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的师爷文化是哪个村的

❶ 因为哪三个原因，才导致明朝时期的绍兴盛产师爷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浙江绍兴地区盛产师爷”，其实这句话只能说是一半正确，一半错误吧。

绍兴地区盛产师爷的说法，应该只是适用于中国古代的明清时期，伴随着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中心便也随之南移，而浙江绍兴，正是南方文化之重地，故盛产文人师爷实有缘由。

清代之前的绍兴被称为越州，直至清代才改为绍兴县。《祁彪佳集》中记载：“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在我看来，正是因为绍兴地区的古来环境闭塞，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对当地士人才子予以影响，他们大都清高自傲，虽地处东南，但他们却从不甘为工、商、农、贾，仕途才是他们内心中最为崇尚的。

但是毕竟古代能够步入仕途、成为高官的文人还是少数，因故剩余的文人只得争相应聘师爷这份文职工作了。

❷ 清朝的绍兴师爷为何如此出名，“无绍不成衙”是什么意思

历史上并不是律师这么简单，师爷就相当于现代的官员聘请高级顾问。因为官员需要对刑法当地的文版、读物、事物一些琐碎的事情有了解，能获取这些信息来源的只有“师爷”。清朝的绍兴“师爷”出名是因为地方文化有关！

无绍不成衙，这里面其实是一段完整的话:“无绍不成衙，无湘不成军。”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衙门里面没有绍兴师爷，没有一个兵营里面没有湖南士兵。

❸ 江苏浙江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文秘师爷

师爷，这绝对是绍兴的名特产品。尽管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但仍留下许多动听的故事和一宗独特的“师爷文化”。

师爷，又称幕宾、幕友、幕客，到清朝才有师爷的称谓。他非官非吏，无品无位，只是受聘于幕主官员的佐治人员。双方是宾主相待，师爷称幕主为“东翁”，幕主则尊称师爷为“老夫子”。表面上很客气，骨子里不过是雇佣关系，充其量也只是官员聘用的私人顾问或私人秘书。幕宾(师爷)肇始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清末。古代将帅出征打仗，住无常所，设幕为府，通称“幕府”，以后就成为各级军政官署的代称。军政大员常常个人聘请一些文人，帮办各类事务，这些人便称作幕僚、幕宾、幕友。明嘉靖年间，有浙东第一才子之誉的绍兴徐渭(字文长)就应聘为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幕宾，后来被绍兴老乡视作师爷的“老祖宗”。这文长公不仅文才出众而且懂得军事韬略，胡宗宪能在进剿倭寇时取得重大胜利，擒徐海、诱王直，文长公出了许多金点子，是功不可灭的。但是，在当时师爷只能说是应运而生，还未形成一种社会现象，更未出现师爷群体，只有到了清朝，师爷才“交运”而旺，人多势盛，成了气候。

师爷文化群体里，人数最多，名声最响的是“绍兴师爷”。所谓“无绍不成衙”，绝非偶然。乾嘉时期绍兴名幕龚萼在他所着的《雪鸿轩尺牍》里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这万家是虚夸，但师爷人数多是肯定的。我们对“绍兴”的概念要弄清楚：作为县名，绍兴县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出现的，当时是把山阴、会稽两个县合并而定的名，因此过去一般都把山阴和会稽两县的人叫做绍兴人，因为两县县治都设在绍兴城内。但当时有个绍兴府，下属8县，即山阴、会稽、萧山、诸暨、嵊县、新昌、上虞、余姚。这绍属八邑都有不少人当师爷，不过最集中的还是在山阴和会稽。那末，为什么绍兴出师爷多呢?这跟绍兴特定的文化、经济条件和历史、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绍兴历来是文化之邦，读书郎特别多，但能当上官的比例毕竟很低。退而求其次，还是当幕友，既与读书相近，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按徐文长的说法是“处于不显不隐之间”，而且还有再当官的希望。所以当师爷对绍兴落第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趋之若鹜。绍兴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处世精明，办事审慎，善于言辞，工于心计，是智囊人物的理想人选，易得幕主的欢心和信任。绍兴这地方还有个地少人多，人口密度与耕地比例失调的局限性。清代山阴县2个人只有1亩田，即使是丰年也只有半年口粮。离乡背井，另谋出路，绍兴人是习以为常的。文人走文路，当师爷是一条很好的路。这种客观条件，加上同乡戚谊，相互提携，绍兴师爷多而精，是很自然的事了。一种文化总是依附于一定地域的，师爷文化就是依附于绍兴的，这也正是师爷文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大原因。

