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大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上界定的起止点是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的的时代,也是封建王朝不断更迭、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文化方面,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人口的大流动和民族关系的大变动带来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交流.玄学、佛学、道教、儒学以及法家、名家相互争胜又相互吸收,导致文化上的繁荣；人们处在不断变化的开放的大环境中,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感情奔放,富于创新,勇于探索.科学技术、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刻建筑等诸多方面均有空前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大唐盛世积蓄了力量和智慧.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文人最具风采的时代——这是因为门阀制度使得文章做得好坏与能否做官没有了关系,文人们对封建统治者的人身依附降到了史上最低水平,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功利性,不仅是自觉发展而且是自主发展,文人也因之有了自主的个性；因此文学本身在这一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文学门类更加丰富,文学风格更为多样,文学流派异彩纷呈,文艺理论蓬勃发展.
从文体方面看,这一时期文学上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五言诗更加纯熟,七言诗逐渐繁荣,由于音韵学的发展,出现了“永明体”诗歌以及新体诗,中国古典格律诗的框架至此基本完成.文艺理论、骈文和小说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散文则被认为进入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中衰期”,没有太大的发展.
按年代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始于“建安文学”,“三曹”父子为文坛领袖,“七子”、蔡琰也是重要的作家,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文章清峻通脱,有“风骨”之誉.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阮籍、嵇康为代表人物,正始文学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精神,又杂糅以玄远脱俗的老庄哲学,自有“魏之遗直”之气.
到了西晋时期,文人纷出,尤其太康、元康年间,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并称于世,但此时作家多注重形式华美,失掉了建安以来的“风骨”传统,只有左思以“风力”为一时之杰.到西晋末年,玄言诗开始兴起,东晋一代蔚为大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幸尚有陶潜诗,蕴幽深意境于冲淡平和之中,朴素自然,淳厚有味,开“田园诗”之先声.
及至南朝,文学更加繁荣,文人诗中,谢灵运以山水诗扭转玄言诗的单调局面,鲍照的乐府诗对七言诗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周颙发现四声,沈约提出“八病”,“永明体”新诗形成,谢朓是新体诗的代表作家；梁陈时期也出现了轻靡空虚的“宫体诗”,代表作家是萧纲兄弟,可以说,这是文学的社会作用被忽视所必然产生的产物.乐府民歌有西曲、吴歌、神弦曲之分,以《西洲曲》为代表.这一时期骈文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鲍照、江淹、孔稚圭等优秀的骈文作家；南朝还出现了“志怪”和“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文艺理论巨着《文心雕龙》和《诗品》,在文学整理方面,也有《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可说是各方面全面发展；只有散文,除了范晔的《后汉书》之外乏善可陈.同期的北朝,文人诗普遍不好,只有庾信由南入北之后,才改变了北朝文人诗的荒凉局面,但北朝民歌清新刚健,质朴豪放,放出超越文人诗的异彩,“乐府双璧”之一的《木兰辞》是北朝民歌的代表.北朝出现了两部优秀的地理着作和一部哲理着作——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以及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散文保留了一隅之地.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有以下特点：
一,由于这一时代战乱频繁,多灾多难,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是悲剧的、幻灭的、怀疑的,人们抱有强烈的对痛苦之生的怀疑和对死亡的恐惧,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强烈的恋生意识和叛逆精神.无论是文人诗文里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修缘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或是民歌里的“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都是对死亡的恐惧与思索；无论是田园诗还是山水诗,甚或“伤于轻靡”的宫体诗,都反映出这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情绪,而志人小说中那种种“名士风流”,更是“片言惊天下”的社会价值观的反映；鲍敬言的“无君论”、嵇康的“非汤武薄周孔”、范缜的“神灭论”则进一步反映了文人的怀疑与叛逆精神——既然生和死是可以怀疑的,那么一切生的事物和纲常理论都是可以怀疑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归根结底是对生的怀疑和对死的恐惧,中国文人正因为这种乱世之中的独立思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
