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论述题，中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一、用多元视角审视岭南文化
二、中国缺乏地域文化的平等观
三、“杂交”：岭南文化的生成
四、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的三重影响
从文化存在的角度，说岭南文化的本根在于古代百越族文化大概是没问题的，而从文化贡献角度，我们则又可以看到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
大致说来，秦汉之交河北真定人赵佗一度割据岭南立国，称南越武帝，定都番禺（今广州），是百越原生态文化与中原文化兼容交汇的一个繁荣时期。到两晋南北朝，岭南地区迎来一次中原移民高潮，带来地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发展。
唐代张九龄开辟南岭驿道，岭南岭北建立陆上交通，交流日趋频繁，文化融合更加深入和广泛。在此之前，岭南文化的发展基本上还是被动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到了唐代，岭南人的独特创造开始反过来对中原文化的发展作出影响和贡献，其标志就是惠能确立的佛教南派禅宗。
到了两宋时期，中原地区再向岭南大规模移民，以南岭脚下的珠玑巷为据点，再广泛迁入岭南各地。由此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基本完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有机构成的岭南文化基本成形。
到了明代，终于出现了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白沙学派”（又称“江门学派”），岭南江门人陈献章（陈白沙）创立的“心学”，上承程朱理学，下启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成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明朝末年又有中原向岭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自此岭南和中原各地成为一体，岭南地区人才辈出，文化创造不断，难分岭南岭北。
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历史大概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本地王朝政治，如秦汉之交赵佗的南越国、五代十国时的南汉刘氏王朝。这些偏安岭南的小王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从中原引入的成套的典章制度与政治文化，而南越的赵氏与南汉的刘氏都是中原人。
第二个因素是贬官文化，许多声名显赫的文人士大夫被贬斥、流放到岭南地区，他们一方面带来成熟的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全国性影响，将岭南地区的风物人情介绍到全国各地。
这些贬官，就广东来说，最着名的莫过韩愈与苏轼。韩愈在潮州当了八个月刺史，潮州境内的一江一山从此名为韩江、韩山，所以后人说他“赢得江山尽姓韩”。
贬官文化对于潮州的影响如此深入，以至于据说在潮州话中包含有一种“文人读书音”，就是当时被贬到当地的文官清晨读书时候的语调与节奏。
而苏东坡的“不辞长做岭南人”的名句，更使人们对岭南有了新的认识。
第三方面因素，是流亡王朝政治，具体的说就是南宋抗元与南明抗清的流亡政权。
当时南宋与南明将皇家政治“搬迁”到岭南地区来了，既带来成熟的典章制度与礼仪、文化，也带来大量的文官与士卒，对岭南人特别是岭南上流社会的影响之深入，如春风化雨。
这三种因素，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中原向岭南地区的移民，就形成了岭南文化的本质与主体部分。
从岭南文化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出它的几个特点。
一是内涵丰富，就是前面说到的“杂交”，既有土着的原生态文化，更有正统的中原文化，也有各种驳杂的异域文化。
二是个性鲜明，与其它地域文化相比，岭南文化的个性显然是相对突出的，这是因为其土着文化非常独特，同时又因为大量吸收、融合了异域文化，所以看上去显得与中原正统文化大不相同，就算其中受中原文化决定的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流变，所以说岭南文化个性鲜明，而共性之中也包含着个性。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是“杂交”生成的，所以生命力很顽强，适应性很广泛。
这些都是我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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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原文化的特点以及历史原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表层看,她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深层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中国中原文化璀璨瑰丽,其中,体现在河南的部分更为突出。中国中原文化的璀璨瑰丽,集中体现在河南的部分。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形成及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吸取周边文化精髓,形成了丰富多样,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在中原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人类迁徙,战争,经济交流等活动因素的频繁影响,导致了中原文化不断与异地文化交流融合,从而形成了相对不甚明显的文化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它的历史特征又是不可磨灭的！
㈢ 分析河南博物院近年来“出圈”原因、提出促进中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建议
摘要 原因，在多元文化盛行的今天，传统文化依然有旺盛的需求，传统与创新的融合，才使得这两个节目如此“出圈”。
㈣ 中原文化对中原经济的崛起有什么作用
弘扬中原大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积极推进具有中原特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造昂扬向上的中原人文精神，大力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转化，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三十六）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挖...
