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图案表示思想文化

1. 标志设计中如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你是要写论文吧.晕倒.

中国在其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 “夕阳文化”，只能当作是古董或是文物而珍藏起来，对于这种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阔，传统图案只是它浩瀚江海中的一支涓涓细流。而正是这支永不枯竭的细流至今依然浇灌和渗透在许多的现代艺术领域之中，标志设计就是其中之一。

相信大家对标志并不陌生，在经济信息文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无论是用于公众和社会活动的公用标志，还是用于商业性质的商标或是有关专利的专用标志，都可谓是无处不在。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标志是平面设计的一种，是具有相当视觉美感的一种艺术造型，但它同时也是实用美术，它在商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创造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因此近年来标志成为了CI策划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一个产品的名称，更是商品制造商的代言人和企业形象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标志属于现代设计的范畴。

可是现代设计是不是就等于要将传统摒弃、淘汰甚至与之隔绝，又或是束之高阁，否则就是陈旧过时而体现不出创意感和时代感呢？当然不是。我们从近年来一些脍炙人口且深入民心的标志设计的佳作中不难看到设计者是如何将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互相结合，互相融为一体的。

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商界的代表，要求体现中国特色。设计者采用了中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古钱图形是圆与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上下加垂直线，成为“中”字形状，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给人的感觉是简洁、稳重、易识别，寓意深刻，颇具中国风格（图1）。中国银行标志之所以能够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主要还是得归功于一直以来人们对象征财富的古代铜钱形象的根深蒂固的认识吧。

中国电信的标志是以“中”字及中国传统图案的回文作为基础，经发展变化而成的三维立体空间图案（图2），寓意为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象征中国电信时时畅通，无处不达，形象的表达了中国电信的特点：科技、现代、传递、速度、发展，该图案装饰效果强烈，并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感，可以说是将传统文化运用得极具现代感的经典之作。

北京王府饭店的标志也是此类设计的佼佼者。王府饭店地处北京王府井，是一家五星级饭店，此地原是清朝皇室官宦的居住地，饭店的建筑外形具有中国传统古典风格，所以该标志采用几何图形构成，以中国“方胜盘长”吉祥图案为基本形，经变化成垂直和水平直线构成上下左右对称的正方形，有秩序的经纬穿插，表现出王府饭店的规范管理、优秀服务的含义。在细节处理上，作者在四角处的线条有意断开，意在描绘“井”字，暗示饭店位置，同时“井”字寓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意。图形中间的“王”，既是五府饭店的第一字，又代表饭店在同行中的王者地位。（图3）

在标志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不仅是将本土文化自我延续，在世界信息交流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向来推崇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处世哲学，而最能形象生动表述出这一哲理的，则要算“太极图”——阴阳鱼合抱、互含，两条鱼的内边衔合得天衣无缝，两条鱼的外边是为正圆（图4）。通过这个“太极图”，祖圣和先贤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利于自身，这个“太极和谐原理”，无论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都是广泛适用、概莫能外的。而在设计这个概念中，我们则把这种形式称之为“互让”。也正是因为这个太极图所蕴含的深刻意义，联合国选定中国传统太极图案作为2001年8、9月间在南非举行反对种族歧视世界大会这一盛会的会徽。设计者对太极图案进行了艺术加工，将黑白两色的阴阳两极增加了不同层次的灰色作为过渡，象征着各国人民虽然种族、文化及地域不同，但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却能取长补短、和睦相处。这个标志，不仅是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更重要的是把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团结友爱的民族精神向世界传播。

现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2008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了。从申办奥运会中所设计的申办会徽，到正式的奥运会徽，都充分展示了中国的特色，受到全世界的一致称赞。申办会徽由奥运五环色构成，形似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又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中国结”象征着吉祥如意，也体现了每一个中国人大家心心相连、团结一致的精神；太极拳则是中国的国粹，整个图案如行云流水，和谐生动，充满运动感，象征世界人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的深刻涵义。（图5）

正式的标志更为出色，这个标志名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它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传达和代表了三层含义：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汉字印章作为标识主体图案表现形式，选用中国传统颜色———红色作为主题图案基准色，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代表着民族与国家，代表着喜庆与祥和。二是作品主体部分又似“京”字，又似舞动的“人”张开双臂，充分反映了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中国，传递着友好、真诚与热情。三是作品中巧妙地幻化成向前奔跑、迎接胜利的人形，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宗旨，强调了以运动员为主体和健康向上的精神，充满动感与活力。这个标志把中国文化和奥运会的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赞不绝口，称其“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图6）

其实诸如此类的设计还有很多，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标志（图7）中所采用的中国古代刀形钱币；港龙航空公司标志（图8）中的象征着生气勃勃、飞黄腾达的龙的造型图案等等，都深为人们所熟知并喜爱。仅是在标志设计这个的小小空间里，我们都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创作动力，更何况在现代其他各种文化艺术领域之中，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所以说，传统并不等于过时，传统文化也不会如日落西山而光芒不在，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将它们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并且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更不能视之如敝履，犹恐扔之不及，我们需要的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作为每一个从事艺术设计的工作者都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担负起这一份责任。

2. 中国传统图形的含义及特征 ··········急··················跪求······

中国的传统图形是几千年来根据不同朝代人们生活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形式极为丰富，既有以图形本身为含义和审美价值的文字、印章、标识图徽，也有可以作为欣赏的绘画、版画、石刻，还有作为装饰用的建筑彩绘、雕漆、镶嵌， 等等。这些具有深刻寓意与哲理的图案，渗透在人们生话的各个领域，无论如何变化仍可清晰识别。它们彰显着我国古代不 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面貌和特色，是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化种类的重要表征。这些图形的形态，其作用甚至超越了文字，形成了具有深层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传统图形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得以传承的源泉。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现民族历史的一套完整的艺术形式。
中国传统图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完整性、哲理性和装饰性等特征。

