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如何抵御西方文化殖民

⑴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作家边芹的资料，您方便透露么

郑若麟 - 记者型作家，作家型记者 (有独特中国视角，独立思想，有良知，忠诚祖国的好记者)。边芹 - 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 (不仅文字优美，而且有思想深度，写作一针见血，痛快淋漓。一流的左翼作家)。今天的中国呼唤更多这样有骨气的记者，这样有思想的作家! 边芹，请走出‘小众’的 朋友圈，让‘大众’看到你的作品。郑若麟、边芹：请通过各大左翼网站，让你们的作品进入更多左翼读者的视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争取中间人士，孤立一小撮极右‘公知’、‘大V', 买办。中国要在思想、精神、文化、心理彻底去殖民化，要重构知识体系，影响年轻一代。要从教育入手，把被西方控制的中国主流媒体 (大部分只不过是西媒的传声筒) 和教育制度 (教育的内容也大部分是西方理论和以西方为视角/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 ’洗过的脑‘ 再用本土知识、批判思维 ’洗’回来：从中学生、大学生的教育做起：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⑵ 郑若麟的人物经历

《郑若麟：思考，成就深度--专访旅法中国资深记者》作者： 黄冠杰 稿源： 欧洲时报
郑若麟（右）应邀在法国电视三台做嘉宾，谈对法国大选的看法。
最近，一篇专访法国新一代汉学家的文章《不要再在道德上教训中国》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各大网站相互转载，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记者将这一词条打入谷歌搜索网站搜索，竟出现109万条符合要求的查询结果。法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利奥纳尔·韦龙在其新着《中国的挑战》提出的“应该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重新审视西方所坚信不疑的一切和西方的社会模式的机会，永远不要再在道德上教训中国。”的观点惊世骇俗。而发现、发掘这位新汉学家而写出这篇报道的，就是中国《文汇报》常驻巴黎高级记者、香港文汇报驻巴黎特约记者郑若麟先生。
当你看到花白的头发、背一个双肩包，在巴黎街头匆匆走过的郑若麟时，你不会想到这就是那个在中国驻外记者中影响广泛，以其深邃的思考打动读者的资深记者。他的履历很简单：1984年大学毕业后就一头扎入新闻界。先是在《中国青年报》工作，1987年到《文汇报》。1988年被单位公派到法国巴黎新闻学院留学一年，1989年回到《文汇报》。1990年派驻巴黎，负责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新闻采写。1997年回国后，担任文汇报国际评论专栏撰稿人。2000年，再次被派驻巴黎至今。他和法国的不解之缘缘于他的父亲，着名的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先生。读着雨果、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作品长大的这代不会忘记老先生的贡献。而正是受了父亲的影响，郑若麟从20岁开始学习法语，让他站在了另一个高度看世界。
郑若麟第一次驻巴黎期间，正赶上了海湾战争爆发，期间郑若麟采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撰写了许多国际时事评论，正是这些客观、锐利、深刻的报道和评论，自成一格的文笔，在国内外引起广泛注意，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如1991年通讯《战火映红巴格达夜空》获上海新闻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并被收入《建国以来百篇优秀通讯》一书中。他的国际评论也接连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国际新闻奖、全国经济新闻奖等多项全国性新闻奖和上海新闻奖等地方新闻奖。他的许多作品被法新社、BBC等外国传媒翻译成英、法文转载和评论。他的多篇作品被收入中国国内新闻教材和优秀新闻作品集。
媒体最注重的是独家新闻。而在新闻资源争夺越来越激烈、信息链空前发达的今天，能写出独家文章绝不是易事。而郑若麟却总能找到独特的东西。2006年郑若麟撰写的消息《卢浮宫否认收藏八骏图》曾引起轰动，已获上海新闻奖。这次及时的“纠假”新闻报道，澄清了一则以讹传讹、“流毒”甚广的“新闻”，也及时制止了一出艺术闹剧的开演。
郑若麟说，他写新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写自己的东西，不做国外媒体的传声筒。他总要深入第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与采访对象直接交谈，不做简单的翻译者。如对利奥纳尔·韦龙的采访，就基于他敏锐的嗅觉。这样的例子很多。事实上他的每一篇报道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郑若麟的国际报道和评论之所以受关注，还在于他的“观点不新誓不休”。如现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等论调甚嚣尘上，郑若麟与法国着名国际问题专家埃斯布尔的对话后，写出的《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强大》的报道，阐述了欧美世界战略研究界的思想主流对当代中国的看法：“中国威胁”是一种“感觉”，“感觉”往往会演变成为一种“现实”；中国是大国、强国，中国承担着重大的国际责任，中国有其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中国的一举一动影响巨大。所以，中国应该重视“中国威胁”的“感觉”，并找到相应的解释和说法，才能逐渐消除有关“中国威胁”的“感觉”。埃斯布尔的看法已经引起国内的重视。郑若麟在法国大选期间为本报撰写的分析文章，都有独到的思考。自2004年以来，郑若麟在文汇报头版和国际版开辟了个人专栏“在巴黎看世界——郑若麟专栏”。在国内大报头版上拥有个人专栏的记者屈指可数。他新颖的观点，独特视角，使专栏中刊登的国际评论受到国内学术界和新闻界广泛注意。
作为一个驻外记者，郑若麟报道的频率，题材的广泛，都是别人很难企及的。仅仅给《文汇报》，他每年就有上百篇报道，另外他还为香港《文汇报》、《文汇周刊》及海外华文媒体撰稿。郑若麟在法国新闻界也是个活跃人物。他用法语在一些报刊和网站上撰写有关法国大选和政治的文章，受到业界的关注。他还参与撰写了《Desir de France》一书。法国电视三台文学节目《Ce soir ou jamais》、四台的《Le Grand journal》等都采访或邀其作为嘉宾，访谈他对法国政坛和大选的看法。国内大门户网站搜狐网还邀其开了国际评论博客，吸引了大批网络读者。
不猎奇，以真实、深入的采访写世界；不奉承，以朴素、怀疑的眼光去看世界；不盲从，以独特、新颖的思考去想世界，正是郑若麟成功的地方。

