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文化之乡在哪里

A. 楚汉文化的历史遗迹

戏马台位于徐州市中心区户部山岗上，是历史文化名城徐州现存最早的古迹之一。公元前206 年，盖世英雄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即今徐州），于城南的南山上，构筑丛台，以观戏马、演武和阅兵等，故名戏马台。历史上它与苏州园林、南京六朝石刻并列为江苏三宝。历史上各个朝代在戏马台场地上营建了不少建筑物，诸如台头、三义庙、名宦词、聚奎书院、耸翠山房和碑亭等。随着岁月的流逝，时移世变，昔日的建筑物已湮没殆尽。现经整修，戏马台以巍巍壮观，重光溢彩的面貌，迎接海内外游客。
如今戏马古台结构严谨，布局匀称，错落有致，沉雄庄重。前区为两组宏伟的仿古皇家建筑群，以丰富的资料展示西楚霸王悲壮的一生，包括雄风殿、巨鹿大战、霸王别姬、鸿门宴、定都彭城等展室。东侧高台基上，置有铜铸巨鼎一座，上镌“霸业雄风”。鼎呈长方形，双耳四足重6.5吨，高2.25米，长1.91米，宽1.51米。鼎腹铸有歌颂项羽历史功绩的《 戏马台鼎铭》铭文一篇。一道琉璃瓦檐赭墙，连接东面两处古朴典雅的四合院。东院称“楚室生春”院，由穿廊、雄风殿和东西配殿组成。殿前立有西楚瞩王项羽的石雕像，高2.85 米，顶盔贯甲，足踏 岩石，迎风雨立。雄风殿为“楚室生春”院正殿，殿前卷棚抱厦 的两根蟠龙柱，系珍贵文物，是戏马台建筑群中留存的古老构件之一，雕工粗犷，造型生动。雄风殿后壁上嵌有一组“西楚春秋”壁画，长14米，高1.3米，再现了项羽英勇悲壮的一生。西院称“秋风戏马”院。戏马堂是该院的主殿，堂周环以回廊，24根丹柱绕堂排立，四壁为雕花窗棂。堂中屏风为“秋风戏 马”图；反映当年项羽在虞姬陪侍下，观看士卒驰马操练的场景。东配殿的壁画，由144 块大小不等的正方形和长方形砖坯雕刻烧制而成，长9米，高2米。项庄舞剑画面，描述了当年鸿门宴的紧张气氛。西配殿为一大型壁画，勾勒了兵败垓下后霸王诀别爱姬的离愁场景。
后区依山就势，设计为百米长廊，长廊以古来咏台诗词，当今书法大家笔迹勒石镶壁，既能陶冶游人性情，又使人在游览中受到教益。景区内遍植名木异卉，更有霸业雄风鼎、重九台、乌雅槽、系马桩、项王武库、人杰鬼雄石等诸景点缀其间，使戏马台景区疏密有致，蔚为大观。开放以来登台揽胜的游客络绎不绝，它已成为国内项羽遗踪旅游网络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也是楚汉文化中杰出的代表。 龟山汉墓位于中国江苏徐州市九里山经济开发区境内的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王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的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葬开口处于龟山西麓，呈喇叭形状，为两座并列相通的夫妻合葬墓，墓由两条墓道两条甬道以及十五间墓室组成，由人工开凿而成。汉墓分为南北二个甬道，长度分别为56米，二甬道长度差仅为11.90厘米，二甬道之间的距离19米，共有15个墓室，墓道和墓室总面积达到700多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米。两甬道均由26块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每层13块，每块塞石重达6－7吨。
南甬道整整56米长的甬道，精度居然达到了1/16000。南北二条的甬道平行向里开凿，二甬道距中轴线的偏差仅有5毫米，精度达1/10000。二甬道的夹角为20秒，误差仅为1/16000。通道地平面内高外低，内外高低相差527毫米，呈1/1000的坡度。现在还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打出精度这么高的甬通，也是迄今世界上打凿精度最高的通道，二甬通中的墓室有洞口相通。
南甬道为楚王襄王刘注墓，北甬道为其夫人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于龟山西麓，呈喇叭形状，由两条墓道两条甬道以及十五间墓室组成，由人工开凿而成。墓室十五间，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总面积达700余平方米，容积达到2600多立方全靠手工开凿。此墓工程浩大，气势雄伟，实为世界罕见，中华一绝。
龟山汉墓是徐州已发掘的十几座汉代王侯陵墓中规模最大、建筑最为精美的一座。汉墓工程规模巨大，设计精美巧妙，技术含量非常高，有些方面甚至就连现代科学也无法做到。整个汉墓雕凿细致入微，气势雄伟，既有着汉王朝的雄浑厚重，又有着楚文化的浪漫恣肆，是汉朝工匠们智慧与心血的结晶，也是楚汉文化融合的产物。