中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是指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周围的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东部及山东省西部各一部分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狭义的“中原”专指河南。通常所说的“中原”是指狭义的“中原”，即代指河南。因为河南不仅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而且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
五帝时代是中原文明因素起源到中原文明社会形成的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因素起源、积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同，处于并行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原占有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尚未取得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龙山文化时期，初级文明逐渐形成，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中原文明中心地位开始明朗。
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在这一时段有一种疾速增长的趋势，这与周边地区的同期文化形成明显的反差。曾经辉煌一时的马家浜--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时已经是强驽之末。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时也给人以衰落之感。仰韶文化时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等，都曾扩展到中原的豫东和豫南。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或退回山东，或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的历史真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已经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确立了中华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以文明要素为例，可以做为一个新时代标志的青铜冶炼术，在龙山时代逐渐普及。中原地区发现多处青铜冶炼遗存，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青铜规残片，陶寺遗址(山西襄汾县东北部)的铜铃等，代表着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随后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大量青铜兵器、礼器的出土，显示了中原文明的风采。
中原仰韶文化时期仅发现一座郑州西山古城。而龙山时代的古城仅河南一地，已发现了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等6处。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同时代城址的发现。龙山时代大批城堡出现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剧变，是战争、掠夺、权贵、财富集中。一个邦国林立的初级文明社会在中原大地已经出现。
从新郑县裴李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龟甲刻符，仰韶(渑池县)文化的刻划符号，到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陕西长安花楼子的陶文与骨刻文字，它们和后世的甲骨文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二里头遗址陶文的文字功能更是无可置疑的。
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
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
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现在我们说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实中原指河南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所以，这个中原就是以河南为代表的广大中部地区了。
㈤ 如何看待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的特质决定了中原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认识作用。
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
透过中原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原发展，并从中总结出社会前进的有益借鉴。
与此同时，中原文化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例如格物致知、有无相生等朴素精辟的思想，仍是我们今天认识事物、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又如，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对许许多多规律性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引领作用。
长期以来，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
近古以来，中原文化的文化理想甚至远播西方文明而绽放出瑰丽的文化魅力。
《马可波罗游记》对当时和谐的东方国度的赞誉，至今还为人们称道。
中原文化在精神层面建构的文化理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气度，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尊道贵德的理性气质，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怀，中庸辩证的思维理路，在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人为灾难频繁发生的今天，不仅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建设的美好理想，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人格完善，对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仍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推动作用。
中原文化产生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周朝的“封邦建国”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荣，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庆历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递进。
从殷商王朝对商业经济方式的自觉选择，到以宋朝交子、汇票等为标志的商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极大发展，实现了
㈥ 中原文化形成的历史因素 在线等急！！！！谢了