⑶ 如何评价或理解郑若麟的文章《警惕西方的"精神殖民"》

我个人比较认同郑若麟的说法。郑先生只是很客观的讲出了目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国民心态，他并没有说我们要关起门来一味抵制西方的精神殖民，只是强调我们要有自己判断力，不要一味跟风，最终失去自我，小到一个人也是一样，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如果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就很容易人云亦云，最终难免会闹出笑话。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郑先生的一席话说出了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我虽然没有在国外生活，但也经常去国外走走，尤其是欧美国家，我个人的感觉是欧美国家的空气质量的确要好于中国，综合下来仍然是中国最好，最有活力，虽然也经常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看到不少负面新闻比如拆迁，城管，有毒食品等等。话题有点扯远了，回归到精神殖民，我想分享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前年我曾去瑞士参观过一个水龙头奢饰品牌的工厂和样品间，其中我看到他们展出的一款单手柄面盆龙头与国内展厅所看到的是同一个款型，我就问一下他们在瑞士是否也有销售，价格多少，得到的答案是这款龙头在瑞士的价格大约是该品牌国内同款型价格的60%,也即是说国内该品牌同款型卖价是瑞士同款型的约1.8倍。这一款产品的价格是国内品牌比如九牧，法恩莎等类似款型的价格的约19倍左右。比较讽刺的是瑞士客人告诉我这个款型的供应商来自于中国。我们知道瑞士的工薪阶层平均收入远高于国内的工薪阶层平均收入，但这款水龙头折算成购买力来看相当于瑞士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致可以购买5-6只这样的水龙头，而国内一个普通工人需要5个月的薪水才能购买一只。这只水龙头真的值得花这么多钱吗？作为业内人士来说，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是物有所值的，但是国内的不少土豪偏偏就要花这么多钱去购买，仅仅是因为它来自瑞士。

⑷ 郑若麟精神殖民读后感

正如卡耐基先生所言：“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归结于他的专业知识，还有85%归于他表达思想、领导他人及唤起他人热情的能力。”所以，我想：只要我们不断反复研读《人性的弱点》，它必将有助于我们获得成功所必备的那85%的能力。

现在，我把这本读物推荐给想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你，希望看了它以后有所感悟，有所改变。我们不必把它视为足以供奉的经典,它是一本轻松的读物,是一本放在床头,反思自己,修正路线的一面镜子。