3. 图形的认识怎样体现全面缜密的思想的

（1）规矩
战国末期，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有着述《韩非子》，形成了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家思想，其中“法”，指的是法律，条文。法就是规矩的代表，社会都是由利害关系组成的，所以他认为艺术是非功利的，比较漠视艺术的价值，提倡以实用为美。因此，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是这种政治思想的体现，这种标准化的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继续发展的需要。
同时，这种统治思想也是传统观念的体现，天圆地方是古人经过对客观自然的观察，通过想象推测出的认识观念，不难发现，以方圆为特征的器物非常普遍，钱币尤为典型。不仅如此，方圆代表了阴与阳的结合，方是地，圆是天，方圆就是干坤，也就代表了阴阳两极，有阴有阳就是完整的，并且阴阳两极是互相转换的。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朴素的思想也是最朴素的设计思想。
（2）礼的文化表征
从夏到周的三个朝代是青铜礼器的鼎盛时期，也是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以及人们对天道的崇拜和敬畏所融合形成的工艺形式。青铜器代表的是凡人对神明的屈服和崇拜，是沟通地与天的一种方式，也是统治阶级奴隶人民的一种象征性的标志，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礼的文化形态的代表。因此，我们从青铜器的造型和花纹装饰上都能看到这种文化的表征：庄严，肃杀，甚至有恐怖的意味。礼，可以美化外表，是古代等级社会中区分阶级的一个形式，国有国礼，有修养的人必须懂礼仪，所以应用的器物也被打上礼的烙印，可以说是对礼的一种推广途径。当然，古人对这种精细分析出文与质的区别，文是表，质是里，文是役人耳目的罪魁祸首，而质也就是它的实际用途是古人所推崇的内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设计的思想具有功能性的文化特点，在设计中重质而轻文，功能第一的思想。而这种质是一种内在的情感表达，也就是古代统治阶级思想的传达，文则是对神的一种想象和创造，是统治阶级传达思想的一种形式上的需要。随着朝代的变迁，礼崩乐坏，青铜器艺术逐渐由天上转向人间，具有了世俗的倾向，纹饰也逐渐显得亲切，柔和。
（3）先秦思想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方圆的形态可以说贯穿着中国古代的器物设计，同样，这种古老智慧的认知方式也体现着它作为符号的力量。在中国工商银行的标志中，陈汉民教授的设计整体上采用了一个隐形的圆形方孔钱币，中间是一个“工”字，这个工是对古代钱币中方形的一种变化，整体上还是方圆的结合。所以，图形的再创造是最直观和直接的。在香港设计师靳埭强的个人标志中，用的是一只做兰花状的手形捏着一枚茶叶，手的图形包含了禅宗中手的表达风格，简单，温婉，有力；而茶道也是他本人很喜欢的一项文化，也是个人修养的一种表达，是很成功的一项个人标志设计。从简单的标志中不难看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传达，整个图形给人的感受是深厚和信任。设计不仅是设计师自己的事，它必须是符合设计的目的的，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承认，设计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信息的交流方式也翻天覆地，但是古代的设计思想的先进性在于，任何设计都要审时度势，设计需要创造，就需要吸收新的元素。特别在汉字的设计上，中国举行的方正汉字设计大赛，就是对传统汉字的再创造。
三、纹饰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1）饕餮纹（兽面纹），夔纹
饕餮纹又称兽面纹，是传说中猛兽的形象，凶猛恐怖。饕餮纹的使用，增强了整个青铜器的神秘感和恐怖气氛，特别是一些青铜礼器，这种装饰纹样不仅可以震慑奴隶，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同时也体现了商人“先鬼而后礼”的思想。饕餮纹的造型是许多回形纹和型似猛兽的眼睛组成的纹饰，许多直线遇到边界皆卷曲回还形成勾状。而兽面纹基本上是对称的饕餮纹，夔纹的勾折从中央成上下左右反向对称，形似躺倒的S，上下各有一柄利刃。整体看去形制锋利，棱角分明。从纹饰上看，他们都具有鲜明的象征性，可以说象征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图案上显示最具特色的特征，包含了不同文化方面的象征。都是对自然神明力量的崇拜，既是力量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而且纹饰常分布在器物的腿部，或布满这种纹饰，彼此紧密并有界格。青铜装饰根据浇铸工艺的特点，形成利用浅浮雕形块和线刻相结合的装饰手法，有的还运用多层次的装饰。这种多层次的装饰被称为“三层花”。并且在装饰上也有一定的比例权衡，并非是简单的排列，而是根据器形富有生理比例的美感进行安排的。
（2）鸟纹，凤纹
随着时代的推移，除了形似兽面的纹路，鸟纹和凤纹也是青铜器物装饰纹样之一，并被越来越频繁的应用于青铜器。凤纹被发现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雏形，是猪首蛇身，鬃毛飘逸翻卷。鸟纹则是对鸟的象征性概括。凤纹在春秋晚期开始，就在具象和抽象之间反复演变，极尽变化之能，融合了自然美和抽象美，结合了现实性和浪漫性于一体的经典图形。经历几千年的变迁很生动的显示出“再造想象”的能力，而这种再造想象的能力就是传统图形可以演变的生动例子。从上面提到的夔纹上来看，就有对于鸟纹和凤纹的融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躺倒的S形的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时间上看，凤纹的表达多种多样，也有抽象为卷曲的涡形，也有较为几何的双勾形，形状和夔纹的很类似。因此从凤纹的演变中，可以看出纹饰的变法方法有具象形，变象形以及高度抽象形。（1）具象形是以比较写实的手法模仿现实的禽鸟，从战国中晚时期凤鸟的特点看，昂首，矫健，飞扬，具有高贵的特点；（2）变象形是从具象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保留凤头，尾部逐渐简化成勾状；（3）抽象形则是更加高度概括后的图形，甚至完全几何化，变化趋近于云纹。这些变化手法是图案创意的方法之一，对应用传统图案的现在设计来说，也是借鉴的方法之一。
（3）纹饰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这些图案具有中国的特征，但对现代设计来说应该创造出什么新的中国图案呢？传统图案充满着古代劳动人们的智慧，他们之所以可以一眼被望之具有中国特色，更深层次的是思想，但也说明他们有共同的相通的特征。虽然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但必然有其独特之处，这就在于中国人要求完整性，求全，求平衡性上。中国的设计思想自认知思想起就是辩证的，所以必然是内敛，考虑全面的。传统图形只是一种借鉴的形式，他们的笔法，纹路是一种表达形式而已，但这种形式不应局限于在现在设计中割裂的运用。对于信息社会来说，到处充斥的是复杂无序的文化符号，设计师也急于在其中找寻自己的表达符号，因此更多的结果是忽略了民族符号的传达，并没有植根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当然，中国的设计领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香港一批设计师靳埭强，陈幼坚等等都在努力的探索，北京奥运会的一系列标志和标识也传达出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
四、结语
传统文化的艺术渊源是很深厚的，不仅要从纹饰上纵观演变过程，也需要对催生他们的思想根源有所觉悟，这也是在对待现代设计时需要思考和研究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源到分化形成了整个传统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深入浅出，去粗取精结合时代的特征，努力创造出属于中国的新时代的艺术设计。

