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种文化相融合

⑴ 共有几次大的文化冲突和融合，分别都对中国文化起

1、先秦诸子百家文化——百家争鸣时代——奠定了中国古文化哲学思想的最早根基.
2、秦汉文化——法家与儒家文化融汇时期——确定了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基础——初步形成汉文化.
3、两晋南北朝文化——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汇时期——中外文化包容结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体系.
4、元明清文化——名族大融合时代——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形成大一统的汉文化体系,
5、三民主义——封建思想的破灭——旧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碰撞——民主时代的开始.
6、新民主主义革命——近代世界思想体系的变革——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碰撞——新中国的崛起.
7、文化大革命——文化思想的衰落时代——个人崇拜与民主的碰撞——中国经济发展的倒退.
8、改革开放——体制与经济的探索——价值观与社会结构的碰撞——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
9、新文化体系的建立——待续.

⑵ 中国历史上三次重要的中外文化融合

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开始的印度佛教思想的引入。

从永明求法一直到玄奘西域，历时八百年，终于把佛教这一异地文化移植到中国大地上，创造了中国的佛教宗派，形成了中国化的禅宗文化，中国化的佛教讲忠孝，修行简便。

中国化的佛教又以其新的思想面貌由鉴真东渡传到日本，然后传向东南亚各国，进而传到更广的世界各地，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第二次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到中国设道布教。

利玛窦1582年来华，作为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正在酝酿的思想启蒙和学风巨变一拍即合，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第三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批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以自己如火的热情，深沉的理念和勇敢的精神，为中国人接纳、吸收人类进步文化铺就了平坦的大道。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西方思潮潮涌入中国，以致五四以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最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思考、辩驳、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

(2)多少种文化相融合扩展阅读：

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凡是主动就会赢得机会，被动就失去发展的机会，唐朝主动地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融合中国国内各族文化，从而赢得了大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昌盛的国家。

五四以后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赢得了新生。

⑶ 迄今为止,中国共有几次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狄人进入中原，建立了中山国，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第二次是二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随着鲜卑、羯、羌等外族入侵，中原文化被动地融合外来文化。第三次是隋唐时期，隋唐开放大度，主动吸纳外来文化，创造了强大的唐文化。第四次是元朝，伴随着蒙古人的征服，中国文化被动地融合蒙古文化。第五次是清取代明，这一次应该算是汉文化吞噬了满族文化，不能算是融合。

⑷ 文化融合的例子

回族的出现，佛教的传入和深入，北魏孝文帝醉心于汉文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封建化

⑸ 你知道哪些反映文化交融的事例。(除茶马古道外)

