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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壹文化怎么样

发布时间:2022-06-10 21:04:30

1. 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美吗 白是怎样体现古代文化的精神的

《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这样一篇大家喜读熟诵的作品的主题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古人的评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唐汝询《唐诗解》);另一种则认为它只是在写李、杨的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张邦基《墨庄漫录》)。而今人在这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中又产生了双重主题说,即认为该诗既有对明皇的讽刺批判,又有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歌颂。到底是哪一种正确呢?我们通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是讽喻,讽前皇之“惑”以诫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首先必须对白居易有一定的了解。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问题,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法,比如“弘贞观之理也,则思闻房、杜之谠议,以致升平;嗣开元之政也,则思得姚、宋之嘉谋,而臻副寿。”(《〈策林〉九:〈致和平复雍熙〉》)。这说明了白居易有意成为执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许多诗句中也有类似体现,如“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赠写真者》)……这些诗句都表达了白居易想成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负的愿望。
大致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四十五岁贬官江州司马之际,白居易对封建君王抱着较大希望,有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在这种心态之下,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不能不受到影响。张伦的话说得好:“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来世。”(《林泉随笔》)
研究《长恨歌》的主题,亦不能离开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趋明显,而宪宗又有意重开纳谏之风,对开元、天宝治乱的问题也很关心,比如他曾问与白居易同时期的李绛关于“开元治理,天宝兆乱”的问题(详见《旧唐书》4288页)。可见,当时的政治热点已集中于此。因此,如果说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对此毫不关注,而只是对李、杨爱情发生极其浓厚的兴趣,就未免有些故作惊人之论了。
另外,从《长恨歌》本身来说,也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借诗讽谏、劝勉皇帝“不惑”的意向。
《长恨歌》开篇,便直言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个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跃然纸上。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
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的。
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权势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
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因此,与《长恨歌》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亦说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可谓是对《长恨歌》的最好诠释。
通过以上分析,《长恨歌》应该是以讽劝君王“不惑”为主要目的的。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诗歌后半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在地愿为连理枝"四十四句)李、杨缠绵爱情描写的理解。这也是历代学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为,此部分与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创作至此时被李、杨的爱情故事所感,而转变了诗的主题吗?这正是双重主题说的观点。然而,如果对白居易的创作特点进行一下研究,就可以发现,双重主题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曾谈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的一个区别: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而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也。
……
……《白氏长庆集》壹《伤塘衢》二首之贰云: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案:‘一吟悲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此之谓不染。此篇所咏之时,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
可见,白居易在创作上,主题有单一性和单纯性的特点,因此《长恨歌》也不应是双重主题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诗中关于李、杨爱情的动人描写呢?难道《长恨歌》的主旨就是描写李、杨的爱情吗?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白居易对唐明皇这个人的基本估价问题。
“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资,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宜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无伏,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
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
此段文字,白居易将唐明皇与唐代公认的模范皇帝唐太宗相提并论,可以说对唐明皇的评价高得可谓至矣尽矣了。
但,就在《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中还有下面一段话:
“洎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既荐兴,兵亦既起,兵以揭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政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日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
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
这一大段话,全是批判唐明皇当政时期的天宝政局的;“政教寝微”等语,也符合天宝政局的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肯定前期,而批判后期。对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即指把唐明皇描写成一个“惑”于色而乱国的悲剧性君王,而且“惑”得深,“惑”得有些感人,实际上也有为唐明皇略作开托之意。
二、白居易的写作动机
从白居易的身世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为,一个封建君王,要能够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样,关键在于:“不惑”。因为“不惑”是任用贤人的条件和前提。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后半生为鉴。
白居易正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性的君王来警示今王引以为戒的。因此,诗中有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如写杨贵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避唐明皇抢儿媳的史实不谈,将他们的爱情描写得纯真;或后来,写唐明皇至国破妃亡之时仍不悟,还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标准爱情悲剧,把一个何等痴情的君皇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因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导致了国家的倾亡。
如此看来,当了解了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及他的写作目的之后,便不难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实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更为合理。

2. 浅谈如何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于传统文化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 ;对于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必学加以改造或剔除。

1、 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有两传统
2、 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影响
3、 必须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
4、 最重要的是发挥主心骨作用

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大意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加以发展,就能充分激发整个民族的潜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1.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现代化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但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民族性。2.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能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能够使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具有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能够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地地发展;能够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形成适应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3.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个人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是一块永不磨蚀的“胎记”。