4.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类别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一、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招贴设计中的运用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而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出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元素。究竟有哪些东西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呢？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形成了渊源流长的文化知识，传统文化元素自然也包罗很广，以下罗列了小部分元素：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秦砖汉瓦、京戏脸谱、皮影、中国漆器、汉代竹简、甲骨文、文房四宝（砚台、毛笔、宣纸、墨）竖排线装书、剪纸、风筝、如意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凤眼、 彩陶、紫砂壶、中国瓷器、 国画、敦煌壁画、石狮、唐装、筷子、汉字、金元宝、如意、八卦等。
设计是有目的的策划，招贴设计是这些策划将要采取的形式之一，在招贴设计中你需要用视觉元素来传播你的设想和计划，用文字和图形把信息传达给受众，让人们通过这些视觉元素了解你的设想和计划，这才是我们设计的定义。设计要让人感动，足够的细节本身就能感动人，图形创意本身能打动人，色彩品位能打动人，材料质地能打动人……把设计的多种元素进行有机艺术化组合。在设计中基本元素相当于你作品的构件，每一个元素都要有传递和加强传递信息的目的。传统文化元素包罗如此之广，正是设计师们吸取营养的沃土，对招贴设计有着深刻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而在我国有着这么深厚的文化背景下，设计师从中获取的设计源泉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
二、传统元素在广告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的平面艺术和造型艺术在设计中的运用。木刻年画中的古朴与纯真，皮影、剪纸的简约与抽象，京剧脸谱的夸张与变形，每一样都可成为我们的设计元素，为设计作品内涵增添一份积淀。《国粹·心碎》中采用了逐渐破碎的京剧脸谱，象征着国粹滴血般的破碎在敲打、撞击人们的心灵，倾诉那份急待守护与传承的严峻。再看《新年红包》上那一抹中国红和从前孩子手中摇的拨浪鼓，传递的是浓浓的中国情和解不开的中国结。
用传统文字作为广告的切入点。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中对线的组织和运用达到了如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对线的质感追求和线形象的突破，在设计领域创新运用，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设计与艺／意／异》和《家国梦圆》两件作品明显表达了对我国文化艺术的深刻理解，设计者通过对水墨、书法等中华艺术精粹的准确把握，形成自己那种带有很强东方文化的表现风格，完美地把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糅和到现代设计观念里面。
1、汉字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古老的汉字跨越数千年时空，至今仍充盈着旺盛生命力和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汉字是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经过漫长演变而成的方块字。通过象形、会意等六种构成手段来传达特定的表意性。加之“图形化” “符号化”的表现特质，可以说是标志的最原始形式。同时，甲骨文、篆、隶、楷等各书体不同的表征也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站在更为广阔的信息平台上审视，从未脱离世间万物的“象”和“形”、并对物象高度简约化和概括化的汉字，无疑是一种深具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将之运用于现代的标识设计中，将为现代设计开拓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创造空间。我们的身边其实已不乏成功的范例。如“中国银行”的标识，就是在古代铜钱中融入一个“中”字，似两扇上了锁的门，很好地象征了安全与诚信；再如“旗王茶叶”的标志，把几片茶叶并置到“王”字之中，似一面迎风飘举的大旗，极具王者之气。这样巧妙而完美的结合，既简洁生动，又具有民族特色，让人过目不忘。在2008年奥运会的标识设计中，汉字的巧妙应用再次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古老文化的现代气息。
2、传统图形与现代标志设计
我国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民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与期盼，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形艺术。中国的图形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
从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的《人面彩陶鱼纹盆》到汉代栩栩如生的画像石《荆轲刺秦王》，从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到造型简约的秦汉瓦当，这些图形，形态各异，古趣拙朴。是中华民族在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形象诠释，同时也如实反映出了人们在不同时期的审美旨趣。许多为世界认同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作品，都从传统图形中获得了灵感。
将传统图形艺术结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中，这是设计出具有主张性、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现代标志的关键。但这样的一种结合，并不是指对传统图形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是去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传统图形，让传统图形成为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从而设计出焕有生命力的中国型现代标志。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标就成功地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凤凰纹样，并采用中国特有的“喜相逢”的结构形式，一凤一凰振翅高飞，铿锵和鸣，将媒体的特点，以及品牌立意高远，领唱同侪的王者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至，用两只飞翔盘旋的凤凰形象代表中美两种不同文化的互补和交融，体现了融汇东西、荟萃南北的文化观念，具有明显的华夏文明的烙印。
三、传统文化元素在珠宝设计中的运用
翻看中华珠宝文化发展史，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我们的祖先就利用兽牙、贝壳、骨管、鸵鸟蛋壳、石珠等创造串饰，及至一万年前新旧石器交替时期，进一步选用石英、碧玉、玛瑙、黑曜石等半透明有颜色的材料创造各种装饰品，到夏商周时期，中国男人和女人的首饰品类就已经很丰富了，头饰有笄、梳、冠；耳饰有环；颈饰有项链；手饰有镯、瑗等。身上还要戴上组合在一起的佩饰，由珩、璜、琚等组成。连首饰的材料也有竹、石、骨、蚌、贝、牙、玉、金等。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无论是耳饰、项饰、臂饰、胸饰等均反映出强烈的时代风采和文化神韵。设计是意识在物质领域的反映，是客观的，是历史、文化、艺术的载体。 作为现代首饰设计工作者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上，只有融传统的中西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珠宝首饰才能被消费者接受，才能有市场。现代珠宝首饰设计反映的是一种人文文化，个性化的设计，必须既重视民族特征，又追随时尚潮流，将传统工艺、现代思维、个人才能、自然材料、现代工艺、新科学、新材料完全综合到作品中来，同样为了表达文化主题，人们可以从古老及现代的象征符号中寻找独特的个性，从中进行演绎创作，清晰地传达由古至今的讯息。例如，龙象征权利，凤象征喜庆，竹象征气节，莲象征自爱，鸽象征和平等，将这些东与西、古与今的元素结合起来，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加以敏锐的时代触觉重新演绎，创作焕然一新的时尚首饰。这种深厚文化积累可透出个人的感性回忆及珍视价值观念，传达永恒的意义。如果只是在原有龙、凤、竹、莲、鸽等的基础上的形象再现，也就失去了设计的任何含义。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每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会经济都不尽相同，从而出现了不同国家的民族风格，而正是因为这些区别才构成斑斓的世界大家庭，是区分的标识，也是深刻的文化烙印。

5. 中国传统图案的现代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广告招贴中的应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无论是宫廷美术还是民间美术，无论是文人画还是宗教画，经过历代的画家、艺人、工匠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殷商时期的青铜，从战国时期的器皿、帛画到汉代的雕塑画像石，从唐宋的绘画到明清的瓷器 ，以及民间广为流传的剪纸、木版年画、建筑、纹饰、戏装、面具等等，充分体现了或恢弘灵巧，或简约或精致，或工整或粗放或热烈或娟秀，或质朴或奢华等多种手法。无论是逸笔草草的国画笔墨还是板刻结圆的装饰图案；无论是造型夸张的民间剪纸还是色彩强烈的木版年画，这一切无不为现代招贴设计提供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

中国传统设计元素是东方文化的一处独特景观和宝贵财富，它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历史悠久，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它那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正熠熠生辉。如何认识传统造型艺术与现代广告招贴设计的关系，使其在现代广告招贴设计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和深入，在"国际设计风格"潮流之后，开创多元化的设计潮流，已成为新一代设计师们所面临的课题。这种发挥是在对传统艺术表现方式的理解基础上，传统的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更富有时代的特色。
二、现代广告招贴

招贴艺术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艺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并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它是一种传播商业和文化等信息的视觉媒体。由于其可复制性和传播性，因此和广告有密切的联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招贴不仅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而且更是一种美的语言，它映射出一个国家的民族传统与社会文化。

首先，招贴画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传画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好的招贴要做到既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做到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就要求招贴具有精湛的构思。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特别是像招贴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胜多”“一以当十”。 当然，至今也还有要求艺术叙述一切的观众，向招贴画提出对多幅画的要求，正象向雕塑提出连环画的要求，向快板提出多幕的要求一样不现实。“以少用多”和“由此及彼”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招贴艺术，它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任何形象都不过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能不能概括其他部分。招贴画中常常有充满画面的颜面特写，一双手，一双眼，一个动态，一个表情，只要是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着重它的某些特征，它就能构成“言简意赅”的好作品。尽管构图简单，却要求表现出一定的、能吸引人的意境。在“意境”中，客观事物精粹部分得到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清代一位学者说过，一幅画“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好的招贴画要能引人入胜，唤起人的联想，引起人的美好愿望，表现意境，就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 “意匠”。“匠”字在艺术家心目中有贬意，如“匠气”。但也有褒意，如“匠心独运”，就是人家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了。“意匠”是艺术家对客观事物加工的特殊手段，加工手段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艺术成就的高低。唐代诗人杜甫说的“意匠惨淡经营中”、“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艺术意境的产生一定要有“ 意匠”的煞费苦心。“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 。而这一切，恰恰是我国招贴设计者构思时的主要手段。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广告招贴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招贴设计中运用的范围很广泛，而且丰富多样，在这里，我简单地列举几种在现代广告招贴中应用广泛的传统文化元素。