二,这一时代是个开放型的时代,各种思潮的交汇融合,促进了文艺理论的自觉发展,文学也随之产生了新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失去了传统的权威地位,与道家进行了第一次融合,产生了玄学,大大影响了文学发展.这时期比较有名的思想上的论争还有“有无之争”与“言意之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上层文学”、“精英文学”的面貌.由于门阀制度,士族阶层垄断着文化教育,只有少数的庶族地主能够接受教育,更遑论平民百姓.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就是一种“精英文学”,虽然南北朝时期民歌兴盛,但是,从南朝民歌经过文人删定之后留下的大多是情歌这一点来看,这近四百年间,“话语权”掌握在那些“精英”手里.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后世也罕见）的上层性和家传性——身为统治者的“三曹”父子比较着名,同样身为统治者的“三萧”兄弟又何尝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三张”是兄弟,“二陆”也是兄弟,“两潘”是叔侄,阮瑀、阮籍、阮咸父子叔侄分列“七子”、“七贤”……这一时期的“精英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文学只在这个上层的圈子里风靡,一旦这个圈子崩溃,必然导致文学的短期衰微——北朝时期没有好的文人诗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总之,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悲惨时代,这又是一个文学大踏步发展的伟大时代.从“建安风骨”到“左思风力”,从“魏晋风度”到“南朝风流”,一个“风”字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如果我们把“风”理解为“风雅颂”的风,“风”也就可以理解为是诗,那么,所谓“风度”,其实就是“像诗一样的态度”——这确实是一个诗一样的时代,只不过这诗是一曲充满了“变徵之音”的慷慨悲歌.
‘贰’ 魏晋南北朝文化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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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概论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社会及文化的转型特点
汉代大一统王朝及其社会文化的特点。汉末社会及文化的新因素，士人群体的分化与儒教对士人作用的松动、文学上抒情与玄思风气的初现。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统一。皇权、强权及门阀三种政治形态的复杂交替。玄学思潮的发生与持续，儒家、道家及道教、佛教等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抵抗与交融。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民间文学与政教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变，文人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文学中人主题的突出，从政教文学向性情文学的发展。关于“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的问题的讨论历史，鲁迅的观点、李泽厚等人的观点。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艺术自觉，文学形式的发展，王瑶的观点。文体意识的突出及文体的大发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体。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演变趋势
刘师培、鲁迅等人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多变、不安定性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平衡性。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多阶段性。魏晋型文学：以人主体精神与富有现实及历史内涵的感情世界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采用比兴言志的基本方法，文学风格相对的高古自然。南朝型文学：以人审美生活与审美客体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伦理价值的隐晦与主体精神的失落，气骨顿衰的风格现象，文学艺术美的充分强调及其得与失。
第二讲：建安文学
第一节：建安文学繁荣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1．建安风骨与时代
建安人的精神状态与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从乱世到初步治平之世。乱世中蒿目时艰、慷慨悲哀的文学。初步治平之世，文学向华丽壮大的风格出现的。
2、从文体角度看建安文学的实绩
建安时代音乐重建与诗歌兴盛的关系，乐府新声与五言诗的兴起。赋体与赋风的变化，抒情小赋、体物的赋的兴盛。
第二节：曹操与曹丕的诗文
