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数字文化是什么传销
不是传销。
“数字文化指以计算机、互联网、以及数字化视频信息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技术的文化的数字化共享。它是依托各公共、组织与个体文化资源，利用VR、AR、3D等数字技术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平台实现文化传播的时空普及与内容升级，具备创新性、体验性、互动性的文化服务与共享模式。”
数字化的社会是指新媒体催生了的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例如网络传输手段等导致了社会构成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一个无意识的革命催生着新的社会出现。
2. 数据文化是什么
数据是人类活动的描述和记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工具。“大数据是人类文明新的土壤”（《数据之颠》作者涂子沛语），数据文化是大数据革命的基础。任何没有文化底蕴的革命，只能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
国家间的竞争是科技水平、经济实力的竞争，说到底是国家教育水平、国民文化素养的竞争。数据文化是民族优秀特质的重要体现。但凡数据文化丰富、悠久的国家，都有较强的竞争力。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数据文化的支撑。中国有一定的数据文化基础，但与一些发达国家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
数据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我们要抓住数据革命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培育数据文化，推动大数据时代的精进。
一、数据文化概述。
1、数据文化的概念。数据文化是一种注重事物的精准量化和数据的科学分析，一切凭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总括。
2、数据文化的内涵——实事求数，实数求是。通过对“实事”的数据化提取，经过去粗去伪加工、量化分析、科学研判，从而掌握事物的本质、历史缘由、发展走向，以及应对之策。
3、数据文化的特征。
第一、数据为王。数据文化认为，世间万物万事都可归结为数据，都是可量化、可度量的、可分析的；用数据总结、指导人们的物质、文化活动更精准、更高效、更公平。
第二、定量在先。先定量，再定性；而不是先定性再定量。事物的定性来源于定量分析，量变带来质变。
第三、数据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共享。数据公开可以促进公平，有利监督；数据开放、共享可以丰富数据、提炼数据、再造数据、用活数据、创新数据。
第四、安全是数据最低层的价值，是数据文化的基本要求。数据的任何价值都是基于“数据是安全的”。数据从采集到利用全过程必须合法；不侵犯人们的合法权益；要减少和避免数据带来的“负效应”、“负产品”；要防止数据用于作恶。
4、数据文化建设的目标。
第一、培育数据文化，促进大众养成数据习惯，善于数据思维，处处精打细算，事事精益求精；建成数据化社会。
第二、将数据文化融入企业（组织）文化，与建设学习型企业（组织）相结合，大力倡导企业（组织）数据化管理；建成数据化企业（组织）。
第三、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建成先进、文明、高效、创新、开放、自由、民主、安全、持久的富含数据文化的数据化国家。
二、建设国家的数据文化。
建设数据文化是一项代际工程，需要顶层设计规划、高层示范引领。
1、顶层设计规划。国家制订中长期数据文化建设规划，指导全国的数据文化建设工作；咨询、引导数据产业发展；推进全民数字文化教育、普及；指导、监督数据安全工作；开展制度建设和法律推进工作等。
2、高层示范引领。中央和国家机关要率先垂范，树立数据意识，形成数据习惯，示范数据治国。从国家到部委、从计划到总结，从通知到规定等等，能用数据和图表的不用文字、少用文字；向下级单位发放指引、样式，要求并指导条条块块善用数据、多用数据。
3、媒体宣传带动。一是媒体大力宣传报道数据文化建设工作。二是媒体、网络通过竞赛、辩论、出版等推进数据文化建设。三是媒体、网络自身更多使用数据，以数据展示事件，以数据表达观点，以数据推进数据文化。
4、“洋为中用”。美国是数据强国，其数据在国家生活中的历史与宪法诞生同步。美国人用数据分权（两院），用数据辩论治国（人口普查、大型工程等），用数据预测（人口迁移，农业产量）、用数据制衡等等。美国200多年的国家史，同时是一部璀璨的数据文化史。
至少以下两方面值得学习：第一、美国治国高层敬畏数据，善用数据，“较真”数据，为民众树立了榜样。他们可以为各州的席位平等计较到小数点后两位，而且一计较就计较几个月、几年。为一项水利工程的成本/收益反复辩论、较真，最终确定是否上马，决定建设者。
第二、美国数据的开放共享。1966年《自由信息法》在辩论了13年后终于通过，以法律要求政府公开一切除关系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外的信息和文件；2013年奥巴马发布行政命令《政府信息的默认形式就是开放并且机器可读》。
3. 什么是数字文化
请参考