（一）、中国水墨山水在现代广告招贴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水墨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独有的一种绘画形式。在写实水墨与写意水墨中，水墨绘画艺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语言，表现出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精神的统一。水墨艺术独特的表现形式首先体现在水墨艺术中特有的简洁的形式语言，即“计白当黑”的朴素形象。水墨艺术简约的画面不等于简单，而是形象简捷，寓意丰富，妙在以极少的要素表达最多的信息。

中国现在有很多的艺术家都在搞水墨艺术，一些人注重传统，一直在研究古代先辈的遗产，另外的艺术家却在苦苦的为水墨探求一种更新的发展方式，自从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水墨传统一直在走下坡路，以致戊戌变法的泰斗康有为大呼要学习西方的艺术以求中国艺术之发展。可能从那时起，好多国人对水墨的传统已起了怀疑，85新潮美术时期，南京艺术学院的李小山更是说中国的水墨艺术只能作为一种保留艺术种类宣布了它的灭亡。然而又过了20多年，到了今天似乎水墨还呈现出了勃勃的生机,各种的水墨艺术家都在为这种艺术形式的改进与发展做着不懈的努力。

现代水墨艺术在本质上追求精神与传统文化积淀的有机循环，并走向共识、共慰的文化语境，与民族文化的本性取得一致，这是水墨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对之认识和把握的过程中，不可迷恋于表像，应将对内在意义的思考向更高、更广的方向推进，追究生活的本义，不断将认识向意蕴的深层推进，探索对丰富精神领域的展现，使个体行为进入具有哲学意义的恒久的境界。现代中国画艺术最终必以精神境界的挖掘和展示为终结。世界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水墨画语言与设计语言的交融，追求构图的简略与传达的丰富性的融合。如（图1）靳埭强的招贴作品，整幅招贴制作结合中国传统水墨艺术表现手法，浑厚华滋的笔墨风韵，为本土招贴注入一股激流，把作品风格体现的一览无疑。此外，创造性地变化运笔速度与技巧，勾、皱、点、泼等综合交*或单独运用，能取得层层渍点，复合会美的笔墨意象。快慢、枯浓、燥润，犹如一碧清潭，无风则表面澄静如鉴，水底深流暗涌，有风则表面起波，水底波澜相助。如图（2）是一系列楼盘招贴广告中的一张，这一系列招贴很有代表性，是设计师将中国画笔墨运用到现代设计中的很好范例。淡墨与浓墨的和谐组合，画面纯粹简洁而又丰富，磅礴大气而又飘逸非凡，大面积的白与或干或湿、或浓或淡不同层次的黑制造出脱俗灵动的意境，将中国画笔墨的灵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感。

在文化交流日益丰富的今天，现代中国画的水墨追求决不是简单地呈现为个性化的艺术操作，它的种种行为必然在发展中代表了现代中国文化的人文思维本质而具有先进性。该先进性表现在运用独特的认识手段和品格标识作为基础，在现实文化的发展中展现出现代中国人丰富的思想深度与人文水准，从而使现代的水墨艺术努力走出中国人自己应有的艺术之路，成为时代文化的旗帜。于是，面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为了中国现代文化水墨画艺术发展的认识和表现所进行的任何人文努力，最终都以其文化境界的高度显示其存在价值。
（二）、中国剪纸艺术在现代广告招贴中的应用

中国民间剪纸是中国民间美术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样式,它是民间美术的基础和母体艺术,是现代平面设计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古到今,中国的民间剪纸造型方式无不体现人类的丰富设计思想,打上人类设计思想的印痕。它和设计水乳交融,难解难分。面对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再认识、再发掘。

通过对中国民间剪纸造型深度地剖析,准确把握浑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和中国审美精神的内涵,对现代设计作品表现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剪纸造型的产生一直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剪纸造型也不断地变化发展。剪纸造型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民间剪纸是物化的艺术符号,它既是直观的图形,同时内涵又是非常丰富的,是特定文化的结晶。它表达一系列社会意义,是民族的思维群体同化的艺术符号。如（图3）此副招贴作品准确而又直观地体现了民族的文化资源。从剪纸造型上再加剪纸色彩应用上看无不体现浓厚的过节气氛。

（三）、中国书法在现代广告招贴中的应用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世界上，拥有书法艺术的民族屈指可数，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具有很深的玄妙。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到东汉、魏、晋时期，草书、楷书、行书、诸体基本定型，书法时刻散发着古老艺术的魅力。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园地里盛开的一朵奇葩，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旋律的美、形体的美、意境的美已越来越被现代设计家所采用，并赋予了现代设计的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

书法艺术在现代广告招贴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招贴需要具有精湛的构思。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特别是像招贴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需要做到“以少胜多”“以一当十”。书法艺术应用广告招贴设计已经有历史了，也创作出了不少成功的民族性的作品。一些书法，美术展览的海报设计，特别是传统文化份量较重的展览往往都由书法家题写书名，再加上少许美化，很具有典雅、内涵丰富的品质。许多招贴画，比如舞蹈演出，往往是一个狂草的“舞”字，且把最后一竖拉得特长，以表现舞蹈的动感、张力，这是都充分应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装饰美而取得的很好效果。由于书体应用得合体，许多招贴设计都恰如其分的传达了设计内容的特点。如（图4）盛景天下房地产做的这副广告招贴中，运用具有厚重、并富含古韵的字体，给人一种对古典艺术生活所向往的感受。另外，豪放的笔触体现了一种不拘小格的大气而又不张扬的个性。

四、结束语

以上所述的仅仅是中国几种较典型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广告招贴中的应用。面对全球设计化的浪潮，思想的贫瘠和信念的流失是每一个广告招贴设计师的劲敌。通过我对先人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在这片具有悠久灿烂文化史的土壤中，我们作为现代广告招贴设计师，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设计思想冲击的同时，要学会中西结合，以中为主，形成民族个性，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化将得以不断传承，使我们的广告招贴设计在“国际化”中大放异彩。应用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不要墨守成规，有的设计师背着沉重传统文化包袱，对新的东西作了否定，这是不利于设计发展的。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广告招贴都必须得用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要选择适合企业、适合产品的招贴设计。例如现代广告招贴中，要求突出现代化，能引领时尚潮流的新兴元素等诸如此类的招贴设计中基本上用不到传统文化元素，如果非要把那些传统元素加进来，就好比是画蛇添足，会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漂亮的设计不一定是好的设计，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参 考 文 献

中文着作类：

[1] 朱国勤.现代招贴艺术史[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5～15.

[2] 罗 萍.广告视觉设计基础[M].东方出版中心．2000，178.

[3] 王受之.世界平面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269.

[4] 李砚祖.视觉传达设计的历史与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0.

[5] 常兆玉.中国传统文化要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5.

[6] 王国伦.平面设计[M].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10.

[7] 章利国.现代设计社会学[M].湖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84～92.

[8] 王肖生.现代广告设计[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04.

[9] 薄松年.中国美术史教程[M].陕西:美术出版社.2000，158～173.