三、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1.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公私之辩证”是中国传统道德发展演化的一条主线。“公义胜私欲”是道德的根本要求,“公”是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强调在“义”和 “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2.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爱人要从爱旁边的人做起,从爱亲人做起,即孝悌是人之本(孝道),并把这样的爱推广到他人,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道),能将心比心(恕道)。立足于自己,承认人的差异,主张“合而不同”,“和为贵”,讲求和睦相处,强调社会和谐,“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谦敬与礼让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凡人炎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同时提醒人们“事思敬”、“不居功”。4.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亦即诚实守信,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尊重科学,坚持真理,坚守信诺。5.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荀子·劝学》中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里讲的“神明”是指人的精神面貌;“圣心”是指一种道德境界。所谓“成德至善”,是说个体的道德品质是一个由一种较低的境界到另一种较高的境界,不断前进而逐渐趋于“至善”的过程。——“存之又存,相乃不舍”,逐渐地但无止境地趋于“至善”。6.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倡导道德主体要在完善自身中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塑造人格的过程中,最重要是就是奋发向上、切磋践履、修身养性。此外还有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以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奋发图强等。

四、正确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第一次中西文化大碰撞以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以及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伦理道德文化,一直是我们在文化和道德建设上进行战略选择的一个重大而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回答,但直到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和新复古主义、儒家救国论仍然不绝于耳,成为当今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必要旗帜鲜明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态度,澄清理论是非,扫除思想障碍。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是一个矛盾体,具有鲜明的两重性。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之;②在按社会主义的要求和建设的需要,做好取舍和创造性的转化之;③要通过分析、鉴别、取舍和改造,剔除那些带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成分,继承那些反映普遍性、共同性和一般性道德要求,对我们今天的道德实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积极内容。在对待传统道德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另一种是全盘西化的思潮。这两种思潮在对待道德问题上都割裂了共性和个性、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无论是复古论还是全盘西化论,都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道德文化的进步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发展和道德进步,除了要注意继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和道德的优良传统之外,还必须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对待其他民族或国家的道德文明成果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3. 在大学里如何开展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教育问题历来受到儒家的最高重视。儒家教育以塑造人格为首要目的,而其起点与底蕴则是“修身”。儒家思想教育经典《四书》中《大学》一篇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涉及道德理想的宣言表达了儒家的一种信仰;而且它很自然地表达了如下一系列道德推论:“修身”被视为“齐家”的基础,“齐家” 同样又成为“治国”的前提,而只有“治国”之后才可做到“平天下”。所以世人不论高低贵贱,都必将通过“修身”这种道德方面的努力,积极投入到“实现自我”这一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去。《大学》中设计的教育方案之所以赋予“修身”枢纽的地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人类的发展壮大端赖此种社会群体的自我评判意识。促使儒家学者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的并非是道德理想主义或教育乐观主义,而是信仰,即相信通过每个人的不断努力可以改善提高人类总体状况,他们将其道德教育的大厦奠基于“修身”之上。

这一观点貌似简单,却是基于如下一种看法,即人是学习的人。并且真正有可能把已定的结构性限制转化为一系列能动的自我实现行为。所谓学习就是使我们的身体塑型为自身的美学外现这一过程。作为人格塑造手段的教育,其真正功能就是学习成为一个人。在“成人” (humanization)过程中,我们使先天固有的人性得到体现。在自身生存之基上挖一口井,我们就可以接通自身生命之水的源泉,从而创造、滋养并维持不断扩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将我们这种有感觉、有思想、充满意志的个体生命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关于人性的这种看似漫无边际的观点,其根本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均具有感情(affectivity )、认知(cognition )、会意(conativeness)之心。确实,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兽木石本是同根共源。我们人类具有大量哺乳动物的本能,并且通过对狗、马、蜂、蚁等生物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大大增进对自身的认识。但是,人类经验中却有不少地方无法用动物行为来解释。比方说,无论对动物行为作出多么富于创意的解释,也都说明不了人类在食物与性这两方面所体现的意义。尽管不必因为人的独特性而把人兽截然两分,但把明显的人类特证降格为动物行为的一种,即便用社会生物学的术语来论证,也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的。

个体的多样性体现于人的独特性之中。正如中国老话所云:“人心之不向如其面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每个人因其种族、性别、生长地区与时代及禀赋的差异,从而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即使彼此基因全然雷同;他们也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人一出生就具备了个体性,而这种个体性绝对不可复制。存在主义者有句名言,说世人皆在孤独中死去(We all die a lonely death ),自有其真理内核在。确实,我们每个人所走的路,就其整体而言,都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的。儒家的训导“学者为己”(原文是“古之学者为已”,见《论语。宪问》)就允分肯定了个体独特性的中心地位。了解自身,培养适合个人的发展取向,这是任何外界要求,如社会的提倡与家长的认可,都无法取代的。为塑造人格而学习,本身具有价值,非为达某一日标而采取的手段,无论这一目标说来是如何伟大、崇高。

