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基本内涵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基于“文化纽带”的重要思想,根据“系统研究和推广中华文化标志”的倡议,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联合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爱国同胞,共同创意发起的一项旨在抵制“台独”“去中国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建设新时期文化城市、文化主体功能区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
说它是“城”,是因为它确实具有“城”的形态,而且是以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大型聚落遗址群,商奄故城、邾国故城、鲁故城、汉故城、宋故城、明故城、邹县故城等若干座历史故“城”为支撑。作为精神文化空间特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其骨架和雏形已然存在,是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成。
这一文化使命和概念内涵决定了,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也无需建设一座“新城”,而毋宁说是一座“心城”,或“精神之城”,或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为了这座“心城”,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建造它。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精神,规划建设曲阜、邹城这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加大世界文化遗产及其它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进行环境整治、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内涵提升工作,本身就是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中华文化标志城已经成为当地干部群众文化建设的一种实践。在这里,保护一处遗址,规划一处街区,美化一道山梁,整治一条河道,进行一项文化活动,都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组成部分。人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就是在为这座文化之城、精神之城、心灵之诚添砖加瓦。这样的常规性建设工作要做得更好,起点和要求更高。而这些工作,与花多少亿元建一座“新城”无关。
有些舆论认为是抛开旧城另建新城,花“300亿”去建一堆死气沉沉的、不能代表文化标志意义的一堆“假古董”。其实,这也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和舆论的主流意见没有什么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 即文化资源的保护、整合和提升。
中华文化的标志是系列的,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存在于各个不同的领域。系统地研究、保护、梳理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各地实际上已经进行着中华文化遗产或标志的系统保护和展示。这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是一致的。形成共同研究、保护、展示中华文化标志的格局,不仅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包容开放的精神实质,必然引起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广泛认同。
在少昊之墟、商奄之都、邹鲁之地、孔孟之乡这个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里,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的说法,“遍布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儒家文化底蕴最为密集的区域,许多古建筑、古遗址早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的调研结论也指出,这里是中国少有的文化区位组合,其所构成的文化空间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文化标志意义,早已是中华民族认同并共有的精神家园。
因此,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对“早已是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具有重要文化标志意义的“文化区位组合”或“文化空间”,用“城”的概念系统而完整地加以保护提升,对高度关联、相拥而坐的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文脉梳理和资源整合,使它们进一步融为一体,发挥更大的文化作用。
用一座“虚拟城池”的概念,把这方净土上无比丰厚而珍贵的人类遗产,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可移动的与不可移动的,地下的与地上的,6000年前、5000年前、3000年前乃至近代的,全面地、无条件地保护起来,使它们不致受到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侵蚀,而是使二者能够有效地统一起来,是中华文化标志城最为核心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区域性、整体性文物保护理念的一种创新,是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体化发展的更高要求,是保护整合展示密集分布、堆积叠加且历史文化价值巨大的重要文化遗产、建设新型文化城市的一种探索。
当然也需要创意,但这些“创意”首先应着眼于如何对这一区域的所有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的保护,着眼于对各种文化资源的文脉梳理和有效整合。如果需要一些必要的新的文化设施,则要经过充分而广泛的论证,而且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提升作用。
中华文化标志城应该是一所温馨的精神家园,是一个独具特质、令人神往的文化胜地。按照先进的保护展示理念,通过创造性的文化实践,使全球华人不管谁到了这个地方,能够有根的感觉、家的情怀,可以思接千载,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与智者交流。人们来到这里,如果思想上能够得到升华,心灵上能够得到净化,情感上能够得到提升,能够体会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那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区域,可以概括为“两城、两轴、三区”。