❹ 试述绍兴师爷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做官靠乡谊，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也少不了乡谊，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地域性行帮。如淮军幕府中虽引用各省籍的幕友，但仍偏重皖籍，故皖籍幕友的比例最高。李鸿章曾说：“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从游者即游幕者、幕友。四川的刑名、钱谷幕友，十分之九是浙江绍兴、湖州两地人，两地幕友各成一帮，各树党援，各自为本帮幕友得以入幕出力，衙门中的幕友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中人得馆较易。

清代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说的是清代衙门中多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绍兴籍(指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的幕友即着名的“绍兴师爷”(注：称“绍兴师爷”者并非皆绍兴籍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但以绍兴籍人为多，故常以“绍兴师爷”作为师爷的泛称)，数量极多。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作幕)者不啻（chì）万家。”他们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原来那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绍兴籍师爷，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幕学专着《佐治药言》的作者汪龙庄是绍兴府萧山人，《雪鸿轩尺牍》的作者龚萼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另一部师爷名着《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是绍兴府新昌人。《文明小史》里写的师爷余豪是会稽人，《如此官场》里的师爷宋锦诗也是会稽人，《歧路灯》写了两个师爷——荀药阶与其表侄莫慎若，皆是山阴人。

“无绍不成衙”不仅表现为绍兴师爷遍布各地衙门，也表现为很多地方的衙门中书吏多绍兴人，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绍兴府人。在京师许多衙门中，书吏之职几乎被绍兴人垄断。夏仁虎引《旧京琐记》云：都中书吏，“原贯以浙绍为多”。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有一首竹枝词也反映了六部书吏多绍兴人的情况：“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意谓中央各部的书吏分几种班，都是未入流，绍兴籍的书吏最善谋划，并善于弄钱。这里特别提到书吏的绍兴籍贯。清代京师书吏多绍兴人这种情况，是由明代沿续下来的，即源于明万历年间朱赓辅政。清乾嘉时人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谈到这种情况的源流：“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朱赓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朱赓是绍兴府山阴人，他利用职权引用了很多绍兴籍书吏。这些书吏互相牵引，互为党援，形成了“书吏绍兴帮”，或曰“绍兴籍胥帮”。

幕友和书吏所以多绍兴人，与绍兴人文化素养高、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有关，这些特点皆适宜作幕为胥。绍兴人所以不远千里入都为胥，又与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有关。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到明代的情况云：“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xuān）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清代沿明之俗，未改旧况。

❺ “无绍不成衙”：为什么绍兴盛产师爷

我是“非本色”，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了。

“师爷”也称幕友、幕宾、幕客，是人们对于作幕之人的一种旧称。当时师爷尽管是政府部门的辅助人员，但基本没有官衔职称，也没有编制的。一般由幕主私下聘请，属雇佣关系。幕主尊师爷为宾、友，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源于周官幕人的师爷，到明代开始萌芽成为一种特殊的幕业形态，而活跃于有清一代，上自总督，下至州县，都聘请师爷辅助政府事务。清朝徐珂《清稗类钞》中云：“盖仆从之于官，称老爷；于幕友称师爷。刑名、钱谷二席均得此称。”

绍兴着名的师爷汪辉祖，自幼父亡，贫困潦倒，《病榻梦痕录》云：“励节食，贫纺织，昼、夜不少休息”，“往往炊烟不继，至单衣御冻。”后来其岳父松江府金山县知县王坦仁，聘请他为师爷。《学治续说》云：“仕而进，经也；不获己而思退，权也。”此后汪辉祖一边作幕一边科考，最终官至七品县令。做着师爷一职，退则无生计之虞，进则仍有科举成功的希望。

总之，随着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绍兴的士为了生存，选择了入幕。这一选择适应了官僚政治的“置幕佐官”与“增幕制吏”的要求，从而产生清代独特的地缘性行政幕友群体--“绍兴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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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绍兴师爷的成因分析

