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Ⅰ 草原文化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独特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

在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万年。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距今约5万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晚期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这些说明，北方草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在北方草原上更为丰富。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在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它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址，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经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则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眶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精美的玉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雕刻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20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6800年。200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

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标志。在鄂尔多斯市以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大口二期、朱开沟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以动物纹样为主体图案的饰牌、游牧生产生活用具、铜短剑、铜戈、铜镞等，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除了发掘出为数众多、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的青铜器外，还发现有古代铜矿炼炉遗址。北方草原青铜器文化特色浓郁，是商周至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财富。

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扩展了中华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就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因素。

在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西晋以后，居于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此后女真入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风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或雄踞于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别是当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草原文化的进取开拓、奋发有为的风貌。

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了豪放壮美、雄浑飘逸、丰富多姿、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猎、游牧为内容的岩画，展示着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风貌。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巨着《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清代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汇聚了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着，流传至今，蜚声中外。蒙古族着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还有以“长生天”为核心的哲学观念，纵横驰骋的军事战略和艺术，星罗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记录表现不同民族语言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几种文字，蕴涵着豪放气势、委婉情怀的音乐歌舞艺术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博大内涵的创造与贡献，也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元的特质所在。

总之，从构成草原文化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看，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作用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广泛的，也是深远的·

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广泛影响。西汉前期，由于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匈奴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骛，呈现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盛况。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北方民族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渐次高涨。在金代，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

蒙元时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草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蒙古汗国的建立，从整体上开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间的联系，北方民族、中原内地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汇聚互融进程。

在满族建立的清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满族的许多文化被内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鲜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
“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Ⅱ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意义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草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播古今中外，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蒙古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研究探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与作用，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儒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
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圣主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强暴、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
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着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万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万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

（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
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
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中，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人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着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即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蒙古族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着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
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
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人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
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遍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
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人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人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人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人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人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Ⅲ 草原文化的精神是什么

开放、诚信、包容、进取
草原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开拓进取、英雄乐观、自由开放、崇信重义的民族精神和崇尚自然、爱护自然、自由平等、互助友爱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尤其是其开放包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会和谐统一、人与自我和谐一致的价值理念，是草原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经济建设和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作为传统文化的优秀和精髓部分，它曾在草原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Ⅳ “大草原文化”以什么为主要内容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个草原民族从黑海周围接受了两河流域的冶铜技术，分成两路向东西两面传播，西路沿多瑙河而上，后来成为公元前7世纪时着名的“大草原文化”，主要是以各种小型铜制动物为主要内容的“动物美术”。

Ⅳ 简述草原文化生活的特色

草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生态性和包容性。草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主要通过畜牧业以及狩猎等生产来获得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狩猎是由人与动物构成的生产方式，猎民只有长期能捕获到猎物才能持续进行狩猎活动。猎民在狩猎当中对猎物适度捕杀，从不乱捕乱杀，还经常为维护生物链的长期存在而放生，这是按照自然规律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当草原民族以畜牧业为主业之后，人、自然、牲畜三者就构成了游牧生活的生产方式。当人在生产当中遇到牲畜与牧场之间的矛盾时，牧场物植物难以供应牲畜的需求。这时草原民族就用转场的方式到水草丰厚的地方生活，逐步形成了游牧与轮牧的放牧制度，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的生态环境，提高了牧业经济的效益。

Ⅵ 草原文化对中国文化有何作用和影响

融入新的血液，让华夏民族保持民族一次次浴火重生，但每次入侵都对中华文明造成严重破坏，同时又和中华文明相互融合，还让大量文化向南方转移，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就是由于北方民族入侵造成的，第一次在晋朝，第二次宋朝，第三次在明朝，民国就不算了，都向南方带去了大量的文化，同时和北方民族的融合也不断发生，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与转变，具体的看看历史吧。

Ⅶ 什么是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含义是什么

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内容。

Ⅷ 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为何它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呢

