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月庄后李文化的石斧多少钱

㈠ 谁能具体介绍济南市张马屯—大辛庄遗址

大辛庄遗址 商代中晚期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东北约 4公里处。面积约10万余平方米。1955年起，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单位曾多次调查和试掘。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对探讨山东地区商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遗址的商代文化堆积一般厚1米左右，最厚的达4米。试掘中没有发现居住遗迹。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陶器的器形有鬲、□、豆、簋、罐、盆等，见有硬陶、原始瓷器和白陶的残片。石器有斧、锛、刀、镰。骨器有笄和镞。此外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卜骨有钻、灼而无凿，也不见刻辞。铜器只发现有镞、针和锯等小件器物。1970年曾发现一批青铜器，有 □、觚、□和2件铜戈，可能是墓葬的随葬品，年代相当于殷墟早期。公元前２１世纪—公元前１６世纪，当夏朝人以河南西部为中心确立统治范围时，远在山东的东夷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土着文化——“岳石文化”。公元前１６世纪，商人灭夏，在中原地区立定脚跟后不断向东扩张，将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渐次同化和取代，最终完成“邦畿千里”的版图。这一段历史是如何发生的？在考古人员对大辛庄遗址的历次调查、发掘和研究中，通向远古的时光隧道逐渐打开了缝隙……
发现——
打开通向远古的时光隧道大辛庄遗址考古日前结束为时２个月的田野发掘，被挖成一个个探方的考古现场开始回填。尽管戴着遮阳帽，考古队领队、山大考古系教授方辉和他的考古队员们一个个还是晒得脸色黝黑。
“这次大辛庄遗址发掘出较大规模、成组的墓葬群，共清理出商代早期至晚期墓葬２３座，几乎每个墓葬中都有兵器，应当是一个家族或军旅的墓葬群，其中一墓葬有殉人现象。发现窖穴、灰坑２００多处，有字卜甲８片，青铜器３０余件，其中有觚、鼎、爵等礼器和戈、剑等兵器。发现的生产工具多为石斧、石镰，骨针、骨锥、蚌铲等。”站在探方隔梁上的方辉对记者介绍说。
而此前的近７０年中，大辛庄遗址早已是“宝贝迭现”。
１９３５年，济南东郊大辛庄农民在村东蝎子沟挖土时偶得一批青铜器。齐鲁大学英籍教师林仰山获悉此情后于次年冬天赶到现场进行调查，正巧看到沟边挖开的墓坑。在清理完墓中陶器、铜器后，林仰山还买到一残碎铜觚的上口。５年后，他又戏剧性地从朋友那里得到了铜觚的下部。
１９６０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刘敦愿与刚参加工作的蔡凤书步行来大辛庄调查。蔡凤书一眼看出蝎子沟沟壁上挂着的一个完整灰褐色陶盆是商代器物，两人兴奋不已。这件现存山大博物馆的陶盆是该校在大辛庄采集到的首件完整器物。
除无数次的调查外，建国后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８４年，考古工作者对大辛庄遗址的试掘、探查也已是六进六出，试掘面积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时任考古队领队的山东大学教授徐基说：“当时共发现房址６座，灰坑２００余个，甲骨约４００片，复原完整陶器１００余件，找到一处商人族墓地，清理出１５座墓葬。其中５号墓出土了成套礼器（鼎、觚、爵等），为以往多次发现的青铜器找到了源头。”揭秘——
从碎片中拼接历史的原形考古不是简单的“挖宝”，其真正价值在于从古人的遗迹遗物里，解读未知的古代，从文明的碎片中拼接历史的原形。
从大辛庄遗址发现之初，学者们便在猜测，商文化是大辛庄的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如果是后者，那么商文化是何时介入大辛庄的？
１９７３年，蔡凤书汇集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３年的大辛庄历次调查材料，第一次提出“它包含了早商至商末周初的东西”。通过１９８４年的考古发掘，徐基得出结论，商文化在大辛庄的存在时间段是商代早期晚段至商代晚期，最早出现时间距今３５００年左右。刚刚收尾的２００３年大辛庄遗址发掘再次证明，所发现商文化没有早于这一时间段的。
“《竹书纪年》有商王中丁征兰夷（东夷部落）的记载，大辛庄商文化的外来可能与此事件有关。至于大辛庄的有些东西似乎比中丁征兰夷时期要早，也可能始自商王太戊时期，文献有‘太戊复兴’的记载，他在位时势力可能到达大辛庄。”徐基说。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侵入”和同化需要一个过程，这在大辛庄遗址的发掘中证据确凿。如大辛庄所发现陶器中，除灰陶外，素面红褐陶占很大比例。专家认为，灰陶为典型商文化遗存，普遍流行于中原商文化中，素面红褐陶则为夷人土着文化的典型遗存。
１９８４年的发掘中，大辛庄出土的一只小巧骨匕上端刻着“五”字符号，字体似武丁时期。而今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４日，大辛庄遗址先后发现数片龟甲，其中８片刻有文字。据方辉介绍，可辨认出的共２５字，加上那些腐蚀较厉害或只剩下残笔的字迹，共有３４字。此前的百余年中，甲骨文一直是河南安阳殷墟的“专利”。
“大辛庄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具有界标性质。”专程赶来的“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他认为，只有占卜活动发展到高峰时期，才会出现在卜甲上刻字的卜辞，一般王侯贵族占卜才会用卜辞来记录。所以，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大辛庄遗址在商代不是普通区域，应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处中心性的聚落，盖为一处方国都邑。值得一提的是，在１９８４年的考古发掘汇报表中，徐基就曾推断，大辛庄可能存在一个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的方国。
