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赤峰有多少年的历史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总面积9万平方公里,辖3区7旗2县,总人口460万,是内蒙古第一人口大市。赤峰已有一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境内被国家考古界命名的原始人类文化类型有距今8150--7350年新石器早期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150-6420年的新石器中期的赵宝沟文化;距今6660-4870年的新石器中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53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富河文化;距今5000-4870年新石器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距今4500-4200年新石器晚期、北方青铜器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从考古发掘出来的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等生产生活器物证明,早在8千余年前境内的原始先民已经过着原始农耕、渔猎和畜牧的定居生活。20世纪70年代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距今5000余年前的大型玉龙,更在全国引起轰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证明赤峰地区的古文化和中原地区一样,是远古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流之一。[
② 结合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试述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三星堆: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因其发源于岷山南麓之茶坪山,相传即古蜀鱼凫王田猎之湔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下撒下了三把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称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为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曾有一颗高大的马桑树,虬枝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伴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7.80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经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堪称世界文化遗产。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以前发掘中,三星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存在一定缺环,这次复原找到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向青铜时代文化过渡的相关材料,将三星堆遗址上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800年左右),下迄春秋早中期(距今2600年左右)的文化遗存完全串连起来,证明了三星堆遗址历经新时期时代、夏、商、西周、春秋,上下延续2200多年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河姆渡文化在农业上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其遗址第4层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这对于研究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而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贯穿中华大地六千公里的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尽管总长超过了黄河,但长江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以前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归根到底还是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文明才是历史的主流,但是近年来,在长江下游一代却不段出现令人振奋的发现。首先,是和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屯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遗存。 遗址 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编辑本段]发现和命名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着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
