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经典有哪些
传统文化纵览
1、简介
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琴棋书画、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四大发明、民间禁忌、精忠报国、竹、民谣、黄土、长江、黄河、红、月亮。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农家、农民起义、锄头；皇宫官府、宫庭文化、帝王学。
2、诸子百家
1．儒家（孔子、《论语》、孟子、《孟子》、荀子 ；思想：仁、义、礼、智、信；四书：《中庸》《大学》《孟子》《论语》） 2．道家（老子、庄子；思想：道德，无为、逍遥） 3．墨家（墨子、《墨子》、思想：兼爱、非攻、举贤、节俭） 4．法家（韩非、李斯、《韩非子》思想：君主集权，以法治国） 5．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子》） 6．阴阳家（邹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7．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战国策》） 8．杂家（吕不韦《吕氏春秋》） 9．小说家（ 吴承恩《西游记》、罗贯中《三国演义》、蒲松龄《聊斋志异》、曹雪芹《红楼梦》）施耐庵（《水浒传》） 10．兵家（孙膑《孙膑兵法》孙武《孙子兵法》思想：强调作战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11．医家（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王冰、张从正、朱震亨、李时珍、张景岳）
3、琴棋书画
4、传统文学 主要是指诗词曲赋。
《诗经》、《汉乐府》、《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先秦诗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 四大名着（《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
5、传统节日
6、中华诗词
古诗、律诗、绝句、近体诗、无题诗、自度曲（词）、传统诗词等。
7、中国戏剧
8、中国建筑
还有一些：http://ke..com/view/40254.htm
传统道德观：
一、国家思想：
吴起与魏王泛舟江河，魏王夸说山河之险，固若金汤。吴起历举夏商各朝代的山河之险和亡国之痛，说：国家强盛在德政，不在山河之险。有德，天下归心，无德，舟内之人皆为寇仇。
《盐铁论》：“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又曰：“以道德为胄，以仁义为剑”。《左传》晋。“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又，季文子相三君，而无私积，死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器备，忠于公室。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代先贤懂得思想的对立统一是和谐发展的根本动力。先秦时期，中国形成了“和”与“同”的概念。同是简单的同一，而和则是集合了许多不同的因素而形成的统一。以音乐为例，必须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声音，才能组成乐曲。“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二、政治理念：德政
《尚书》“惟德动天，无远不届。”
《管子》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季梁说：“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君应当把人民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政权才能巩固。当权者“命在养民”。
楚国令尹子文说：“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
政权得失关键是“民”，是民心的向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亦然。政，正也，以君之意诚心正，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1．为君者修德以感人，感化天下。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以身率人，使人感化，躬行其实，以为民先。
2．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为政以德，不但不可生事扰民，而且要爱民；而爱民如子，国家理财以养民为本，爱养民力；
3.统治者要平易近人，亲民爱民。
孟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主张仁政论，仁义论，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仁政必须与广大民众的利害相连，忧乐相通，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
《礼记》提倡“明德，亲民，止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德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即引导，率先；政，谓法制禁令；齐，所以统一思想。引导人民遵守法令，不服从则处以刑罚；刑法使人民不敢犯法，苟免于刑。但人民不见善，就无法从不善转变为善。以德引导人民，以礼节划一，人民就会知耻并不断追求善行。
朱熹：主张为政以德。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德又礼之本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者”。是讲统治者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感化和养民为本的方法，使民从不善至于至善。
人的吉凶祸福是人自己的事，与天地鬼神没能关系。“吉凶由人”，“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古代无神论者驳斥了祷祝、咒术、和卜筮等迷信思想。齐国政治家晏婴认为齐君生病，是由于“纵欲厌私”和“斩刈民力”的结果，祈祷也是无用的。他说，虽有“善祝”，也抵挡不住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诅咒，“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也有损。……虽有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三、民本思想：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为邦本。
中国历代都相信君权神授，商纣王文武兼才，自比太阳，老百姓说：“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表现出人民愿与之同归于尽的强烈反抗情绪。西周建国后，总结商朝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只有“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西周统治者认为天命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天命以民心为转移，“天惟时求民主”，上帝关心下民，为民求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什么是天？天就是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管子》中对民有认识，“分而视之则愚，合而视之则圣”。
中国古代产生了无神论思想。春秋时代，人们认识到鬼神不能支配人，“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鬼神非人所亲，惟德是依。”
“天道远，人道迩也，非所及之。”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虐待老百姓的“有为而治”是恶政；他警告当政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后汉马衍《车铭》：“乘车必护轮，治国必爱民；车无轮安处，国无民谁与？”
四、伦理观念：
《管子》中，就有让人民“仓廪实”、“衣食足”，才能发展生产，富强国家，而想让人民遵守道德规范，就要让他们衣食无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中国传统思想，都注重伦理和道德教化，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希望把人培养成君子贤人，由个人的修身，达到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以个人道德品质为基础的“德治”。
认仁以为先，功利为后，以仁义制万事。
德是一种心理的道德或善心；礼是制度品节，礼者，理也，亦言礼之属于天理。克己复礼，就是克服战胜自身的私欲，恢复天理，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这个礼或天理，就是伦理道德。对当权贵富人者说，一是要节欲，而不是纵欲，事无巨细，要谨察，“一念之萌，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而扩之，……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拨乱反正，正人心，明纪纲。克字，就是杀贼工夫，杀人欲之贼。