B. 请问楚汉文化是在历史上的什么时期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着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着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着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着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

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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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 》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2]《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3](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

[4]《史记·魏世家》。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高祖本纪》。

[7]《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8]《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0]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1]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 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12]《史记·礼书》。

�[13]《史记·高祖本纪》。

�[14]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辑，第94页。

�[15]《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引。

�[16]《汉书·董仲舒传》。

C. 楚汉文化的文化特色

符号文化，既是人类物质文化创造的结晶，又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载体。在楚汉文化中，符号文化主要体现在图形、色彩、纹饰、文字方面。
首先，图形。图形在符号文化中源于图腾崇拜。东夷部族崇拜蛇图腾，后演变成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形。屈原在《楚辞.天问》中说：“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以后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形屡见不鲜。当黄帝打败蚩尤后，蚩尤部族的一部分归黄帝。蛇与黄帝部族雷电图腾融合，由简化到复杂，龙图腾产生。从汉朝以后，龙就成为汉族的图腾符号。楚国崇尚火。因祝融是楚人的祖先，火神后裔。古人认为日是火之精，楚又崇日，传说日中有三足乌，后逐渐演变成凤，郭沫若先生认为凤是火中生的，因而作《凤凰涅盘》。楚汉文化融合后，“龙凤”图形出现。因而“龙凤”成为汉文化中吉祥图形，实为徐州地区楚汉文化交融的产物，加之道教文化，就出现先是道教崇尚，后为社会认可的“四神”“四灵”图形符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楚汉文化符号中图形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雕塑、雕刻如陶器、瓦当、汉画像石、玉器，有绘画如帛画、漆画，有铸造如各种青铜器等。
其次，色彩。色彩是符号文化的表现载体。从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漆器中基本色彩是朱、白、绛、金黄、青等色。楚人尚火，朱红色为主要色彩，所以，刘邦本楚人，自称“赤帝子”建立汉朝后以红色为主要色彩。从徐州汉墓出土漆器多为朱、绛、青三色。尤其是朱、青两色又代表“南”和“东”两个方位，再到“龙”“凤”两图形都体现了楚汉文化，这决不是巧合。
再次，纹饰。在器物上装饰花纹的总称，也称纹样，楚汉文化中符号文化一般分为单独纹样、隅饰纹样（即角隅纹样）、边饰纹样、散点纹样、连续纹样（包括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纹饰的主要形式有凤鸟纹、龙纹、云纹、几何纹、花瓣纹、菱形纹、变形龙凤纹、兽面纹、蟠螭纹等等。楚汉符号文化中纹饰体现的器物主要有青铜器。如酒器“尊”、“觚”、“方彝”、“罍”等；兵器“戈”、“钺”、“剑”；食器“鼎”、“豆”、“盂”；乐器“钟”；还有其他生活用具如：铜镜、带勾等，尤其是铜镜。楚铜矿丰富冶铜、铸铜业非常发达，青铜器制造非常精美。特别是铜镜，仅长沙楚墓中出土铜镜达500余块，楚汉文化融合后铸铜业向徐州转移。据不完全统计，徐州地区汉墓出土铜镜已近一千块。主要是两汉时期。楚汉铜镜其纹饰有惊人的相似，主要是蟠螭纹、蟠虺纹、草叶纹、连弧纹、夔凤纹、四神纹、禽兽纹。漆器，如生活用具几、案、盒。葬器，棺椁。乐器有琴、瑟等。纹饰多为龙凤纹、云纹、几何纹、变形凤纹等。
最后，文字。中国文字始发甲骨文。“汉字”的出现却是楚汉以后，字在秦时为篆书，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胥隶）佐书，曰隶书”。程邈加以整理为隶书，汉时才成为通行文字，汉隶汉字。除楚汉文化融合的产物“龙”、“凤”。姓氏中如“熊”、“芈”姓。“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26原本楚国特有的原姓和被封姓氏。至今徐州地区尚有“熊”姓、“芈”姓“楚”姓、“荆”姓，当然，徐州地区本有姓氏“徐”、“彭”等也在湖南、湖北等地见之，可见楚汉民族融合以及姓氏文字符号留下的痕迹。