1、曹操其人的再评价，曹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同时又富于理想精、人文怀抱的人。从综合的作用来看，他是建安文学的最大贡献者。曹操的诗风与文风是他多方面气质的表现，通脱而机智的文风，苍凉而又沉雄、高爽的诗风。
2、曹丕的个性与文学表现上的趣味。曹丕诗歌的音乐性。曹丕诗歌在表现女性感情世界及女性美感形象上的成就。曹丕《典论·论文》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巨大贡献，文气说、文章“本同末异”说。
第三节：曹植的文学创造成就
造就曹植理想主义气质的早年时代及生活环境。邺下文风对曹植的溉养。曹植晚期的生命悲剧与文学精神之飞跃。超越时代，显示天才的表现力的曹植诗歌，对五言诗文人化的巨大的贡献。《洛神赋》，思美人赋系列，曹植的杰出的艺术创造。
第三节：七子等人的文学
围绕曹氏父子的邺下文人集团之形成。建安文士与曹魏集团的关系。王粲的学术与文学。《登楼赋》与《七哀诗》。刘桢的个性。刘桢在五言诗方面的成就。徐干《中论》与建学术，《室思》的优美风格及诗歌史影响。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陈、阮的五言诗。
蔡琰的作为时代遭遇之缩影的人生悲剧：《悲愤诗》。
第三讲：正始文学
第一节：魏晋之际的政治与思潮
1、 政治与文学
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较量、高平陵政变。名士风流与司马氏强权的关系，学术、士风与政治的复杂交织。强权政治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及文学之关系。
2、玄风与文学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再释。正始玄学风气的形成及对文学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正始玄风孕生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精神。正始文学初开魏晋南北朝玄学影响文学的时代风气。魏晋玄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本课题的目前研究状况。
3、 从文人集团到名士集团
邺下文人集团为文学家群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则为名士群体。这两个名士集团的非文人集团性质之分析。
第二节：阮籍与《咏怀八十二首》
1、阮籍生平与思想
阮氏家族。少年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成长期中人生观的改变的名士风流的代表。内淳至外坦荡。
2、阮籍的创作
从邺下诗人到阮籍的诗歌演变，阮籍对建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咏怀诗》的创作性质，个人化的写作，具有成一家之言的立意。《咏怀诗》思想主题，生命主题与历史现实的主题。《咏怀诗》艺术结构与语言风格。
第三节：嵇康
1、嵇康的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在美学上的深度。《声无哀乐论》质疑传统政教文艺观的实质。
2、嵇康的诗风与个性、玄趣的入诗、自然美的表现。嵇康四言诗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及对陶渊明等后人的影响。
第四讲：西晋文学
第一节：西晋的政治与士风、文风
西晋政治的演变过程，为由强权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化，最后皇权失落，外戚与皇族争权，陷于乱政。其士风与文风也与这一政局演变紧相联系。魏晋更迭之际，玄学名士纷遭杀害与黜斥，造成士风转向。玄学与正统儒学渐相结合，造成儒玄兼综的学风。典雅、拟古的文学风气盛行，同时文学的语言向精致化发展。后期则皇权失落，乱政迭移，上层士风向虚无放诞发展，下层则出现孤介、愤激之气。文学上出现批判现实及超越现实两种倾向。
第二节：傅玄与张华
傅、张的政治道路、治学道路与文学创作的道路。傅玄乐府诗在文人拟乐府上的承前启后性，其创作方法与取材方向，多改编旧作，以表现妇女问题的作品最为出色。张华对西晋文风的影响：在拟古中寓创造，精致的技巧、温丽的风格，情感表现的细腻化，场景的重视等。
第三节：陆机与潘岳等太康诗人
太康文学风气的新变因素。
陆机的生平，其人格个性的复杂性：修谨中有大度，作为亡国之后出仕中朝，有较强功名心。陆机的文学渊源与创新性，基本上还是处于拟古的创作风气中，但语言艺术上有较多的新尝试。《文赋》的理论，其体制的成因，其在魏晋南朝文论发展史上的意义。
潘岳。关于他的人品与文学的传统的话题。潘陆比较的传统话题。长于哀诔的文风。《悼亡诗》的及其后世悼亡类作品的影响。
第四节：西晋后期的几组杰构
弊政与乱世中，一部分士人取得了独立思考的精神，西晋后期文学的新精神。与建安、正始诗风的关系。
左思与《咏史八首》。左思的家世、勤学生涯、早年理想、寒素意识。《咏史》八首艺术上成功的原因分析。左思其他的作品。
张协的乱世之隐。《杂诗十首》推陈出新的艺术价值，长于体物，较有风骨。
郭璞之学问倾向，人物之奇特性，作为传说人物的郭璞。《游仙诗》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游仙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刘琨。从“二十四友”之一员到抗敌英雄，刘琨的思想觉醒。刘琨诗歌在西晋末诗群中特殊价值。
第五讲：东晋文学
第一节：东晋前中期文学
西晋末之乱造成两晋之际文学的断层。门阀士族政治的建立与门阀士族文人群体的形成。玄言文学的产生，东晋玄言诗发生的原因。玄言诗的评价。玄风的转变与山水审美意识的发生。东晋前中期山水文学的滥觞。庾阐、湛方生的山水诗。王羲之《兰亭序》、孙绰《天台山赋》。东晋后期文学的复兴之象，谢混、殷仲文的诗。
第二节：陶渊明
1、陶渊明的家世与生平 影响陶渊明的两位祖先：陶侃、孟嘉。陶渊明的早年理想与性情 。陶渊明的仕宦心态与归隐之思。归隐后的心态与生活。如何评价陶渊明归隐。
2、陶渊明的思想。与儒、道、释三派之关系。围绕“形、影、神”三大范畴而展开的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及其在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发展史上的地位。“真”、“善”、“淳”的人生及社会理想。
