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湖湘文化怎么样

㈠ 杜甫江阁的湖湘文化

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
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
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
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
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
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
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
——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
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
——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
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
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
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
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年多，留下诗作近百首。这些诗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后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时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凉漂泊生活的写照，表现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心天下安危与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沙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
四、湖湘文化中的忧国爱民情怀与杜甫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
都说湖南人最明显的特质是霸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湖湘人霸蛮的特质分开三层来理解，这也使得到千古以来无数历史事实明证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
“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着。蛮，也就是执着。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着。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撇开第一层面意思姑且不论，杜甫所有湖湘传世诗篇中绝大部分体现出了我们湖湘人的那种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姑且不说这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至少也未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湖湘人的忧国爱民更多地体现为入世，敢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悯人了。
五、杜甫江阁文物展示馆
杜甫江阁一楼，展示了丰富的历代文物，包括历代古籍善本，湖南名家字画，历代瓷器，青铜器等，为湖南文化的寻根溯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明。
杜甫江阁珍藏的《御批资治通鉴》《史记》等各类文化古籍一千余卷，清代湖南着名书法家黄自元、何绍基、何维朴、姚鼐、廖树蘅等人真迹百余件。
瓷器方面，杜甫江阁珍藏的北宋定窑精品葵口碗，磁州窑虎纹枕，磁州窑黑釉剔花梅瓶，龙泉窑精品瓷器以及清代各类官窑，成为湖南文物古玩类的领头羊。
另外，杜甫江阁珍藏的北魏石佛和唐代楠木观音，也是极为罕见的文物。
经过中国艺术家协会考察，中国艺术家协会收藏委员会正式落户长沙杜甫江阁，现已正式进入筹建阶段。
注：参考资料---华夏收藏网关于中国古玩城排名中，长沙杜甫江阁排名前十位。

㈡ 汨罗在湖南什么位置

汨罗属于湖南省岳阳市。

㈢ 水育人杰 灵动潇湘——浅谈湖湘水文化

刘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一、湖湘水文化概述

《管子·度地》：“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泄，因大川而注焉。”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水文化与城市交通关系很大，人类文明起源于水，人与水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人顺应了水势，获得生命的基本条件和生活的便利、安全，水通灵了人性，承载了人的思想、艺术和精神，构造成水文化的基石。

潇湘是湘江与潇水的并称。多借指今湖南地区。我们将隶属于长江水系的湖南洞庭湖以及湘、资、澧、沅四大水系所孕育出来的文化称潇湘文化，亦即湖湘文化。潇湘文化是自春秋时期长江中游最早发展的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朝诗人杜甫《去蜀》诗云：“五载客蜀鄙，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宋朝诗人陆游用“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诗句来称赞潇湘地区人杰地灵、如诗如画的美景。

潇湘水文化主要集中城市为岳阳、武昌、长沙、永州、常德等地。所谓水文化，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欣赏水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历史的长河中，潇湘文化结合当地不同的经济人文、风俗民情形成不同类型的水文化。潇湘地区是一片文化艺术的热土，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人文荟萃。有古代战国时期汨罗河投江殉国的士大夫屈原，更有当代挥斥方遒的建国领袖毛泽东；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湘江畔岳麓山下千古文化流传的岳麓书院，更有让范公感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四大名楼之一岳阳楼……

二、湖湘水文化之景观篇

（一）潇湘八景

潇湘八景之说，起于唐宋之际。其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谓“八景”，即“潇湘夜雨、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市晴岚、江天暮雪、远浦归帆、洞庭秋月、渔村夕照”，分布于湘江流域的中、下段。“江天暮雪”是描述长沙市橘子洲冬天的景致。

在历代文学家、书画家的艺术浸染中，在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中，潇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而更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概念。古今中外，无数的潇湘画卷均可谓“画中有诗”，而浩繁的潇湘诗作也同样“诗中有画”。先人的诗句触发了后人的丹青灵感，古人的画作熏陶着今人的诗情文心。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艺术家来说，“潇湘八景”已成为他们表达心境的手段和寄寓情感的依托。而诗画合一、物我交融的“潇湘八景”也不再是具体的八道风景，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艺术符号，一个能够唤起人们无尽审美感动的触媒，一个可以引发人们无数玄思妙想的契机。

八种景致就如同岁月冲刷之下淘沥出来的八粒金砂，凝聚着古往今来无数艺术家的心血与灵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东京大学教授芳贺彻将中国古人对八景的选定过程称为“风景的洗练”过程，指出“‘潇湘八景’作为画题具有诗的观念性和包容性，因此能够跨越时代和文化的变动而生存下来”。