“除甲骨文外，在大辛庄出土的青铜爵上还首次发现了族徽，虽然在现代汉字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字体，但它的发现是一个重要信息，是研究大辛庄商人部落的一个重要佐证。”方辉透露说。
蔡凤书介绍说，目前在山东省发现商代遗址或有商代文化遗存的地点３００多处，但是经过正式发掘的只有十处左右，除了济南市大辛庄之外，还有如滕州市前掌大、泗水县天齐庙、济宁市潘庙等，这些商代文化遗址大部分在鲁西地区。这说明，在商代末期济南附近地区不仅已经纳入“邦畿千里”的商帝国版图，而且在文化上也融合到中原地区中，东夷人那种特有的文化基本上不再继续存在。思索——
大辛庄还有多少谜团在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的同时，大辛庄遗址带给学者们的思考亦接踵而来。
思索之一：甲骨文内容是什么，还有可能再次出土吗？
方辉说，初步可以判定，其内容是对某位“母”的祭祀。即要不要对“母”进行祭祀，如需要，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祭祀。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甲骨文中的“母”通“女”，其内容是祭祀时要不要用女来作牺牲的意思。
“按道理，既然有人已经开始用甲骨文，这么大一片遗址下应该还藏有甲骨文。但已出土的甲骨文距地表仅４０厘米，如此浅的地层，不少在汉代取土时就被破坏了。建国后，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进行过深挖土的耕种活动。所以，今后发掘中甲骨文能否再次出土仍是个谜。”方辉说。
思索之二：如果大辛庄是商代的方国，为何没有发现“城”？
学术界一般将城、铜器和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在青铜器、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大辛庄遗址中“城”的隐而不现自然引起人们的猜疑。如果大辛庄确是商代的方国，为何没有发现“城址”？
在此次考古发掘后期，大辛庄遗址Ｔ０４０１、Ｔ０４０２号探方发现一段神秘夯土层，当时考古人员怀疑这就是大辛庄方国的城墙遗址。但从解剖结果看，这段夯土层的宽度仅有五六米，也与当时城墙宽度在十米以上的标准有一定差距。方辉最后判定，它可能是当时的一处大型的建筑基址。
１９８４年和今年对大辛庄遗址的发掘面积分别是８００多平方米和６００多平方米，相对于３０多万平方米的大辛庄遗址总面积，充其量只发掘了其中的１／２００。因此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城”得以发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思索之三：甲骨文中出现的地名“乐”和“泺”指的是大辛庄吗？近年来，在考证文化历史名城济南的源头时，有学者提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乐”、“泺”指的就是济南，其具体位置在泺水之源趵突泉附近。对此，大辛庄遗址发掘的两任领队徐基和方辉进一步指出，“乐”、“泺”指大辛庄的可能性很大。
方辉说，“泺”是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地名，我认为其位置在广义上的济南一带，应是商王驻扎的地方，且是商人与夷人打仗经常路过的地点，这个地方在一定区域内具一定规模。大辛庄北距泺河（小清河）仅３公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表明，这里有可能就是“泺”的中心区域。
徐基指出，趵突泉一带地势低洼，不适合商代大型聚落点的建立。展望——
累赘还是资源，大辛庄何去何从？ 艺术大师罗丹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而对考古工作来说，不是缺少证据，而是缺少发现。
继１９８４年山东大学、省考古所、济南市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确定大辛庄商代遗址范围是３０万平方米之后，今年联合考古队在大辛庄周边进行踏查又有意外惊喜。在大辛庄以东约４０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踏查时，考古队员新发现上到８０００年前的后李文化下到汉代的５０多处遗址，其中，有七八处商代遗址，虽然规模较小，但包含物很丰富。
谈及大辛庄遗址及周边遗址的保护和考古，方辉认为，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紧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新石器遗址的洪家楼、甸柳庄、葛家庄一带，现在均被楼群所覆盖。伴随着城市化脚步的逼近，今后如何保护大辛庄这片弥足珍贵的古文化遗址将很快变成一个形势严峻的问题。对此，方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并非是完全冲突的，文化遗迹完全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利用。利用好了就是保护，否则会让地方上觉得遗址是个累赘。大辛庄遗址完全可以建一个商文化遗址主题公园，提供休闲场所的同时还能发挥文化教育功能。
“大辛庄是山东境内最早的、最大的、最丰富的、最重要的、特征最鲜明的、出土甲骨文最早的商代遗址。”这是徐基对大辛庄遗址最新归纳出的“六个之最”。他说，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相比，大辛庄类型存在鲜明的“个性”，诸如陶器中红陶较多且少见壶、觚、爵等日用陶器、水井于相邻边挖角窝、墓葬普遍设腰坑，殉狗普遍和卜骨不用凿等，均为中原商文化所少见。济南作为一个都会城市其历史可上溯到距今约３５００年商代前期晚段，作为见证这一历史的大辛庄遗址，建遗址博物馆意义重大。
据悉，除商代遗址外，大辛庄还发现了龙山文化、西周、东周和汉四个时期的堆积。如此重要的遗址堪称蕴含济南乃至山东古文化的“数据宝库”，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它的未来吧！