外文着作类:

[1] Meigs (US). 20th century vision transmission design history.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6. 云纹图案的文化内涵（满意追分）

它的起源有许多种推测，有仿天上多姿多彩的云朵，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云纹说；也有古人制陶时，无意间留下手指上箕纹做装饰说；也有摹拟水流产生的漩涡状，而指地比天说。总之自然界中到处能看到螺旋和涡卷的形态，足以使古人将线条按照弧形描绘成弧线，象云状逐渐扩展。沿螺旋方向画的圆形，可以无限旋转扩大。在这种无限旋转的图形中，对无限延续的时光和人类的生命，古人可以从许多自然、生物的形态中，特别是贝壳、动物角、鸟禽喙、花序、叶序的生长发育过程，意识到云纹螺旋形，对生命的生成和发展，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云纹的产生是人类怀着对生命诞生的崇拜、对死亡的畏惧，而祈祷生命无限延续的图腾纹样。
它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变化，由简单向写实发展。经过历代的云纹类纹饰变化，大致有以下几种：勾云纹，云雷纹，云气纹、云头纹、十字形云纹。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认为圆形是表示宇宙基本原理的图形。圆形还是表现阴阳二元的图形，由于阴阳二元的相互补充、宇宙万物才得以成立。阴阳作为相互回转的能源动力，才产生了旋转现象。而云纹内的由点向外扩展的螺旋和卷曲的形态，也许正是古人认识字宙根源的所在。

7. 求论文：中国传统图案融入现代标志的意义

参考论文：3552字

中国传统图案融入现代标志的意义

摘要：现代标志设计作为标识符号，反映着民族、国家、地域等不同的特征。我国传统图案艺术源远流长，如何运用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现代标志设计服务，使我国的现代标志与传统图案能更好的结合、继承。
关键词：传统图案 现代标志设计 形 意 神

正文：传统是文化的沉积，没有文化的长期积累和传承，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我国传统图案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就开始使用图案符号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人类最初对自然界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案艺术。中国的图案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案；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案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如何运用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现代标志设计服务是值得探讨的……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案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沟通的媒介。标志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将创意视觉化、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根据设计意象对图案进行挑选、变换、组合，将图案进行有机的关联、编码，使之形成特定的符号系统。它借鉴和运用原始图案，并赋予原始图案以更高的艺术价值。现代标志设计是人类文明高容量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缩影。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
的洋化标志，标志的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来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或是将传统图案渗透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中，进而体现出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
现代标志设计就是在方寸之间尽显无尽的意趣和思想，在交流与交换中传达出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在标志设计中，对传统图案的借鉴和运用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修饰加工和复制拼凑。取其“形”自然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对传统造型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造型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传统图案不断延伸、衍变，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图案；或者把传统造型的造型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用以表达设计理念，同时也体现民族个性。中国的现代设计艺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必然是建立在中国的传统基础之上的，香港的一些着名的设计师成功之路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继承并不意味着拘泥，几千年的文明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宝库，但一味沉迷在传统的襁褓里，在我们的设计中单纯的奉行“拿来主义”，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将会导致民族传统艺术发展的停滞，最终只能使我们的时代留下大批的古董拷贝，而无设计可言。
对传统的继承是必然的，而我们该如何继承呢？这首先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做一个深层次的考量，我们可以从“形”、“意”、“神”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运用。
形，即从中国传统图案中汲取他的造型方法。 标志设计不仅是实用物的设计，也是一种图案艺术设计。它与其它图案艺术表现手段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艺术规律。为使标志在视觉上富有美感，要充分发挥标志特有的表现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谐音、一形多义、正负形反转、负形的利用、追求图案的完整、运动感、多用曲线、散点透视等，以及使用借笔、借形的技巧，除了开发内涵之外，在形式感上形成良好视觉美感以及合理的空间、合理的比例、合理的虚实。在合理运用现代标志设计的审美观后再对传统图案中的元素加以改造、提炼、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在标志设计过程中，我们应该对形加以重视和运用。正如陈汉民先生说所讲：“重视标志的作用和提高标志设计水平毕竟不是一回事。任何比喻和象征都不是比喻物本身，但是它形象化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化了内涵。”所以说，在标志设计中，如果缺乏特色，形象平凡，只是图案和文字的拼凑，就谈不上形象化和深化内涵了，也就出不了好作品。中国传统图案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案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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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图案元素衍生后，再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中，香港的设计大师靳埭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图一）。他的“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理念的同导下，采用了代表“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案作为其基本框架。司标原形取至“方胜”， “方胜”是中国特有的吉祥文化图案化，它表达了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美好意愿，常结合“盘长”图案以传达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哲学思想，这是一种积极向上，对追求幸福生活的情感寄托，因此在民间广泛应用。但靳棣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案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和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应以后的展开使用，这对于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启示！因此，陈汉民在评价该司标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其二，司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意，主要指象征，在中国传统图案后面，蕴藏了更多更深的吉祥寓意。人们之所以历代不厌其烦地反复描摹一个图案，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审美意义的外形，而是在这些我们看得到的图案符号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深层的象征意义，图案符号只是这些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外在方式，是“观念的外化”。这些意义最初大多源于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正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盼，正是由于人们对这种“意”的执着追求，才使“形”得以代代相传。例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图二）就是采用了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寓意来表示联通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该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象征着四通八达、事事如意；六个圆形象征着的路路相同，处处顺畅；而标志中的10个空处则有圆圆满满和十全十美之意。这种吉祥寓言的应用，使图案的设计多了一些文化的气息，增添了一份亲和力。
神，即把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不论是彩陶上稚拙的鸟纹和蛙纹、青铜器上的狞厉的饕餮、还是汉代漆器上飘逸的凤纹，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淘洗之后，仍然承现出一种惊人的生命活力，感动着我们现代人。而这种神韵的承传来源于中国传统的造型观念，即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我们在掌握传统图案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把握中国的人文精神，结合当代的社会需求，创造一种成熟的、全新的、原创的、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语言。对传统造型的一种浅层次的发展和提升，而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是需要我们摆脱美学传统的物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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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进入深层的精神领域去探寻的。我们只有在深入领悟传统的艺术精神、充分认识来自现代西方的各种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又能够为国际社会的所认同的现代设计。2008年的申奥标志（图三）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整个标志造型没有对传统造型的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写意手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象，标志不仅体现了中国特有的风采，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结束语：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图案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源泉，只有传统才是民族固有的、切实的发展基础。传统图案更是现代标志设计是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在此基础上发展我国的现代标志设计，是我国的现代标志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桥梁，也是现代标志设计拥有显赫的地位与价值。
参考文献：
1、吕中元、彭年生 中国标志创意（M） 湖北出版社
2、包装设计 116期 图腾与标志的意蕴 柳林
3、包装设计 120期 中国传统图案与平面设计 向艳乔
4、http://phto.cnool.net/design/pinglun/show_pinglun.asp?pinglun_id=2709

8. 以社会核心价值观用图案体现，求解. 急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用图案如下所示

富强、

(8)如何用图案表示思想文化扩展阅读：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

9. 中国传统纹样及寓意

花篮纹样，暗八仙之一，蓝采和所持宝物，人们赋予其＂蓝内无凡物＂的蕴意。蓝内摆有异果神花，有吉祥，庆贺的含义。
葫芦纹样，又称为薄芦、孰瓜、壶芦，也是暗八仙之一。葫芦藤蔓延展、结朽众多，被看做子孙万代的吉祥物。葫芦还被修道之人随着携带，据说其中常装有灵药或其他宝贝，民间有＂宝葫芦＂的说法。
蝴蝶纹样，在传统观念中，蝶舞花间紧密相连的。在服饰中蝴蝶也常被用来表现春色，或作为吉祥物彰显景物的美丽。