如今有些部门为了发展旅游业，将八景指定为回雁峰、清凉寺、昭山等景点，以吸引人们“到此一游”。这无疑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也助长了经济对艺术的冲击。实际上，正因为“潇湘八景”的八个命题本身缺少确指性和限定性，才为艺术家的自由想象准备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他们的多种诠释提供了充足的余地。

（二）“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洞庭湖地区吸纳沅、湘、资、澧四水及其他中小河流共九条于其上，自古以来即为肥沃的低洼之地。宋朝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引《山海经》言：“洞庭，沅澧之交，潇湘之渊，是为九江之门。”《战国策》云：“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横亘七八百里”，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引《巴陵旧志》）说其“横亘七百余里”，诸说皆志其大。时至今日，仍承“八百里洞庭”之说。

洞庭湖吞吐壮盛之貌与横无津涯之势，亦波撼着历代文章题咏。该地区远古湖湘先民拥有卓绝智慧并创造了灿烂的水文化。对于喜借外物以抒己意的庄子，这片地区简直就是启发其哲学智慧的源头：“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洞庭湖地区许许多多的山川、地名和草木鸟兽等物产，成为人们体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自然载体。湖湘先民的文明智慧甚至启动了国内南北文化交流扩散。而洞庭湖畔，最为着名的便是岳阳楼了。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前瞰洞庭，背枕金鹗，遥对君山，南望湖南四水，北眈万里长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使岳阳楼着称于世。除了范公登岳阳楼游览洞庭湖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怀外，唐朝的孟浩然用“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将洞庭湖波澜壮阔描绘得淋漓尽致（《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不禁“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刘长卿亦是愁，“楼前归客怨秋梦，湖上美人疑夜歌。”“终期一艇载樵去，来往片帆愁白波。”（《岳阳楼》）；李白则“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从而“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展露诗人自己豪爽快意之态（《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三、湖湘水文化之人文篇

（一）毛泽东——橘子洲头咏叹调

生在芙蓉国湘江流域的毛泽东，他的童年到青年时代是喝湘江水度过的，绿水青山培养了他的艺术天性、悟性和灵性，春看细雨，夏品涛洪，秋展满江，冬赏冰雪。水，成了毛泽东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毛泽东诗词中描述的水很广泛，从江河海水写到雾雪冰凌。咏江有“万里长江横渡”、“漫江碧透”、“龟蛇锁大江”；咏河有“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咏海有“饮茶粤海未能忘”、“白浪滔天”、“颠连直接东溟”；咏湖有“洞庭波涌连天雪”；咏雨有“红雨随心翻作浪”；咏雪有“万里霜天红烂漫”；咏雪有“长空雁叫霜晨月”；咏冰有“千里冰封”、“已是悬崖百丈冰”，等等。他是当之无愧的写水的杰出人物、咏水诗词的巨匠。

位于湘江长沙段江心的橘子洲，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大型自然内河沙洲，宛如彩带，风貌独特。此地四季风光各异，春来，明光潋滟，沙鸥点点，芳草萋萋；夏日，浓荫蔽日，杨柳依依，河风习习；秋至，清香一片，红橘满枝，层林尽染；深冬，凌寒剪冰，江风戏雪，别有韵致。1925年的寒秋时节，毛泽东从广东回到湖南，重游橘子洲，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橘子洲更是声名大噪。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以极大的人格感召。他青年时代，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常会同学友到洲头搏浪击水，议论国事。他挥就脍炙人口的诗篇，在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毛泽东不但爱国爱家乡爱人民，同时他的宏大气魄以及他多姿多彩的人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1961年他曾经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并感叹这种境界为妙哉，妙哉！体现了他对潇湘大地的垂爱。他在《七律·答友人》的诗中写道：“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斑竹意指湘妃湘夫人，在毛泽东的笔下，湘江水、洞庭波，令人如此倾醉，不由在橘子洲头咏叹自己的旷世情怀。

（二）沈从文——沅水江畔的流水叮咚

在湖南的现代作家中，特别擅长于书写江水美景的最杰出的代表便是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是从湘西大山里走出的作家，离开家乡多年最令他想念的是山中那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和像河水一样明净清纯轻灵活泼的山中女孩翠翠和那些同样心地善良淳朴如山中溪水的山中百姓。