㈡ 中国的历史文物有哪些

1、直裾素纱襌衣（“襌”音dān，常被误写做“禅”），西汉织绣，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该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

2、新石器时代陶鹰鼎为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陶器，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3、北朝红地云珠日天锦，古代经锦有一个显着的特点，花色和地色的织物组织完全相同，都是双层结构的复式平纹或复式斜纹，称为平纹经锦或斜纹经锦，依靠织物纵向彩条经线的颜色来显现花纹，是一种典型的“彩条经锦”。

平纹经锦是我国传统的织锦。北朝晚期或隋代的平纹经锦，隋或初唐时期的斜纹经锦，盛唐时期的斜纹纬锦、织金锦等。平纹经锦到了唐代数量已明显下降，大量出现的是隋代前后兴起的斜纹经锦。

4、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楼阁式瓷仓，在仓后两柱间有正楷直书墓志，自右至左12行，共159字，记载死者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之孙女”，死于后至元戊寅（即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安葬于南山。

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冥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院。

5、竹林七贤砖印模画，南朝。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

荣启期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

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

㈢ 龙山文化遗址的遗址特点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龙山街道办事处（原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000-46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
龙山文化除陶器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等。他们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鱼、蓄养牲畜。
大汶口文化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采用，磨光黑陶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尚义县现存大量龙山文化遗址，曾经出土过大量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 最早的山东人——沂源人从泰沂山脉迁徙到平原,择水而居,巨野河和武原河流域也许是原始先民理想的居住之地。从山上到山下,是人类迈出的颇具关键性的一步,有了这一步,才会有以后的筚路蓝缕、“式辟四方”,才有了今天我们称之为华夏文明的黎明期——龙山文化。