[编辑本段]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编辑本段]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编辑本段]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纹,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编辑本段]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编辑本段]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另外,距今5600—5300年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大量的玉器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人们把玉器饰品功能转向具有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出玉礼器的作用和地位,一些玉器的形制如钺、壁和墓葬中大量陪葬玉器的方式同良渚文化也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着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良渚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着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编辑本段]良渚文化玉器
距今越4200~5300年。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在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这一遗存,所以称作“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良渚文化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包括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和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安徽阜宁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
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玉文化的两大中心。
良渚文化的玉器不仅品类众多,而且琢磨精致,纹饰华丽。专家们赞誉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准达到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而纹饰则是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顶峰”。
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玉器特征
一、良渚文化玉器直线深而直,线沿光整平滑。
二、良渚文化玉器折角线深而宽,线底略呈弧形。
三、良渚文化玉器环线有手工磨接和管钻旋磨两种加工方法,前者线痕浅细,线沿多“毛碴”。
四、良渚文化玉器射线细密紧凑,接续痕明显。
五、良渚文化玉器多浅浮雕,利用减地平凸的手法,凸出主要纹饰,强化主题表达。
六、良渚文化玉器常有“拉锯痕”。良渚玉器镂雕时,先在玉片上掏出小孔,再用“锯”锯去多余部分,俗称“锼”,又称“拉丝”,所用弦状拉条犹如无齿锯条,会在镂孔表面留下拽拉痕迹。
七、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华丽,新创纹样琳琅满目,有:神人兽面纹、束丝纹、绞丝纹、蚩尤纹、立人纹、兽眼鸟纹、云雷纹、蒲草纹。
八、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注重眼形的琢磨,“良渚眼睛”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的“线刻眼”,在细节的刻画上更为丰富多彩。“良渚眼睛”除了单圈、重圈之外,还出现了卷云形、菱形、耳朵形、短直线形眼眶。
九、良渚文化玉器表面打磨光滑,有些玉件有“包浆”,俗称“玻璃光”。
③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 古代主要节日
(1)元日:正月初一,一年开始。
(2)人日:正月初七,主小孩。
(3)上元:正月十五,张灯为戏,又叫“灯节”
(4)社日:春分前后,祭祀祈祷农事。
(5)寒食:清明前两日,禁火三日(伍子胥)
(6)清明:四月初,扫墓、祭祀。
(7)端午:五月初五,吃粽子,划龙(屈原)
(8)七夕:七月初七,妇女乞巧(牛郎织女)
(9)中元:七月十五,祭祀鬼神,又叫“鬼节”
(10)中秋:八月十五,赏月,思乡
(11)重阳:九月初九,登高,插茱萸免灾
(12)冬至:又叫“至日”,节气的起点。
(13)腊日:腊月初八,喝“腊八粥”
(14)除夕: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除旧迎新
④ 古人类文化遗址有哪些类型
1、元谋人遗址
元谋人遗址位于云南省元谋县大那乌村北约500米的山腰,距县城7公里。元谋人化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之一,后正式被定名为"直立人元谋新亚种",简称"元谋人"。遗址中还出土有云南马、剑齿虎、剑齿象等早更新世动物化石,打制石器及炭屑。
2、穿洞古人类遗址
穿洞古人类遗址位于贵州省安顺以北26公里的普定县城郊,是距今16000年前古人类生活遗迹,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该遗址发掘出人类完整头骨两件,哺乳动物碎骨18000件,单个牙齿500多枚,动物化石13个属或种。出土石制器物20000余件,骨器1000余件,以骨锥最多,另有骨铲、骨针、骨棒等。此外,发现用火遗迹多处。
3、蓝田人遗址
蓝田人遗址化石及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物出土地点。在陕西省蓝田县东15公里处的公王岭和县西北10公里处的陈家窝村两地。
1963年9月,在陈家窝村厚30米左右的红色土层底部,发现了一个老年女性下颌骨化石。1964年5月又在公王岭红土底部的钙质结核土中,发现了一个不完整的中年女性头骨化石,两地相距约30公里。