湘西拥有那样美丽的风光：清莹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乱的碎石；微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乳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薄暮的夜色里飘浮……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有一种出尘而卓然的清丽，似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西的河川明澈纯净。

沈从文善于写“水”，善于表现“水”，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水”在其作品中都随处可见，他笔下的水是有灵性的，“水”作为其文学作品的精神文化原型，渗透着作者孤独情结的生命体验，并从中可探寻潇湘文化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对沈从文影响的传承性，有着超现实的价值意义和审美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湘西水域独到的“水文化”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不可小视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多的文人骚客有这样的理想情怀，心胸气概，自然之水一旦被文人笔墨渲染，其就有了审美的意味、有了思想与灵魂，自然之水便成为了审美之水、文化之水。

四、结语

水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湖湘文化的核心要素。湖湘地区作为水乡泽国、鱼米之乡，河湖密布，水域发达，千百年来人们与水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关系，人文地理也因水发源，社会经济因水而兴。湖湘水文化作为我国区域水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的水文化就是潇湘人民长期与水共生共荣中的一部历史画卷，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开拓创新、勇于拼搏治水精神的体现，也是潇湘作为文化之邦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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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吗为什么

每当人们在谈到湖湘文化时，总是会联想起楚文化。甚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湖湘文化就是属于楚文化系统，或者仅仅只是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实这是一种由似是而非的观点所产生的误解。要搞清发生这种误解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荆楚”一名及“荆楚文化”的概念。

在古代，荆楚仅仅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楚”当然指的是位于湖北的楚国或楚民族早期生活居住的楚地;“荆”指荆山(关于商周时期的荆山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种说法，分别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一般认为指今湖北沮水、漳水发源地之荆山)，即楚族部落首领熊绎受封于西周之后所最早开辟的聚居地。这里的“荆”“楚”合一，便成为与楚民族或楚国密切相关的“荆楚”，此为狭义的荆楚地域概念。“荆”又指“荆州”，《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称：“汉南曰荆州。”《周礼·职方》载：“正南曰荆州。”这里的“荆”也指荆山;“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认为即指位于今湖南的衡山。荆州指的是从湖北荆山至湖南衡山这块广阔的地域。故汉代置“十三部刺史”之一的荆州时，就一度将荆州的治所设在位于荆山与衡山之间的汉寿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正如在本章第二节介绍湖湘行政历史地理变迁情况时所指出的，在远古至先秦时期，湖湘地区还被视之为蛮荒之地，居住着各种“蛮”族，既没有形成方国，也没有建置具体有效的行政建制，故没有对这一地域进行命名。由于在“荆州”地域内，荆山附近的楚人(楚国)是当时文明程度发展最高的民族并建立了方国，他们的势力又一度进入湖湘，故往往又将广大的荆州地域称之为“荆楚”，此即广义的荆楚地域概念。产生于广义荆楚地域上的文化，当然被称之为“荆楚文化”。

一些人正是基于在先秦时期湖湘地区从属于广义之“荆楚”地域这一历史事实，然后又将广义之“荆楚”混淆于狭义之“荆楚”，进而等同于以湖北为中心的“楚国”或者是先秦时期的“楚民族”，自然就得出“楚民族(楚国)文化”即是“荆楚文化”，当然也就是、或者代表着先秦时期“湖湘文化”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商周乃至先秦时期，在荆楚这一广袤辽阔的地域中，生活着许多不同的古老部族或民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族源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方国，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特质;所谓“荆楚文化”，只能是生活在这一广袤地域范围内的所有民族文化的总构成，怎么能以点掩面地将在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内由一个弱小的部族和方国发展起来的楚民族及其文化，对其他部族及民族文化进行完全的掩盖!这种错误观点或模糊印象，无疑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认识湖湘文化并进而明确湖湘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支持这种错误观点的另一主要史实是：在先秦时期，湖湘部分地区曾经一度被纳入楚国的版图，以及曾经有一些楚人进入并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区。关于楚人进入湖湘地区以及楚国统治湖湘部分地区的情况，在前面已经谈到。这里看看楚国究竟对湖湘部分地域进行了多长时间的有效统治。

