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蜀历史文化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这一文化交流影响过程，正印证了考古学上地方文化的发展与扩张模式：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响过程中，曾经辉煌了千余年的古蜀文明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凝聚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却不会因此而消失。诚然，从考古器类学角度看，这以后再难发现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纹饰，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学上的文化意义。但如果从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角度来考察，便可发现，蜀文化作一种积淀了上千年岁月的传统文化，它的影响力决不会，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断一种文化能否继续流传下去，首先要看这种文化存在的环境和条件是否改变，传承的渠道不否通畅。由于东周以后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汉以来能上能下入的汉文化，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内陆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别无二致。所以，在经过这两度涵化后，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意识流，蜀文化的传承渠道仍旧，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仍会一代代接力传下去。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
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间，就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古蜀已进入国家形态，有比较发达的神权和礼乐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成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以至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从人民不知饥馑……谓之天府”之后，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使蜀之先民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两个系统的文字，一个系统是比较进步的表意文字，一个系统是表形（象形）文字，而两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遗迹；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辈出，杰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国两晋时期的诸葛亮、陈寿，唐代的陈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苏门三父子”、黄庭坚、张？、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慎、来知德，清代的唐甄、费密、李调元，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谓灿若星辰，这一串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蜀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名人的不断涌现，不仅充分证明蜀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蜀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扬，主要得益于它汇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渴求开放的意识。
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与西面的阿坝相连，与岷江上中游保持着密切的往还互动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为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抱，历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致使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蜀文化必然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质，正因为蜀道之难，反而激励起蜀之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
于是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义上改造环境，进而铸就了蜀之先民于封闭中求开放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兼容和开放终于成为蜀文化最显着的特征。
从自然地理审视，蜀文化同周围不同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盆地周围（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岭。蜀之先民为了打破盆地地缘的封锁，创造了高超的栈道和绳桥技术（现在剑门关、广元等地仍保存有栈道，20世纪60年代连接都江堰内外江的竹索桥以及四川阿坝州，至今仍可见到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则是多种类型的绳桥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狭隘的封闭性。
借助剑门关、广元等地的古栈道，蜀地得以与陕西等中原地区沟通，蜀文化得以与原本就是同一血脉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礼制、风习、价值观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影响。四川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与江汉平原相通，蜀通过巴，与楚江水上下，一苇可航，“蜀风”早与“楚流”交流混融，从古至今，蜀文化都与楚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在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分别出土了海贝、象牙，阿坝州茂县则出土了琉璃珠，这些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证明蜀之先民与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迟到汉代，从蜀到印度、中亚再到西亚，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今天被学术理论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据考证，“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缅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经“滇越”乘象国（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到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直至中、西亚。
另一条是东道，从成都出发，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西道重合。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蜀文化主要与云南、贵州地区的南中文化有着密切的往还交流和相互兼容。
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还交融，又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温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之外，主要还表现在对滇黔文化的辐射，并远达东南亚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汉唐以后，文化的。
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明。
它的兴衰，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秦并蜀后，古蜀文明虽已消融，但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扬。蜀地自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并形成了“教民务农”和治理水患的传统。
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秦并蜀后，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掀起了在蜀大兴水利、广开稻田的 *** 。
“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经由李冰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
它不仅使当时的“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的三角地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其人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发挥着防洪、水运、灌溉等综合的功能和作用。作为蜀文化精神象征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观。
秦汉以来治水、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华阳国志》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蜀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并享有天府的美誉。