尽管学习是为己而非为人,尽管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说到底都要独自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但我们并非相互隔绝的实体,而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个中心。“为己而学”不仅鼓励而且促成我们与家庭、邻里、学校、社团、国家、宗教乃至全球等各类组织的联系。儒家的 “修身”需要“练达人情,洞明世事”这样的自我认识。通过与他人及外部广阔世界发生联系,我们学习在担任父、母、夫、妻、子、女、朋友、同事、师生、雇主、雇员、施惠者与受益者诸具体角色中而非在抽象概念中体现自我。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自我(self)在与他人的能动交往中获得了中心性。“自我”并非是一个静态结构,而是像流动的河水,在与其他“自我”的接触中自身发生变化。这就需要一个“成人”的过程。而人,本着“与人相处”的精神(spiritoftoge -therness),通过习“礼”学习成为一个人。

我们不妨把“礼”视为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教育方案。首先,它在人的生物性存在中输人了文化法则。尽管人类与世界万物构成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但还是学着把自身的本能需求转化为社会性的、有时甚至是审美意义上的自我外现从而充分实现自我。人在一切牛物巾最富知觉与感应。他们通过生活、工作,学着变得文明、守礼、友善。正如语言属于公众—样,礼仪(ritual)问样也不是属于个人的。礼仪化过程(ritualization )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要求个体与日趋繁密的人际网络连续不断地接触交流。制造“人”与制造文化这种创造活动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社会的。不过,个人的尊严不应隶属于社会功用。“学者为己”这句儒家格言就很清楚地表明在“修身” 思想中,自主与独立是如何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这一教育规划要求我们必须在一个人与他人发生联系的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独特人格。无论我们的自由感是否取决于对社会的间离意识,家庭的和睦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团结都是最为重要的。具有清醒的独立、自主意识与承认我们必须生活在多种社会角色中,这两者并不一定互相冲突。如果我们不能时常反省自己的人际关系状况,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很难说得上具有意义。因为,按照苏格拉底一派的思想,未经验证的生活并不值得追求,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真切认识到重视与他人的关系就是对自己的关照,那么我们在实践中就很难做到孔子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这句话了。

内在的个体化与外在的社会化二者之间看似艰险难通(原文是: between Seylla and Chrybdis.该语源自希腊神话,Seylla为一巨大礁石,Chrybdis乃一大漩涡,行船至此,左右维艰),其实恰恰为以修身为本的“礼”教提供了广阔天地并使之占据儒家教育体系的中心。通过习礼,人不再被视为自足的个体或缺乏思想、按照既定程序行事的机器人,而是被看作有感觉、能思考、充满意志、奉行自我转化并且能够越超自身的人。我们可以把儒家礼制定性为“成人”,即一种兼容并蓄的“学习成为一个人”的方式(参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子大叔讲“礼”的一段话:“……故人之能曲真以赴礼者,谓之成人。”)。这一教育方案的全部内涵,单单用主体对自我的关怀或主体与他人的联系来解释都是片面的。无论是个体化还是社会化,这两个概念都不足以传达为实现真正的人所必需的“能动交往”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

“成人”思想以“人性”(仁)为其内容与功能。作内容讲时,人性(仁)意为一种内质。它就像一粒种子,构成人类社会所有成员的核心与本质。人不论高低贵贱,都不会超越“仁”之外而生存。尽管只是在着意关怀自身时,我们才能说自身可以得“仁”。“仁”就是使我们成为人的那种东西。它具有种子般的生发力,而正是这种转换生发的潜力使“仁”成为真实的存在而非假想的前景。如果我们按照儒家中孟子一派的说法,假定“侧隐之心”(或干脆讲,同情心)是人类共有的区别性特证,那么“仁”就其本义讲必须理解为“情” (affectictivity)。其次才是“理”(rationality )或“意” (conativeness)。在儒家传统中,向情心的思想与有关理、意的各种观念并行不悖:事实上,作同情心解的仁,不仅指感觉,更意味着意愿与思考。“仁”作为功能主要体现在与他人的实际交往之中。意识到周围人群的存在并对其作出反应,这就需要我们对周围的人具有同情会意的共鸣(sympathetic resonance )。心之所以为心,是因为它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回应宇宙万物,无论是一根草叶或遥远的星球。感知与意识是心的固有属性。尽管在实际中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或身边发生的日常琐事都未有觉察,但是心接受外界刺激、触动的功能却总是有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即根据这一点认为人心,因其能感能觉,故而可同天地万物形成“一体”。不过,能引起我们意识与反映的往往是周围亲近的人。看到亲爱之人遭受苦楚而感到难受乃是人之常情。按照孟子的说法,我们不忍看到他人遭受苦难,这就证明“恻隐之心”或同情感是人性的基点(“仁之端也”)。世界上几大宗教都认为自我中心思想(egoism)源乎儿童对最初照管者的依恋,而在儒家看来,这种依恋并不一定阻碍个人的自我实现。确实,这种感情如果得以正确认识与大力培养,就能为个人发展提供充足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儒家基木教育的核心:即把家长/子女关系这种最神圣、最复杂、也最令人困惑的人类感情当作一系列思想修养的中枢,并以此了解人类关系的原初形态。如果没有这种天伦之爱,人类的发展壮大必将受到严重的挫折,所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天伦之爱以使之水不混灭,就成为一个挑战件的课题。儒家学者深切感到为维护人类经验中这独特的一维将要付出何等代价,但他们仍然强调,由于父母之爱(或起类似作用的感情)的必要性与可贵是人类状况中的一个区别性特证,那么把天伦之爱当作“人的教育”的基点也是天经地义、符合逻辑的了。