4、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的东北 ,距宁波市区约20千米,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约7000—5000年前)遗址 。
河姆渡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河姆渡遗址出土陶片达几十万片,还有陶器、骨器、石器以及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等大量珍贵文物。
5、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1927年开始发掘,洞内曾发现3个完整的头盖骨和一些残骨,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的发现地。山顶洞人代表一万多年前新人的类型,是研究人类进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⑤ 妇好的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1976年由殷商考古专家郑振香女士和陈志达先生主持发掘的妇好,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成果的前列。
妇好墓位于丙组基址西南,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该墓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
甲骨文中有关妇好的记载有200多条。她曾率领13000多人的军队去攻打前来侵略的鬼方,并大胜而归,因功勋卓着而深得武丁、群臣及国民的爱戴。妇好终因积劳成疾而先逝,国王武丁予以厚葬,并修筑享堂时时纪念。
1976年发现的妇好墓是一座墓主人身份清楚、没有失盗的王室墓葬。该墓共出土随葬物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440多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此外还有石器、象牙制品、陶器以及6000多枚贝壳。妇好墓出土的器物异常精美,如工艺精湛的小玉人、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等。在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中,有多件上面铸有“妇好”的铭文。特别是一件带有“妇好”铭文的武器“钺”,学界普遍认为是妇好可以领兵打仗的权力标志。安阳殷墟博物苑建有复原的妇好墓,供游人参观。
妇好享堂(母辛宗),即是妇好死后,国王武丁为祭祀妇好,在其墓圹上所修建的宗庙建筑。妇好──庙号“辛”。其墓上的享堂,卜辞称“母辛宗”。这座建筑就是对母辛宗遗迹的科学复原。
尊立于妇好享堂前的汉白玉妇好雕像,这是根据有关资料雕塑的。你看它目光炯炯,不怒而威,披坚执锐,威风凛凛,显示了华夏最早的巾帼女将的英姿和风采。她手持的这件龙纹大铜钺,是其生前曾使用过的武器,重8.5公斤。另一件虎纹铜钺重9公斤。妇好使用如此重的兵器,可见武艺超群,力大过人。古代的斧钺主要用于治军,钺曾是军事统率权即王权的象征。
殷墟是商王朝后期的王都,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殷至帝辛覆亡,历经8代12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夏商周年表》确认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共有200多年,商王朝居殷最久是无可争辩的。
自1928年董作宾先生首次发掘殷墟至今(2013年)恰是75周年。殷墟早已蜚声中外,现仅就妇好墓的发现与发掘过程中的主要情况和收获作一回顾。 妇好墓位于当时小屯村的西北地,这里原是一片高出周围农田的岗地,1975年冬,掀起“农业学大寨”平整工地的浪潮,这片岗地成为被平整的目标。要保护这片遗址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由于过去没有在这一带作过发掘工作,对遗址内涵知之甚少,当时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共同商量,决定对重要遗址进行钻探。小屯遗址的钻探工作由笔者负责,岗地上的棉杆尚未拔掉,只能在边缘钻探。11月20日开始,经钻探得知耕土层下即出现殷文化层,而且靠东部东西长约70米的夯土比较厚,向西较薄,岗地南边是取土形成的断崖,断崖南面是空地。我考虑如果将南边的断崖清理出来,所观察到的现象更为可靠。于是11月23日开始清理断崖的工作,陈志达也参加了清理工作,清理了三天,铲刮出长约140米的断面。东边显露出密集的夯土房基,向西地势较低,但仍有夯土。夯土房基的发现,为保护这片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经与村里的负责干部联系,请他们看过现场后,都表示同意保护,并说,今后也不在这里取土。保护遗址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并决定第二年进行发掘。
经办理申报,批复手续后,于1976年春季开展了对小屯村西北地的发掘。重点是发掘建筑基址,参加工作的人员有郑振香、陈志达,南京大学历史系张之恒教授也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为弄清房基下边夯土的范围和性质发掘了1号房基,清除房基土之后,下面出现的是一长方形坑,内填夯土,其南边被取土挖掉,但经钻探得知向下仍有夯土,找到其南边缘,整体呈长方形,很像一座墓,但钻探时一杆探不到底,于是系绳下探,由于夯土硬且干,探铲带不上土,探到5米多仍未到底,有人说,小屯墓坑少,尽是“死夯土”(指房基土),影响民工的情绪。于是采取先将局部向下挖,距地表深3米时停下来。我与有经验的技工商量,我们还得钻探,一杆探不到底可以加接杆,用螺丝柠紧,如果超过6米深就接近地下水了,夯土成湿泥也不好探,需加柠杆(拧杆是横插在接杆顶端的),有位老工人说,用拧杆要两人推动。我说,这好办,星期日停工,留下参加钻探的人员大干一天,目的是探到底,弄个水落石出,即是不是墓也放心了,在场的人表示赞同。
