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是如何体现博大精深的

㈠ 草原文化精神是什么

以蒙古族的那达慕为管窥点,透视草原文化的精神内涵:从那达慕的主要活动内容看,草原文化内涵着浓厚的尚"勇"、尚"力"的英雄精神;从那达慕主要活动的参加者看,草原文化内涵着不分等级尊卑、自强坚毅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从那达慕的起源意义上看,草原文化内涵着人对自然原始崇拜的宗教精神;从那达慕的现实意义来看,草原文化内涵着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

㈡ 如何理解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

近几年来，草原文化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异军突起，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十分需要进一步挖掘和阐述草原文化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建构草原文化的观念与范畴体系。提出和探讨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就是这种有益的探索，就是草原文化研究深化的标志之一。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草原文化的核心观念在价值取向上的集中体现，是对草原文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本质概括，是草原文化形成、发展及对外扩大影响的内在动力。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作为一种认识形态，是草原民族对自然、社会及其发展基本态度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性与区域性认同的统一、历史与现实认同的统一，在草原文化体系中居于统领的地位，体现了草原文化地域、民族和时代的特色。草原文化在长期积淀中，孕育出许多富有生命力的观念和思想，诸如开拓进取、包容并蓄、自由开放、崇信重义、英雄乐观、天人相谐等，形成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观念体系。最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乌兰在我区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的讲话中，提出并阐述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概括为“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这样三句话。这是草原文化研究取得的又一个新的成果。

㈢ 论述草原文化的特质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独特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

在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万年。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距今约5万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晚期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这些说明，北方草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在北方草原上更为丰富。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在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它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址，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经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则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眶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精美的玉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雕刻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20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6800年。200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

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标志。在鄂尔多斯市以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大口二期、朱开沟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以动物纹样为主体图案的饰牌、游牧生产生活用具、铜短剑、铜戈、铜镞等，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除了发掘出为数众多、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的青铜器外，还发现有古代铜矿炼炉遗址。北方草原青铜器文化特色浓郁，是商周至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财富。

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扩展了中华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就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因素。

在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西晋以后，居于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此后女真入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风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或雄踞于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别是当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草原文化的进取开拓、奋发有为的风貌。

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了豪放壮美、雄浑飘逸、丰富多姿、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猎、游牧为内容的岩画，展示着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风貌。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巨着《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清代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汇聚了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着，流传至今，蜚声中外。蒙古族着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还有以“长生天”为核心的哲学观念，纵横驰骋的军事战略和艺术，星罗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记录表现不同民族语言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几种文字，蕴涵着豪放气势、委婉情怀的音乐歌舞艺术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博大内涵的创造与贡献，也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元的特质所在。

总之，从构成草原文化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看，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作用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广泛的，也是深远的·

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广泛影响。西汉前期，由于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匈奴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骛，呈现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盛况。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北方民族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渐次高涨。在金代，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

蒙元时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草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蒙古汗国的建立，从整体上开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间的联系，北方民族、中原内地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汇聚互融进程。

在满族建立的清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满族的许多文化被内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鲜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
“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㈣ 北京历史发展的四个时期及特点

1.第一个时期(50多万年前——公元前222年)，是北京地区出现古代人类活动，到城市的起源和发展时期。

2.第二个时期(公元前221——公元937年)，是北京地区从封建统一国家的东北军事重镇，交通贸易枢纽到北部地区的多民族大城市时期。

3.第三个时期(公元938——公元1949年)，是北京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逐渐上升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时期。

4.第四个时期(公元1949年至今)，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以上四个时期十五个阶段基本囊括了北京从古至今的历史概貌。这其中第四个时期由于以后开设的“当代北京”要讲到，所以本课就不再涉及。前三个时期中，以第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原因很显然，因为自辽以来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地位，职能作用都远非前两个时期所能比。因此，也是重点部分。

㈤ 草原文化型民间舞蹈的表演中,其文化特点是如何体现的

动过动作

㈥ 历史名城邯郸的十大文化分别是什么，有何意义呢

邯郸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早在10300年前新石器早期的磁山先民就在这里繁衍、休养生息。在邯郸悠久历史的进程中，孕育并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这是先人留给我们后代子孙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绵绵7000余年的历史铸造成了邯郸十大文化脉系。

十：边区革命文化

邯郸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刘伯承、邓小平及其领导的八路军129师以太行山为战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展现出边区人民的浩然正气和民族之魂。刘、邓首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在这里指挥大小战役3100多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形成了光彪史册的革命军事文化。从这块红色土地上走出的300余位将帅，成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中坚力量。

《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在邯郸创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华北新华广播电台在邯郸开播。在抗战中创建于邯郸的《人山报》影响深远，边区革命文艺活动和创作演艺队伍在这里培养、成长、壮大，催生出了如火如荼的边区大众文化。现代最早的纪念性建筑——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和涉县的“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及“陈列馆”名列了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㈦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有哪些