蝙蝠纹样，＂蝠＂与＂福＂谐音，寓意幸福。人们很早便将蝙蝠作为吉样物，泛用于各类装饰艺术之中。蝙蝠飞舞姿态寓意为＂福进＂，希望幸福会像蝙蝠那样从天降临到家中。
瓶子纹样，＂瓶＂与＂平＂同音，取其＂平安＂之意。瓶子本身的造型、命名也含有吉祥协调之意。在中国人传统的美学思想中，花瓶常被视作平安的象征，寓意平安、如意、安泰。

如意纹样，指一种器物，寓意如人也意，随着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僧侣在讲经时为了备忘，将要点记录在如意之上，应用极为广泛。民间按佛教如意形状做成的如意纹样，借喻＂称心如意＂。灵芝形、云形、心形端头的如意为常用的中国传统服饰纹样。

鱼纹样，＂鱼＂与＂余＂同音，＂余＂即可引申为＂富裕＂，也可寓意＂结余＂，有生活美好，年年有余的蕴意。鱼形图样应用最为广泛，人们多用其表现好事连绵不断，连年有余。在汉代已有双鱼纹样。

钱币纹样，＂钱＂与＂前＂同音同字，古代钱币依照天圆地方铸造，中间有孔，寓意着＂眼前＂。钱在古代被人们称为＂泉＂，＂泉＂与＂全＂字同音同字，两枚交叠寓意＂双全＂，十枚钱币则寓意＂十全＂，蝙蝠衔着篆书寿字和两枚古钱的纹样被称为＂福寿双全＂。

10. 关于中国画如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没有导致（或产生）由物理学所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尽管历史上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促成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呢？本文打算证明中国的语言，尤其是古代的书写文字是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本文将通过探讨中国语言和综合思维方式、哲学、科学以及政治的关系，来完成上述证明。
一、中国语言与综合思维方式
文化是思想活动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不可能不受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而思维方式又不可能不受思维外壳——语言的影响。

思维方式主要有两种：综合的和分析的。综合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将思维的对象综合或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思维对象之间的区别被有意或无意地模糊化了。综合思维可理解为一种定性思维，即思维中所注意的是思维对象的性质（或内容），而其外延则忽略不计。比方说，“仁”是孔子道德哲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何为“仁”，孔子答：“爱人”。这里孔子所讲的是“仁”的意义（内容）或性质，而不是它的外延。尽管我们已被告知了“仁”的意义，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什么样的行动应该叫做“仁”。分析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将思维的对象进一步分解为部分的思维方式，部分之间的界限和各部分的外延都被区分开来了。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西方人倾向于分析思维而中国人倾向于综合思维。笔者赞同这一看法。但为什么中国人会倾向于综合思维呢？本文打算说明中国的语言，尤其是中国的文字是造成综合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原因。

中国语言，尤其在早期，究竟怎样从心理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一下中国文字的起源。系统形式的中国文字已经有了约4000多年的历史。现在的中国文字是从早期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和钟鼎文发展而来。商代的贵族使用甲骨文主要是用来记载占卜的结果。

商代的贵族究竟怎样知道天意并根据龟甲兽骨的裂纹预测凶吉的呢？一种自然的预测凶吉的方法就是根据裂纹的图形来预测凶吉。一旦他们将图形与他们所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并取得意义，就可以将某些意义和某些裂纹图案的联系固定下来，然后就可以复制和创新。我们可以假设中国书写文字的产生和这些占卜的活动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书写汉字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将符号（裂纹）和凶吉连接起来的活动。连接是一种综合的活动。起源于这种综合活动的书写文字极可能是象形的或表意的，而图像本身就是综合的。

然而，由此得出中国文字仅仅是由离散的象形文字所组成则是错误的。汉字是按照一定的方法产生的。公元100年，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一书中，根据造字的六种方法，区分了六类汉字：象形、指事、假借、会意、形声以及转注。这六类汉字叫做“六书”，它们代表了六种造字的方法或原则。这些方法本身就包含了综合思维的种子。

象形字是构成汉字最基本的元素。一个象形字实际上就是一幅画面含义的简单图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一种高度约定俗成的书写程式。比如，汉语中的“女”字，最初形式看上去就宛如一个跪着的女人。它的现代书写形式“女”则更加程式化了。

象形文字通常代表具体事物的形象。这正是中国人习惯并善于形象思维的原因所在。这样我们也就很自然地理解了为什么唐代、宋代诗词盛行，因为诗词本身就是一门形象思维的艺术。形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具体性和综合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人经常用一些代表具体事物的字来表达一些抽象的事物或概念。比如，用“钟鼎”二字来代表所有的青铜制品，尽管青铜制品包括了钟鼎以外的许多青铜器。几乎所有汉语中的抽象名词词源上都与具体事物或具体事物的综合图像有关联。比如，“易”，表示变化的意思。从其古代的书写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最初与蜥蜴有关。它的含义可能和蜥蜴的颜色易变或其移动迅速有关。

一个象形字通常是由许多笔画所组成，但不管它有多么复杂，它只代表一个整体。这就容易导致人们把所思维的对象当作整体去考察。这种思维方法是一种综合的抽象（即对事物性质的综合进行抽象），它完全不同于分析的抽象（即对事物的每一性质进行抽象）。这种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在中国的水墨画和戏剧中。中国画以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粗犷线条为特点，往往寥寥数笔，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就跃然纸上。中国戏剧绘画综合抽象的艺术风格与西方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和绘画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指事，是一种以象征性的符号来表示意义的造字方法。它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通过部分表示整体，属性表示事物，结果表示原因，工具表示活动，姿势表示行为，等等。比如，“曰”最初的形式是一幅张口呼吸的画面，意思是指说话。这种指事的方法导致中国人习惯于以整体的眼光去看局部的问题，这也是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方面，如中医。传统的中医行医时总是从人体的整体去把握人体各部分的疾病。比如，中医针灸疗法中有一句名言，“头痛合谷收”，意思是说，头痛要从人手部的合谷处施治。与此相反，西医看病时只注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随着象形字的充分运用，假借的方法开始出现，特别是当没有一个书面文字可以表达人们想要说的那个字的时候。所以，一个同音的象形字往往被假借来去表达口语中的另一个同音字。这种方法使得中国人习惯于在考虑问题时把许多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显然，这是一种综合的思维方法。

指事和假借的方法使中国人习惯于以事物甲去代表与此不同的事物乙。创造并长期使用这样文字的人不可能不形成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即把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事物联系起来考虑。它非常类似于这样一种形式：甲即是乙，虽然甲和乙是完全不同的事物。这样，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老子》第十二章）反过来，这种方法又导致了中国人形成辩证的思维方法，即从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因为变化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甲即是乙但乙不同于甲。

会意是组合两个或更多的象形字的意义而形成一个新字的造字方法。如“fù＠①”字，就由“女”和“帚”两个字符组成。“男”则由“力”和“田”两个字符组成。在新字符的发音中再也找不到原字符的发音了。新字的新意义来源于它的组成部分的意义。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说：“相辅相成”。显然，会意是综合的。