人们说：正确的思想会使人享受正确而快乐的人生！祝愿《人性的弱点》的每一个读者朋友都有一个充实而快乐的的人生。

⑸ 对精神殖民危害的认识

从西方入侵东方开始，西方的殖民就进入中国。第一次是一手火枪、一手圣经进入了人的世界。第二次是一手自由、一手革命进入中国。第三次是一手民族、一手民主进入中国。第四次是一手经济、一手文化进入中国。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第一是自认征服者为我们的精神主人;第二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我们的权力;第三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

自认征服者为精神主人，相对而言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不知从何时起，评价我们电影水平的，不再是我们的票房，不再是我们的金鸡奖、百花奖，而是奥斯卡奖，是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一部票房成功的中国电影，要是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在我们一些影评人口中，便是“进不了奥斯卡殿堂的低劣之作”;而当一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作品在中国票房惨淡的时候，一些影评人又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怎么这么差，竟不懂欣赏高水平的文艺片?”我曾遇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谈到普利策奖时，有听众不知，便问是什么奖;我的一位中国同行居然这样回答:普利策是咱们新闻界的最高奖!“咱们新闻界”?还是“最高奖”?如果这不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话，那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形容了。

精神被“殖民”的第二个特征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自己的权力。我在法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也参观、访问过很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我去过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其国民在任何领域都拥有优先权。大概只有在中国，“外宾”才享有不少优先于中国国民的权利。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因为在法国直接用法语撰写、出版了一本书:les chinois sont des hommes comme les autres。法国媒体还做了报道。于是国内有一家涉外出版社就找到我，与我商谈，邀请我做他们的签约作者。条件非常优厚:我继续我的外语写作，出版社给予我一定的津贴，等我的书在国外出版后再购买我的版权在中国出版。一切谈得非常好。等到要签约时，对方突然问我，郑若麟先生您是什么国籍?我说，当然是中国国籍。对方立即回答:啊呀对不起，我们这个合同只对外籍人士有效。你是中国国籍，对不起，我们不能签这个约。这样的事我还多次遇到。

精神被“殖民”的第三个特征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本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师夷长技以自强”，都是为了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之长处，来保证我们能够与时俱进。然而，从“师夷长技”到“崇洋媚外”有时仅仅一步之遥而已。今天有些人几乎竭尽全力地要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一切。这就成了典型的崇洋媚外而不再是师夷长技了。

我们近年来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与国际接轨”。改变我们的制度以向“国际标准”、“国际惯例”靠拢，也是“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的典型例子。一旦越界，我们就踏上了被精神“殖民”的不归之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法国国民议会是如何在1973年1月3日、在“与国际接轨”的精神指导下，通过了一个《银行法》，从而走向今天深陷公共债务经济的深渊的。与国际接轨，要看接的是什么样的轨。而事实上错误的轨道太多了，其中有很多甚至是西方故意给我们预设的。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精神“殖民”。
用新闻报道来“解释”你的现实

最极端的例子当然就是:全盘西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自觉地接受外来精神“殖民”的人民，似乎并不少……

因此，下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落到这一步?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以一神教为基础。大凡一神教文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将世人分为两类:信教的上帝的子民，和不信教的异教徒。上帝的子民先天就有一个任务，就是将“迷途的羔羊”带回上帝的怀抱。也就是说，一神教文明的特质，是一种征服文明。

欧洲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一旦条件成熟，便开始向海外殖民。派出的第一批先驱，正是有着传教任务的传教士。很快，随着大英帝国率先完成工业化革命后，在军事技术上白种人突然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压倒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殖民征服便大规模地拉开了帷幕。大英帝国征服美洲，进军印度，蚕食非洲，最后来到东方古国中国，开始了征服中国的漫长且充满了火与血的历程。然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中国避免了印度那样全面沦为殖民地的命运。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于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伟大国家。

但是征服文明是不会放弃其征服使命的。就像一头肉食动物永远是要猎取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无法改变征服文明的本性。当然，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说老虎是一种肉食动物，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法与老虎和平相处。只是我们作为一种从来没有扩张野心的草食动物(用大熊猫来形象是再贴切不过了)，我们必须警惕和防止被老虎吃掉。今天，西方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在政治上驯服中国、在经贸上操纵中国、在金融上控制中国……都已不再可能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领域并没有放弃，那就是在精神上“殖民”中国。
要在精神上“殖民”一个国家，有三大重要的法宝:用新闻报道来解释(或更确切地说是虚构)你的现实，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