3、陶渊明的诗歌艺术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渊源：正始诗人及两晋诗歌对陶渊明的影响。陶诗的几大类型：行旅诗、田园诗、怀古诗、咏怀诗等。（分类是为了更全面地把握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但分类是具有相对性的。）平淡风格成因之分析：从矛盾到和谐。陶诗的语言艺术，古人对陶诗艺术的评论。
4、 4、《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散文艺术。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社会幻想。《桃花源》之谜。《桃花源》记的语言艺术。
5、 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陶渊明的接受史。
第六讲：刘宋文学
第一节：晋宋之际的政治变化与文学的发展
强权人物的出现与门阀政治的解体。晋宋之际士族、庶族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迁。士族与庶族两个阶层在文学上各自的表现。皇权重建与雅颂文学。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山水文学的兴盛。抒情文学传统的回复。诗歌与音乐关系加强。
第二节：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
谢灵运与谢氏的家族的文化、文学传统。谢灵运的人生悲剧，以门阀名士的身份遭遇皇权政治的格局。谢灵运的文学创作道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政治遭遇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节：鲍照的文学创造
鲍照的寒素情结及政治上的表现，热切的政治追求与临路迟回的彷徨。鲍照作为一个天才文学家的特点。鲍照在文学上的全面性的创作成就。乐府诗创作的成就，回复汉魏乐府艺术传统，开启南朝文人创作乐府新声的风气。《拟行路难》在歌行体发展上的巨大影响。《芜城赋》与南朝辞赋的艺术风格。
第七讲：齐梁陈文学
第一节：谢朓与永明诗歌革新
“竟陵八友”与永明文人集团。永明文学的新变。永明体及其声律问题。沈约对永明文学发展的影响。沈约的诗歌成就。谢朓所处的时代及其家族当时的处境，人生悲剧。谢朓的精神气质与其诗歌风貌。山水诗从“大谢体”到“小谢体”的发展。谢朓对永明文学的超越。谢朓的诗歌史地位。
第二节：南朝后期文学繁荣与失范
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皇权的纷争。南朝历史的恶性循环。文人群体理想精神的进一步失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对文士精神世界的影响。形似写物的文学风气。绮艳文风兴起。绮艳文风发生的内外部原因。宫体诗艺术得失的客观评价。萧氏父子在文学上的功过。
第八讲：北朝文学
第一节：北朝文学的发展
元魏王朝的建立。十六国、北朝文学的进程。南朝文学对北朝文学的影响。北地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梁陈之际南方文学家的大量入北朝与北朝文学的成熟。南北文学的融合。
第二节、庾信与王褒
庾信的家世，他在梁朝时的文学创作。庾信入北朝后的创作变化，文学精神的升华，乡关之思，荣枯主题等。庾信文学的特色，强烈的抒情性、与高度的语言技巧，超越浮靡时风，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王褒在南朝与北朝时的创作。
第三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一书的性质，集地志、博物记、游览记等着述于一书。《水经注》山水文学的成就。对后世山水小品的影响。《洛阳伽蓝记》，北魏迁洛后佛教的兴盛，杨炫之的叙事艺术与文风。
第九讲：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
第一节：魏晋南朝民歌
吴歌在东吴的兴起。东晋时期吴声的流行。长江中下游都市经济的发展与吴声、西曲的盛行。吴声、西曲的体制、表现内容与艺术特点。南朝民歌的绝唱：《西洲曲》，形象之美、境界之美、声韵之美。
第二节：北朝民歌
北方民族的尚武、质朴与北朝民歌的风格。《木兰诗》的艺术成就，“刚健含婀娜”的风格。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巨大影响。
第十讲：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志怪小说
志怪之源。南北朝社会与志怪风气。佛教、道教与志怪。娱乐与志怪。干宝与《搜神记》，故事类型，小说艺术。
第二节：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风气。追慕名士遗风的社会风俗。魏晋以来人物记、人物别传之流行。《世说新语》：传神的人物描写，冷隽的语言风格。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考题
1、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
2、 魏晋文学与南朝文学在发展上的连续性与变迁之处。
3、 三曹父子个性、思想与文风之比较。
4、阮籍《咏怀诗》卓越的艺术创造及其成因。
5、西晋文学的特点。
6、如何理解玄言诗的出现。
7、如何认识陶渊明的隐逸。
8、为何说谢灵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谢氏之前山水诗创作的情况。
9、鲍照的寒素意识、才华、遭遇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10、谢朓与永明诗人群体。
11、宫体诗现象之认识。
12、魏晋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
13、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上地位。
‘叁’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