在人类的生物性存在中输入一套伦理道德体系与精密的文化法则,这似乎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作法。不过,因为父母——子女关系乃先天形成故而认为这种关系在教育中意义重大,这种看法来自这样一种伦理上的明智之见:人是从意识到自己并非茕然一身,而且意识到依恋之情对于自身的道德成长来说意义深远之时起开始学习成为一个人的。确实,对自我的关怀,如果理解得当,和同他人发生联系毫不矛盾。个体与。日趋繁密的人际关系网络之间富有成效的交往,正是被视为“成人”的精髓之所在。

威廉。詹姆士(Willian James ,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没有个体的冲动,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没有社会的回应,个体冲动也将消失。”这种个体冲动与社会回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力地说明我们的“意识之流”(Stream of Thought )不仅是一内在的心理事实,更是对周围世界虚拟成真实的反应。爱默生(R.W.Emerson )虽然信奉“神圣的个人自足”(divine sufficency ofthe indivial)并否认邪恶的实质性存在,却也提倡学者作为社会与传统中的积极成员应该具有响应社会的责任感。

不过,詹姆士的实用个人主义宣称宗教信仰之所以是“真实的” 是因为它能满足感情需要,这与儒家对天的敬畏感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詹姆士也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及冒牌的绝对真理,这同儒家偏重具体实际(lived concreteness)或有相似之处,但其实用思想中回响的行为主义声音,在儒家听来也许过于急功近利了些。同样,尽管儒家和爱默生一样对人性的转化潜力深信不疑,但对后者的自立(self —reliance)思想恐怕就难以接受了。

在儒家看来,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注定会与众不同。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出生时间与地点、体质及采用的社会化模式。简言之,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均受到结构性限制的制约,我们越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越会变得明智通达。不过,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教育进度,也可以尽量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自由的。我想,这也就是“学者为己”的涵义吧。当孔子简短地回顾一生时首先谈到“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论语。为政》),他似乎认为其所回顾的一生是以自我教育的形式开始的。结构性限制基本上决定了他在此之前的生活;而当他通过积极修身认识到自我教育进程中的自由时,他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开始了。

如果自由仅仅被理解为对限制的离弃,那么区分结构性限制与教育进程的自由就会产生误导作用。儒家对于人生有一重要体悟,即强调对于自身中的非人力因素毋须逃避,相反这些因素倒是为认识自我与实现自我提供了机会。我们“嵌”在此时此地的世界中,这并非头脑里的虚构、玄虚的口号、定理或什么宣言,而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一种得到亲身体验的实践。诚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均受到一定限制,但这种限定我们命运的构成性限制同样也有促成作用。它为我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使我们认识到并实现自身所拥有的各种可能性的全部潜力。我们并不排斥自身局限,而是把自身价值建构其上;我们并不逃避自身现状,而是通过充分认识自身,回归到自身存在的最深之处。

在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精神自由既非排斥亦非逃避,而是肯定与回归。身体是精神的真正居所。正如“礼”制所显示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基础教育,乃是为了训练先天之体位之成为“自我”的相应表达。实际上,我们并不拥有自身,而是通过学习成为自身的。有人错误地认为,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身体当然属于我们,其谬误源自这样一种狭隘的观念,即我们是能思考的个体而非有感觉、有意愿的个体。其实,当我们学着通过自身表达自我时。我们的身体就成为精神自我转化的工具而非其阻碍。身体并非是灵魂的监牢,人的精神也不是从中逃离出来的囚犯。相反,精神是通过身体来实现自己的力量与潜能的。当孟子宣称“唯圣人可以践形”(原文是“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见《孟子。尽心上》)时,他正是赞美了转化结构性限制为充分的自由表达而成为真正的人这一前景。儒家认为,我们通过修身能把自身的牛物性存在(身体)转化为人类精神(自我)的美学表达;这也就是孔子回顾一生时谈到的最后一个阶段:“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这样看来,身体不仅仅是先天的,它更是一种后天所得。通过修养获得自身涉及到人类经验中的四个向度:自我,社会、自然和天。而这四维又组成三项基本工作原理:(1 )自我与社会之间彼此有益的不断交流;(2 )人类与自然之间持续的和谐关系;(3 )人心与天道之间的相互感应。 自我与社会