□文/片翟伯成“两河流域”产生了华夏文明的黎明期龙山文化发源于巨野河和武原河流域。巨野河,西支发源于历城区西营镇拔槊泉,东支发源于章丘市曹范镇北曹范村西的巨野河,又名巨合水。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巨合水南出鸡山西北,北经巨合故城西。”东西两支在龙山镇北汇集流入现杜张水库后,经历城鸭旺口入小清河。全长约46.8公里,河床宽50米。此河两岸遗址甚多,城子崖便是各支流汇入巨野河的第一个河边台地遗址。武原河又名武原水,在巨野河东部,据《水经注》记载:“武原水北经谭城东,又北经东平陵县故城西。”历史上有名的巨合城和谭国故城就在两河之间。1930到1931年,考古界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发掘。上层为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下层首次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着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是岳石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遗址出土的黑陶主要有杯、碗、豆、盘、盆、罐、瓮、鼎、等日用器皿,其中以带扳杯、三足盘、高柄豆、鸟首足鼎、白衣黄陶袋足、肥袋足最富有代表性,还有漆黑光亮、做工极其精致、薄如蛋壳的陶器,称之“蛋壳陶”,其制作技术高超绝伦,是陶器中上佳之品。此外,在遗址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版筑夯土围墙遗迹,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墙基厚度达10米,考古发掘者认为这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发生在“两河流域”的一次着名战役“两河流域”是海岱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为“济左走廊”之锁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汉高祖刘邦拜韩信为相,领兵攻齐,路过龙山。韩信意欲出奇兵打齐国一个措手不及,故不从城内穿过,在龙山北1公里许的巨野、武原两水交汇处架起一座石桥,大军往东直扑临淄,大败齐军。以后,这座桥也为当地百姓提供了很多方便,为了纪念韩信,当地百姓称此桥为“韩信桥”。历史上着名的“耿弇讨张步之战”也发生在两河流域。《水经注》记载:“耿弇之讨张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营也。与费邑战,斩邑于此。”张步,字文公,琅邪人,为当地豪强,聚众数千人,自封为五威大将军,据齐地。后受命刘永,自封定汉公,未成。建武五年(公元29年),武帝派建威大将军耿弇起兵讨张步,张步闻之,派大将费邑守济南(即东平陵),派费敢守巨里(即龙山巨合城),又分兵屯祝阿,并在长清及泰山西侧置数十营以待耿弇。因巨里西临巨野河,耿弇即派兵砍伐树木,扬言要填平巨野河。几天后,巨里有降者,告之费邑要发兵救巨里。闻之大悦,急令攻下巨里后,自引精兵于巨合城外高冈上大战费邑,将邑斩之。这是东汉时发生在两河流域的一次着名战役。寻觅古河畔的红袄军营寨巨合河边问李全,妙真营寨尚依然。三分轻重归谁是,枪号梨花二十年。这是晚清着名诗人王象春在《齐音》中的一首咏唱妙真寨的诗。诗人凭吊遗踪,遥想当年驰骋疆场二十余年的女英雄,在钦仰之中蕴含着惋惜和遗憾。“巨野河边问李全,妙真营寨尚依然”,诗人说出了在巨野河边,金代末年农民起义军——红袄军的女英雄杨妙真曾在此结寨驻兵,后人称之为妙真寨。金末,蒙古人南下,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蒙古军再度南下,在山东、河北等地大肆掳掠。金朝统治者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无力抵御蒙古军南下,依然对境内人民横征暴敛。为反抗金朝的统治,在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红袄军起义。当时,山东红袄军共有三支军队:鲁东的杨安儿、鲁南的刘二祖、鲁中的李全。当时的章丘,在李全的势力范围内。杨妙真,小名四娘子,金末红袄军着名首领杨安儿之妹,善使枪,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与李全部会合后,遂与李全结为夫妇,成了李全的得力助手,势力也空前壮大,渐渐控制了整个山东,并顺利说降了金朝山东元帅张林,接收了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二府十二州。李全割据一方,很重视在章丘的营建,他在金兴定二年与杨妙真进驻章丘,在今之龙山(巨野河畔)、水寨(城子村)、相公庄皆有兵寨,而最着名的,当数章丘相公庄北会仙山上梨花枪山寨壁垒,至今遗迹犹存。清康熙年间章丘梭庄进士李缙明有《啸园自记》考其遗址曰:“长白山之麓……会仙峰,孤峰壁立,为李全寨,二十年梨花枪壁垒尚屹然也……。”李全离开章丘后,又纵横天下十余年。金正大八年,因内乱兵败李全被杀。杨妙真北渡淮水,与养子李璮返回山东老家,继任益都行省,居数年而死。李璮,袭父职治益都行省,专制山东三十年。后投蒙,又叛蒙,不久被俘处死。 2014年7月13日，考古人员日前在河北省尚义县的石井乡四台蒙古营发现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墓葬，挖掘出遗骸一具。
其中陪葬物品有夹砂黑陶片21片、石斧一把、石铲一把、石磨轮两个及颈项佩戴饰品。考古人员认定此处为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
此墓葬出土的夹砂黑陶、打磨石器、骨器等随葬物品，对研究龙山文化以及当时葬俗生活习俗有着重要意义。
其他主要山东龙山文化遗址
编号 名 称 地 点 方 位 范 围
1 崔碾遗址 边河乡崔碾村南 100×80米
2 石家毛托遗址 辛店街道办事处石家毛托村北 100×80米
3 于家店遗址 辛店街道办事处于家店村北 200×300米
4 王家庄遗址 稷下街道办事处王家庄村西 不清
5 蔡王庄遗址 敬仲镇蔡王庄村东 不清
6 河沟遗址 敬仲镇河沟村西南 350×200米
7 朱家庄遗址 敬仲镇朱家庄村东北100米 100×50米
8 大马岱遗址 皇城镇大马岱村西南 1000×800米
9 韩家六端遗址 皇城镇韩家六端 不清
10 崖付遗址 皇城镇崖付庄西北 150×100米
11 金召遗址 召口乡金召村南砖厂 300×300米
12 三中院内遗址 临淄三中院内 不清
13 葛家遗址 齐都镇葛家庄东200米 100×70米
14 苏家遗址 齐都镇苏家庙村东 200×200米
15 小杜家遗址 稷下街道办事处小杜家庄北300米 800×150米
16 石庙孝陵遗址 齐陵镇石庙孝陵 100×100米
17 赵王庄遗址 齐都镇赵王庄西 不清

㈣ 中国文化起源的代表性遗址有哪些

代表有
河姆渡遗址（浙江余姚）是1973年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的村落遗址，距今已有7000余年历史。经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共出土各类生产工具、生活工具、建筑构件等文物7000余件。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最早的木结构水井、最早的编织技术、最早的船浆……河姆渡遗址所展示的灿烂的原始文化，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1979年，这一结论被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

红山文化：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古文化，位于赤峰市区东北隅的红山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