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就已开始，这个趋势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一反单纯的样态，混合进来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如下：
第一，中原文化新出现的陶器种类不下十几种之多，如鼎、豆、单把杯、高柄杯、觚、鬲、yǎn＠①、hé＠②、guī＠③、jiǎ④和彩绘陶器等。其中有的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有的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还有的可以追溯到长城地带的北方。另如前述，快轮制陶和闭窑烧制陶器技术的发明也显然在用鼎文化区中先行了一步。
第二，石器制作技术有了飞跃性发展，其中不少是来自东、南方的因素。例如，石镞的镞体从扁平到立体的变化，至今在中原地区没有发现其中间环节，而长江流域的文化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此外尚不清楚玉器是怎么传入中原的，但良渚文化中的琮、璧、璜之类既然见于西北边陲的陕西神木遗存和齐家文化中，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当时的中原也会有这类东西，何况尧伐三苗的一个主要口实就是“苗民弗用灵”。
第三，中原地区出现连间区建筑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见于大河村遗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便已流行这种建筑了。我还推测，这种建筑样式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干栏式建筑有关。
第四，在中原地区，目前仅在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见到厚葬的习俗，以及用随葬品和葬具、墓葬规模、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等来表现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岭文化、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和红山文化这一连串的周边文化里，它们已经很明确地存在着了。其中，对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大汶口文化。
第五，在周缘文化中发现的刻划字符，极有可能对日后中原文字系统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龙和其他动物造型，以及琮、璧之类玉器所体现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原文化及其后续者所继承。
伴随文化面貌的复杂和繁荣，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可以从考古学角度与其他地区分别开的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而且，在和周围文化的折冲中，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增强，渐得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中原龙山文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反映出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时已经衰亡。曾经被石家河文化占据的豫南地区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势力范围；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败，城址上却出现了以瓮棺墓地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东面的龙山文化依然强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现了一个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类型——造律台类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发生在中央地区的变化也波及到外层。在江浙地区，在良渚文化衰落的同时，浙南山地却出现了良渚风格的较大规模墓地，墓地中还发现类似闽中昙石山文化的拍印纹陶器。耐人寻味的是，类似昙石山文化的遗存在粤东地区有广泛分布，甚而达到珠江三角洲口岸，而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广东海丰发现了良渚式玉琮。在另外一个方向，粤北出现了石峡文化。从各方面来看，石峡文化在粤北都是一支外来文化，与它面貌最接近的是赣江平原的樊城堆文化。我以为，与其把它们视为两个考古学文化，不如看作一个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更恰当一些。而在石峡遗址中也出土了良渚式玉琮。如果将昙石山和樊城堆两个文化向岭南的扩张联系起来，进而把这一现象置于更大的背景环境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与整个文化格局的变化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吸收周邻文化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来因素分出层次的话，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显赫。前者如玉器、象牙器、宝贝等，一进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层社会的专用品；后者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鼎，这种原产于东方的陶器滥觞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并成为龙山时代中原居民最主要的炊器，而同时，在它的原产地山东和长江流域，鼎却趋向末路，它反而被中原地区保存下来。到了二里头文化，鼎在诸器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左传》宣公三年记：“昔夏之方有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史记·孝武本纪》也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指的就是这件事。在二里岗文化中，一方面，鼎作为大众炊器的功能几乎完全被鬲所替代，另一方面却成为青铜器中最主要的种类。其实，标示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礼器，其绝大部分并非中原土产。关于这一点，李济早在60年代初就指出，殷墟青铜器的形制皆脱胎于陶器，而它们“绝非重复当时陶器的形制。它们显然是主要位于沿海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品”（注：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62年；《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1968年。以上两篇皆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可见，中原的上层统治者对于远方的和传统的东西持有尊重态度，并把它们看成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
这种“礼失而求诸中国”的现象意味着，文化交流不仅仅在技术、贸易等经济层面上展开，它更主要是在思想、制度、政治以及统治权术的层次上进行的。