文化融合（Cultural Integration ）是指民族文化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其传统文化为基础，根据需要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文化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民族文化既不能全盘外化，也不能排斥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汉唐时对西域和东南亚文化的吸收。近百年来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文化融合的过程：
①接触。两种文化由传播而发生接触，这是文化融合的前提。
②撞击和筛选。每种文化都具有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排斥他种文化的特性，两种文化接触后必然发生撞击。在撞击过程中进行社会选择，即选优汰劣。
③整合。以原来的两个文化体系中选取的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如现代美国文化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趣向。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相应的创造才能的总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文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部分，因此也称之为硬文化。相对来说，精神文化就是软文化，而软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西方硬文化的差异一目了然，但处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则须进一步辩证分析。中西方软文化的不同决定硬文化的差异，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正在于此——即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
例子；两岸文创业一起打造世界级品牌，是两岸永续和平的关键性议题，也是为中华文化复兴尽份心力，只有两岸文化融合了，人心才能融合。
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语是汉英两种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来自汉语的英语词语及表达方式将会越来越多。
在创新体制机制方面，需要通过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管理机制创新，逐步打破学校之间的界限，搭建起教育共同体、学区和教育集团内部的资源共享平台、教师交流平台、学生互通平台，实现学校之间的管理融合、教育教学融合、文化融合、教师融合和学生融合，使名校的辐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⑹ 文化融合的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同时，也是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主要时期 。 （1）制定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
北魏官吏旧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和劳动人口，地方官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租税和绢帛等实物，就可以任意搜刮百姓，结果吏治黑暗，贪污成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直接威胁到北魏政权的稳定。为澄清吏治，巩固统治，484年，实行俸禄制。诏书说：“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魏书·高祖纪》）俸禄制就是由国家征收统一的租调，筹集禄银，按级别高低发给官吏，不许官吏自筹。同时将班行俸禄与严惩贪赃紧密地联系起来，规定了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的严厉惩治措施。孝文帝实行的俸禄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整顿吏治、惩办贪污，使北魏吏治状况开始明显好转，为北魏政权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局面，成为推动北魏王朝走向兴盛的重要因素。史书曾称颂孝文帝时代“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魏书·良吏传序》）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形的。
（2）推行均田制
北方自西晋后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来兵戈不息，百姓流亡，以致“千里无烟”，土地大量抛荒，政府控制着大量的无主荒地，这就使得均田制的推行成为可能。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485年，冯太后、孝文帝采纳大臣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即按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土地不得买卖。不种则由政府收回。同时，鼓励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均田制的推行影响深远：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封建地主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从根本上巩固了北魏的统治；再次是均田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改变原先落后的游牧生活而向封建农民的转化，推动了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出现；还有，均田制对后代田制也有很大影响，先后为北齐、北周、隋、唐所沿用，施行时间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制度的选择、推行为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出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设立三长制
为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强化对地方的控制，486年，朝廷采纳大臣李冲的建议，实行三长制。规定：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选择本乡“强谨”的人充当。三长制是北魏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一是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二是有利于推行均田制。
（4）推行新的租调制
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颁布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粟二石，帛或布一匹。这一制度使农民负担大为减轻，许多受庇于豪强的农民也纷纷转向政府，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这些改革措施以发展生产，缓和矛盾，巩固政权为目的，形成了以均田制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有力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为孝文帝后期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490年，冯太后病逝，孝文帝亲政，北魏改革进入新阶段，为继续推进改革，孝文帝首先确定迁都洛阳。
北魏建都平城，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在政治上，平城是鲜卑贵族元老集中的地方，保守势力强大，民族隔阂相当深，而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迫切需要汉族地主的合作，所以在旧都平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其次，在经济上，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且又无水陆漕运，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粮食供给经常出现困难；再次是军事上，与北边的柔然相比邻，时受骚扰，很不安全；还有从地理位置看，平城偏北的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基于以上认识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以“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495年，北魏正式将都城迁到洛阳。
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主要措施有：
易服装。495年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孝文帝自己带头穿戴汉族服装，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建议教师利用教材中《北魏掌衡武士》和《北魏文官俑》两幅图片，让学生对比指出鲜卑族服装款式有何变化，这种变化有何意义？使学生从鲜卑族服装变化的感性认识出发，进而形成对孝文帝“易服装”改革措施有力推动了鲜卑族向中原农耕文明的转化和发展意义的理性认识。
讲汉话。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下令官员上朝时要讲汉话，但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仍讲鲜卑话，暂不处罚；30岁以下官员必须严格执行法令，否则要降职。
改汉姓。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当时，他带头将拓跋氏改为元氏，因为北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主认为他们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就姓了拓跋。而土是黄色的，它是万物之元，所以改姓为元。其余鲜卑姓氏也改为汉姓。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与汉姓完全相同。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
通婚姻。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着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对比汉代“和亲”政策，进一步加深理解这一改革措施对加强民族联系，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进而认识“政治联姻”是处理民族关系和政治矛盾的一种重要策略。
改籍贯。孝文帝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数间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个体农民。自从魏孝文帝建都洛阳起，先后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阳北郊邙山一带，即有魏孝文帝的长陵，魏宣武帝的景陵，魏孝明帝的定陵，魏孝庄帝的静陵。
孝文帝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地区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曾经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中国在清朝初期就开始衰退。然而，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却是每个中国儿女的最高愿望。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汇让中国重新走向希望，也让国人看到了希望。在融合与交汇的过程中，各种先进的技术、科技、文化都得到了融合与交汇，一些先进的东西得到了很好的引进并在全国内迅速发展起来，从而让中国文化得到了更全面、更快速、更完善的发展。这些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让我们坚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是个快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⑺ 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文化的融合

是多民族文化融合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5个少数民族合计1亿多人。就人口说，少数民族不到全国人口的10％。在5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境内各民族分分合合，有斗争，有融合。

一、中国各民族交流、融合的概况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这些融合使许多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民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辽宋的契丹和党项等等。还有些民族虽然现在还存在，但除了血统的差异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点，例如满族、土家族、壮族等等。当满族最初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强烈的民族界限观念，曾因留发易服这样的文化习俗差异而发生大规模流血屠杀，但经过300年之后，汉满在文化上已再难找到什么差异。
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希望各民族放下根基性的民族感情联系，而团结在国家群体的公民联系之中，但事实上，政治群体的感情很难取代民族感情。俄国与东欧共产世界解体后的局势变化，即为最好的见证。经过半个世纪以上强调无产阶级感情，但是在共产政权解体后，这儿又回到以民族为单位的政治对立之中。