其他的有

西侯度遗址

位于芮城县中瑶乡西侯度村，为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大约180万年。经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有巨河狸、鲤、山西轴鹿、粗面轴鹿、粗壮丽牛、山西披毛犀、三门马、古中国野牛、晋南麋鹿、步氏羚羊、李氏野猪、纳玛象等。石器出土数量不多，主要以石英岩为原料，类型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另外在文化层中还出土有若干烧骨，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石器和有切割痕迹的鹿角以及烧骨的发现，证明远在18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遗址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匼河遗址
位于芮城县风陵渡匼河村一带，北至永济市独头村北涧，南至芮城县涧口南沟，长达13．5公里范围内的17个地点组成的匼河遗址旧石器地点群，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匼河文化的代表遗址，地质时代为距今约60万年的更新世早期。1957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现。1960一1980年，先后5次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主要有肿骨鹿、披毛犀、扁角鹿、对丽蚌、德氏水牛、二门马、野猪、师氏剑齿象、东方剑齿象、纳玛象、三趾马等。文化遗物以石制品为代表，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等，主要原料为石英岩。石器数量较少，类型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遗址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海峪洞穴遗址
位于垣曲县毛家湾镇店头村南海峪沟口东侧山腰，是目前山西省唯一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1957年发现，1958年发掘。遗址由相邻的三个地点组成，洞穴产自震旦纪砂质石灰岩区，遗物和化石出自黄褐色的角砾岩中。第一地点含有动物化石，第二地点发现石制品和用火遗迹，第三地点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皆有。该遗址与北京猿人晚期文化很相象，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下冯遗址
位于夏县城北15公里东下冯村东北的青龙河南、北两岸台地上，系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典型遗址，其绝对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3900年。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1959年春考古调查时发现，1974年进行发掘。遗址西部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东、南部有商代早期的二里冈文化的城墙和圆形建筑基址，北部有东周时期遗存。遗址可分六期，其中一至四期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遗迹有灰坑、房屋、墓葬、水井、沟槽、陶窑等。遗物有石、骨、铜、陶等不同质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乐器等。青铜箭头、凿和石范的出土，表明当时已进入青铜器时代。

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夏文化问题，促进夏代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阴遗址
位于夏县尉郭乡西阴村东北土岭上，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民国15年(1926)发现并发掘，共出土60箱陶、石、骨器等遗物，其中有半个蚕茧化石。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大肆盗掘西阴文物达数卡车之多。1959—196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调查，其面积为500x600米，遗物包含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的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1995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发掘并出土了大批文物。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荆村遗址
位于万荣县万泉乡荆村西北500米，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遗址范围东西300米，南北300米，文化层厚2米。民国20年(1931)，山西省立图书馆、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和美国弗里尔艺术馆合作发掘过该遗址。在出土的谷类炭化物中有黍和高梁两种，暴露有窑址、灰坑。采集有红陶、灰陶、彩陶、夹砂陶片。遗址保存较完整，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位于夏县埝掌镇崔家河村北的崔家河遗址、位于绛县横水镇周家庄村东的周家庄遗址、位于新绛县泽掌镇光村西北的光村遗址、位于新绛县横桥镇西尉村南的西尉遗址、位于新绛县万安乡马庄村南的马庄遗址、位于闻喜县阳隅乡回坑村西的回坑遗址、位于永济市蒲州镇石庄村北的石庄遗址、位于荷城县大王乡金盛庄村西的金盛庄遗址、位于荷城县岭底乡坡头村的坡头遗址、位于平陆县西侯乡赵家滑村的赵家滑遗址等。

古动物化石遗址

土桥沟化石遗址
位于垣曲县古城镇寨里村土桥沟。民国15年(1926)瑞典古生物学家安特生发现。东西10--14公里，南北14—16公里，发掘出土有甲壳类、淡水软体动物、黄河猴等8种动物化石，距今约5000万年，是国际人类进化及始新统地层的最早资料。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担山石化石遗址位于垣曲县毛家湾镇担山石村南龙骨山的山腰，1957年发现。面积50平方米，属更新世晚期。出土有石英石片、三门马牙齿、鹿牙等化石。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独头化石遗址
位于永济市首阳乡独头村后涧河南北沟一带。1953、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察，认定为共事匼河文化遗址范围。出土化石有象牙、野牛、猕猴、羚羊角等化石及大量石核、石斧、石刀、刮削器等。

七里坡化石遗址
位于平陆县杜马乡七里坡村东南800米崖嘴头下。1958年11月发现，采集有麂化石。

五龙庙沟化石遗址
位于平陆县杜马乡大涧北村西侧200米处。南北长3000米，东西宽150米，沟西岸断层的河湖相沉积的沙层和砾石层中，堆积层厚2—6米，出土有黄河象、三门马等哺乳动物化石。属中更新世时期。

小东延化石遗址
位于平陆县东延村小东延沟。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150米。沟两岸崖腰的河湖相沉积的沙层和砾石层中出土有黄河象、二门马、鹿、羚羊等哺乳动物化石，沉积层厚2—6米。属中更新世时期。

古城遗址

商城遗址
位于垣曲县古城镇南关外的毫清河与黄河间的高台上。1984年发现，1985年发掘。城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中北方的城墙保存在地上，长330米，宽5—12米，残存高3—5米，夯层夯窝极为清晰，其它三面城墙均保留在地下。城东南为居民区，文化层较厚，有灰坑、窖穴等遗址；中部偏东有一组夯土建筑基址，可能是宫殿区。文化遗物主要为陶器，有高、大口尊、盆、罐、豆等，铜器有鼎、斝、爵等，此外还有卜骨。据地层和出土物判断，最晚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冈文化的上层，为一座较为完整的商代方国小城，是研究商前期历史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毫城商城遗址
位于垣曲县城东南25公里上、下毫城村之间的第二台地，1989年发掘。城址边长300米，正方形。夯土层中有早期陶片，西南角有龙山灰坑与较多汉墓。出土有双环素面扁壶、高和仰韶彩陶片及许多汉代瓦片。中国历史博物馆调查认为，该遗址对研究商、周及其之前文化具有重要价值。遗址现存元致和元年(1328)所立“殷商烈祖成汤圣王居毫故事片都”石碑。