这一点也似乎有助于说明，中原文化强盛起来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盛极一时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所谓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辐辏之地。在史前文明的丛体里，它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方便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终至后来居上。张光直认为，商代城市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建设起来的（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经联出版社（台湾），1983年。）。我们可以把这个认识再引申得远一点，那就是，中原文化的强大主要依赖于政治、经验的成熟，而并不是因为它在经济实力上占有多么大的优势。反之，前一个时期的那些地方文明由于处在这个网络的边缘，信息来源狭隘，从而导致了它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原文化直接对峙就先行衰落下去了。
因此，中原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凸显出来，不仅为以后三代文明准备好了地域舞台，还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在这个格局大势中，中原兼收并蓄各方好的东西，为我所用，它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来因素的大度心理，也因此得到其外围群体的认同。所以，中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辐射四方，这在人们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深刻烙印（譬如外服制度、“中国”的观念等），也决定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行为的基本方策。而这个贯彻了几千年的持续而有力的历史趋势，便肇始于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
㈦ 中原文化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影响湖湘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着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着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着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
㈧ 关于中原文化
在古代中原与中国、中州是同意语。如《礼记·王制》就记载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太平御览》记载：“王者受命创始，立都建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太平御览》卷一五六）身处南方之地的楚君就曾自己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史记·楚世家》）由于中原适中的地理位置，让人意识到“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得中原者得天下，成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信条。古人划分天下曾将中国分为九州，何谓九州？古籍所记，各不一致。《禹贡》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尔雅》九州是：冀、幽、兖、营、徐、扬、荆、豫、雍。《周礼》九州即：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吕氏春秋》九州为：豫、冀、兖、青、徐、扬、荆、雍、幽。考之旧说，《禹贡》九州说乃是根据黄帝割地布九州之说。（见孔疏）《汉书·地理志》亦明白记载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关于豫州的方位，《禹贡》云：“荆、河惟豫州。”荆即荆山，北至黄河。《吕氏春秋》云：“河、汉之间为豫州。”河指黄河；汉指汉水。高诱注：‘河在北，汉在南，故曰‘之间'。” 《尔雅》：“河南曰豫州。”由此可见，豫处河、汉之间，乃中原之地，九州之腹心。
中原以其居中的地理位置，自古视为帝王州。早在五帝之时都是活动在中原这块土地上。如黄帝都有熊在新郑，颛顼都帝丘在濮阳，尧都平阳在临汾，舜都蒲坂在运城地区，为缔造中华文明建立了丰功伟绩。逮至夏商周三代，如夏都阳城、阳翟、斟鄩、原、老丘，商都亳、隞、相等，均在河南境内。周王朝建都在丰、镐，地望在广义的大中原内，但周灭商后，武王便提出要把政治中心转移到中原。《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这是说河洛地近中岳，为天下之中，故三代之君皆宅京于斯。不仅三代之君都中原，而且自西汉至北宋正统王朝建都也全在中原，所以说中原地区一直为帝王都，是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曾瞻望中原，指出“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天室就是中岳嵩山。为什么要在中岳附近营建帝都？《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里文意很清楚，营洛邑迁九鼎，主要是这里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远近皆宜。《尚书·康诰》中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周洛，四方民大和会。”孔注说：“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东周洛汭，居天下之中，四方之民和悦而集会。”《康诰》还说：“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孔注说：这是去王城千百里之外的“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悦并见，即事于周。”《疏》里也说：“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于东周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悦，而集会言政治也。”、因此说河洛地区不仅是“四方入贡送里均”，而且也是四方之民的政治中心。
中原除了位置居中之外，还有它优越的地理形势。清人顾租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说：“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之防，许亦形胜之区矣。岂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称地利乎。”（顾租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47 ，河南 2 ）又说：“河南阃域中夏，道里辐辏。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范雎亦云：‘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秦氏观曰：‘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是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是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也。”（同上注）读此，可以知道作为中原地区的河南的地理重要性了。