五、义利之辨
义利关系，是伦理道德哲学的价值观念。儒家重义轻利，但对国家的公来讲，要讲功利，造福于民；而对个体而言，不能光讲利，更要讲义。义利之别，就是要分别得天理人欲，公私、邪正。义利之分，是天理人欲、公与私之别。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属于天理之公。
义，是天理之所宜。义者，宜也，根于人心之固有的理，即仁义之心。追求利，要按天理办事，即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处分。一事当前，是理当如此，就当做，合乎天理仁义的分寸。自天子至于庶人，人人得本其仁义之心而处万事，谨守天理之所宜，而不追求不义之财利。《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春秋左氏传》齐庆氏亡，分其邑与晏子，晏子不受。人问曰：“富者，人所欲也，何为不受？” 晏子对曰：“无功之赏，不义之富，祸之媒也。”东北某彩票站的一位普通下岗妇女，面对五百万大奖，且彩票不记名不挂失，能毅然将彩票归还原主，这就是仁义之心，是义举。较之那些贪渎诈骗者，不乏受高等教育有官位者 ，更能代表中国人的道德心。
利者，人情之所欲，是人欲之私。利，生于物质与我的关系之中，属于人欲之私。何心隐：“人为天地之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但提倡寡欲，反对纵欲。有的主张义利并重。人欲有合理性，但如果只讲利，计较利害，就不好；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孔子要求“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礼制。譬如有白金遗道上，君子认为他人之物，不可妄取，小人则以为利而据为己有。
重义轻利说。朱熹认为，“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天下成万事本于一心，而仁此心之存……此心既有，乃克有制，而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极言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君子之学，不能专在利害上计较，应注重正义、明道。
六、尚俭：
朱熹：反对穷奢极欲，认为应该奢不违礼，俭不失中。主张以道为乐，处贫泰然，以不足为足，无不足则富贵与贫贱处之一也。
俭而有度为德。
以道为乐，乐天知命，天理为乐。
朱熹：他认为君子在富贵与贫贱之间的选择取舍，要合乎仁这个标准。“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于道不当富贵，则应视富贵如浮云，无动于衷，即使富贵找来也不要；反之，于义当贫贱，则应安贫乐贱，处贫贱而不去。
《尚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做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民物贱用物，民乃安……所宝惟贤，则迩人安。”
《晏子》：“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见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礼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
七、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将存天理具体体现在家族内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和君臣（个人与国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上。
三纲：纲，网上大绳也。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
甲．父为子纲 是三纲五常的基础。宗法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父亲是一家之长，是生产和分配的决策者，子女对父亲要绝对服从；父亲有过，子女也只能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地劝说，父母不听劝反而鞭打儿子，可谓劳苦，亦不就疾怨，愈当起敬起孝，毫无怨言地去尽孝道。与父为子纲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便是孝。孝悌为仁之本，作为父为子纲的核心。这个仁是爱的意思，行爱自孝悌始。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仁事，亲亲是第一件事。如以仁作水源，则孝悌是第一池，仁民是第二池，爱物是第三池。
古代以孝治国，提倡孝道。朱熹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倡导孝道。他在《示俗》中称：“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在《晓谕兄弟争财产事》中，写道：“劝谕士民务修孝悌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孝弟，其心和顺、柔恭，必无犯上作乱之事。
乙．君为臣纲
是三纲之首，从中央到地主，构成了王权的机构。王权是父权的扩大，君主被称为国民之君父，地方官吏被称为父母官。君是宗法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享有最高的权力，具有最高的权威。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是移孝为忠，将对父母的孝，扩大到对君主的忠。与君为臣纲相对应的的道德规范便是忠。
所谓忠，其一就是尽自己的心，尽心尽力，克尽一切私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二，忠是诚实不欺。把忠君的道德行为规范推广，用于待人处事，则是忠恕。“推己及人为恕”，推测自心，己所欲，人亦所欲，己所不欲，人亦所不欲，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正是仁。
丙．夫为妻纲
人之大伦，夫妇居一。朱熹主张妇女三从，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他反对不 嫁娶礼仪办婚事的“引伴为妻”，规定不得“聚集男女，昼夜混杂。”他并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丁．四德 五常
孟子提出着名的“四端”说，认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人先验地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素质或品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此四端者，就是没有人性，也就算不得是个人。例：路见小孩落井，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而出手相救，所以如此，并非与小孩的父母相熟，也不是要在亲朋中邀取好名声，更不是害怕遭受处分。可见人皆有仁爱之心。
朱熹在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提出了仁、义、理、智、信的道德项目，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准则，以及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
仁——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首先，仁是爱之理。朱熹认为，人的仁义理智信的五常，根源于五行（木火金水土），是五行之性也。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其发为恻隐。“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
其次，仁是心之德。即得之于心的爱的本源。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生人与万物，便是天地之德显示诸仁，人与万物生生不绝，显示天地之仁；天地把生生之仁心，藏在人与物中。人与物，都是天地之用。爱由心生。去私欲，做到不违仁，就是心之德，即仁的生物之心，符合于德。仁是天地之生气，人之所以为人，其气则天地之气，仁是一种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譬若谷种，生之性便是仁。生的意思是仁。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人与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仁心，即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故此心必仁。言人而不言仁，则人不过是一块血肉罢了。仁是本体，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仁即是心，即天德之元，表现为爱人爱物的宽容大度。
仁包含义、理、智三者，仁为四德（仁、义、理、智）之首，管束得四德；仁也是五常之首。四德存于人的本性之中，虽未表现出来，四德已具有，所以仁统义、礼、智。能仁则后三者（义、礼、智）自在其中矣。