禹王城遗址
位于夏县禹王乡的禹王村、庙后辛庄、郭里村一带，因传说夏禹曾在此居住过，故俗称“禹王城”。据考证，禹王城即春秋战国时的魏国国都安邑城，也是秦、汉及晋时的河东郡治所。遗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庙四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庙在小城的东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大城如梯形，总面积13平方公里。四面城墙皆版筑夯打而成，北墙和西墙保存较好，除北墙外，其余城墙都不直。东墙残长1530米，西墙长约4980米，南墙长3565米，北墙长2100米，外侧有护城壕。城北部有战国时代的灰坑和灰层，城中部偏东的庙后辛庄以北，发现一处战国中晚期的手工业作坊。中城方形，总面积6平方公里，其西、南两城墙分别是大城的西墙和南墙的一部分，北墙长1522米，东墙现存长960米，城内遗物丰富，堆积层厚2米左右，有战国时代遗存，但主要是汉代遗存。从出土遗物分析，中城稍晚于大城。小城总面积754000平方米，形状是缺去东南角的长方形。西墙和北墙分别长930米、850米，城墙现存宽1。4米。19卯年秋试发掘，出土遗物有大罐、盆、甑、小釜、碗等容器陶范，印有阴文“东三”的铲范、铧范、车辔范、六角承范、圆形承范、花纹范等。瓦分板瓦和筒瓦，瓦当多为云纹圆瓦当，此外还有五铢钱、半两钱、铁渣等。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魏城遗址
位于芮城县城北2．5公里，南北城墙在地面可见。古城东起柴涧村、铁家庄，西至后龙泉村、城南沟村，北至永乐宫北0.5公里，南至永乐宫门前，呈方形，周长4500米。残留于地面之上的城墙高出地面l—7米，城址宽度一般在13—15米之间。城墙版筑而成，古城东南、西北、东北三个城角保存较好，城外侧都有月牙状的夯土台。城内出土有东周时期的南、豆、罐、瓦等遗物，在城西柴涧村有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墓葬群，出土过数批青铜器。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玉壁城遗址
位于稷山县城西南5公里处白家庄村西。其东、西、北三面皆为深沟巨壑，地势险要。玉壁城建于西魏大统四年(538)，系西魏抵御东魏侵袭的前沿重镇。玉壁城早已废圯，夷为平畴，唯西、南两面尚有夯土残垣断壁。城的北面和西面，各有一个平顶土丘，与城相连，昔日均为城堡，现在北堡暗道尚存。城东沟里半坡地方，有一地道直通玉壁城下，道内宽约0．8—1米，高约1．2—1．8米，为东魏高欢攻城时所凿。对研究北朝史和古代战争史具有重要意义。

㈤ 新石器时代到红山文化的穿空石斧最高拍卖多少钱

历届拍卖最高成交价26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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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后李文化遗址的遗址区别

“后李文化遗址”和真正意义上的“后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李文化在后李文化遗址上，但是后李文化遗址上又不仅仅有后李文化，还有其他时代的文化，后李文化只是其中最早的文化遗存。 该遗址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化层次多而丰富，文化堆积厚达2至5米，由上到下共分12层，包含了新石器文化遗存、两周（西周、东周）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三大阶段。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到清代的器皿，首尾跨越了8000年，这些人类生活的痕迹和佐证物，在岁月之手的点化和指挥下，被层层叠压在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这在全国考古发掘中是罕见的，不仅证实了临淄文明的久远，同时昭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厚和连续。再说一下后李文化：被考古界正式命名的“后李文化”，是后李文化遗址上最特殊、最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分为后李一期文化和后李二期文化，发掘中不但出土了房址、灰坑、灰沟、墓葬、陶窑等遗迹，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和蚌器等遗物。
在2008年，淄河治理工程中，技术人员在后李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一柄石斧。 后李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该时期的陶器，一期文化的陶器都是夹沙陶，陶胎的质地与当时地层土的成分极为相似，只有极个别掺蚌壳和掺云母的现象，说明当时制作陶器是就地取材；陶器的烧成火候较底，个别遇水即溃；陶色有红褐陶、红陶、灰褐陶和黑陶，红褐陶最多；陶器的纹饰简单，大部分仅见于器物的口部，种类有花边纹、附加泥条堆纹和少量绳纹；陶器的种类单调，主要为圜底器，平底器和圈底器极少；器形有釜、钵、盆、罐、碗、盂、小口壶、实心陶支脚等。这一时期，既没有三足器，也没有彩陶和彩绘陶，陶器中的深腹圜底釜为后李一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总数约占全部陶器的80%，比较独特，这与山东及其周边地区已发掘的其他考古文化截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层次。后李二期文化是后李一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她与北辛文化有一定的共性，如都流行三足器和圜底器，器类都以鼎、钵、小口双耳罐为基础。同时与北辛文化又有较为明显的差别，被认为是属于北辛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在后李文化遗址被发掘和确认以后的两年内，考古学者又在鲁北和鲁西北地区相继发现了10多处同类遗址，对其中的几处遗址进行试掘获取的资料，进一步印证了后李文化遗址发掘所证实的成果。由于后李文化遗址本身具有的独特面貌和其群体分布的特征，完全具备了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条件，所以，为区别于其他考古文化，文物专家将其称之为“后李文化”，承载这种古老文化的厚土就是后李文化遗址。这是山东淄博地区唯一一处以本市内的地点命名的考古文化，为临淄这座在战国时代就闻名世界的故都又增添了深沉、厚重的内涵。