中原居九州之腹心，中天而立。地势西高东低，关山险厄，势利形便。东据芒砀之险峻，西依连绵之秦岭，南亘蜿蜒之大别，北依太行之巍峨，巍巍嵩岳，屹踞中立，奔腾澎湃的黄河浩浩荡荡横贯期间。名山大川，交相辉映；平原沃野，人民殷富。《管子·乘马篇》有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山川水土是定都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农的民族，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不考虑农业经济的发展。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中国绝大多数政治家、军事家都看中中原，逐鹿中原，建都定鼎于中原，决定中原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其实是中原得天独厚的中天而立的优越的地理形势。
关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不少学者曾作过不同的探讨。本文根据自己的理解谈一点粗浅看法，以抒己见。
（一）创造性。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中原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就发挥出了伟大的创造能力。他们依据自己的生存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易经》记载有这样一段话：“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在中原地区灵宝黄帝铸鼎原，发现了五千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建筑面积达 500 多平方米具有宫室性质的大房子，四周有回廊，的确是上栋下宇。其他同时期的房子，都是木骨泥墙墙倒屋不塌的地面建筑。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夯筑技术、出现了原始水泥和人造轻骨料等建筑材料。仰韶时期的房屋建筑为中国五千年民族建筑风格打下了基础。大概在一百多万年以前，或者还要更早时期，人类祖先已在中原繁衍生息了，那时的人们没有固定住处，冬居穴窟、夏栖橧巢，群居生活，为了生存，与自然抗争，跟野兽格斗。不知经过多少万年，他们终于把坚硬的石头琢磨成粗犷的石器。如石斧、石矛、石刀之类的工具，用来狩猎、宰割肉食，甚至征战。早期人们不知用火，茹毛饮血，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不媒不娉。神农之世，教民耕而陶，始有农业，人们能够蒸煮熟食。相传到了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集解》曰“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引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在中原地区的确考古发现了粟类和稻谷。原始人赤身裸体，夏披树叶，冬穿兽皮，到黄帝、尧、舜时期人们学会纺织有了衣服穿，与他们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中发现了麻织品和丝织品的衣服原料，这与黄帝正妃嫘祖教民养蚕缫丝可能要有一定关系。中国天文历法发现很早，《史记·历书》中说：“盖黄帝考定星历。”《索引》引《世本》及《律历志》均说：黄帝的天文官容成子着《调历》。《路史·疏仡记·黄帝》中说：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命谀区占星，计苞受规；命羲和占日，尚仪占月，车区占风，隶首定数，伶伦造律，大桡正甲子；命容成作盖天；命大容作承云之乐，大卷着之椌楬……乃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命俞附、岐伯、雷公、巫彭、桐君处方。”这段话说天文、历法、数律、甲子、音乐以及作书、作史、医药等都是在黄帝时代发明创造。特别是“容成作盖天”一句，正与濮阳仰韶文化 45 号墓“盖天说”形状相符合。《韩非·五蠹》、《吕氏春秋·君守》等都提到“仓颉作书”，作书即造字。《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仓颉，黄帝臣。”《世本》还说：“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卦通验》说：“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上述诸多发明创造，后代文人都把它归到黄帝身上，黄帝是中原地区的盟主，黄帝族团一直是中原的领袖，他开创了中原文化创新的先河。除此之外，在考古发现中证实，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都发现了象形文字或符号文字，到了商代的甲骨文形成为比较成熟的中国文字。中国的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仰韶文化中，到了商周时发展为高度的青铜文明。铁器的出现，最早也是在中原地区。铜与铁的出现都是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以上只是简单举一些例子，足以说明中原文化具有强大的创新特点。人类需要创新，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力。“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这里的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其命维新，都是告诫人们不要保守，要创新，要进步。中原人民一向重视创新，中原文化具有明显的创造性特色。
（二）延续性。中原文化如果从河南裴李岗文化算起，已绵延 8000 年之久。它从一开始就踏着强健的步伐走来，中间虽经历了时盛时衰的曲折过程，但始终没有中断。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再到河南龙山文化以至三代的夏、商、周文化，以及秦汉及其以后，各朝代文化始终延续发展。即使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北魏王朝、蒙古族的大元帝国在中原建立政权，不仅没有使中原文化中断，反而使他们自身受到汉化。在优胜劣汰的自然原则支配下，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自觉接受中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只有中原文化始终自成体系，向来不曾被异化、被中断。这一点，在中国所有地域文化中恐怕是最为突出的。再以龙山文化为例，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大体相同的考古学文化有：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等。这三个地区的古文化，从发掘资料的实际情况看，它的水平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三个地区的古文化最后有的彻底中断，有的走向低谷。如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它的继承者是岳石文化，其文化水平明显地衰退；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我国东南地区最灿烂的一支文化，但是它的归宿不知所终，成为学术界不能理解的谜团。石家河文化最后融入中原龙山文化之内。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尧舜联邦王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以上这些情况就有力地说明中原文化它呈现出来的极强的生命延续性特点。