中国社会科学网：“草原文化”一直是内蒙古社科院研究的重点议题，“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也是以草原文化为研究内容，议题多元、形式灵活、机制开放的重要学术论坛。

金海：所谓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族群共同创造的、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地域文化。它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和灵魂。

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本质上均属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史。

Ⅸ 什么是草原文化

什么是草原文化

包海山

在广义上，草原文化就是在草原上形成的文化以及有关草原的文化。一般认为，草原是指由草本植物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草原一词中的“原”字，有高原、平原、原野以及辽阔之意，也有指草为“原生植被”之意。草原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自然资源。世界上所有植被中最广的就是草原。草原面积仅次于森林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4％。草原生态系统是由草原地区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和草原地区非生物环境构成的，具有进行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的基本功能。应该说，草原文化，是针对一种自然生态系统而言的文化，它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一样，是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地域文化。在中国，草原是“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因此，在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中，草原文化是比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地域分布更广阔、生态功能更全面的文化。

人是创造、发展和享受文化的主体。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草原地区，哪里首先有了人，哪里就首先创造了文化。姜戎在其艺术表现与历史知识融为一体的作品《狼图腾》中认为：“辽阔美丽的草原，不仅是华夏民族的祖地，也是全人类的祖地和摇篮。草原是人类直立起来‘走向’全球的出发地。草原大地是人类最古老的始祖母。”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草原文化就是人类文化之源。毕竟，最容易使人的自身自然与宇宙自然形成同构同序的共振感应、使人的灵气与自然灵性形成相互流动和谐交融的地方，即天然形成人杰地灵的地方，就是辽阔无际的大草原。在中国，作为长江黄河源区的青藏高原腹地，也是高寒草原系统；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母亲河的源头在草原。

文化有很多种类，是因为划分文化的视角和标准不同。草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等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而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等是以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文化或者说经营文化。相对来说，自然生态系统是永恒的，而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草原是基地，草原文化是基础；狩猎、游牧、农耕、现代农牧业、现代工商业、高科技新兴产业等是经营行为，形成了草原上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现代农牧业文化、现代工商业文化、高科技新兴产业文化等。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传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正在淡化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农牧业文化、现代工商业文化、高科技新兴产业文化等。

作为中国“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草原上有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自然资源；也有煤炭、矿产、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非生物自然资源，其中煤炭、矿产、天然气等是不可再生资源，风能、太阳能等是可再生资源。在草原上，人们曾经滥杀乱捕、滥砍乱耕，使很多动物和植物减少了、退化了、灭绝了；现在如果无节制地开采煤炭、矿产、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也会使这些不可再生资源枯竭、消失。我们应该清楚，人类生存需要自然资源，而只有合理利用才能使人类必需的自然资源本身长久存在。可以预见，随着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能力不断提高，以高科技为支撑的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的新兴产业文化，将会谱写草原文化的新篇章。说到底，草原文化是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是能够充分转化和体现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天然的巨大使用价值的文化。

——选自正在编撰的《鄂尔多斯学概论》

Ⅹ 如何理解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

近几年来，草原文化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异军突起，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十分需要进一步挖掘和阐述草原文化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建构草原文化的观念与范畴体系。提出和探讨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就是这种有益的探索，就是草原文化研究深化的标志之一。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草原文化的核心观念在价值取向上的集中体现，是对草原文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本质概括，是草原文化形成、发展及对外扩大影响的内在动力。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作为一种认识形态，是草原民族对自然、社会及其发展基本态度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性与区域性认同的统一、历史与现实认同的统一，在草原文化体系中居于统领的地位，体现了草原文化地域、民族和时代的特色。草原文化在长期积淀中，孕育出许多富有生命力的观念和思想，诸如开拓进取、包容并蓄、自由开放、崇信重义、英雄乐观、天人相谐等，形成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观念体系。最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乌兰在我区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的讲话中，提出并阐述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概括为“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这样三句话。这是草原文化研究取得的又一个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