㈦ 我有一个新石器石斧不知道能值多少钱

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价格一般在一百万以上。

㈧ 论述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及其特点

山东海岱新石器文化

距今8500年前的后李文化：是山东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因1988年—1990年发现于临淄区齐陵街道后李官村西北而得名。后李文化时期，磨制石器达到较高的水平；环壕聚落已经存在，房子多为半地穴建筑；个人私有财产贫乏。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多为红、褐；主要为圜底器；器形主要是筒形深腹圆底釜。

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1978—1979年最早发现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北、薛河旁的高地处。这一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耕工具已配套齐全，进入了锄耕阶段；纺织业开始出现；制陶业发展，出现了使用单彩的“红顶碗”，为彩陶的渊源；家庭饲养业开始出现，已开始养猪。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因1959年发掘的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特别是它的中、晚期，在总体的成熟程度上，已经超过了中原仰韶文化。这一时期，手工业已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制陶业相当繁盛，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有了少量的轮制小件器物；晚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制石、制玉业较发达。中期以后出现了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还出现了精致的玉铲，并有更多的玉、石串饰。 在文化方面，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齿（一般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用龟甲占卜、死者随葬家猪和獐牙的习俗，创造了极似后来甲骨文、金文构造的陶文，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字萌芽形态；还建造了成批的大规模聚落中心，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在社会形态方面，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贫墓、富墓形成强烈的对照，这表明当时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私有制在逐渐形成；男女合葬墓增多，表明对偶婚已经出现，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因1928年发现于济南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得名。由于龙山文化中的黑陶很有特色，故曾称为黑陶文化。这一时期，农业和畜牧业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木耒、骨铲、石镰和蚌镰出现，人们已开始饲养鸡和马；快轮制陶技术得到普遍采用，磨光黑陶数量多，质量精。特别是薄如蛋壳、表面光亮如漆的“蛋壳陶”，更为中国古代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冶铜技术开始出现，已经能冶炼黄铜；建筑上，出现了夯筑的长方形土台，四周有漫坡散水，说明商周时期盛行的夯土建筑在这时就已出现了；城址开始大量出现。近年山东境内发现了十几座，其中七座密集分布，形成了一个城址群。这一时期，东夷人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

岳石文化（距今约4000年）：因最早发现于平度大泽山镇东岳石村前、淄阳河北岸的台地而得命名。石器以磨制为主，半月形双孔石刀、亚字形石斧和长方形扁薄单面刃石铲等尤具特色；骨器数量较多，其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日钢针媲美；陶器质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制灰陶和黑陶较少。制法有手制和轮制两种。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和刻划纹，还有少量彩绘。陶器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纺轮和网坠等工具，其中网坠的数量较多，型式也复杂。古朴典雅、厚重适用是陶器的主要风格；冶铜业发达，已出现青铜小刀、锥和箭镞，是山东地区最早的青铜器。