魏晋南北朝，又称 三国 两晋十六国南北朝，关于魏晋南北朝的 文化 特点你了解多少?下面是有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欢迎参阅。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
1.文化艺术成就多样，各具特色
东晋的王羲之吸收汉魏诸家的精华，集 书法 之大成，被后世誉为“书圣”;东晋顾恺之的 人物画 ，线条优美，活泼传神，富有个性。
2. 科技 成就突出
如圆周率的计算、《齐民要术》、《水经注》等。
3.思想领域异常活跃
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在南北方的 政治 、经济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也都打上了佛教影响的烙印。
4.体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特色
重要的文化成就，来自不同的民族，也体现了不同民族的风格。
5.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如南北民歌风格的不同，外来佛教在南北的差距等。(南方重佛理，北方重形迹，南方佛教艺术多由寺院组成，北方佛教艺术多由信徒制作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大放异彩的原因
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社会政治、经济 决定 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
政治上，虽然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和睦相处，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同汉族杂居，互 相学 习，不断融合。
经济上，北方经济恢复发展，江南经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得到了开发。
这一时期社会思想也异常活跃，各种学说并兴，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后，我国 历史 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样化，有力的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自觉趋向型文化特征
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汉末至隋约400年内，基本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西晋统一至八王之乱只有8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那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每一个割据政权，要求得生存、自立和发展，都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或者发挥人才的优势，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加之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人们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二、开放融合型文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开放型文化特征，是由于国内各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以及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等时代条件决定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首先是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取的积极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在北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政治制度、经济生活、 礼仪 风俗、学术思想等，都不是汉族单一型的，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包罗宏富。早在东汉末年，西域文化便传入我国。史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 五行 志》)。西晋泰始(265—274)以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280—289)时期，人们普遍以胡人生产的毡”为絈头及带身、袴口”，并相习成风(《晋书·五行志》)。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和长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十六国政权。当时属于民族融合的第一阶段;匈奴、鲜卑、羯、氐、羌人大都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和礼仪风俗。他们在汉族地区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大多带有部落 军事 统治和封建统治双重性，政权组织形式为胡汉混杂体制，其官制大致上皆胡汉杂糅。北魏前期政权，也不例外。北魏后来实行的均田制，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前者乃是鲜卑拓跋氏族公社公有制和儒家理想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北方大乱之后地广人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后者则是鲜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军之制二者的结合。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上，从十六国到北朝始终存在着全国的或局部的胡汉体制的混杂，已为史家所共识。这是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语言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语言较为混杂。十六国时期，在北方流行着少数民族语言。北魏初期，鲜卑语盛行。孝文帝改制虽禁鲜卑语，但仅限于30岁以下的人，而30岁以上的鲜卑人，并不要求立即改说汉语。更何况孝文帝改制后只有5年时间即死去，以后改制实际上处于流产状态，因而北方势必形成汉语和鲜卑语并存状态。