5月16日是星期日,天气晴朗,我对大家说,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探到底,多打几个孔,只要探到底无论出现什么现象,都算完成了任务,工人们干劲很大,开始在边缘探,几个孔在不同深度都碰到似石头的硬东西,打不下去。最后决心在中心部位钻孔,我想如果是墓葬应该有现象。有位年轻人说,这可是关键的一铲,使得在场的人情绪有些紧张。从距地表3米至6米深进度比较快。从水井得知此处水位是6.5米。故向下夯土变成泥,探铲探上的泥,上提时往往滑下去,这时加用拧杆用转动的力量向下钻孔,一铲铲下探,速度很慢,每铲上来都仔细看土质有无变化,工人们都很辛苦,从6米探到深7米用了半个多小时,正在推动拧杆下探时,突然探杆下陷了约70厘米,把杆下探的工人何保国紧握探杆,使尽全身的力气向下坠,探杆又下沉约50厘米,出现硬底。这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出声,小心翼翼地慢慢向上拔铲,探铲提上来了,满铲都是鲜红的漆皮,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墓葬,眼光敏锐的何振荣师傅发现铲内有件东西,他一把抓过来跑到水渠边上洗净,原来是一件玉坠,一座墓葬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集中力量发掘此墓葬,基口长5.6米、宽4米、深约8米。当时对面积仅有20多平方米的一座竖穴墓,并未抱过高的希望,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挖掘墓的填土中就不断出现遗物。遗物是分层埋入的,可分为6层,最先发现的是1件残陶爵,距地表深约3米,在墓穴东北部出现了一件大理岩的石臼,出土时底朝上,翻过来一看,臼孔内满染朱砂,色泽鲜艳。这件臼的发现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后相继出土数层文化遗物。各层所出遗物不一一细说。仅将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层简述如下,此层距墓口深5.6米,在墓室中部有叠压在一起的3件象牙杯和大量骨笄,大概原是放在木匣中的。在其南面布满不同质料的随葬品,有石豆、成对的石鸟,精美的骨刻刀和一面铜镜,另有散放的骨笄多件。取出上层遗物之后,露出压在下面的遗物,有两面铜镜,一件大石蝉,另有小石壶、石垒、石罐等供玩赏的“弄器”,还有玉管,玛瑙珠等。出土时色泽鲜艳。清理完第6层已接近水面,但仍不断发现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刻有“后辛”二字的石牛、靠墓壁发现殉人骨架和狗骨架。由于不断有新的发现,工地气氛十分活跃,尤其是小青年问这问那,有的问会不会出个“虎头彝”(指觥)。老师傅说,说不定会出个虎头彝让你们开开眼,旁边的人笑起来。清理完这层遗物已临近水面,不再向下挖,水面以上的发掘告一段落。
6月4-5日进行水下发掘的准备工作,原定6日开始发掘,但供电局未送电、工人们很心急,有位老师傅建议,用辘轳绞水可以下挖,对下边的情况多了解一些,已安排好下水的工人很赞成。于是商定只挖北端和墓室中间一小部分,向下挖了不久,中部出了两件玉簋和1件石人。北边大型铜器逐渐显露,最先露出水面的是大方鼎。鼎耳出来了,长方形口也很明显,围观的人喊,“铜炉”!大甗也露出水面。大型铜器的出现令人惊喜,但考虑到安全,停止下挖,并找供电局联系,要求解决供电问题,以便抽水,供电局同志看了现场,答应第二天全天供电。
7日早上先抽去坑内积水,9点以后气温上升,工人分组轮流下水操作。先从椁室中部向下发掘,很快进入棺室,棺内布满玉器,开始取出1件向上传递1件,玉戈、玉人等不断送上来,但墓内遗物太多,传递太慢,于是将玉器放入水桶内,残铜器装入筐内,送上地面,一筐筐铜器取上来之后,用平车送到工作站,桶内的玉器由两人抬回去,陈志达与工作站的人员将玉器1件件用纸包好,放入纸盒内。工地上墓坑上下的人员都在紧张操作。大约午后1点多种,棺内的玉器,以及椁内的小型铜器已基本取出。恰在这时出水量少了。于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清理墓室周围陈放的大型铜器,大型铜器不能装筐,只能用绳索捆紧,再由强壮的工人顺着坑壁慢慢拉上来,由我记录下器物的出土位置排列顺序。参加发掘的人处于紧张的劳动中,围观的人熙熙攘攘,其中也有懂得古物的,每取上一件,就有人喊,又是一件,三联甗架被拖上来了,有人说,六条腿,这是啥?旁边的人说,没见过。偶方彝的器体取上来了,有个孩子喊,长方的像猪槽。负责安全的人在极力维护秩序,要大家不要挤,以后让大家看,但围观的人兴趣不减,议论纷纷。下午3点多,遗物取净了,最后将被朱砂和漆皮染红的水抽去,露出腰坑和生土底。在水下操作的人非常自豪,有的说,这个墓挖得干净利落,侯德隆师傅说,亮底了,放心吧,不会丢下东西。
发掘结束了,戴忠贤、屈如忠二人将发掘过程中未喝完的酒拿出来说,大家喝酒吧。工人们边喝边议论,有的说,出了这么多小人,好几个虎头彝,真想不到。也有的说,从来没见过这么个坑。不久我们就在安阳工作站办了小型展览,各村的群众和安阳市的有关单位看了展览后表示满意,也为他们的家乡自豪。 妇好墓虽然墓室不大,但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不同质料的随葬品1928件,有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蚌器等,最能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是青铜器和玉器。青铜器共468件,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礼器类别较全,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等。多成对或成组,妇好铭文的鸮尊、盉、小方鼎各一对,成组的如圆鼎12件,每组6件,铜斗8件,每组4件。后母辛铭文的有大方鼎、四足觥各一对。其他铭文的,有成对的方壶、方尊、圆斝等,且多配有10觚、10爵。有铭文的铜礼器190件,其中铸“妇好”铭文的共109件,占有铭文铜器的半数以上,且多大型重器和造型新颖别致的器物。如鸮尊、圈足觥造型美观,花纹繁缛。三联甗、偶方彝,可说是首次问世。三联甗是灶形器与甑配套使用,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相同或不同的食品,又可移动位置,使用方便,是炊具的创新。汽柱甑形器实为汽锅,在昆明用汽锅蒸鸡,是一道美食,同样的炊器在3000多年前已出现,足以说明殷人对食品也是刻意求精的。