D. 有谁知道楚汉文化的

楚汉文化与地域经济的发展关系

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的、精神的各种生产能力，以及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和总和，统被人们划归“文化”之范畴进行研究和探讨。近年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活动和历史评估，成为学术界、理论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在交叉科学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系列文化学科，如生态文化、饮食文化、地域文化、经济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等。但无论是广义或狭义上的文化活动，无不与经济基础、经济活动等社会基本因素密切相关。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是在文化和经济这两大前提下协调发展，共同进步。一定的文化形态，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会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的道理一样，文化——即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东西，同样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铸就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凝聚成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正是在这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物质财富，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创造了各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楚汉文化亦然如些，且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文化。

一、楚汉文化的形成

中华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它是由多种地域文化融汇而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在它的内涵中融汇有三种主体文化：一是以黄帝、炎帝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二是以太昊、少昊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三是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楚文化。从徐州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可知，她正是这三种文化交流融汇的结合点，从而成为汉文化的发祥地。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一般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地理位置、历史演革以及二者相结合所形成的历史区位。
徐州地处东海之滨，岱南淮北，黄河、济水洞穿全境，是人之初东夷部落的聚居地。由于东夷部族的南迁，在江汉之地蜷缩于山林与平原之间，长期与“三苗”土着人杂处。至周成王时，鬻熊之重孙熊绎始受封于楚蛮之地，“楚”这个正式的国名兼族名始载于史册，进而成为春秋一霸。按其扩张迁徙国都之先后，称为荆楚、陈楚、吴楚；按其所处方位，分为南楚、东楚、西楚等，从而正式称之为“楚人”。辟在荆山、筚路蓝缕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成就了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长达八百多年的立国历史中，他不仅改写了古中国的政治地理，而且以卓越的奋斗精神改写了古华厦的文化地理，其文明成就灿然于天地之间。徐州，正是楚人的起源与归宿。
楚文化，因楚人、楚国而得名，是形成于周代的一种地域文化。她初成于江汉地区的苗蛮之地，是糅合了东方文化之末流和荆蛮文化之余绪的一种低等文化。在楚人那里，一切都是崭新的创造，就兴的楚文化成了一种高视点的、积极的社会文化形态。楚人放眼天下、励精图治的精神，形成了外求诸人而博采众长，内求于己而独创一格的视野；形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性文化和包容精神。在这样一种一派长川的文化创造中，楚人高昂着一种挑战的文化精神，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审美情趣，把自己的风格和气派发挥的淋漓尽至，把楚文化的血色大旗挺立于华夏文化之前列，进而影响到华夏诸邦。“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就是楚文化对北方齐鲁文化的挑战和示威，是充满民族文化精神的宣言和昭示。
刘邦、项羽都是楚人，都是在楚风、楚习、楚文化的薰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唱楚歌、喜楚舞、戴楚冠、尚楚俗，以楚文化为母本，演绎成包容八方的大汉文化，达到了文化上统一、思想上统一、体制上统一、行为上统一的至高境界，奠定了大汉王朝四百余年的浑厚基础。在楚文化向汉文化的过渡过程中，汉高祖刘邦起到了扭转干坤的决定性作用。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奉命押送民夫赴骊山服役，当走至丰县城西的大泽中时，民夫多有逃逸。他见离沛城短短几十里的路程便有人逃跑，若到骊山一路千里迢迢，届时能剩几人？按秦律，他将获杀头之罪。于是，也干脆将役徒全部放走，自己则带着十余个自愿追随者，遁入芒砀山中躲祸避难，并招聚人马伺机起事造反。刘邦顺应历史潮流揭竿起义后，经过三年灭秦、五年挫项的艰苦斗争，终于建立了新的统治王朝，坐上了一统天下的霸主之位。“一剑西提与楚争，风云惨谈五年兵；四海归来成家日，犹自悲歌气未平。”②刘邦在醒悟了“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③的道理后，则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④在楚文化的基础上，逐步演变成范围更广、水平更高、作用更大、影响更深的华夏一统文化——汉文化。从此，中国真正进入到炎黄同尊、龙凤呈祥的崭新时代，进入到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稳固时期。