绍兴师爷作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作为清代各级官吏处理政务公事、行使管理职能的智囊和代办，横空出世，横行天下，既是中国幕僚制度演变发展的结果，更是特殊的地域环境、特殊的人文基因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文风炽盛，人才辈出。绍兴古称“荒服”之地。大禹在此治水毕功，地平天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绍兴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秦始皇巡越，祭大禹，立刻石，教化民众。汉时马臻筑湖，使绍兴风调雨顺，山清水秀，“俗始尚文”、“俗始贵士”。晋室南迁，士人平民纷纷相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族南迁和多民族融合，绍兴因以“俗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文风由此焕然，经济益加兴旺，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繁荣景象。隋唐时期，越窑越纸名闻天下，丝绸茶叶异军突起，山水风光和美如昔，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俗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人文由是更加兴盛。两宋时期及至元明，文风更为灿然，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动人局面和上至士大夫，“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文风，使绍兴成为了名人辈出的“名士乡”。以文武进士为例，今之绍兴市境之内，就多达2238名，其中的文科进士中，唐12名，五代7名，宋618名，元24名，明560名，清744名。绍兴师爷正是在这种炽盛文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无疑是绍兴成千上万“名士”的优秀代表。
二是人地矛盾，生活艰辛。绍兴历史上堪称“鱼米之乡”，但由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期间中原汉民的三次大南迁，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宋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大大地加重了绍兴耕地的承受负担。根据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早在16世纪末，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晚明时绍兴人祁彪佳说：“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到了清代，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79.55口，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人地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起来，以至“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穷则思变，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计，便将视野转向了耕种之外、地域之外，想起了手工业、商业、借贷救贫等办法，动起了扬己之长、外出谋生、为人作幕等脑筋。
三是科举难就，功名诱人。崇尚读书、追求功名，是绍兴的传统社会风尚；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的奋斗目标。逮及清代，这一风尚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举业射策。约十家坐一塾师，四隅内外攻制，举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即弃文就武，习韬钤弓矢”，从而出现了“中式虎围者每科多至十余人，少亦不下五六人”的情形。据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绍兴“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从顺治三年到干隆三十九年（1646-1774），绍兴府的举人数达656人，占全省总数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进士数也多达505名”，“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这些数字的背后，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竞争激烈，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举人，比起其他地方来，要困难得多。第二，励志效应，如此众多的人中进士、举人，刺激了更多的人们去苦读书。第三，官职有限，不少中进士、举人者不得不做“后备干部”，先为人作幕，再等待机遇。第四，另辟蹊径，更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独木桥”，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经商。
四是亲缘认同，形成“声气”。绍兴人特别讲求包括乡缘、血缘、师缘在内的亲缘关系，它们大量地被记录在师爷们的书牍当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着名师爷许葭村的229篇《秋水轩尺牍》与龚萼的186篇《雪鸿轩尺牍》。乡缘除了老乡之间的互相提携推荐之外，很重要的，是还有遍布各地的绍兴会馆。这些会馆不少具有“准师爷之乡”的性质，有的还举办专门培养师爷的幕学训练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儿女联姻等血缘关系，自然是师爷群体中最重要、最亲密、最有用的一种亲缘关系了。这种“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的亲缘关系，是绍兴师爷群体形成、兴起、发展的重要原因。
五是时势需要，应运而生。第一，满族在准备入关、入主中原、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依靠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就为汉族幕僚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国家政策上的可能。第二，清朝实行“科举为利禄之途”，“得之则荣，失之则辱”的政策。但是，僵化的科举制和频发的文字狱，致使整个社会思想保守、万马齐喑。在这种情况下，科举优胜者虽被委以重任，但不善处理各种政事，只能依靠那些没有死读书、了解社情多、处事能力强的幕僚。第三，西方文化的东渐、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清朝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当中。为了应付这种复杂局面，客观上促使各级官吏招揽更多的幕僚人才，为己所用。时势需要英雄，时势造就英雄。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时代背景下，绍兴师爷应时对景、应天顺人，登堂入室、登台亮相了。

❼ 绍兴师爷的含义

绍兴师爷指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由于绍兴籍人较多，故称，后引申为谋士的代称，有时含贬义。“绍兴师爷”称除了指绍兴籍师爷以外，又经辗转流传，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相当于现在的顾问或者是律师。

绍兴师爷的含义

师爷，是明清时代地方官署中的主管官吏聘请的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的无官职的佐理人员，师爷靠专门知识和才能辅佐主官，称为佐治或佐幕。

关于“绍兴师爷”这个词里面的“绍兴”，是指清代的绍兴府，清代的绍兴府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位于杭州湾南岸。