谈谈数字化社会文化的出现
数字化社会文化最近被谈论的很多。如何认识数字化社会文化的出现，需要用跨学科的思维逐层解剖分析，笔者拟从三个层面上开展以下思考。一是什么是数字化，二是什么是数字化社会，三是什么是数字化社会文化。不把这些基本概念界定清楚，数字化社会的文化就无法认清，一切就无从谈起。
先说第一，数字化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以及数字化视频信息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技术的普及开始的。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人处理信息经历过几个阶段：结绳记事、甲骨钟鼎、韦编竹简、活字印刷、数字排版等，每个阶段必要总结出一些相应的编着体例规范。比如一根竹片叫“简”，把许多根简编连到一起就叫“策”（策，通册）；一块木版叫“版”，写了字后叫“牍”；故史称“简策”或“简牍”。据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考证，春秋战国时期的简，最长2尺4寸，其次1尺2寸，又次8寸；两汉时期的简，最长2尺，其次1尺5寸，又次1尺，最短的5寸。长简写经典，短简写传记、杂书。每简只书一行字，简上的字数不等，多则25－30字，少则7－8字。《礼记》上说：“百名以上书于策，百名以下书于版。” 以上这些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书籍编着体例了。现在我们编辑图书已经有了系统的编辑体例理论。
如今，我们不仅不用竹简，第四代媒体：既文字、声音、图片、录像从互联网络上编辑、存储、处理在一起的数字读物也已经出现了。信息量的单位从百千万文字的字数，变成了M（兆）、G（千兆）、T（千千兆）字节数。专家预测：现在对数字化信息的展望已经不仅局限于KB、MB、GB、TB、PB 的级别上，已经把更高级的 EB、ZB、YB 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换句话说，中国人处理信息已经可以使用更先进的媒介了。这种媒介把上千年来的平面纸介质彻底改变了，改变成了完全与以往不同的介质以至不能叫图书了，只好叫“读物”。简单说：以学校教学为例，他把知识变成了由知识点组成的知识模块，不同的模块组合变成了一个学科的课程，若干学科课程再加上无限联接的相关学科组合变成了一个专业。学生可以在这种网络媒介上光盘教材上看到文字、图象、声音、录像相互融合，任意链接，瞬间互动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学习平台，可以大大方便自主学习。
那么，这是不是数字化了呢，是媒介物的数字化，但还不是数字化的表述，这样的表述只是说明了数字化的一部分以及数字化发展的某些方向。数字化还应包括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结合以及数字视频的普及。换句话说，数字化就是以互联网的无限联接传输为平台基础，以PC机使用为最初的使用环境和各种数字器具的大规模的使用，数字视频的采集传输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这才是数字化。
为什么呢，因为如今我们，至少我国的主流读物的介质仍然是平面媒体为主，虽然其生产过程的某些环节已经实现数字化了，虽然也有了很多数字化的产品可以消费，并不等于数字化的出现。数字化的出现可能要缓慢一些。但是一旦我们发觉了数字化可能已经大大完成了数字化的过程。有几个事情是大家认同的：如着名学者鲍宗豪教授说,数字化生存的特点是：全球化、分散权力、赋予权力、追求和谐。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必然要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必然要从虚拟经济在网络上实现全球的社会分工、协作和竞争开始，必然要从虚拟网络社会的“新的文化范式”开始。这就是本文拟探讨的核心话题。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好这一切到来之前的准备。
是否可以这样假设，数字化是指主流读物介质以第四媒体渗透进各个领域，具体说是大多数的机构、企业有了自己的网页，半数以上的个人有了自己的网页、主要信息资源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和传播，其中音视频信息成为了重要信息形式。由于平面介质的纸张在音视频应用中无能为力，因此只有音视频信息才真正改变了人们使用纸张的习惯，彻底改变了媒介的介质形式，数字化才真正被标志出时代的分水岭。
第二，数字化的社会是指新媒体催生了的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例如网络传输手段等导致了社会构成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一个无意识的革命催生着新的社会出现。