大家不知道是否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不再是通过我们自身对生活的直接体验和感触，而是主要通过媒体上的新闻。新闻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新闻是向世人解释(甚至虚构)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可以说，我们每天对世界现实的认识，大致就是大众传媒告诉我们的“电视世界”、“互联网世界”或“纸媒世界”;媒体告诉我们的这个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虚拟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早已超

过我们自己切身体验的真实世界。

本来，我们中国人生活是否幸福，应该是我们才最有发言权。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西方媒体在谈及中国时，90%以上都是负面的。久而久之，中国的负面新闻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现实”。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西方的媒体都是以批评为主的。所以西方负面报道中国也是“正常的”。我每次听到这种说法我都会反问:你做过调查吗?事实上我做过多次统计。法国媒体在报道其本国新闻时，绝对是以正面报道为主，比例大约是70%左右。但问题是，法国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时，几乎90%以上是负面的。一正一负，其洗脑“效益”是非常高的。

基辛格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我想加一句:“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为什么在西方只强调新闻自由，而从来不提民众的“知情权”?因为绝对的新闻自由就意味着不需要对事实负责。如果没有事实来制约新闻，如果不是绝对严格地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地报道的话，那么造谣也将是自由的。因此绝对的新闻自由就使大众传媒成为一种洗脑的工具。所以，请大家谨记:只有自然发生的事件，没有自然形成的新闻，对某一事件“是否报道”、“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方式。之所以西方只对发生在中国的负面事件进行报道，就是为了在世人面前将中国描述成一个负面的国家。这是对中国进行精神“殖民”的第一步:摧毁中国民众的自信心。

当今世界的国际新闻现存“秩序”是:从美国(西方)而来、朝美国(西方)而去。

发生在美国(西方)的一切都是新闻，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新闻，则只有当美国(西方)关注的时候，才会成为新闻。正因为这一新闻秩序，使得美国(西方)主导着全球的新闻报道，使得美国(西方)对世界的认知，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当这一认知成为现实时，我们就大致可以判断，我们在精神上正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或被精神“殖民”的边缘。

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

第二个法宝，就是利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

我回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西方的广告已经渗入到我们每时每刻每个场所。我出门坐公交，公交上不停地在播放西方模特儿走秀的广告;我在家里看电视，打开乐视就是西方的汽车广告;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则中国房地产广告，上面居然也是一个西方白人作为模特儿的广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意识到，西方的广告、特别是在中国所做的广告，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迈进:西方是天堂，只要购买了西方的某个产品，你就将一步进入天堂。如果说，在新闻报道中蓄意诋毁中国是为了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负面形象，那么西方的广告则是用来告诉你，西方是如何美好，是人间天堂，是你的理想之国。

过去，广告仅用于商品的销售。而今天，政治广告已经成为一大创举。在选举民主中，广告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美国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献金最高限额主要就是使竞选者能够通过无限制的广告来影响选民。由此可窥广告作用之大。

我们被广告、特别是西方广告渗透的时候，我们从崇拜西方的产品走向崇拜西方的社会、从崇拜西方的社会走向崇拜西方的国家、盲目崇拜西方目前盛行的政治体制。我在法国二十年，几乎没有看到过一则正面褒扬中国的广告。所以，这是精神“殖民”的第二步:建立对西方的崇拜。

用电影来“定位”你的历史

第三大法宝，是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

电影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工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多少美国好莱坞对世界历史的诠释?从《巴顿将军》到《独立日》、从《第一滴血》到《美国往事》，美国就是“救世英雄”，美国人就是“人性高尚”，美国体制就是“尽善尽美”。

戛纳电影节更为高明。他们通过“选片”方式，鼓励中国人自己拍摄“丑陋的中国人”电影。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细节来说明他们是如何通过电影来对我们进行精神“殖民”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戛纳电影节的入选片都是由各国自选自送，也就是说，影迷们在戛纳看到的电影，真的是各国选送的本国最佳电影。这时的戛纳电影节还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电影盛会。但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戛纳电影节开始不再由各国选送电影，而是由电影节自己组成了一个选片班子来选片。于是，地下电影、反叛电影、反政权电影等所谓的“独立电影”就开始成为东方国家能够进入戛纳的惟一的“窄门”。从这时起，戛纳电影节便成为西方最为有效的宣传工具。入选戛纳电影节就成为“负面化”东方国家和“美化”西方国家的代名词。电影就是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诠释，来再定位各国电影观众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正因为电影的这种超乎寻常的“洗脑”功能，美国、法国等所谓的电影大国都将电影作为世贸谈判的重点，甚至不惜为此在盟国之间大打间谍战:如法美之间。