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活跃了三四百年。

❽ 绍兴师爷的介绍

师爷，是明清时代地方官署中的主管官吏（主官）聘请的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的无官职的佐理人员。师爷靠自己具有的刑名律例（法律）、钱粮会计（财会）、文书案牍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才能辅佐主官，称为作幕、佐治或佐幕。 “绍兴师爷”称除了指绍兴籍师爷以外，又经辗转流传，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相当于现在的顾问或者是律师。职业而已，不能说是反面人物还是正面人物。

❾ 绍兴师爷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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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师爷 ： shào xīnɡ shī yé ，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由于绍兴籍人较多，故称。后引申为谋士的代称，有时含贬义。
背景介绍
关于“绍兴师爷”这个词里面的“绍兴”，是指清代的绍兴府。清代的绍兴府包括山阴 绍兴师爷博物馆
、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位于杭州湾南岸。全地区以会稽山为中心，两翼为浦阳江和曹娥江，山水秀丽，乃古越国腹心之地。自东晋开始，这里即成为全国着名的文化中心之一。所谓“师爷”，是对古代官府衙门中幕僚的俗称。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场所，以幕为府，故称幕府。在幕府中办事的那些类似今秘书、参谋等文职佐理人员，就叫幕僚或幕友。他们是一些受过专门训练，在法律、财会、文秘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一技之长的读书人，被各级地方长官聘请为某一方面的私人顾问，不带官职而参与政务。官员称幕友为“西宾”“西席”“老夫子”“先生”，幕友称官员为“东翁”“东家”，平时幕友与官员可以平礼相见。
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自始至终，在我国封建统治机构中活跃了三四百年，声名扬及国内外，成为中国封建官衙幕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各级地方行政官吏、绅士、商人等群体，共同操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 面，成为封建专制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作用显着。 绍兴具有培养与造就师爷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从此业者，大抵为家道中落、无缘取仕之士。一般师爷至少须攻读3年“幕学”，并须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 计谋的机心与撰拟官方文字的功底。师爷虽非幕府职官，但各级军政主官每每受其制约，多 有左右首脑之力。? 师爷，为旧时官署幕友的尊称。古代将帅带兵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以后相沿成习，幕府即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代称，甚至其军政大员本身亦称幕府。同时，军政大员所延揽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也就获得幕僚、幕宾、幕友等相应称谓；民间，自清朝起，一概称此类幕僚为“师爷”。师爷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师爷无官衔职称，仅受聘于幕主而并非行政委任。幕主称师爷为“老夫子”、“西宾”，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彼此虽以宾主相待，实系雇佣关系。 绍兴人入幕为僚由来已久，明朝一代已有不少越人学律作幕，并闻名于世。当时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王士性《广志绎》)。“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顾炎武《日知录》)。嘉靖年间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为典型的绍兴师爷。《明史》载：“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 ”为进剿倭寇，徐渭常为胡宗宪出谋献策。《明史》云：“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足见他就幕5年，政绩卓着，堪称绍兴师爷的早期代表人物。 绍兴师爷在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顺治、康熙之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所谓“无绍不成衙”即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反映。沈文奎可谓当时绍兴师爷的代表。沈文奎，会稽人，23岁时只身北上游学。天聪三年(1629)冬，被后金八旗兵俘于遵化城，旋即迁徙沈阳，入选文馆，开始为清军入关献谋设策，渐为皇太极看重。六年八月，皇太极召见沈文奎等，赐以肉食，面询对明言和等朝政大计。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多被采纳且付诸实行，绍兴师爷由此崭露头角。 绍兴师爷的崛起，当然并非凭借个别绍籍师爷的功绩名望，而是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目的网罗特殊人才的需要，以及从事师爷职业的绍兴人士的整体素质。绍兴向为文化之邦，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作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师爷为业者多系绍兴人，诚如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中所云：“吾乡之业斯者，不啻万家。” 纵观绍兴师爷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发展轨迹，大致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雍正、干隆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从巩固封建政权、平定边疆叛乱以及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措施，从而为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事、进入各级衙门创造了条件。而绍兴师爷也乘当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机，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纷纷投身官府，并得到各级行政官吏器重而地位日隆。