论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地理环境，通常指环绕在人类周围的自然界，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生物、水文、自然资源等等，它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的影响
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居住地的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早期文化形成更为直接，是文化形成的首要因素。“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有声有色的文化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悲喜剧，那么，这些民族、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和背景。”1冯天瑜教授用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重要性。
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产生的基础。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较早地产生了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人类的生命与水息息相关，决定了文明在江河的地理环境下产生。中华民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繁衍生息，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
不光是中华文明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所有的中国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的。比如汉族的祖先崇拜文化，这种文化的由来是可以找到地理环境的因素的。汉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为发达的农业文化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促成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体（家庭）的很早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直接与自然界打交道，靠天吃饭万事不求人，祖宗的一套生活方式对子孙来说已足够应用，家族宗法观念由此得到强化，引出了对祖先的莫大崇拜。”2无论是文学、思想、历史学、经济学、书画等等，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重要影响。
二、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延续性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第一大特性是延续性，这种文化特性受到地理环境的深深影响。从中华文化产生开始，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从来没有中断过，具有明显的延续性，这不得不归结于中国辽阔的地理环境。
在中国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地理环境良好，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底。从远古时期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人等古人类化石中，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祖先很早就分散在东亚大陆的广大地域。“长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也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3这些广大的区域的总面积有五百万平方公里以上，是十分广阔的，这就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奠定了地理基础。
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它们的地理环境非常狭小，当遇到外族入侵，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文明由此中断了。中国则不同，中国文化在广大的区域内发展，内部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在历史上，当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住中原，中原王朝失去了黄河流域时，还可以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依托延续自己的文化。历史上的东晋、南宋，虽然偏居一隅，但延续了中国文化。即使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清两朝，汉族文化也能对他们潜移默化，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汉文化。正是因为中国拥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中国才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得以延续下去，而不至于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那样在历史上灭绝了。
三、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第二大特性是多样性，这种文化特性也受到了地理环境的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从早期起源开始，就呈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具有明显的多样性，这不得不归结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性。
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复杂多样的，“辽阔而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4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内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中国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杂多样。中国的南北跨越30个纬度，东西跨越60个经度，南北温差相差近50度，东西年降水相差几千毫米，山脉和河流都有各种走向的，这种自然特点把中国大地分成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5
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性导致的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是明证。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各种区域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以后又有关东文化、草原文化、雪域文化、湖湘文化等等。这些区域文化各具特色，如中原文化人文渊薮，博大精深；燕赵文化多慷慨悲歌；荆楚文化轻灵精奇；湖湘文化朴质蛮霸等等。不同的地理环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很不一样，衣食住行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中国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各民族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但中国文化虽然存在巨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又具有统一性，形成了中国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各种文化共存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着特点，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患”。6
四、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相对封闭性和独立性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第三大特性是相对封闭性和独立性，这种文化特性也受到了地理环境的深深影响。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相对封闭、独立的特性。
在地理上，中国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和沙漠，西南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青藏高原以及云贵高原。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碍，给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方便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形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半开放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上独立成长，虽偶尔有外部文化传入，但都无法改变中国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独立性。
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在本土上成长的。如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道教等，这些思想和宗教流派在世界上自成一体，影响深远。又如汉字，汉字完全是中国人创造的，不像其它的文字，如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印度文、阿拉伯文等，基本上都是来自腓尼基文字。又如中国的书画艺术，更是中国人的独创。中国的四大发明——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人独立创造的。其它的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也有外来文化通过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比如佛教，但“佛教自它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再按照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再宣传自己的理论，当时的中国人是把它看做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来处理的。”7经过中国化的佛教已经不是印度经院哲学的佛教，而是中国人自己引申发挥的，与印度本土的佛教大不一样。宗教是这样，其他的思想学说也是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状态独立地向前发展。
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加上中国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国人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意与外界打交道。明清两朝基本上是奉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致使中国很少接受外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导致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
五、地理环境对中国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深深地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国地处温带大陆，温带气候适中，就使中国民族形成温和的性格，在天人之际和人伦的关系上采取持中的中庸态度。”8
中国的大陆型气候十分明显，地处北温带，季风气候明显。在中国东部，河网密布，沃野千里，季风定期带来丰沛的雨水，水热配合良好。“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寒来署去，周而复始”。9在温带地区，热能和水分比较充足，农业比较发达。在发达的农业条件下，再加上中国物产丰富，人们生活能自给自足。而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是历来喜爱和平的，不喜欢侵略扩张与动乱，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理想的太平盛世。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人喜欢采取中庸的态度，对人谦让，对上尊敬，不喜欢与人发生分歧和争吵。这说明温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温和的性格和中庸的态度。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如建立辽的契丹族、建立金的女真族、建立元的蒙古族、建立清的满族。面对少数民族的入侵，汉族却采取退让的态度，偏居一隅或服从少数民族的统治。在中国近代，中国多次遭受资本主义的入侵，但中国人却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与侵略者签订有害于中国不平等条约。这都是由于中华民族，特别是汉人的温和的性格决定的。而这种温和的性格又是受到了中国温和气候的影响。

综上所述，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要肯定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充分认识到中国地理环境的具体情况，协调人地关系，从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使中国文化更加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