仁包含四德五常，所以仁体现为“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而且还体现在“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便是孝悌、忠恕、恭敬、仁义、礼智等政治道德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
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其表现是恻隐；火神曰礼，则敬之礼也，表现为恭敬；金神曰义，则宜之理也，表现为羞恶；水神曰智，则别之理也，表现为明断是非；土神曰信，则实有之理也，表现为忠信。
义者，事之宜也；即做事适宜，恰当；按仁的要求去做，就是义。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所谓天理之节文，即礼即理也；二是作为人事之仪则，具伦理规范的意义；礼则为谦逊，合乎仁的仪式礼节。
智，即明断见识；智则为明辨。能分清什么是仁，什么不是仁，就是智。
信，约信也，即守信、诚实的意思，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虚假的。好学则智。智者见于未萌，智者不惑，是是非非谓之智。
人秉五行之秀而生，故其为心也，未发由具仁义礼智信之性以为之体，已发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诚实之情以为之用。
以自然界的五行，来比附和衍生出五常，则五常成为超社会超时空的永恒存在的东西了。
戊．五伦
朱熹把社会的人伦关系归纳为五伦，即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即五品等级，是人世的大伦，人不能改变，也不能超越，五伦是先天的，生而具有的，不是后天人为的。
与五伦对应的，是亲、义、别、序、信。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理，天之所命，出于人心之本然，非后来所强加的。
在五伦之中，君臣、父子两伦最重要，是天之经，地之义，因此在五常中，仁义也最重要，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五伦既是天经地义，但因为气禀所偏，人欲所昏，固有的伦理，却被蒙蔽，因此需要教育人们，启迪人们固有的伦理之心，于是先王立学校以教其民，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不失其性，不乱其伦而后已。设官教民，既不使人不失仁义礼智之性，也使人不乱人伦之理。古代听讼之断，必以人伦为重，以人伦为善恶是非和量刑的准绳。
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以及由这种伦理道德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人格和价值观，我们要继承其超时代、超因果的绝对性合理内核。道德精神是由个人根据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自觉选择的,作这种选择，需要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来履行道德义务。从伦理道德中升华出一种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推重无私无畏的大丈夫和浩然正气等等，就是我们民族的道德正气。这种道德正气的精神力量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极端重要的。我们要重视人格能力和人生价值观的培养,高扬中华民族的道德正气，这也是新伦理、新道德发展的前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
㈡ 人人生而平等是一种博爱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墨子提出孟
1、墨子
学术思想
① 兼爱非攻
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② 天志明鬼
所谓天志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9]
③ 尚同尚贤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9]
④ 节用节葬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9]
⑤ 非乐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9]
⑥ 非命
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9]
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政治思想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 治者发动 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来充当； 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 ,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 一同天下之义”。
军事思想
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
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10]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10]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
① 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10]
② 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10]
③ 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0]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10]
二是“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10]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别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10]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
2、荀子
思想观点
主要观点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1.天道自然的思想
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见于他的《天论》一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做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
2.“天行有常”的思想
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礼论》）
3.“天人相分”的思想
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4.“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最着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
1.“人之性恶”——一自然资质为性的性恶论
荀子最主要的努力是确认人在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在道德修养方面，作为前提与起点的，是荀子主张的性恶论。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而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6]。其实质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
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2.“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荀子认为，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是不会为善的。对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命题。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其则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善的，而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3.“化性起伪”的性恶论的意义与目的
性恶论的价值在于：（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从人的实然层面来看待人性。（2）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3）进而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