自我作为各类关系的中心,在不断衍生的一系列关系同心圆中占有中枢位置。在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中总会伴随着出现各种各样的组织,如家庭、宗族、邻里、学校、军队、社团、民族、世界及宇宙。我们在与不断变化着的各类人际关系打交道时,总是希望自身的中心性能得到加强并保持其内在特性。不过,尽管我们把自尊、独立和自主视为中心,但我们还是努力使之灵活并具有开放性,这样就能不断从别人那里获得益处。正如哈贝马斯曾令人信服地证明,使我们介入彼此有益的持续性社会交际的,无疑是交际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我们显然需要礼数、客套及通过对话、讨论、商谈而获得一部分重复的共识,这样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homoeconomicus)概念或洛克的 “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 )理论都似乎不足以解释为何在健全的人际交往中会有这种有益的模糊性出现。相形之下,苏格拉底与孔子的古代智慧思想似乎更适合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伦理基础。

孔子与苏格拉底同其弟子们的对话中有一尽管细微但却意义重大的差异。虽然二者都孜孜于教化大众、劝勉修身,并且一致相信常人通过自身努力可以转化、超越自身,但对其所需的道德能力,他们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苏格拉底偏爱逻辑分析与理论思辨,这使他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产生疑问。由于他拒绝依赖理性思考以外的任何认识来源,他对现有的典章礼仪,对古已有之的风俗习惯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与作法,即使不是不屑一顾,也是未予足够重视。此外,他对修 “福”(eudaemonia)圣书的权威性是否有用,也抱着很大的怀疑。

孔子同样承认批判地审视各种流行观念,保持心灵的清醒和对知识的好奇有其价值。但他还认为教育人们认同古已有之的价值标准与前代的行为法则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教育并不一定就是对权威的盲从。严格说来,“道”的真正传递者并不是一只专事针砭的“牛虻”。他应当唤醒而不是拷问人的灵魂;这就需要经常在教育中列举常识来说明问题,这样,安于庸识的人们也许就能从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念与风俗习惯中发觉出深邃的意义。

儒家相信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也能实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但这绝非对现状的顺从接受,而是一种信仰,即认为在自我与社会的交往中感应是必不可少并且大有稗益的。对使我们成为“礼”制有机组成的一系列和谐的“感觉之流”(flow of feeling )而言,批判性反思非但与之并行不悖,并且颇有辅助之用。而理性分析本身,在未征得论辩诸君的事先同意之前是不可能产生苏格拉底等人所预期的效果的。要想激活独立的思想,营造一个理性的对话团体,不仅需要交际理性,更需要共鸣与回应。 人类与自然

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和约翰。比斯隆(John Bethrong )在综述新出版的《儒家与生态学论文集》时指出:

……从当前社会生态学所关注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也许为我们反思宇宙哲学与伦理哲学中自身具有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其有机整体论与能动的元气论为我们理解各类生物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并且更新了我们对这种生命内在联系网络之内在价值的认识。万物所秉的‘气’这一心理与生理实体,成为建构人与非人世界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同理,儒家传统中的“修身”、“培德”等伦理思想也为达到天人合一的目标、践行个人在天地人格局中的角色提供了广阔的框架。 与之相应,人与自然保持持续的和谐是儒家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

当然,如果认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孔子、孟子及苟子和帝国王朝时期的朱熹、王阳明及戴震已然自觉认识到这一术语在现代社会生态学上的意义,这种观点不免会引起误解。但是,儒家学者在讨论“存有的连续性”(the continuity of being )问题时总是认为,“与天地万物结为一体”不单是人类的崇高理想,也是一种可以达到的日常经验。这是因为人体是自然界中的有机成分,如我们呼吸饮食的方式就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同自然是关联在一起的。仅仅这一事实就表明了这种联系并非虚构的理想状态,而是一种得到体验的现实。因此,张载(1020—1077)在《西铭》中开头着名的一段话,很自然成为“人之受惠于天乃孝道之基”这一思想的表述而不只是对宇宙一体性的浪漫宣言: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按照这一说法,我们也应该是天地的孝敬子孙及世界、国家、社会与家庭的蒙思儿女。

对于儒家的思维方式而言,笛卡尔的身/心、精神/物质和人/自然的排它性二分实在是太陌生了。它显得考虑欠周,很像一种未费思量就得出的冒牌真理。维科在《新科学》与赫德尔(Herder)在《历史哲学》中所谈的教育与儒家的人文关怀自然更富契合之处,但他们认为文化与自然纵非截然对立,也是泾渭分明的,这个观点在儒家看来也大有问题。甚至康德在其启蒙计划中对于天人和谐相处也只字未提。至于黑格尔的现象学,更不消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这在儒家看来更完全是以人类为中心了。而且,在儒家“成人”教育中至关紧要的“修身”方案,在笛卡尔之后的西方哲学中几乎再也无人提及了。

