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晋商文化怎么样

Ⅰ 晋商文化主要有哪些内容

晋商文化主要可分为三种精神。

1、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2、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

3、进取精神

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着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

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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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Ⅱ 晋商文化是啥

晋商文化，山西晋中地区,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特点
重视家规与家风
学而优则商
为家族买官留爵提高社会地位
婚姻多不幸
民宅建筑独具特色

Ⅲ 晋商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晋商文化，是以整个山西为背景，以商贸为中心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以晋商在中国市场上发迹、称雄为起点，从明、清两代延续到民国时期，以商业为纽带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华夏的晋商令国人瞩目，以平遥、太谷、祁县为代表的商贸金融前驱，举商贸大业，夺金融之声，票号汇天下，称雄数百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家族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晋商文化立足全省，影响全国，其力度和涉及层次广阔，文化形式的方方面面渗透在晋中传统文化中，对国人认识和反思中国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着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着闻”。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干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干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Ⅳ 晋商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晋商文化的内涵
00晋商始于宋代，称雄于明清，衰落于20世纪初。考察其数百年的发展图景，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诚实守信、义利并举就是其中最为本质的两个内容，它们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00诚实守信：为商做人之本00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诚”这一哲学范畴是儒家经典《中庸》提出来的：“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诚”的意思就是真心实意、真实不欺。战国末年，孟子和荀子都讲“诚”，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的理论至宋代周敦颐而有大的总结，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通书》）。这就是说，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不诚则一切德行皆属虚而无其实。00“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它的含义主要是指诚实可靠，守信用。作为人所应有的优秀品质和做人的伦理规范原则，“信”在儒学精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孟子开始信成为人伦之一，即：“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汉代董仲舒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宋代朱熹认为：“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朱子语类》）。信是以诚为基础的，是对道德原则信念的坚持以及执行时的不做假。00晋商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他是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买卖生意上，特别是将“诚实守信”的观念融入商业活动中，以诚实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弄虚作假。是先做人，后经商。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祁县乔氏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私利，在油中掺假，被掌柜察觉，立即另行换装，虽然经济受损，但是从此信誉昭着，近悦远来。00晋商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诚实（守信）的表现还有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经商过程中，商号之间资金经常相互“拆借”，叫做“相与”，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借贷款项。他们对待“相与”极其慎重，经过了解，认为对方重信守约，才与之银钱来往。既经来往，就是对方中途发生变故，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其指导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00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票号是山西商业中极为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业，一纸汇票千里传，万两银子立刻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的支撑，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可以说晋商是以诚实守信为根本的思想原则，并将其贯穿整个商业活动的始终。00义利并重：经商致富之道00“义利”之辨是讨论伦理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儒家思想重要争论之一。义主要是指思想、行为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利是指功利，物质利益。00晋商兴起于明清之际，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的生产关系体系已有了裂痕，出现了许多反映商人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颜元。他吸收先秦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义利统一的思想，又汲取荀子“义利兼有，以义制利”的思想，提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义与利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谋利计功是正义明道的目的，也是正义明道的动力，正义明道是谋利计功的手段。这就是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思想。00受当时先进的商业思想的影响，晋商挟信义而经商，不畏艰难，辗转千里，输万货以为人，赢百利而利己，逐渐形成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00商业经营活动中的义，在担负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应该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先进的经营机制、优良的企业素质、灵活的经营方针。一、晋商建立了具有强大动力、很强的平衡约束力的商业经营机制，把权、责、利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财东一般不直接参与商号的经营管理，而是选用自己信赖，又熟悉业务、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放手让其经营。为了避免各商号造成脱节，晋商通常运用大号管小号，总号统支号的方法，层层节制使整个管理系统有条不紊。各个商号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相互制约，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纵向管理，横向联系”的制衡式的经营管理模式。00二、提高商号素质，增强内在活力。晋商号的机构精干，在人员设置上的原则是：“因事设人”。一般从业人员在10人左右，精干的机构设置提高了商号的办事效率，减少了人员重叠造成的拖泥带水。晋商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严格，狠抓业务，让自己的职员练到嘴稳手勤。在职业道德方面，要求人员重信誉，贵忠诚，鄙利己，喜辛苦，戒奢华。制定出许多规定，如果违反开除出号，永不续用。晋商也因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00三、把握信息，预测行情，审时度势，经营方式非常灵活，多变。晋商从商业竞争中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掌柜必须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做到出奇制胜。晋商在竞争中知于前，行于先，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服务民生，富足家业，在商界纵横500余年。

Ⅳ 晋商文化对我们的启示：要有胸怀与眼光

晋为山西省之简称，晋商指的是山西商人，尤其是以山西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地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晋商的历史可远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以来，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那么，今天就随我一起来了解， 晋商文化 对人们有什么启示。

一、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
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将关云长尊为财神，百般信崇，均在于其“信”、“义”二字。晋商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

晋商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二、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亦是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利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增强友谊，在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方面展现的大家风度。

三、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表现在经营管理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

四、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晋商不乱交友，“相与”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然“相与”，必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票号经理李宏龄着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Ⅵ 晋商文化的八个字精髓晋商文化的简介

1、晋商文化的八个字精髓是诚信、勤奋、坚韧、团结。
2、晋商文化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母体下，在特殊时代和特殊的区域文化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指导晋商经营管理、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文化思想和商业思想。
3、晋商文化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太原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晋商是中国较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Ⅶ 晋商文化的文化特点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
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共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
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