电影“洗脑”的主要方法除了情节以外，就是细节与画面:我们忘记了情节，却记住了形象。在西方和中国入选西方各大电影节的电影中出现的中国人形象基本上都是一脸猥琐和邪恶的。通过定格中国人的丑陋形象，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也是丑陋的，最终达到使观影者厌恶中国人……这就是通过电影对我们进行精神“殖民”的一大发明。

反精神“殖民”，关键在于觉醒

今天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我们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针对我们、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精神“殖民”，是来势汹汹的。

要打赢这场精神领域的反“殖民”决战，关键在于觉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精神“殖民”不是我们的臆想，而是一个严酷的事实。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是全方位的、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但我是乐观的，特别是对我们年轻的一代，我是乐观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大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丰富的精神遗产;因为我们的年轻一代有着比我们更为开放的心态，比我们更为坚定的自信。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年轻一代一旦认识到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的现实时，我们有着一切手段和条件，来打赢这场精神领域的决战。

在这里，我想提供几点个人思考:

首先，要打赢这场精神决战，我们要重温马克思的那句着名的座右铭:怀疑一切。今天的世界，是西方控制着话语权，是西方在向我们发动精神上的“殖民”攻势。因此我们要循着马克思的榜样，以“怀疑一切”的精神，来抵御对我们的种种“洗脑”。我们不能一味地仰视西方，不能对西方的一切不求甚解地囫囵吞枣，不能天真地以为西方告诉我们的一切，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的终极真理……

其次，我们要树立以民族自尊为特征的自我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在漫长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我们不到两百年的挫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而已。多难兴邦，这场征服与反征服斗争宛如大浪淘沙，它冲走的是精神上的弱者和失败者;它将重塑的是我们的灵魂。我坚信我们终将要打赢这场反精神“殖民”的战争，并重新构筑我们的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中国不仅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也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和讲解员。

⑹ 郑若麟的介绍

郑若麟，文汇报高级记者，研究员。现为文汇报国际评论专栏撰稿人。1990年至2013年任文汇报常驻巴黎和欧洲记者，常驻法国超过二十年。他的国际评论曾获中国新闻奖等多项全国性新闻奖和上海新闻奖等地方新闻奖。他的许多作品被法新社、BBC等外国传媒翻译成英、法文转载和评论。2008年奥运圣火巴黎受阻，郑若麟孤身在法国各大电视台为发声，舌战群魔，为北京奥运辩护。《欧洲时报》曾做详尽报道。2012年郑若麟在法国出版《与你一样的中国人》一书。国内媒体曾这样介绍，2012年在法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除莫言外，……“另一本受欢迎程度颇高的则是中国上海《文汇报》常驻法国资深记者郑若麟用法文撰写的《平凡的中国人》，号称是“法国出版的第一本由中国人用法文撰写的有关中国人的书”。郑若麟在法国生活了近20年，经常应邀参加法国电视、电台举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和辩论，也经常在法国媒体上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从而为关注中国的法国民众所熟悉。出版商法国着名的出版社德诺埃尔方面认为，作者以幽默的风格和轻松的笔调，叙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很多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话题，作者在书中都能用西方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娓娓道来，所描述的中国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父亲是法语翻译家郑永慧。

⑺ 如何评价或理解郑若麟的文章《警惕西方的"精神殖民"》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高度浓缩在自由市场的教条中、比较优势的理论中、“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中。历史上，英美等任何一个西方强国都不是依照自由市场、比较优势、“华盛顿共识 ”实现崛起的，恰恰相反，它们无一不是依靠国家主义、竞争优势、保护主义走向强大的。当初，大英帝国倘若一开始就推崇自由市场、比较优势，那么发展毛纺织的不是英国，而是其殖民 地爱尔兰;发展棉纺织的也不是英国，而是其殖民地印度。但是，英国通过宗主国的特权，硬是剥夺了爱尔兰发展毛纺织业的权利，严格限制印度发展棉纺织业的空间，用高关税甚或严禁出口 羊毛来扶植本国纺织业，而大英帝国正是依靠纺织业起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