二、徐州经济的区域优势

“徐州自古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这是人们形容徐州的历史悠久、自古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的形象说法。在最早详细记载徐州地理位置和区域经济优势的《尚书·禹贡》一书中描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赋惟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虫宾 珠暨鱼，厥筐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这段文字记述了徐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丰厚的物产资源。这时的徐州其范围西自济水，东至大海；北抵泰山，南达淮水，包括了当今黄淮经济区的苏北、淮北、鲁南、豫东大部分区域。其间就其资源而言，蕴藏有丰厚的煤矿、铁矿、盐矿、铜矿等地下物产；有辽阔的黄河、淮河、运河、济水、沂水、泗水、南四湖等水资源，有京沪、京杭、京九、京福、陇海、欧亚大陆桥等五省通衢的水、陆、空立体交通主干线；有重工、轻工、化工、电力等结构齐全的工业基础；有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贸工农种养加一体化的农业产业结构，因而成为全国着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一体的中心地区。在这样一个经济优势条件下，直接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工业发展水平和文化进步程度的基本前提。
徐州依托交通地理、军事地理、政治和文化地理独特的区位优势，创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优势，创造了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秦末汉初之际，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徐州人就起到了关键作用。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一批徐州人以淮海大地特有的民族精神和自持先进的本土文化，改写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以楚风楚韵兼容黄河、长江系列的多元文化，以博大宽容、广纳贤良的人才思想，以及不屈不挠、勇猛顽强的拼搏精神，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汉代文化，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悲壮誓言，为中华民族和人类世界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印记。
然而，在北宋之后由于黄河夺泗侵淮，屡屡水患，改变了徐州的自然面貌，农耕条件日趋恶化。宋辽以下直至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给徐州人带来一次次的灭顶之灾，“兵家必争”的自豪感成了历史悲剧的永叹调，徐淮大地由全国沿海经济链中最富饶的一环变成了最为贫瘠的一环。徐州人饱经了兵燹水患之苦，承受了超常的历史磨难，经济、文化受到了长期的冲击，从而攀援于历史的低谷。然而，有着先民传统美德的徐州人，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勤劳朴实的精神，敢想敢干的勇气，勤于思考的睿智，更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韧不拔，奋力拼搏，用鲜血、汗水和生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铸就了一座座永载史册的历史丰碑，谱写了一曲曲壮怀激越的正气之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力潮头，正在创造更加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奏响新的时代强音。

三、发展徐州文化产业的积极作用

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建立“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安居乐业，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最为熟悉、热切盼望的一个概念，也是每个当政者所要致力实现的基本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推动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这个目标的内涵很丰富，它既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包括经济运行体制的完善；既着眼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着眼于促进人的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涉及到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涉及到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既强调社会的和谐与全面进步，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体现在于人的知识水平的提高、思想境界的提高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就是整个文化事业综合水平的提高。
徐州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前以陈述，东夷部落的复兴、楚汉文化的形成、两汉文化的发祥之地以及现代文明所造就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都为徐州文化事业的发展积聚了丰富多彩的开发资源。如何开发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让历史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我们研究楚汉文化、开发楚汉文化、利用楚汉文化，为促进徐州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徐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品位的根本目的。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文化事业和人文精神的发展提高，是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们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事实上，文化活动是改变人们精神面貌的有效载体，只有良好的精神风貌，才有可能产生强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才能使经济和社会进步。因此，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文化产业，才能更好地实现“两个率先”和“争做苏北领头羊”的战略目标。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就充分肯定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意义，能不能正确地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是我们能不能发展先进文化、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
总之，徐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之所以没有象其他城市那样，把两汉文化资源、风景名胜资源、地产资源、民俗资源、民间文艺资源综合开发成旅游资源和第三产业，是使徐州名城不名、悠久不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和探讨楚汉文化与发展徐州地域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其间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是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有责任为之努力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
②唐·李凤《高祖故宅》，详见白光华《历代诗人咏丰县》第1页，1993年；
③《史记·陆贾列传》；
④《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史记·项羽本记》。

E. 楚汉文化的介绍

楚汉文化，在秦汉之际，淮海地区上承炎黄文化优良传统，秉持本土文化的纯厚优势，融合先秦黄河、长江两大文化体系，在斗争与发展中成长、成熟起来，是两汉文化的先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鲜明的特征，有深刻的内涵，有久远的影响。

F. 楚汉文化发源地是哪里

你好，据我所知，楚汉文化的发源地位于，江浙安徽一带，尤其是杭州、徐州等地。

G. 楚汉及三国文化遗迹分布在哪些地区

分布在徐州、合肥、汉中、荆州、寿春、洛阳等地方，这些地方楚汉及三国遗址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