邬思道为这一时期师爷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官场经验，不仅赢得幕主田文镜的宠幸，且为雍正帝所看重，从而成为绍兴师爷公认的祖师爷。 《清代野史》载，邬思道，字王露，绍兴人。他自幼好读，但科举不第，遂“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他先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为河南巡抚田文镜“罗而致之幕下”。一日，“邬先生谓文镜曰：‘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文镜曰：‘必为名督抚。’曰：‘然则任我为之，公无掣我肘可耳。’文镜问将何为?曰：‘吾将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镜知其可恃也，许之。则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镜名，上之。盖参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系雍正帝的元舅和功臣，官至大学士，然其“恃功不法，骄恣日盛”，因此雍正继帝位后，极想翦除而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邬先生固早窥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结果雍正帝借刀杀人，“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不久，雍正帝获悉邬思道在田文镜幕中，常在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这就使以邬斯道为代表的绍兴师爷身价百倍，为各地督抚所瞩目。及田文镜卒后，“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并由此引得各地督抚争相聘用绍兴师爷，他们希冀借助绍兴师爷的才能机智，获取仕途上的进展，从而为绍兴师爷的广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机，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外通商，西方文化东渐，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级行政官吏必须广泛辟用幕僚方能适新应变，这就为绍兴师爷的进一步壮大提供新的机遇。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方实权派，为扩充自身势力，以遂一己之图，趁机招兵买马，网罗谋士，如此，便为绍兴师爷投入封疆大吏帐下，创造了又一个机会，从而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 是时，绍兴师爷以处事灵活、练达、圆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例如，会稽县秋桐豫(又名秋墅，号称“秋青天”)为东三省总督的师爷，会稽县章士杰(字桂岩)为曾国荃的师爷，会稽县马家鼎(字调生、号梅卿)为张之洞的师爷，山阴县程埙(字荫棠、又字伯雅)为左宗棠的师爷。更有山阴县娄春藩(字淑生)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的师爷，一生备受礼遇，任李鸿章师爷时，凡折奏、刑钱、河工、盐务等要公，均非娄不办，足见其权位之高。绍兴师爷擅于深谋远虑，以其聪明才智，效忠幕主，不仅巩固壮大幕主的地位权势，也为削弱中央集权统治、形成地方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绍兴师爷的势力发展至于鼎盛，为中央和各级行政官吏所瞩目与重视。 清末，绍兴师爷逐渐衰微以至没落。 其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政府也高唱“变法”，推行“新政”，陆续颁布并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间，清朝政府整顿官僚政制，相继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削减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各级官吏的裁减，迫使大量绍兴师爷离开官场另谋出路，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因之弱化。 同时，由于清朝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校、奖游学等，使办学堂和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宣统三年(1911)，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达5万多所，有学生100多万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仅留日学生达8000多人。国内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以及各地留洋学生，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他们用在国外或新式学堂中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逐渐取得政治舞台上的优势，从而极大地冲击并削弱了绍兴师爷在清朝政坛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围中，清朝政府号召各地司法独立，在北京设立大理院，各省设立高等厅，各府、县设立地方厅，审理讼事由法院专事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法政速成班、养成所的毕业生，充实各级衙门，并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绍兴师爷的传统审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专门人才取代刑名师爷，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而且，由于此类法政学堂、速成班、养成所除专授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兼修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学科，这类毕业生便得以其所学之博而广泛渗入行政机构的各个层面，使绍兴师爷师徒相授的钱谷秘诀逐渐归于淘汰。随着绍兴师爷刑名、钱谷两大优势的渐次丧失，其群体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响也就由衰微而趋没落。

❿ 徽州朝奉和绍兴师爷都有着什么来历，它们有什么异同

“绍兴师爷”这个称呼就如我们现金对电视中“师爷”一称的理解一样，是指旧时官府的幕僚。而“绍兴师爷”之所以冠以“绍兴”二字，会因为旧时很多学识、机敏过人的师爷都是来自于绍兴，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人用“绍兴师爷”来称赞学识过人，有能力的师爷。这个称呼也因为古装电视剧而被世人所熟知。

而另一个说法则是明朝朱元璋执政的时候，因为政策的扶持，徽商逐渐崛起。很多徽州商人不仅是富甲一方的富豪，而且还与官府关系紧密，甚至能某个一官半职。所以他们也不满足于老板掌柜的称呼，而要别人称呼他们为“朝奉”。久而久之，大家就开始称呼这些徽州商人为“徽州朝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