性恶论的限制在于：（1）从性恶出发，固然可说明礼乐教化之“伪”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否认了人的道德先验性，圣人治礼作乐的“化性起伪”的教化行为就失去了坚实的存有论根据。（2）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会道德之恶，没有真实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恶性”之间具有人的意识的造作性。如此将使社会性的“恶行”具有自然存有论根基，以至于“恶”成为了价值的合理性行为。（3）性恶论使人性的超越幅度丧失殆尽，人完全成为社会宗法等级的奴隶。
性恶论的目的：性恶，或性善，对儒家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价值仅仅在于如此的人性论奠基可以为现实社会的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
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
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末年贵族和平民依血缘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还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荀子学说有浓重的知识化、工具化的倾向，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荀子讲成圣，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
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天下皆出于治”，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不过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识论重组了这种外王学。
2.“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隆礼重法
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
3.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
荀子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儒效》）。“法后王，一制度”即是把一切都纳入新兴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制度与范围上来。
“虚壹而静”的认识论
1.“天官薄类”和“心有征知”
2.“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
3.“学至于行之而止”的知行观
4.“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3、韩非子
法家思想
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大相反，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见韩非着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着作《韩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韩非子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也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从思想上说，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从政治上说，商鞅是法家最杰出的人物。商鞅以其思想和行动，创造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天下统一的基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法家这两个巅峰人物，都从老子那里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韩非子之学出于荀子，源本于儒家，而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1、名实相符
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2、依法治国
韩非子着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3、改革图强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4、唯物主义
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子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着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就是实践。韩非认为，不经过实践（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辩证法
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论”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对立统一的矛盾论问题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4、李商隐
政治咏史诗
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开始时醉心于李贺那种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清倩流丽的诗体，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但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变”，使他目睹了朝官大量被杀、宦官擅权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转变，写下了不少批判黑暗现实的政治诗。[20] 如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愤怒声讨了宦官的罪行，称颂了敢于反对宦官专权的将领，热切盼望铲除宦官、恢复皇帝的权力的《重有感》。又如有意效法杜甫《北征》的长篇政治诗《行次西郊一百韵》。[20]
李商隐的政治诗又多半以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出现。如《咏史》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愚昧和无能。《隋宫二首》其一，意在提醒晚唐统治者要接受前车之鉴。又如《马嵬二首》其二，对唐玄宗为皇帝而弄得众叛亲离，连自己的宠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贾生》深寓作者对晚唐统治者佞佛信道以求长生，而不恤国事的讽刺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瑶池》借周穆王讽刺唐代皇帝们求仙，《随师东》借古事影射朝廷东伐李同捷。
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在于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或用假想之辞创作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或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深入开掘，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与此同时，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达到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情昧的隽永和谐统一，增强了咏史诗的艺术表现力。
李商隐的政治诗反映了晚唐许多政治、军事事件和重大的社会问题，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最有思想价值和认识意义的部分，也是判断其政治倾向的主要依据。李商隐一生惨淡漂泊，整日忙于生计，到老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但他却是个勇敢的诗人，针砭时弊，直指朝廷，抨击皇帝，敢于揭开社会的伤疤给世人以清醒的认识，能够使我们看到晚唐社会必然衰亡的命运。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㈢ 以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为题的作文
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杀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