形声是意符（象形字符）和声符并用的一种造字方法。当一个象形的字符和一个声符组合在一起时，一个形声字就形成了。新的形声字从其象形字符得到其意义，从其声符得到其发音。比如，“同”，作为一个声符和不同的词素结合就会形成许多意义不同然而发音相同的字：
金＋同＝铜
木＋同＝桐
竹＋同＝筒

形声、会意以及转注的造字法（注：本文省略了关于转注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汉字使人们比较注意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自然而然给了中国人一种强烈的暗示：不同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形声字占了全部汉字的80%以上。由此组成的语言自然会导致人们习惯于某种形式的综合思维，即将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去考察，并找出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共同基础。所以，一个具有良好汉语文化水平的人自然而然地习惯并善于把所思维的对象联系综合起来去考察。

也许有人反对上述看法。他们认为虽然汉字的形成遵循这样的方法，但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仅仅只是使用汉字，他们并不需要去造字。因此，这些造字的方法对他们的思想方法影响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还是受到上述造字方法的影响，如，当一个中国人遇到一个生字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拆开，认字认半边。再者，通过上述造字方法，特别是假借的方法所形成的汉字，往往一字多义，而且这些意义又完全不相干。比如，“求”（即“裘”）字，原义是一件毛皮大衣，通过假借，它的意思变成了“请求”。

在这些不同的词义中没有词义的派生关系。（注：这一情况不同于英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英语的一个词的多种意义，语义上都有某种联系，比如，"head"的主要意义是头部。它也有其他一些衍生的意义，如统治者、领导、植物的上半部等。）因此，要确定一个汉字的准确意义必须联系它的上下文。

同时，汉语有大量丰富的同音字，每一个字只有一个音（一个带有声调的音节）。《康熙字典》中有大约49000个汉字，但只有412个音节可以供使用。在汉语口语中，一个音节可以发四种声调。如果我们把一个发音定义为带一个声调的音节，那么全部汉语最多只有1648个发音可供使用。在1979年版的《辞海》里，有194个与“义”同音而不同义的汉字。一个发音可以代表意义完全不同的汉字的这一事实强化了汉语对语境（即上下文）的依赖。通过语境来确定词或句子的意义在汉语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上，中国人经常通过上下文来确定或解释一个字的意思。如，“真”字，和它发音一样的字有“珍”、“贞”等等。为了避免因发音相同所产生的误解，人们可以把两个意义相近而往往发音不同的字组成一个词组。为了避免将“真”混同于“珍”、“贞”等其他的同音字，人们可以这样解释：“真”是“真理的真”。“真理”与“真”的意思都是真。这种方法可使中国人避免因发音相同而意思不同所引起的误解，同时也强化了综合思维的倾向。

综合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想象、创造、综合和从全局或整体的观点处理问题。但是，只有发展出一套形式逻辑体系和精密控制的实验技术，我们才能建立起现代科学。而综合思维方式对此的贡献是不大的。现代科学，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物理学到生物学，实际上都是分析思维的结晶。中国人过去没有充分重视分析思维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从3世纪到13世纪，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领域领先于西方，然而他们却没能发展出类似于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的原因所在。
二、中国语言与中国哲学

如果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是由于西方文化包含了现代科学，那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就在于她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含有现代科学的种子。所谓现代科学的种子，在此是指两件事情：一是指对确定性的追求，（注：本文在这里用的是“确定性”而不是“知识的确定性”，因为在美学的领域里也许并不存在知识，但这并不影响西方哲学家在这些领域里寻找确定性，笔者认识到这一点是受到了Bruce
Russull的启发。）一是指分析的传统。中国哲学缺乏这两种传统，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书写语言。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的早期，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柏拉图，确定性一直是哲学追求的目标。柏拉图之所以把数学当做最完美的知识就是因为其确定性。他强调对几何学和数学的研究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正是试图通过数学工具去理解自然最终导致了现代科学。正是因为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学派的影响下，哥白尼潜心研究数的和谐，从而发展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针锋相对的日心说。开普勒皈依哥白尼的理论仅仅是因为哥白尼的体系比托勒密的理论在数学上更加简单和谐。开普勒相信数的和谐能更好地解释行星的运动。这一信念促使他运用数学工具去分析其前辈第谷所留下的行星运动观测资料，从而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沿着同样的思路，伽利略认为地球上的局部运动也可能有数的规律可寻。他通过试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和伽利略关于自由落体定律和抛物运动的理论为牛顿的物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牛顿正是在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影响下，在其前辈开普勒、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的理论。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开创了现代科学的新纪元。
然而与此不同，确定性却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古代哲学追求的目标。中国语言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

如前所述，汉字最初是刻在龟甲兽骨或钟鼎等青铜器上的。这使得汉语的书写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中国人尽可能地用较少的文字去表达他们尽可能多的思想。尽管后来汉字可以写在竹简或丝绸上，但其书写和阅读依然困难，因为丝绸作为书写工具十分昂贵，而竹简又难于携带。这就使得汉字的表达必须言简意赅。而在古希腊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当时古希腊人已经开始使用纸莎草作为书写材料。以纸莎草为原料的纸最初起源于埃及，后为古希腊人所采用，到罗马帝国时已经得到广泛的采用。在纸莎草上书写和携带纸莎草纸的卷轴，相对地说，要容易得多。而且纸莎草纸的制造生产比丝绸的制造生产要容易和便宜得多。早在柏拉图时代，纸莎草纸作为文字的书写工具已相当盛行。（见Britannica，[1991]，vol．9，第132页，vol．29，第1057～1059页）

由于中国古代汉字书写困难，使得中国古代学者不仅必须十分谨慎地选词用句，而且也必须很小心地去选择所记述的事情。因此他们所选择记述的事情所暗示的含义往往远远超出其直接的记述，正所谓“微言大义”。许多哲学家的思想或理论往往就隐含于这些简单的记述中。比如，《论语·乡党》中记载了孔子的一个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用今天的话可解释为：马棚失火倒塌了，孔子退朝后赶来问道：“有人在火灾中受伤了吗？”但他却没有提到马受伤了没有。通过这一故事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是什么？为什么他恰恰选取这个故事？许多当代中国哲学学者认为这一故事体现了孔子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希腊，柏拉图也许会写一段很长的对话，通过苏格拉底和格罗肯（Glaucon，柏拉图的兄弟）之间的对话，来详细地讨论这个故事所包含的哲学意义。他们也许会长篇大论地辩论孔子究竟应该关心马还是人，等等。然而在《论语》中仅仅用了12个字，其余的都留给读者去思考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字，特别是哲学的文字总是充满了暗示。冯友兰在阐述中国古代哲学家表述其思想的方法时说到：“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除了确定性之外，分析是西方哲学的另一传统。在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西方哲学家优先考虑的是演绎推理而不是归纳推理。演绎推理从本质上说是分析的。根据乔治·摩尔的观点，分析是概念或命题定义的一种形式。摩尔对分析的定义的主要精神是：“任何表达被分析项的表达式必须和表达分析项的表达式同义。”（见P.Schilpp所编的《摩尔的哲学》[Ill.:Evanston,1942]，第663页）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和尤塞弗若(Euthyphro)关于德(piety)的定义的对话中找到类似的思想。（见柏拉图：《尤塞弗若》[Euthyphro]，5d-e，9c-e，和10d-11b）为了给一个词下一个明晰的定义，人们必须对其进行分析并弄清其外延。在西方哲学中，这种分析的传统导致了形成现代科学所必需的条件即形式逻辑的产生。事实上，正是对“是”("is")的分析，导致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逻辑（下面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哲学的传统与西方哲学的分析传统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如前所述，中国人在其语言的影响下习惯于综合思维。而这样一种综合思维的方法也反映在中国哲学中。正如陈荣捷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她习惯并擅长于综合思维。”（陈荣捷：《中国形而上学中的综合命题》，见C.Moore所编的《中国思想》，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32页）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哲学史通常分为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以某种形式的综合终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哲学中总是可以发现许多综合的命题，如：有和无，理和气，一和多，天和人，善和恶，知和行等等。