如前所述，战国时期，楚国的军事势力一度“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而进入湖湘地区，并在纳入其版图的湖湘部分地域建立起郡县制的行政建制——黔中郡。然而，楚国的黔中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史籍中关于楚国建置黔中郡的时间记载不详，但似应与吴起相楚后对湖湘地区的征伐有关，即应该是在公元前385年前后。然而，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国就“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秦将白起攻取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的纪南城)，并向东攻至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向南攻至洞庭湖一带;楚国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后来，在秦军进一步的逼压下，楚国又先后迁都于钜阳(一说位于今安徽阜阳北，一说距陈不远)和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从此再没有能够回到江陵的郢都。最有意思的是，为了缓解面临亡国危机却仍然在醉生梦死的楚国王侯贵族们的思乡之情，楚国将历次所有新建的都城全都仍然命名为“郢”。至此，楚国其实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灭亡只是迟早之事了。秦则在所攻占的原楚国疆域内设置南郡，以楚国的原都城郢(江陵郢都)作为南郡的郡治所在地。被放逐湖湘、流浪于沅湘流域之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就是在痛感故国之沦亡、“哀故都之日远”、“生民之多艰”(《哀郢》)而约于此年投汨罗江以死殉其志的。由此可见，至此时，楚国与湖湘大地之间已经被秦国基本上隔离，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了。随后相隔只有一年的时间，正如在前文中已经谈到的，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秦国又命蜀守张若由蜀(今四川)出发征伐楚国，取巫郡(今四川巫山北)及江南地，置黔中郡。秦国所置的黔中郡，是在楚国的黔中郡基础上改置的，包括有现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川东、鄂西、黔东和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中心地区位于湖南沅水的中下游，郡治在今沅陵县。根据这些史实，楚国对湖湘部分地区的有效统治仅仅只有百余年时间。

楚国曾经将湖湘部分地区纳入其版图，只能表明楚国的军事或文化曾经影响到这些地方，但要据此认定湖湘之地已经完全被楚文化所覆盖，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须知，受到影响与被同化，是完全两个不同概念。近代以降，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来自于西方。但是，中国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谁能够说中华文明就已经被西化了呢?台湾被日本侵占五十余年，在日占期间，日本人有意识地在台湾进行了强迫日化，不论是在日占期间还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归祖国，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都是炎黄子孙，台湾地域文化始终都保持了纯正的中华文明的传统特质，能够说因为台湾一度被日本所侵占，就成为了大和民族(日本)的文化不成?持此说者，其实是对基本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无知，是对文化理论、性质及特征的无知。更何况，先秦时期的楚民族，自身还只是一个正在发育成长中的民族，在中原各国看来，他们也只是南方的蛮族之一，其本身还不断接受着中原各地区、各民族、各诸侯国文化的影响，他们是否有能力并且自觉地对被其占领的周边部族或民族进行文化的同化，也是值得怀疑的。

远在殷商时期甚至更早，湖湘大地已经有了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有了早就迁徙进来的部族群或民族，有着自身的社会文明和物质文明，这些都可以从考古发掘的大量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和其他物品中反映出来，而此时楚人还尚未来到湖北的荆山、更不要说进入湖湘。春秋时期，生活在湖湘地区的土着住民，虽然不断受到楚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和楚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以独特灿烂的本土文化卓立于世。战国中期，湖湘地区虽曾一度被并入楚国的版图百余年，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百余年毕竟为时甚短，湖湘原住民的本土文化要在这一短暂的时间内就被仅仅占据着一些中心城镇及交通线的楚民族所同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移风易俗需要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要说全国，仅仅只看湖湘大地的一些少数民族，自汉唐以降被纳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和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下，并经历了宋代的“开梅山”、清代的“改土归流”等多次同化，至今还保持着自身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便是明证。

正由于在楚人和楚文化的进入和影响下，湖湘地域文化还保持着自身的特质，当战国时期的楚国屈原(前339?～前278?)从楚都被流放到湖湘大地(具体在沅湘流域，而这还是所谓受楚文化影响时间最长最深的地域)之后，他所面对的乃至在其笔下流淌出来的湖湘地域文化，才会展现出如此奇异瑰丽的景色，并使他产生出如此多的创作灵感。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几乎全新的异质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保留着更为原始、更脱离“世俗”、更具有“天人合一”、“人神交感”乃至震撼灵魂、拷问灵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因子，沐浴在这种异质文化氛围下的屈原才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受，从而导致其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升华。完全可以说，没有奇异瑰丽、独具特色的湖湘(沅湘)文化，就没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历史上的屈原;而这也恰恰证明了，远在先秦，湖湘文化就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以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的异质文化，即作为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以及作为民族(部族)文化的“古越”和“三苗”等文化。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湖湘文化以本来面目，确立湖湘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