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建构与中国故事相联系的话语体系，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把握当代中国实际，选取中国典型案例，增强传播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创造出一个个精彩而神奇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国际社会也迫切需要了解东方巨龙的沧桑巨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建构与中国故事相联系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任何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之所以能够建构起来，是因为支撑这一话语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具有与众不同的崭新内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需要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内涵作出准确而规范的科学解读。这是客观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得以成功建构的基本要求。讲好故事，需要讲清楚故事背后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完整地讲好中国新故事，也需要先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世今生和理论逻辑。唯有如此，才能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而清晰认识，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故事的种种误读。
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充分结合和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是对外话语体系的指南针和方向盘，要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像“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创新，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学术话语侧重于从学理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研究，解析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学术研究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切忌生搬硬造、玩弄概念，对西方的学术成果也要给予批判的吸收和借鉴。大众话语是广大民众的日常用语，蕴含了丰富的民间智慧，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集中反映。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元素和表达方式，做到“听得懂，记得住”，达到“随风入夜”“润物无声”的积极效果。
科学把握当代中国实际。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了解和研究中国具体国情，科学把握当代中国实际。一是要联系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讲清楚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制度原因。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优势所在，着力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和加工，将其上升至话语体系。二是要联系中国历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三是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
选取当代中国的典型案例，加强个案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让国外受众能摆脱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和陷阱，听懂中国人所讲述的内容并产生兴趣。以往对外传播中的大而化之的工作总结或一般汇报式的宣传手段，难免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困惑与误解。实际上，国外社会在关注当代中国发展时，其兴趣点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局部的微观视角切入，逐步进行针对性的总体剖析。讲好中国故事也要契合国外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力求小中见大、生动活泼，与国外话语实现有机对接，并借助新媒体的包装宣传等多种形式，将令人信服的具体发展经验和成果介绍给世界，呈现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
加强对外交流机制，切实加强“走出去”人才队伍建设。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走出去”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因而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提高“走出去”的层次、深度与广度，在鼓励国外各界人士到中国实地见证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要走出去，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现状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专家，外语能力远远达不到国际交流的要求；而外语水平较高的人才，对于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又知之甚少，因此在国际交流中难免出现国内有价值的观点无法传递给世界、别国有益的研究成果不能被国内消化吸收，甚至出现有理说不清的状况。这就要求培养大批既通晓中国实际、又了解世界大势，同时还熟练掌握外语的专业人才队伍，为其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一系列具有当代中国风范的精髓性思想观点产生较大的国际影响力，赢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认同。
⑵ 描述一下中国文化的起源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着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着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⑶ 儒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主流
（一）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
参考资料一.从新加坡看儒家文化：
新加坡重视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同时更加重视西方文化。很多人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尊重儒家文化的事实，来说明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崛起的根基。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新加坡的整个法律结构是英国留下来的，并在它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加坡现在的法庭审判中法官仍然戴英国法官式的帽子，新加坡的法制结构恰恰是英国的价值结构，是欧洲法制精神的结果。
正是尊重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儒家文化的弊病也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李光耀认为，儒家文化强调长者权威，不适应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年轻人创造历史的世界。
在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上，李光耀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出不了企业家。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叫学而优则仕。而美国只改了一个字，叫学而优则商。
因此，新加坡十分重视以西方文化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这里所说的西方文化，并不是中国式管理所限定的“西方科技”，而是包括哲学、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
新加坡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国家，在新加坡400万人口中有100万是外国人。新加坡以海纳白川的精神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新加坡文化也是一种混沌文化。在新加坡，我们看不到中国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看不到中国式管理的痕迹。
尽管在新加坡企业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文化，但主导新加坡企业的却是西方管理制度。新加坡有着亚洲最为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而支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是背后的西方哲学。因此，新加坡企业管理模式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的结果，而不是以单纯的儒家文化为根基。
参考资料二：儒家文化与法制、文明、自由的冲突。
当今世界是民主、自由、法治的世界，我们的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已经在这一点上表现了明显的不适应。日本人改变自己适应了，所以日本人现在就是比我们发达。而我们在这一点上还存在着许多心理与制度上的障碍，所以还是不及人家。你可以有权讨厌人家，但是，这是没有用的。你还得比人家强，自己才会有安全感，才不会有生存上的威胁。这不是什么自卑，正是自信才有这样的勇气。一个有强烈自卑情绪的人，是不敢承认自己的缺点的，只有充满自信的人才敢大方地说出自己的缺点，才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才会努力向人家学习。一个宽容的人、善于学习的人，正是有十足的底气的人，是充满自信的人。那种说西方人开始向中国文化寻找归宿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自欺欺人的。这个说法，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着名儒家学者梁潄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着作里已经说过。说我们的文化是精神的，外国文化是物质的。外国开始要向我们中国文化学习了。当时就被胡适先生批驳了。这些说法并不新鲜啊。如果我们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容易健忘的。其实我们越是一个贫弱的民族，这样急于得到人家西方认同的心理就越强。这正是民族自卑情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