（三）兼容性。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都有吸收外来文化成就借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优良传统。中原文化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善于自我继承并不断吸纳其外来文化，从不拒绝外来文化，并善于将外来先进文化与本身固有传统融合起来，使之更加辉煌灿烂。如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在黄河流域实际上是多种文化并存，通过战争、通婚、联盟，使各族团之间不断融合。如在中原地区是以黄帝族团为主体的早期华夏族，当时有万诸侯，图腾信仰也是不同，最后黄帝的龙图腾形成了主体。闻一多《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说：“这个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龙了。”传说中龙的出现就是兼容的典型例证。黄帝族团虽然以龙图腾为主，但是在族团内仍容有许多其他图腾信仰。如电、星、风、云、雕、鹖、鹰、鸢、大鸿、熊、罴、貅、虎、狼、豹、豸、犬、马等 21 个图腾族。（见许顺湛《中原远古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黄帝战胜蚩尤后，并没有驱逐或杀绝，而是采取了兼容的态度，他把蚩尤族的领袖吸收到政权的领导层内，如《管子·五行》说：“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管天时）。”蚩尤是黄帝的敌人，能够任为六相之首，发挥他的长处，的确难能可贵。黄帝族的兼容性为华夏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历经尧舜和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格局的华夏族形成，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于汉代之后形成了汉族，它继承了兼容的优秀传统，使汉族如滚雪球一样不断强大，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如仰韶文化的分布纵横数千里，西达甘青，东到鲁西，北至内蒙古，南到江汉地区，都有仰韶文化的出现，但是海岱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也发展到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兼容了其他地区文化的精华，使它增加了活力，最后发展为独树一帜的河南龙山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进入秦汉以后，中原文化吸收外域文化的能力更强，使中原文化光芒四射，从来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干扰。正如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章》）中原文化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以其恢弘的气度、开阔的胸襟、不断从周边地区文化中吸取营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促进自身发展。这是中原文化又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
中原文化虽属地域文化，但它不同于一般区域性文化，它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人文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居于正统主流地位。
（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
在五帝时代邦国林立，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文明。如江汉地区文明、太湖地区文明、海岱文明、甘青文明、燕山地区文明以及中原文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中原地区。许顺湛先生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文章中，把这个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他提出：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礼制规范化五条标准，与中原文化都能够对应，黄帝族团活动的地域主要在中原地区。关于文明的要素和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标准，汇总起来有：文字、会对自然物进一步加工、一夫一妻制、城市、第三次分工、阶级和国家、礼仪建筑、宫殿庙宇、巨型建筑、青铜等。这些标准或称之为要素，与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文化相对应，基本上都很吻合。即使退一步说，把中华文明源头认定在尧舜时代，与它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近来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四个要点，即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河南郑州市辖区的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的古城寨古城遗址、新寨古城遗址。这就是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学术界也把中华文明的源头锁定在中原大地。
国家文明多在国都中体现的比较突出。五帝时代属于邦国文明，夏商周三代属于王国文明，秦汉以后属于帝国文明。这些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全过程。但是中华文明不仅它的源头出现在中原地区，而且从它几千年发展史来看，其核心地区也在中原文化圈内。前边已经作了介绍，从五帝到三王再到秦汉以后，其邦国、王国、帝国的国都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如《史记·封禅书》 : 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正义》引《世本》和《帝王世纪》，不仅具体的介绍了夏禹、商汤、盘庚之居在河洛间，而且指明“周文、武都丰镐，至平王徙都河南，”也在河洛之间。《国语·周语》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岐山在关中，丕山在荥阳，崇山即中岳嵩山。进入封建帝国时代，其国都基本上是在西安、洛阳、开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 页）。国都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国家的国都文化，是中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最大特点，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二）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关于史前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许顺湛先生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中对氏族部落时期，即裴李岗文化时期归纳为八大贡献：第一，发明了耒耜，使农业跨入锄耕农业新的历史阶段；第二，发明了地下粮仓；第三，发明了半地穴的房屋建筑；第四，发明了编制和纺织技术；第五，发明了烧陶窑；第六，发明了粮食加工工具；第七，发明了乐器；第八，发明了符号文字。从部落联盟到酋邦出现，即仰韶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人类社会文明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发明了犁耕农业，为古代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制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率先走向专业；第三，冶铸青铜的火花照亮了文明社会的道路；第四，家畜的驯化奠定了几千“六畜“的基础；第五，建筑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民族建筑风格的基础模式；第六，衣着装饰是社会文明的风貌；第七，绘画艺术的发明，为社会文明穿上华丽的衣衫；第八，文字的出现是精神文明的催化剂；第九，度量衡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活动的标准；第十，天文、律历、易学的出现是古代文明中科学技术的高峰。酋邦联盟到世袭王朝，即中原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对社会文明也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农耕技术进一步发展；第二，建筑技术的新成就，出现夯筑、高台建筑、石灰、土坯等；第三，制造陶器普遍使用快轮；提高了效率和质量；第四，青铜技术大有提高，并发明了镶嵌工艺；第五，发明了木漆器；第六，制玉工艺飞速发展；第七，文字的发展和乐器的新发明；第八，出现了丝织品；第九，发明了水井；第十，发明了酿酒技术。（见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以上均系中原考古学文化的反映，其实与史书记载也基本吻合。