我们人类尽管与自身存在的真正居所—--自然定然发牛种种联系,但并非像草木禽兽那样同自然浑然成为一体。相反,倒是人心的敏悟使得我们能够把自身与天地万物的连续性与同源性视为宇宙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加以理解。通过修身,我们学着成为自然秩序管理者。我们转化自身为自然的守护者,从而监护着大地的神圣本性。“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句名言就表明人与自然之间不仅有和谐统一的关系,也存在着一种伙伴关系。也许,认为天道存乎人性之中这种观念并不是牵强附会吧。 天道与人心

《中庸》开章明义,把学习或教育定义为“修道”(原文为“修道之为教”),接着又把“道”解释为“率性”(原文为“率性之为道”)。这样,“人性”就是“道”的基础,而“道”又为教育提供了基础。这也许就是孔子为什么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原因吧。在儒家孟子一派中,人性、道与教育结合得非常紧密,而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一种方式就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天性之中了。

的确,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发展的道德取向与自身的天性可说毫无扦格。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既然只需遵循本能,我们自然而然会向好的、善的方面发展,因而教育就没有意义了;这是种幼稚的想法。我们即使不能完全像苟子一样认为后天的社会化对“仁” 教而言必不可少,那么乘承天道、人性而来的教育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把教育建立在本能冲动的基础上。尽管对食色的需要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只有侧隐之心(同情感应的根源)才是人类所特有的。人类对食与性的需求是动物的正常本能;这种需求构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它们本身并不与他人产生联系或生成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小体” (small body),与之相反,侧隐之心使自我与他人产生联系、生成价值观念并为之提供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可以称之为“大体” (great body)。“小体”与“大体”这两个孟子提出的古典概念,一方面指出人是动物界(小)的一员这一广为人知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指出人具有使自身成为万物之灵的特票(大)(《孟子。告之上》:“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这二层含义看似矛盾,实则不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性中可以弘道、能够真正体现人的教育的是“大体”而非“小体”。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大体”与 “小体”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一对概念。不难理解,“修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小体”打交道,使其强烈的本能需求不至掩没“大体”。孟子教导说,养心之术莫过于尽量减少人欲,这清楚地表明,既然我们无法充分满足本能需求,那么就需要采取克制的方法来调和自身的冲动,否则这些冲动就永远不会平静下来。孟子倡导节制;就是说我们必须时时检点自己的感觉心术以确保自己的侧隐之心不致掩没。事实上,侧隐之心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能够调节“小体”的本能需求。与之相反,感觉并不自动促发同情感应;如果不能予以适当的疏导,感觉常常会因为明显的个人原因而暗中破坏与他人发生联系的各种感情。节制不等于禁欲苦行,而是一种调控欲望的适当并且有效的作法。个中真义,就是在考虑“小体”之自然需求的同时,通过着力修养 “大体”把我们天性中的侧隐之心培养成得到充分体现的同情感应。

人不仅有能力弘道,并且在道德上也必须这么做。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认识自我。孟子相信只要充分发挥心中同情感应的潜力,我们就能了解人性。而了解人性后我们就能了解天道。这也许会使人认为孟子所提倡的即使不是一种强烈的世俗人文主义观点,也是在鼓吹一种内在的一元性理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孟子并未提出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自足的思想,他讲的是天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性得自于天。是天,而非人性自身,乃为道和教育的本源。人之所以能弘道,是因为人性天定故人性与天道相通。此外,由于茫茫天道根植于人性之中,“大体”的同情感应所体现的自我认识就等于天道的自我揭示。天道与人心之间的这种关系,既是自我实现的最高理想,也是“成人”过程中最为普通的经验。

Paedeia 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指类似儒家基础教育中“六艺”的几门学科,即语法、修辞、音乐、数学、自然史与哲学。“Humanitus” 这个拉丁词源自Paedcia ,其涵义囊括了中世纪教会神学教育及现代人文教育的基本课程。今天,这些课程为人类理解与调适自身提供了最直接也最切身的训练与培养。而儒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如 “修身”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所显示的,有这样的特点,即认为 “成人”教育必须把此时此地的、活生生的人作为出发点。

对个体生命具体性的这一强调有力地表明道德教育的基础必须是具体的认知而非抽象的思考。通过对身边熟悉事物的深入思考,我们逐渐理解到正心诚意与体贴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多么的富有成果。意识到自我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承认独立自主的个体的尊严与一名负责任的社会成员的完整并不矛盾。事实上,关怀自我与联系他人之间富有生发件的相互作用正促发了“成人”这一能动过程。尽管理性思辨对于认识自我来说必不可少,但表示赞同的艺术扩大并丰富了同情感应这一对于人类的发展壮大来说必不可少的源泉。当我们试着把同情感应从家庭、学校、社团扩大到社会、国家与世界时,我们就能更加充分、深刻地理解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涵义与意义了。只有到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仁”作为一种经验中的事实而非一个抽象概念而出现。Paedeia 或humanitus 就其本义而言,就是教授人性如何外现的艺术。通过本性的外现,我们就在社会、自然与天这三者中获得了自我(身、心、灵、神)的实现。