㈨ 黄河三角洲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从后李文化到相当于北辛文化的遗存……

简单说，文化就是文明。

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江苏省淮北地区。包括北辛文化和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区是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的汶河、泗河、沂河、淄河、淮河下游的广大地区。是本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州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城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呈子、日照东海峪和胶州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许多陶器表面膜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
大汶口文化于1959年首次发现，进行发掘，考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考古学界即将大汶口遗址及其相类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其后，于1974、1977、1978年，又先后进行多次发掘。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遗址
北辛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被认识，开始于1978年至1979年对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的发掘。它是黄河下游一种原始社会较早期的文化遗址，根据北辛遗址发掘的碳—14测定为距今7300一6300年，它的发现与确立不仅解决了大汶口文化的渊源问题，而且对我国原始社会早期的国原始社会早期的农业、手工业及渔猎生产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线索。 表现在北辛文化中的农业特征，一是粟粒碳化颗粒的发现，二是大量磨制生产工具的出土。在一些窖穴的底部，发现了粟类作物的颗粒，这些碳化了的粟颗粒，是目前我国北方发现较早的农作物之一，这说明了农业生产是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也是定居生活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粟是耐旱作物，从地理环境、土质和气候方面观察，北辛文化所处的地带是非常有利于古代人类的居住和古老的农业生产的。因为这一地区的降水量集中于夏季，不及南方年降水量平均，所以，北辛文化的居民很自然的选择具有耐旱早熟之特点的粟作为主要农作物。它的发现不仅证实了我国有发达的原始农业，同时还证实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石制的有斧、铲、刀；鹿角制的锄等。斧多为打制，主要的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是开垦荒地砍伐树木的工具。铲，体形扁薄，平面有呈长方形的，梯形和舌形的，有呈圃角方形的，有呈横长方形的，有的在其刃部遗留有使用痕迹，通体磨光，是翻土播种的工具。石刀，分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大多利用石片加工制成，略呈长方形；磨制的有略呈长方形的，半月形的，可能作为一种收割工具。鹿角锄主要是利用鹿角的分叉处，把短枝的一侧磨成斜面刃，长枝的一侧为柄部。另外，还有的截取鹿角的一段，将上部进行修整，可安柄。这种鹿角锄，可能为种植时开沟播种或挖坑点种用，也可以作为中耕松土之用。石磨盘、石磨棒和石磨饼为配套器物，是一套粮食加工工具。磨盘的形状有方形的，有近似鞋底形下有矮足的，经过磨制而成，有的盘面因经长期使用作弧形下凹。这些工具都是在原始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这样就为原始农业的较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辛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黄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黑陶。夹砂陶火候较低，陶胎较厚；泥质陶火候较高，质地细腻。全部陶器都是手制的，尚处在原始阶段，出土的器皿种类单调，造形简单，主要有鼎、釜、罐、钵、壶等。这些陶器均为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 编织、缝纫和制骨等手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在出土的两件残陶器的底部清晰地印有规整的席纹。磨制精细的骨针和陶纺轮的出现，使利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纺线编织，缝制穿着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北辛人们已由身披兽皮、腰围树叶的时代进入了穿衣阶段。北辛文化的人们除对农业生产劳动外，狩猎、捕捞和采集仍是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遗址中出土的骨镞、鹿角矛形器、弹丸、骨鱼镖、陶网坠、骨梭，以及数量相当多的兽骨、鱼骨和贝壳，经鉴定，有猪、牛、梅花鹿、獐、四不象、貉、獾、鸡、龟、青鱼、丽蚌、中国田螺等种类。这些动物除猪已经是人工驯养外，其余皆为野生动物，都反映了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时代，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都与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的祖先在那样的条件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用粗笨的生产工具发展生产，过着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北辛遗址发现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于1991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辛文化遗址位于枣庄市北部，是一处七千余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村落遗址。
北辛文化遗址位于官桥镇薛河故道的北辛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古代先民从事生产活动的理想的区域。
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文物普查队来滕县考查，发现了北辛遗址。1978年秋、1979年春对北辛遗址进行了两次历时85天的发掘。发掘面积2583平方米，获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发掘中获得的含碳标本经同位素C14测定，其年代距今7300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母系氏族社会趋向繁荣的发展阶段。
北辛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遗址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农耕工具和粟类颗粒。从翻地的石铲、鹿角锄、播种用的尖状角器，到收割用的蚌镰，脱粒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对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其工艺较为原始，陶质有夹沙陶和泥质陶两种，纹饰有附加堆纹、划纹、指甲印纹等等，手工业在北辛时期也出现了萌芽。遗址中还发现了家猪型的头骨，刷新了我国的养猪史。由于北辛文物独特的文化面貌，因而被命名为“北辛文化”。1982年向全世界公布并编入历史教科书。
北辛遗址的发掘与“北辛文化”的命名，是海岱文化区，新石器时代的一次重要发现，是山东大汶口文化发展的源头，她将山东的始前考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后李文化
[编辑本段]简介
后李文化因首次发掘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文化遗址而得名。该文化分布范围主要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主要有临淄后李、潍坊前端口下、张店彭家庄、章丘小荆山、西河、邹平孙家、西南村、长清月庄等。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大约距今8500——7500年之间，前后延续约一千多年时间。
遗迹主要有房址、壕沟、灰坑和墓葬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多圆角方型或长方形，面积一般30—50平方米，大者50余平方米。居住面有的经过烧烤，多发现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排列比较整齐，个别挖墓室，均未见葬具。死者头向多朝东，有的向北。葬式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多无随葬品，少数放置蚌壳，个别见有陶支脚。墓室一般长2米左右，宽在0.6—0.8米之间。陶器以红褐陶为主，红、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制作工艺为泥条盘筑，器表多素面，器形以圜底器为主，仅发现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器类主要有釜、罐、壶、盂、盆、钵、碗、形器、杯、盘、器盖和支脚等。
岳石文化 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东岳石村东南。1959年发现。遗址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200米，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由于东岳石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有独特的造型和风格，故被考古界称为"岳石文化"，并进一步证实它是东夷族所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为研究龙山文化的去向和夏、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位于大泽山东岳石村附近，1959年修淄阳水库时，在岸边发现该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经考证为东夷族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

㈩ 济南南山区柳端口镇外石村西周石斧的文化遗迹

摘要 为配合济青高速铁路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历城区文物局联合组队，于2016 年5 月下旬至7 月初，对济南历城区院后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