首先新媒体的出现加快了社会信息的传输效率，社会信息的对称性得以大大提高。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前进。比如工具的使用促进了人类阶级社会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产生了大工业，网络的普及令全球化成为了可能，数字化给社会带来了什么？首先是具体消费方式的变化，适合数字化的领域首先开发了MP3和照相机、数字化电视等消费品，但是并没有出现全社会的变化，带来全社会变化的是这类手段进入社会生产环节和信息传输过程，比如电子商务。其次，数字化的社会正在渐渐开始，比如我国大城市政府机关的数字化办公正在强力推行，成为了地方领导竞争业绩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的管理正在以数字化的普及推广得到不同层次的改进。政府的可以公开的信息，市民可以很容易的得到。再次，商业行为中网络交易量也已经迅速的增长，大概全球新一组迅速增长的纪录性数字又要产生在中国，那就是数字化商务活动的交易额。最后，我国近年来教育的网络化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是知识的准备、技术的积淀、以及法规的调整正在不间断进行。重要的是，还没找到数字化与传统教育的衔接点。数字化的教材体例、数字化的教学标准、数字化的教育理念、数字化的教育管理体制正在被急切的呼唤，在这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出现之前数字化的社会还只能停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痛苦的徘徊。
不难发现，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和传输始终在各行各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数字化的应用正在深入到计算机研究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比如法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教育学等等
其次，社会信息对称性的提高必然导致社会管理成本的降低，社会分工的效率将大大提高。各行各业的商业机会的迅速增加，必然驱使人们追逐更大的经济效益，经济腾飞的情景正在跃跃欲试的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这可能是前几次工业革命所未能比拟的。因为这不是单纯资本的解放，而是信息的解放。信息经济在数字化社会中产生的比例将迅速扩大。人们不是从机械化中获得利润，也不是从超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效益中获得利益，而是从信息对称度上获得经济利益，偏僻农村的普通农业产品挂在网上获得世界各地定单的新闻不断出现，证明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巨大生命力。这是与传统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最后，社会管理成本的降低将带来社会权力的重新界定和全球性社会的革命。所不同的是革命在社会管理细节上开始，同时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细节上展开，国家间的竞争变成了对这种社会变革的深刻适应程度和迅速的反应速度。数千年前工具革命带来了社会物质生产第一次超过个体生存需要，人类使用工具扩大了生产能力，财产私有化有了动因，财产私有制诞生是那次革命的结晶，私有制使人类摆脱了原始部落的生存方式；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工要求，社会管理血缘责任制的封建文明退出历史；近百年来金融革命带来跨文化的融资行为，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使国家边界概念的淡化，超大型企业及其文化出现；数字化带来的信息革命，信息传递的崭新方式成了人们提高社会整体管理效益的形成，追逐国家或社会经济利益的机会。社会权力在全球化变革中的重新界定，可能看不见因此爆发的战争，但是利益的分配在不同程度的新社会信息化、数字化程度的革命中完成了。
第三，数字化社会文化在高效率的信息传输中发展，新媒体缩短了社会信息传递的时间，催生了新的文化范式。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信息成本的减少引导了社会群体的行为取向更加理智、更加具有针对性。
因为人类在自身五官构成的空间里借助工具获得信息的多少，以及信息本身的质量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比如看见了不公平就要表达不满，看见了艳丽的色彩就要被吸引目光，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可能就要驻足查看。回顾人类历史：人类的交通、通讯工具令汉武帝建设的无边无际的帝国也无法伸展到地球那一边，那一边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无法了解东方的神秘过度及其灿烂的文化。尽管现在有了互连网络，人类依靠自身五官来接触世界的现实没有太大改变，但是借助的工具正为人类创造崭新的文化开辟了全新的天地。
视觉仍然是人类主要采集信息的重要手段。不同的是，过去人类无法将音视频信息像今天这么容易的采集、存储、处理和传输。今天有了数字化的手段，使视频信息成了随手可执住木棍写字画画一样简单容易，可以从世界任何地方，任意采集、存储、处理和传输信息。人们一下子变的聪明了许多。只要他会使用电脑，获得或发布信息就变得轻而易举。