综合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特点，而且也体现在中国哲学的具体活动和哲学论证中。中国哲学史上的论证大都是建立在类比基础上的，而类比本质上就是综合推理。孔子对“仁”的论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仁的本质是爱他人。为什么我们应该爱他人？孔子关于仁的着名论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论证就是建立在自己和他人类比的基础上的。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哲学文献中比比皆是。

中国哲学家究竟做没做过概念或命题的分析，或运用过演绎推理呢？事实上，他们确实做过概念的分析并运用过演绎推理。这在儒家、道家、墨家、名家以及其他学派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一些初步的逻辑思想已经从他们的分析思维中形成，但是这些逻辑思想从来就没有机会发展为如同西方那样的形式逻辑体系。原因何在？古汉语即中国古代的书写语是一个主要的限制性因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可以证明：

首先，古汉语语法简单，这往往掩盖了在印欧语系语言如希腊文和英文中很容易就呈现出的一些语言的语法结构或逻辑结构，从而使得中国哲学家很难从其语言中发展出一套形式逻辑体系。至少比古希腊哲学家要困难得多。

前已指出，象形字是汉语的最基本的元素。但一个画面或一个象形字不可能有数、格、性、时态等的曲折变化，即使我们假定古代汉语的口语可以有这些变化。汉语中一个名词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也没有性的区别。古汉语中也没有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的区别。她也没有时态和虚拟语气，也没有标点符号。句子的不同部分之间也没有区别。比方说，名词和动词就可以互换。因此，一些在印欧语言中很易表达的语言逻辑结构或语法结构在中国语言中很容易就被掩盖了。比如，后期墨家对墨子的着名的理论“兼爱”说进行了辩护。当时对这个学说有两个主要反对的意见：一个反对意见是：如果兼爱意味着爱一切人，那么就不应该有任何“杀盗”的刑法，因为“杀盗杀人也”。这里关键的前提是“杀盗杀人也”。关于这个前提的论证可以表述如下：
例一：1.盗，人也。
2.故，杀盗杀人也。
下面的论证也为后期墨家所接受：
例二：1.白马，马也。
2.故，乘白马乘马也。
例三：1.获，人也。
2.故，爱获爱人也。
众所周知，论证的有效性（即前提真结论必然真）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形式。例一、例二、例三中的论证都有一个共同的论证形式：
1.X，Y也。
2.故，DXDY也。

在该形式中，X、Y代表名词，指事物或对象。D代表动作或行动。后期墨家似乎把这个形式看作一个有效的形式，因为他们接受这一形式的许多具体例子。然而，墨家的反对者似乎认为，既然例一、例二、例三都具有同一形式，如果后期墨家接受例二、例三，他们也必须接受例一。后期墨家是怎样反驳这一诘难的呢？他们仅仅给出上述论证形式的一些例子，其中前提真而结论却假，以否认例一论证的有效性：
例四：1.车，木也。
2.故，乘车乘木也。

在后勤墨家看来，上述论证的问题在于，“乘车非乘木也”。至少，根据原文，"1"真而"2"假。换言之，例四不是一个有效的论证。例一也不是一个有效的论证，因为它和例四的论证形式一样。让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例二和例三的论证有效而例一和例四的论证无效？尽管它们的论证形式是一样的。它们的形式，即例一、例四和例二、例三的形式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区别呢？后期墨家也许想告诉这种区别，然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却很难表达这一区别。这种有效论证和无效论证形式之间的区别在英语或古希腊文中却很容易表达。如果我们将例二和例四用英语表达，两者之间形式上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
例二：1.A white horse is a horse.
2.Therefore,to ride a white horse is to ride a horse.
第四：1.A cart is made of wood.
2.Therefore,to ride a cart is to ride wood.
我们可以将例一重新用英语和希腊文表达如下：
英文：1.A robber is a man.
2.Therefore,to kill a robber is to kill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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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例三也译成英文：
1.Huo is a man.
2.Therefore,to love Huo is to love a man.
这样例一、例四就不再和例二、例三的有效论证形式相混了。显然，"To kill a robber is not to kill
men"。例一（英文）的结论为假。其形式不再有效，因为其前提真而结论假。这样，对“兼爱”的学说的诘难就不能成立，因为例一（英文）的结论为假，即“杀盗非杀所有人也”。其次，古汉语中没有如英文中"is"或"to
be"或希腊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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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确切含义的字。然而，这个字对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却是非常重要的。劳伦斯·帕尔斯(Lawrance
H.Powers)在其没有公开发表的着作《不矛盾律》中指出，只有亚里士多德才从真正的逻辑意义上创立了逻辑。那么，一些纯粹的哲学活动到底是怎样导致亚里士多德创立三段论逻辑（即最初的形式逻辑）的呢？根据帕尔斯的观点，一和多的哲学问题，“……或者换言之，关于谓词意义上的'is'（‘是’）和等同意义上的'is'的问题促使了亚里士多德对所有可能的三段论作了全部的考察。”（L.H.Powers，《不矛盾律》，vol.1，第426～427页）因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实际上是分析"is"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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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在现代汉语中，“是”与英语中的"is"或希腊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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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然而，在古代它与许多其它的意思相混同，如正直、原则、正确、适当、对，等等。古代汉语中所用的“是”几乎不具有英文中"is"或希腊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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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当古代中国人如后期墨家表达“盗，人也”时，“是”字被省去了。有人认为“也”可以解释为“是”即英文"is"或希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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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在汉语中只是个语气助词或是个虚词。另外一件十分有趣然而不可能是巧合的事情是，虽然古代中国人在代数方面非常先进，但“等号的形式却一直是不明确的。等号（＝）一直没有在中国发展出来。”（《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1959年，第152页）为什么古代汉语中没有单纯意义上的“是”字？原因之一可能是它太平常了，它的意义可以很容易地从上下文中被领会或确定。对于习惯于从上下文中去把握对象之间和词之间的关系的人们来说，他们才懒得去为它专门造一个字。这也许正是中国哲学家没有从其语言中发展出一套形式逻辑体系的原因所在。
三、中国文字与科学
中国古代的文字也影响了中国的数学和科学的发展，因为从汉字中，很难发展出一套独立的象征符号体系(symbolism)。

象征符号体系在数学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在思维中可节省大量的脑力。只有引入、发展完备的象征符号体系，数学如代数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从拼音文字中发展数学和科学的象征符号体系远比从像汉语这样的表意文字中发展象征符号体系容易得多，这是因为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字母，而汉语的基本单位则是总带有这样或那样意义的汉字。然而，直到16世纪中叶，一套完备的象征符号体系才被有意识地引入西方数学中。此后，西方的数学和科学的发展突飞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