4. 怎么样写茶文化的总主题啊

茶文化特性历史性:
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非常悠久。
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
时代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茶文化溶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着、对现代化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
民族性: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采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肯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与喜庆婚礼,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
地区性: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 1994 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茶文化节,显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点与魅力。
国际性: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现绅士风格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韩国人认为茶文化是韩国民族文化的根,每年 5 月 24 日为全国茶日。中国茶文化是各国茶文化的摇篮。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
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发扬传统美德、展示文化艺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促进民族团结、表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经济贸易等。
传统美德是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风尚的体现。茶文化具有的传统主要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坚韧不拔、谦虚礼貌、勤奋节俭和相敬互让等。吴觉农先生和湖南刘先和,为茶叶事业鞠躬尽瘁,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当代茶人杰出代表。陆羽《茶经》,是古代茶人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潜心求索、百折不挠精神的结晶。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清茶一杯也醉人”就是中华民族珍惜劳动成果、勤奋节险的真实反映。
以茶字当头排列茶文化的社会功能有“以茶思源、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廉政、以茶育人、以茶代酒、以茶健身、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入画、以茶起舞、以茶歌呤、以茶兴文、以茶作礼、以茶兴农、以茶促贸和以茶致富。
茶是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饮茶可以思源。世界着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将中国茶叶作为中国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和印刷术)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唐代陆羽《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书。中国茶文化对世界影响功能显着。
以茶会友是茶文化最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一。今天所处的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优胜劣汰,讲利益、讲效益。但人情较为冷漠,人际关系趋于淡漠。通过茶楼、茶艺馆品茗或茶艺,朋友聚在一起,互通信息,交流感情,增进了解,沟通友谊。朋友相聚在旧式茶馆里,随意说笑,回忆人生,重新享受到生命的乐趣。
古代就有“寒夜客来茶当酒”之说,以茶代酒体现传统美德,符合今天中央倡导的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要求。
以茶育人是新时期茶文化孕育出来的新的社会功能。上海少儿茶艺通过自己动手,学习茶科学,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敬茶中,展现出对老人、长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敬,对同学的敬意。
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现代社会依靠高科技和信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物质财富将越来越多,生活也将更加富裕。东亚一些国家在推行工业化过程中,在吸收西方的优秀科技和工艺技术的同时,西方颓废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也侵蚀到社会,随之产生道德危机、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倾向。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化不是唯一目标,现代化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需要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茶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时代性的文化因素及合理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和正在发挥其自身的积极作用。

5. 金弘壹的流亡中国

金弘壹(김홍일 ,1898-1980),籍贯金海,乳名弘日,号逸曙,别名崔世平,中文名字王雄、王逸曙、王复高,1898年9月生于平安北道龙川郡杨下面五松里,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17岁的金弘壹远赴中国,在奉天一所二等学校读书。因不忍受民族差别和歧视,只读一个学期中途回国,入定州五山学校继续学业。1918年春天,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介绍到黄海道信川郡儆新学校任教。他受五山校友会事件的牵连被捕,被严刑拷打之后获释,9月亡命到上海。

6. 大学生如何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大学生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写回答
大学生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条理清晰,最好分多方面讲
声明一下,是传统优秀文化,并且要和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越深刻越详细越多方面越好!谢谢!110的悬赏分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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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陌末
LV.42008-10-28
弘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加强大学生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又称“美育”,它与德育、智育、体育一起构成我国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相比较而言,审美教育是一种超越性、综合性教育。它强调的是“陶冶”,是主体的主动参与和全身心的投入,让人体验美好,体验成功,体验快乐,体验崇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创造力及自我完善的能力。
加强
大学生审美教育的手段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作为一个传承5000多年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教育素材和许多成功的审美教育范例。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养浩然正气”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目标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由内心“集义所生”(集义,犹言积善,指事情皆合于义。见《孟子·公孙丑上》朱熹注),不待外求。后人把“浩然之气”理解为一种最高的正气和节操,爱国主义正是这种正气和节操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历来是被看作一种“大节”。“见义勇为”、“杀身成仁”、“当仁不让”、“舍身取义”等等,崇尚气节,讲求情操,培育了中国人的正义感和是非心,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并逐步凝结巩固起了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民族气节。爱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才有的,但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却早就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之一。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把“廓然大公”等作为价值理想,就是要求社会成员奉公尽忠。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荀子所谓“成天下之大事”等,都表现了胸怀天下的道德信念。这种信念经过一代代人的充实提高,到了宋代的范仲淹、明末的顾炎武分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对之做了精辟总结,表达了中华儿女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豪情壮志和浩然正气。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才能成就未来。把我们的大学生们培养成如此有大爱的人,正是我们教育的目标。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修身立德”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
中国人重视人格修养,形成了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美德修养学说。这种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说:从天子到普通民众,一心所要行的,都是把修身看作根本。修身的目的在于自我完善,成为道德上的圣人,为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特色的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中国传统道德历来有“慎独”的告诫。慎独,出自《礼记》:“君子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在个人独处而无他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这种修己内省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7. 大学生如何弘扬民族文化谢谢!