“两城”就是曲阜和邹城,古称“邾鲁”或“邹鲁”,“击柝之声相闻”,为孔孟桑梓之地、国家文化名城,南北衔接,城区相距仅20公里,都有数千年历史。
“两轴”是指华夏文化轴和孔孟文化轴。华夏文化轴是以九龙山与寿丘、少昊陵南北一线,有中华人文始祖的纪念意义。九龙山具有龙文化的象征意义;少昊帝作为东夷部落的首领,其图腾是凤;龙凤呈祥,具有中华文化的符号象征意义。孔孟文化轴以“三孔”、“两孟”南北对称,象征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
“三区”是指曲阜历史文化保护区、邹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九龙山生态文化保护区。
“两城、两轴、三区”所统一起来的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或标志意义的精神文化空间,姑称之为“中华文化标志城”。
在这里,曲阜城区、邹城城区、九龙山区都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三位一体,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离开曲阜城区、离开邹城城区、离开九龙山区,都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没有九龙山区就不能连为一体,就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精神文化空间;抛开两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仅仅把九龙山这个地方称之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更是不科学、不严谨、不全面的。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要把“三区”整合起来,进一步凸显其文脉、圣脉,进一步凸显其中华文化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凸现其文化的共有性和多元性,进一步凸显其教育、德化、纪念和展示功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精神文化空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城、心灵之城、精神之城。 按照“两城、三区、两轴”的空间布局,通过“三孔”及鲁故城大遗址保护、寿丘少昊陵大遗址保护、“两孟”及邹县故城大遗址保护、峄山及邾国故城大遗址保护、孔子诞生地尼山遗址保护、孟子诞生地九龙山生态及遗址保护等一系列重点工作,梳通理透曲阜、邹城的文脉、圣脉、水脉、绿脉、路脉、气脉,推动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文化资源的整合提升,勾勒文化胜地的整体框架,形成独具特质、令人神往的文化空间。
一是“孔孟文化轴”。以“三孔”、“两孟”南北对称的孔孟文化轴,象征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文化。重点是“两大组团,一条轴线”。北部曲阜城区突出鲁故城大遗址组团保护,包括孔林、孔庙、孔府,奄国故城、鲁国故城、汉故城、明故城,以及周公庙、灵光殿、望父台、襄仲台、两观台、孔子故里、孔子射羿处、洙泗书院、颜庙、颜府、鲁泮宫、古泮池、舞雩台等,形成曲阜的核心与灵魂。中间以孔孟大道相连,从北向南经过孔子研究院、论语碑苑、孔子博物馆、孟母林,孟子诞生地九龙山凫村等。南面邹城城区突出邹县故城大遗址组团保护,包括孟府、孟庙,邹县故城,子思书院、孟母三迁祠、孟母断机处,钢山、铁山摩崖石刻等,形成邹城的核心与灵魂。南北两大遗址组团沿孔孟大道南北一线展开,呈哑铃式分布,并以此作为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融合发展的轴线和文脉。
二是“华夏文化轴”。以九龙山与寿丘、少昊陵南北一线,北至大汶口遗址和泰山,南至野店遗址、邾国故城和峄山,有着中华人文始祖的纪念意义,是“中华文化标志城”之所以称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内涵所在,也是孔孟儒家文化发源发展的历史文化根脉。
“华夏文化轴”由北向南,依次包括泰山文化中轴线和大汶口遗址组团;寿丘、少昊陵大遗址组团;九龙山生态和文化遗址组团,包括汉鲁王墓、明鲁王墓,孟林、孟母林,以及一系列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峄山和野店遗址、邾国故城遗址组团。
其中,寿丘大遗址组团包括少昊陵、云阳山、景灵宫、太极观、宋仙源县城、县衙、县学、大汶口文化遗址、寿丘古地质地貌及古人类活动遗址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历史和美学价值。宋真宗“推本世系,遂祖轩辕”,县治从鲁城迁至黄帝诞生地寿丘。“建景灵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宫,祠其配,曰圣祖母”。元忽必烈入主中原,推崇黄帝,遂下令重修景灵宫。据元人周伯琦《重修景灵宫碑》记载,景灵宫“总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面积达1800亩,相当于今曲阜孔庙的3倍。现宫殿遗址完整地埋于地下。景灵宫遗址之北50米为黄帝之子少昊陵墓,占地2.5万平方米。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大修少昊陵,用2662块磨光料石叠砌成梯形石陵,世称“万石山”。因形似金字塔,后人称“东方金字塔”,经历代修复,保护完好。
寿丘大遗址具有重要的始祖文化地位。《帝王世纪》记载:少昊帝玄嚣“邑于穷桑,以登帝,都曲阜”。少昊创立凤图腾,在位84年,寿百岁,崩葬于寿丘云阳山,寿丘因称“少昊之墟”。《史记》记载“舜作什器于寿丘。”寿丘地下密集层叠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表明,司马迁等关于寿丘始祖文化的古文献记载,有着考古学证据的相互印证。少昊、虞舜等传说中古部落首领或人文始祖的活动时间,恰好大致处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
寿丘大遗址具有重要的文脉象征意义。这里处于泰山、大汶口、九龙山、峄山的中轴线。从历史发展看,中华文明在这一线传承几千年,上接“沂源猿人”、“新泰智人”,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而绵延不绝,下连夏商周三代文化,并直贯秦汉,独立起源、历史久远、连续传承、相贯而生、谱系完整、从未中断,一环接一环、一浪高一浪地向着文明社会奔腾不息。一系列重要古遗址、古群落沿这一轴线密集排列、层层叠加,不少文化堆积达数米之厚,时间持续数千年之久,上下纵跨四五个文化代,其历史遗址之多、聚集群落之密、文化堆积之厚、延续时间之长,是少有的。
同时,寿丘大遗址又是自古所称“圣脉”的重要节点。所谓“圣脉”,是指从尼山经过防山到寿丘连绵不绝的一道高丘,自寿丘转为暗脉,一直到孔林。孔子的思想理念来自宗周和周公,但他作为殷商后裔,包括“仁”等一些重要概念却源自东夷,继承了自炎帝、黄帝、少昊,尧、舜、禹以来,黄河流域各部族集团乃至更广范围民族融合发展的文化基因。因此,寿丘大遗址保护和“华夏文化轴”的梳理,对于展示中华文化多元起源、一体汇聚的壮阔画面,确定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来源和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