这时，历史上各种泛滥的传说、各种信息的恣意传播，在这样的环境下可能就要变成另一种样子。人民有了更大的自主判断权和话语权。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见解，一夜之间可能会产生无数的文学家、诗人和政治思想家，无疑对整个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会有无限的好处。人们在互连网上变得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很快可以完成一定量的知识学习。人类更加理智、可以在更加短的时间里学会新事物。这种变化不同的专家学者认识角度不同。社会学家认为：其一，数字文化系统的形成将为人类提供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生活。 其二，数字文化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载体，如网上博物馆、网上音像馆、网上图书馆、网上艺术长廊等。其三，数字文化促进了全球文化交流。人类得以在全球范围里获取信息，生活发展。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在某些国家已经部分实现了，在另一些国家还要经过很多年的学习。我国是有幸尽快进入这种社会文化的国家之一。尽管我们对这种文化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文稿打字的水平。
正象专家们解释的那样，在数字化社会文化中生存的特点是：全球化、分散权力、赋予权力、追求和谐。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管理效率才可能带来的，无数思想家梦寐以求的。专家认为，构建数字文化发展的“人文生态”，改善数字化生存与交往，必须把握构建人文生态的“三原则”。 第一，“辅人技术”原则。数字化的本质应是辅人的技术，不能将其神秘化。毕竟人类要依靠自身五官的能力了解世界还要经过若干阶段，在掌握某个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学会计算机、学会采集音视频、学会制作网页等。数字世界的人文生态，本质上也是适应人类在数字世界交往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第二，“人文社会”原则。我们在肯定数字化世界对“社会人”生存与发展的价值的同时，还应珍视人类这一新的交往时空、交往天地，不断加强“社会人”的人文教育，提升“社会人”的人文素质、培育“社会人”的人文精神，以更好地构建适应人类生存与交往的“数字人文社会”，并使之与现实的“人文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第三，“技术人文”原则。数字世界，是高技术、高人文融合的产物。如果仅仅强调其中的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就会降低数字化变革之于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整体意义。
首先，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对一些青少年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网络成瘾”、“网络狂躁”等人格的扭曲，但它在整体上并没导致“主体的丧失”，而是更进一步激发了主体的感知想象，塑造了可见、可听、可感的虚拟现实。这个现实正迅速在影响着每一个网民，每一个热爱网络生活的人。可以负责任的说是我们的社会成员还不能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出现，不能适应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引导孩子，从教育体制上、教育理念上、教育手段上和教育方法上，还不能很好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发挥其长处。任何新技术出现就象核能武器出现一样，人类需要适应它的产生，国家如何自律，人类如何自律，如何避免核扩散的威胁。数字化也一样，需要全社会全人类产生新的文化范式，这是无法阻挡的事情，只能迎上去，主动适应它。
其次，网络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一样，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停留在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检索、分类、归纳，不能从社会学意义上观察其信息对称导致的社会发展速度上的问题，以及其社会道德发展变化对速度的影响，比如网络色情的蔓延，网络暴力文化的风行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如何解除、化解。
再次，作为一种全新的人际传播媒介，网络传播与此前广泛使用的人际传媒如电话、电报相比，它从“感官性、全息性、面对面”等几个层面，均大大地朝人性化方向迈进了一步；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媒相比，网络作为多媒体，兼容了现阶段人类所可能接收的全部的意义表现形式，在同一个物质实体上为全方位信息接收、发送提供了可能。
最后，网络人文精神既是构建数字人文生态的核心，又是形成良好的数字人文生态的关键。当然相关的研究需要综合跨学科的专业队伍，只是我国似乎还没有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