符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定义的活动小类，其中包括了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观光旅游航空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可穿戴文化设备和其他智能文化消费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三是重点调整了分类的类别结构。分类的修订吸收了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成果，突出了文化核心领域内容，体现了文化生产活动的特点，类别结构设置符合我国文化改革和发展管理的现实需要和认知习惯。随着新分类标准的实施，国家统计局将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统计工作，提高统计数据的权威性和政府统计的公信力，实现新时代新形势下对统计工作的新要求，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有力的统计保障，为推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优质的统计服务。
（二）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将助力文化旅游产业整体发展
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根据方案及说明，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将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不再保留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将文化工作与旅游工作进行更紧密的结合，既符合二者内在属性的关联，又把握了当下消费升级的内在需求；能够解决旅游开发当中的痛点，对发展优质旅游、全域旅游以及打造超级旅游IP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对发展全域旅游、乡村旅游、优质旅游，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是很大的利好。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进军文旅产业，特色小镇、全域旅游、田园综合体、养生度假等等主题类型层出不穷。国内文旅产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此次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将有助于加大文化产业挖掘力度，推动更多旅游企业在打造旅游硬件项目的同时，加入更多文化内涵，从而助力文化旅游产业整体发展。
（三）文化市场潜力巨大
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社会发展在先，文化产业发展在后，这正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国际上一般认为，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文化消费需求便开始大幅增长，而中国目前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中国文化消费的高峰期已经来临。
由于中国经济长期落后于西方国家，文化产业也一直被西方国家所主导，中国文化产品的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在一些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一般高达18-25%，而目前中国这一比例还不足8%。
落后意味着潜力，中国文化产业的前景是美好的，其释放的商机将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日益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需求必然快速增长。
（四）文化与消费行为
随着市场消费水平与结构不断提升，文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持续增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除了满足基础需求外，对能打动心智的文化需求逐步提升。企业将文化赋予产品之上，通过文化影响消费者心智，让消费者更加认同文化接受产品，最终形成消费。未来文化企业跟消费者之间逐渐在文化端形成心智闭环和在产品端形成商业闭环，消费者将要求文化企业提供丰富的娱乐内容、产品及消费体验。
二、不利因素
（一）竞争格局
文化产业投资已趋于理性，有助于促进文化产业向更健康、全面的方向发展，不过精品IP内容作为文化产业的重点，依然是行业追逐的焦点，未来文化企业在精品IP的创作与争夺上将更加激烈。
随着文化产业跨界开发的运作模式逐渐完善，优势文化企业以制作方、投资方、运营方等多重角色深度介入IP经营的全产业运作，将产业上下游全链路和跨产业壁垒打通，实现IP最大产业价值。这要求文化企业必须具备持续创作精品IP和全产业链运营能力，以引领产业变革发展。
（二）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
我国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方面，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不胜枚举。民族文化资源方面，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资源多姿多彩，极为丰富。现代文化资源方面，在20世纪，中国在政治上经历了帝制、总统制、共和制，在经济上发生了从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型，在文化上则是各种社会思潮、思想流派异彩纷呈。但是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很少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例如《花木兰》故事，在国内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而被好莱坞加工成动画片，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票房丰收。如何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将会影响我国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