弘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加强大学生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又称“美育”,它与德育、智育、体育一起构成我国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相比较而言,审美教育是一种超越性、综合性教育。它强调的是“陶冶”,是主体的主动参与和全身心的投入,让人体验美好,体验成功,体验快乐,体验崇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创造力及自我完善的能力。
加强
大学生审美教育的手段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作为一个传承5000多年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教育素材和许多成功的审美教育范例。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养浩然正气”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目标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由内心“集义所生”(集义,犹言积善,指事情皆合于义。见《孟子·公孙丑上》朱熹注),不待外求。后人把“浩然之气”理解为一种最高的正气和节操,爱国主义正是这种正气和节操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历来是被看作一种“大节”。“见义勇为”、“杀身成仁”、“当仁不让”、“舍身取义”等等,崇尚气节,讲求情操,培育了中国人的正义感和是非心,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并逐步凝结巩固起了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民族气节。爱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才有的,但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却早就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之一。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把“廓然大公”等作为价值理想,就是要求社会成员奉公尽忠。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荀子所谓“成天下之大事”等,都表现了胸怀天下的道德信念。这种信念经过一代代人的充实提高,到了宋代的范仲淹、明末的顾炎武分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对之做了精辟总结,表达了中华儿女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豪情壮志和浩然正气。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才能成就未来。把我们的大学生们培养成如此有大爱的人,正是我们教育的目标。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修身立德”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

中国人重视人格修养,形成了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美德修养学说。这种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说:从天子到普通民众,一心所要行的,都是把修身看作根本。修身的目的在于自我完善,成为道德上的圣人,为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特色的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中国传统道德历来有“慎独”的告诫。慎独,出自《礼记》:“君子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在个人独处而无他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这种修己内省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审美教育能够发挥其它教育形式所不及的培养和发展受教育者感性能力的重要作用,培养健全高尚的人格,塑造完美理想的人性。那就首先要重视受教育者的人格修养。只有具备有良好情操、美好道德的人才能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才能不断地自我完善,提升和超越自己。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天人和谐”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在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不可分割,这种内在联系的经典概括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共生的现象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天人合德”的道德观崇尚“仁者爱人”,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的特点。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其理论基础就是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大系统,人与自然共处在这个宇宙大系统之中。但是,由于无保留地开发自然,无节制地消费,享受自然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高度紧张起来。今日世界已经面临竭泽而渔的困境,人类盲目地征服自然已经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不断涌来,人类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把“天人和谐”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显得尤为重要。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自强不息”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强不息”一语出自《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天道运行,一往直前,健动不止,生生不已;君子应效法天地之美德,做到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贯彻古今的光荣传统。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意志力。如《礼记·大学》称赞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孕育了自信、自尊、自立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是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各种风险、经受各种考验的制胜法宝。自强不息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实践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性,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奋发图强。这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自古以来就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倡导。自强不息表现为自尊自信的品德,不卑不亢,有着独立的人格;表现为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悲观、不丧气,勇于开拓,积极进取;表现为志存高远,为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执着追求等等。几千年来,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了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走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高等学校的审美教育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培养青年学生树立自强不息的审美精神。

21世纪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力量的大学生们,只有具备自我超越、不断进取、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高尚情操和审美精神,才能够战胜一切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艰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实现自身价值。

青铜器与弘扬民族文化
中国人的骄傲
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青铜器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被制造出来,之后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六个世纪的青铜时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

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制品是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的青铜刀,装饰较少,反映出远古先民纯朴的审美意识。

夏代(21世纪B.C~16世纪B.C)的青铜器中已经有了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与礼制的政治制度相呼应。

商代(16世纪B.C~11世纪B.C)青铜器发展到鼎盛,大型器物迭见,花纹繁缛精致,并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西周时期(11世纪B.C~776B.C)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更加紧密,冶铸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长篇铭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战国(776B.C~221B.C)时青铜器一改过去的设计,风格纤巧、清新,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极富地方性和生活色彩。

秦代以后(221B.C~1840A.D),礼器比重大减,钱币、度量衡和铜镜经过更新、创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青铜器的主流,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一直保持着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

青铜器,集造型、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之成,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是中国文物艺术中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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