二、民族感情的源来
究竟什么是“民族”？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民族战争与族群冲突在今日世界各角落时时都在进行之中，也时时造成大量的人群伤亡、家庭离散。
对各民族溯源的追究不是区分民族的根本，民族是以文化来区别的。倘若各民族间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点，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那么民族的界限就很难打破。经济、文化的互动才是消除民族隔膜的根本方法。只有在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趋同，才能使得人们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才能产生。这种文化上的融合的极至到最后就是民族融合，其实中国一些国学大师并不是汉族人，他们往往比汉族人还汉族。
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或群体以不同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参与社会资源的竞争与分配，但在遭受挫折后，许多人则经常回到“族群”中寻求慰藉。这是因为，在每个人的人性深处，埋藏着我们对最原始人群感情（同胞手足之情）的信赖与渴求。现实的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及人们追求个人或群体利益之动机，仍是产生民族认同的根本原因。无论如何，由商周时期华夏边缘的形成，至秦汉间华夏边缘的扩张，及至于历史上非华夏人群成为华夏或华夏成为非华夏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见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及其变迁，是华夏边缘形成、扩大与变迁的主要背景。

三、中国出现中华民族提法的原因
20世纪初民国肇造之时，在全球性国族主义概念风行下，已无模糊的边疆。在一个“边疆”争夺的时代，过去模糊的“边疆”，在资源争夺中逐渐被各个民族与国家之边界所取代。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法国、英国调查者纷纷中国西南边疆，日本调查者也走入满、蒙，并宣称日本大和民族与这些北亚游牧人群有密切的民族文化关联。面对着西方与日本学者在中国周边地区“学术调查研究”中所隐藏的政治与资源野心，当日本人提出“满、蒙在中国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论时，傅斯年等历史学者乃急促写成并出版《东北史纲》一书，辩证“满洲”乃中国之“东北”，自古以来一直为中国的一部分。
近代国族主义概念下，以及在近代殖民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及其边缘之资源利益的刺激下，合传统华夏与其边缘人群为一族的国族蓝图逐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形成。因华夏边缘人群一直被华夏认为与自身有长久的血统、文化与历史关联，因此他们都被划入中国而包容于一新的“中华民族”之中。从此，许多华夏边缘人群由“四裔蛮夷”成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与今为“汉族”的华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以建立共享资源的新国族，来解决华夏边缘形成以来整体地区经济失衡而导致的冲突、暴力与纷扰。
在此时代背景下，接受“国族主义”与相关“民族”概念洗礼的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忧心西方列强势力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扩张，极力呼吁民族团结及唤醒国魂。在此国族蓝图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描述了中国的历史观。“中华民族”这个称谓就历史性的出现了。

四、中国现在的民族政策概况
本着以“统一”国内所有民族为一体为目的而造出一个“中华民族”这样没有血缘文化基础的概念，如果缺乏足够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这个词将逐渐成为空洞化，虚无化的政治词汇和口号。在人类历史上血与火的战斗中，单一民族国家被证明更能适应全面竞争需要。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为了避免“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口号，在向单一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奋斗中，应该如何走呢？
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当局宣布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苏联人民”成为新的共同体名称，苏联“已经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但实际上，苏联对民族矛盾的镇压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造成双方互相指责，甚至《俄罗斯文学报》等报刊发出了要求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分家的呼声。失误的民族政策，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关键因素。
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科西嘉人、布列塔尼人和巴黎人是决不会互认为是属于同一民族的，前两者甚至不讲法语。但在大革命中，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被其它最高原则所覆盖：“人民”、“爱国”、“平等”等等。全国实施整齐划一的教育、不再按语言和风俗划分为不同集团，在这种举国团结一致的激情中，一个 “法兰西民族”无中生有地变成了事实。同样，融合了各色人等的美国，也靠“自由、民主”，把各社会阶层组织在一个“美利坚民族”之下。要将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锻造成一个民族，就需要“平等、自由”等超民族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不可能再通过暴力的方法来进行民族融合，只有通过这些超民族的价值观，才能为各民族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促进民族融合。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为了改善民族关系，消除民族分离倾向，在经济、医疗、教育，甚至在法律上都给予少数民族优惠，人们为了追求较好的社会存在，使得原先曾往“汉化”方向摆荡的少数民族，如今许多人都乐于承认或争取得到少数民族身份。
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这是我国的民族刑事政策，即大家常说的“两少一宽”政策。
这项政策，第一从制度上为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获得优惠提供了法律依据。按照“两少一宽”政策的基本精神，从宽包括司法上的从宽和立法上的从宽。包括刑事诉讼程序上从宽，定罪上从宽，量刑上从宽和刑罚执行上从宽。对于"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来说,这无疑是优惠,甚至成了免死金牌。第二从执行上为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应当“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按照“两少一宽”政策的基本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中犯罪分子的处理，同罪行和认罪态度最相类似的汉族中犯罪分子的处理相比较，一般要适当从宽，并要坚持少捕少杀。
“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出台及适用20年，对汉族来说毋庸置疑是不公平的，为了顾全大局，可以在社会福利、教育、医疗上对少数民族给予照顾、支持是应该的。但是在刑法上也分三六九等，这种“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是否违反法律最核心的公平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又如何解释？汉族作为一个主体民族，不能和其它民族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对我们梦想的“中华民族”是无益的，同样律法的宽大也不利于少数民族移风易俗。