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源泉灌注，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
李善《昭明文选》注曰：“言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这里说得很明白，蜀地的农业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原来富庶的关中，这里反而向蜀看齐，只配号为“近蜀”，“与蜀相类”而已。
可见，这时的蜀，已与富饶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开明王朝起，即成为蜀国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并巴蜀后，分置巴、蜀两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
汉时从蜀郡分置广汉、犍为郡，号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于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陆海”的美称，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种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的略成龟形的城墙，被定型下来。
成都的秦城、汉城，有“重城”、“层城”之说，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布局，河水沟渠纵横，江多桥众。
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既取法秦都咸阳，又独具特色，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
成都城内不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锦官城”，而且织机遍于民间人户。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细布）、蜀“织成”锦（宫廷用品）、蜀缎等，以锦水濯漂，鲜润细腻，名扬天下。
此外，还有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远销于长沙、江陵、朝鲜和蒙古。至于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也是以成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
以上这些文化成就，给汉晋时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人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以华丽辞章着称的文学形式——汉赋，对当时成都的富庶与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先以《蜀都赋》以赞之，称其“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
这一评价，既是对蜀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时成都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后，“蜀都”这一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成都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称。
蜀与华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统必然相异。杨雄《蜀王本纪》说蜀的古代，“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仅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语，其精神形态尚处于原始幼稚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六国移民、徙徒、迁虏大量强制在蜀中安置，此举有助于提高蜀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缩小同中原文化的差异。
“是的，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
蜀生张宽等18人被派往京师攻读《五经》，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引进蜀地。蜀人对中原文化的引进，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决不盲从的态度。
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传统的影响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汉书·地理志》“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说，蜀人虽学儒家经典，但未能笃儒家学说，仍然酷好文字，长与词赋，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以词赋见长，表现出蜀与楚文化的浓厚关系。
又如，蜀人在《五经》中，对《易经》特别偏爱上，以致西汉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经出众的经师，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结果，等等。在文翁。
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
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
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
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
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
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
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
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
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
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
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从先秦到魏。
刘禅（shàn）(207-271)即蜀汉后主，字公嗣，小名阿斗。
刘备的长子，母亲是昭烈皇后甘氏。三国时期蜀汉第二位皇帝，公元223-263年在位。
公元263年蜀汉被曹魏所灭，刘禅投降曹魏，被封为安乐公。 刘禅降魏后，司马昭在一次大宴蜀国君臣时，特意令人奏起了蜀地音乐，以观察刘禅的反应。
蜀国旧臣听后无不现出悲慽之容，只有刘禅一人不悲反笑，开心得不得了，活脱脱是一个缺心少肝、苟且偷安的皮相。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马上回答：“此间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这个成语从此诞生。 说完这个话以后，刘禅带来的一个旧臣就跑去找他说，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下回司马昭再问你，你就说，先人的坟墓在蜀国，我没有一天不想，然后把眼睛闭起来。
果然，不久司马昭再次问刘禅，说想念蜀国吗？刘禅说：啊呀，先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儿，我没有一天不想。 司马昭说不对啊，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你说的，像你某个大臣说的。
刘禅马上把眼睛一睁：哎，对啊，就是他说的，就是他教我这么说的！乍一看，刘禅的确是一幅没皮没脸的嘴脸，而且 *** 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可细细一想，刘禅不如此回答又能如何？。
蜀国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蜀族在现今四川建立的国家，后被秦国所灭。
蜀族是先秦时期一个不同于华夏族群的古老民族。“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据记载武王伐纣时蜀人曾经相助。但关于蜀国的历史在先秦文献中一直没有详细记载，直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记载了关于蜀国的历史和传说。
古蜀人先祖为蜀山氏，有观点认为：蜀山氏与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是古羌人的一个分支。蜀国不只拥有单独一个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诸族统领。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于广都樊乡（即今天的双流县）。到了开明九世建都于成都。开明十二世时“五丁力士”开辟了石牛道，打通了从蜀至秦的信道。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位时秦国灭掉了蜀国，蜀地从此成为秦国的粮仓，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灭蜀后，蜀人残部一支在王子安阳王带领下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在现今越南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并持续了一百多年。
关于蜀国历史最着名的诗句是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李商隐在《锦瑟》中有“望帝春心托杜鹃”的诗句。相传望帝原名杜宇，立荆州一个传说死而复生的人鳖灵为丞相。当时洪水泛滥，而蜀国四面环山，中间是盆地，水流不出去，鳖灵凿穿巫山，引导水流出去，形成今天的长江。隔几年，望帝因他功高，传位于他，自己修道，死后化为杜鹃鸟。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文物的风格与同时期中原一带的文化迥然不同，同时文物的精美也表明古代蜀人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