再如胡服。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论。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经过4年以后，太和二十三年(499)正月，孝文帝从邺城回到洛阳，犹”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指鲜卑服饰)者”。孝文帝责问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澄：”尚书何为不察?”澄对曰：”着犹少于不着者”(《魏书》卷十九中《任澄王澄传》)。足见当时着鲜卑冠服者，还不在少数。不久，孝文帝病故，服饰改制并不彻底。东魏高欢部将羯人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携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王纮反对说：”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北齐书》卷二十五《王綋传》)这次争论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结束，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认为胡服和汉服杂用均可的一种文化观念。
关于仪礼中所用的音乐。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所谓雅乐正音，只有凉州张氏政权保留一部分，前秦灭张氏得之。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后，一部分传入南方，一部分保留于后秦。颜之推在隋开皇2年(582)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初郑译定乐之”七调”，实即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之”七声”(《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开皇初定七部乐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至炀帝大业(605—618)中又定九部乐为《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上述隋代九部乐，除《清乐》、《礼毕》两部乐书自汉族外，其余七部乐均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出自东夷、北狄、西戎或西域、天竺。而且隋乐对唐乐影响极大。魏晋以后礼仪音乐等文化观念的开放性，对唐代影响颇深。
最能代表开放型文化观念的，乃是”胡床、胡坐”在汉人生活中传播后，汉人生活起居产生的巨大变化。从东汉末到隋代，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胡床的资料较多，当时汉族皇室、贵族和一般家庭，在各个生活领域中多使用胡床。胡床只能垂脚坐，加之佛教东来跏趺坐(盘腿坐)的影响，开始改变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法，这在汉人生活起居习俗上是一个较大的变化。古代汉人的坐具，由席地而床、榻，由床榻而胡床，由胡床而小床，再由小床演变为高足椅子。同时人们的坐法，也由跪坐改变为垂脚高坐。这个变化过程大约从东晋南朝开始，至唐中叶以后完成(参考拙文《胡床·小床和椅子》，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5期)。李济先生在《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中提出假说，认为”跪坐习惯在中国日常生活中被放弃，大概起源于胡床的输入，以及东来佛教僧徒跏趺的影响”。这个假说已为史实所证明。
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看，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交融，开始于魏晋。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6章《佛教玄学之滥觞》中指出，魏晋”五十余年中，中华学术生一大变化”，即佛教的玄学化。牟子《理惑论》对佛教玄学化开其端，支谦等兴佛教大乘若般学，大倡”本元”旨趣，与玄学家述《老》《庄》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核心命题相契合。西晋灭亡，玄学转衰，佛教玄学化更为兴盛。南齐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反佛，引起了儒佛道一场大争论，三方在争论中都以儒家理论驳难对方，其结果不仅没有因夷夏之别而贬低佛教，反而加深了儒玄佛的进一步交融。而且与佛教密切联系的石刻、绘徒ㄖ艺术，在南北朝也产生了辉煌的成果。总之，魏晋南北朝思想界遗弃”夷夏之别”的旧观念，儒玄对佛理的吸取和改造，最能说明在思想理论最高层次上表现出来的开放型文化宽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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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魏晋南北朝文化特点是什么此时文化出现繁荣与发展的原因有哪些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