五、构造新民族
历史从来就没有标准的教科书，民族问题长期令人争论，主要是因为影响我们思考此问题的潜在“偏见”，不但存在于所有的“资料”之中，也常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研究“民族”的学者也难以避免。为了各民族能平等相处，共享我国的资源分配，有一个双赢的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国家最好的利益之所在。但是凡事也不能强求，如果无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强求一个新的“中华民族”反而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但愿我国能早日处理好历史背后的资源情境、社会认同与个人情感，促进民族的和谐发展，消除民族之间的差异与争论。希望各民族能得到平等的地位，期待“中华民族”的真正出现!

⑻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的例子

上海外滩建筑群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的典型例子。

上海外滩建筑群位于上海市区黄浦江滨外滩一带，遍布着一幢幢不同国家风格的西式建筑群，故有“世界建筑博览会”之称。

上海外滩建筑群包括古典主义风格的亚细亚大楼（1915年），英国古典式的上海总会大楼（1911年）、欧洲古典折中主义的海关大楼（1925年），仿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汇中饭店大楼（1906年），装饰上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中国银行大楼（1937年），百老汇大厦（1934年）等。

(8)多少种文化相融合扩展阅读：

上海外滩建筑群特色

外滩的精华就在于这些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建筑群。有人说“外滩的故事就是上海的故事。”外滩那一座座钢筋水泥的楼宇，不正讲述着旧上海滩如梦般繁华的往事。

北起苏州河口的外白渡桥，南至金东路,全长约1500米。着名的中国银行大楼、和平饭店、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大楼再现了昔日“远东华尔街”的风采，这些建筑虽不是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也并非建于同一时期,然而它们的建筑色调却基本统一，整体轮廓线处理惊人的协调。

被誉为“外滩第一楼”,建成于1906年，原名麦克波恩大楼。其高8层,建筑面积11984平方米，占地1739平方米。大楼外观具有折中主义风格。立面为横三段、竖三段式。底段与上段均为巴洛克式造型,中段为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大楼气派雄伟，简洁中不乏堂皇之气。

⑼ 为什么说中世纪文学是欧洲多种文明的融合

欧洲中世纪文学是西方文学史中重要的现象之一。除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它是当时多种文明和文化相碰撞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集中体现在诸种蛮族文化自身融合和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融合上，也体现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融以及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融上。正是在这些多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这一文学体现出了承继着历史文化精髓的独特的中世纪人文精神、吐纳包容的新质宗教体系和文学内容形式的多样性构成三大特征，从而开创了人类文学艺术的新阶段。

⑽ 中国发展史上，有哪几次文化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过程

封建社会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地方官吏纷纷招募军队，扩充势力，许多豪强地主武装也依附他们。这样，东汉末年出现了许多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
曹操和袁绍两个集团在北方势力最为强大。曹操注意招收和提拔人材，并募民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因而力量日益强大，200年在官渡击败袁绍后，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208年，江东的孙权和荆州的刘备在赤壁合力击败南下的曹军之后，孙权在长 江中下游的地位得到巩固；刘备乘势占据了湖北和湖南的大部份地区，又进占四川；曹操的势力局限在黄河流域，这奠定了后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基础。
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了全国。
西晋建立不久，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八王之乱”。战乱使劳动人民纷纷破产，沦为流民。关中等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西晋因此衰弱。301年，流民首领李特在绵竹发动起义，有力地打击了西晋的反动统治。匈奴贵族刘渊乘机起兵反晋，316年，匈奴兵攻占了长安，灭了西晋。
西晋灭亡后，晋初皇族司马睿在建康建立偏安南方的东晋王朝：在北方，几个少数民族相继建立了十几个国家，被称为“十六国”。东晋之后，南方历宋、齐、梁、陈四朝，统称为南朝。与此同时，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后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再分别演变为北齐与北周，统称为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地主势力进一步发展。自曹魏颁布九品中正制后，豪强地主垄断政权，形成势力强大的门阀士族集团。东晋政权是依靠士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因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维护士族的利益。士族大地主封山占水，建立田庄，失掉土地的农民则沦为佃客。佃客实际上就是农奴。从东汉以来一直发展着的大地主田庄，这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是士族大地主集团的经济基础。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的统治，使之逐渐走向没落。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虽然不断遭到战乱的破坏和影响，但仍然继续得到发展。三国时，魏、蜀、吴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都比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
这一时期，迁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在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较快地完成了封建化过程。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加速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