中原文化中的“河图”、“洛书”、《易经》集中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及“和合”思维理念，一向被学术界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文字萌芽于五帝时代，到商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它是中国汉字的鼻祖。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直到楷书一脉相承，东汉许慎着《说文解字》，对中国的汉字进行了规范。天象历法出现在五帝时代，到夏商周大有发展，进入秦汉以后更加成熟，以张衡为代表的科学家首先在东汉国都营建了灵台，这是有遗迹作证的中国最早的天文台。中国最早的铸铜技术和冶铁术的发明，对社会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汉代的球墨铸铁技术早于西方国家一千多年。汉代的叠铸技术、造纸技术、水利机械、制造技术，以及后代活字印刷技术等，都是首先出现在中原。东汉在国都兴建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学生最多时能达到三万多人，历经曹魏、西晋给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先秦诸子百家形成了不少学派，影响后世最大的是儒、道、墨、兵、杂诸家，他们活动的地域大多在中原地区。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出生在鲁，祖根在豫，他尊崇周公，入周问礼，向李耳求教，周游列国十四年，足迹遍布中原。道家鼻祖李耳，出生鹿邑，在东周王朝为柱下史，在灵宝函谷关写下《道德经》五千言经典。墨家的鼻祖墨翟，毛泽东称他为平民圣人，他的老家在鲁山。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它的释源是洛阳白马寺，禅宗祖庭是登封少林寺。有影响的汉学、玄学以及北宋的理学都是在中原发迹。
典章制度形成于中原。关于典章制度，在早期实际上就是礼乐制度，或称礼仪制度，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美国有一位学者说：“制度通常包括一套习惯和传统，一系列法规和准则，以及物质的延伸，如建筑、惩罚手段、沟通和训诫机构。由于认识社会的人，这些成分有些大概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即已存在，但完整形态的制度看来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成就。”（美·伯恩斯、拉尔夫合编《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这里所说的制度就是中国史书上说的礼制。礼仪制度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在国家出现后的 ，它是宗法等级秩序、政治体系和全面的伦理道德规范。礼制是古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法则，是人们言行的标准，国家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安定。《周礼》、《仪礼》、《礼记》的中心思想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制，以民为极。”（《周礼·天官家宰第一》）其实这“三礼”便是当时的典章制度。早在尧舜时期，《史记·五帝本记》记载的很清楚，如说：‘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烖国，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夏商周直至秦汉以后的典章制度，即礼制不断完善以至更加成熟，成为精神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肯定地说，反映高度文明的礼制，都是在中原地区历代国都中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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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在促进中原文化的发展中你能够做些什么
促进中原文化的发展当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又应该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促进中央文化的发展。
㈩ 现在中原文化对世界有哪些影响
千百年来，一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海内外华人，把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指南针导致了航海技术革命，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周朝的“封邦建国”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荣。透过中原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原发展。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中华民族无论怎样一波三折，为近代文明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中原文化就如一台功能强大的引擎，从不同的方面不断把中华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车轮推向前行。中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新技术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原文化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实现了文字载体的新突破，北宋毕的活字印刷迎来了铅与火的新时代，开创了知识传播的新纪元；成熟于宋代的火药、智慧成果的传承功能。就是说中原文化具有对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维系，中庸辩证的思维理路、有无相生等朴素精辟的思想，仍是我们今天认识事物，报效国家、热恋故土等炽热情怀成为全球华人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追求。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近古以来，中原文化的文化理想甚至远播西方文明而绽放出瑰丽的文化魅力。从殷商王朝对商业经济方式的自觉选择。与此同时，中原文化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爱国统一始终是她倡导的主题、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又如，天下大事必作于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