墓内的铜器群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而且是商王朝礼制的体现。“妇好”铭文的铜器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礼器群。“后母辛”铭文的铜礼器当是子辈为妇好所作的祭器,其他不同铭文的铜礼器大多是酒器,大型酒器配10觚、10爵。大概是贵族或方国奉献给这位赫赫有名的王后的祭器,这些也是研究殷代礼制的重要资料。
武器有戈、钺、镞等,两件铸“妇好”铭文的大铜钺最令人瞩目,一件纹饰作两虎捕捉人头,虎似小虎,形象生动。相似的图案曾见于“后母戊”大鼎的两耳上。似有震慑作用。
墓内出土玉器多件,绝大部分完整或稍残缺。以深浅不同的绿色为主,也有棕色的,白玉很少。当安阳市玉雕厂的工作人员看了玉器之后,就有人提出墓内所出以新疆青玉为多,对这一见解我们很关注,后经多位有经验的人士验证,确定妇好墓内所出以新疆玉为主。后经科学鉴定,多为透闪石,也有阳起石。透闪石与新疆玉相合,所鉴定标本硬度为摩氏6度。新疆玉在殷墟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玉器类别比较多,有琮、璧、璜等礼器,作仪仗的戈、钺、矛等,另有工具和装饰品。玉礼器对研究礼制极为重要,礼玉以琮、璧为主。《周礼·大宗伯》:“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这虽是反映周朝的观念,但用玉石器进行祭礼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而以良渚文化资料最为系统。尽管时代不同,考古文化不同,但用琮、壁进行祭祀当是一脉相承的。
装饰品为数最多,有420多件、大部分为佩带玉饰,少部分为镶嵌玉饰,另有少数为观赏品。玉石人是研究当时人的发式、头饰、着装等的实物资料。各种动物形玉饰有神话传说的龙、凤,有兽头鸟身的怪鸟兽,而大量的是仿生的各种动物形象,以野兽、家畜和禽鸟类为多,如虎、熊、象、猴、鹿、马、牛、羊、兔、鹅、鹦鹉等,也有鱼、蛙和昆虫类。玉雕艺人善于抓住不同动物的生态特点和习性,雕琢的动物形象富有生活气息,如一件回首状的小鹿,表现出警觉的神情,而头部歪向一侧的螳螂则显得悠闲自在,生动传神。玉器之外还有绿松石、孔雀石、绿晶雕琢的艺术品和玛瑙珠等。3件象牙杯,有两件成对,造型美观,雕琢精致,堪称国之瑰宝。在此还应说一说墓内所出的6800多枚海贝,经鉴定为货贝,1件阿拉伯绶贝(也称阿文绶贝)、2件脉红螺。海贝产生于我国台湾、南海(广东沿海、海南岛、福建厦门东山以南),反映商王朝与我国东海、南海海域有直接间接的联系,是极重要的证据。 “妇好”之名见于武丁时期甲骨文,生前曾主持祭祀,从事征战,地位显赫。妇好墓属殷墟早期,与武丁时代相合。墓主妇好当为武丁配偶。其重要性在于该墓保存得好,年代与墓主身份清楚,是商王朝晚期的一座王后墓。上个世纪30年代在侯家庄一带的王陵区内发掘的大墓均遭古今盗掘,因此对商代王室墓的全貌知之甚少。妇好墓的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墓内所出的铜礼群和武器,以及大量玉石器等,大体上反映了武丁前后商王朝礼器群的类别和组合,是研究商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大型青铜礼器、武器和大量的玉器、象牙器也显示了商王朝的兴旺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商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从玉器可以看出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新石器时代某些文化的先进因素,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猪龙”,良渚文化的琮、璧等,并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了商文化的内涵,为祖国的文化增添了光彩。妇好墓的各种文化遗物,以及贝类、海螺等,尚有待于我们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研究。
⑥ 中华文化的早期文化
智人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文化,此时期考古发现有织缝衣物和葬礼,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懂得耕作。在湖南已有文献记载有第一个的人工耕作,群居文化开始出现,形成氏族公社。在中原地区考古发现西元7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
后来陶器和玉石和文代开始兴起,其中以仰韶文化以彩陶(在红底上描绘出彩色的陶器)与龙山文化的黑陶为主要特色。仰韶文化年代约为西元前5000年~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范畴。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从挖掘的墓地遗迹证据显示,仰韶时期为母系社会。后来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龙山文化,出土了大量黑色陶器,而且拥有更先进的建筑技术,除了石锄和石锹与兽骨与木制的锹之外,还使用石制的菜刀与镰刀与贝类制的刀子,陪葬品多在男性的墓中,似乎变成已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了。 从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夏王朝晚期的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已有出现中国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其中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镶嵌录松石的兽面铜牌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玉器有圭、璋、琮、钺、戈、刀等用品,与制作精美的陶器。而二里冈文化的遗址经研究确认为商的初期王朝所在,商初期到中期政权历经多次变动,盘庚迁都到殷墟之前,应该已经迁都多次,二里头遗址可能也是被废弃的首都之一。
除了黄河下游出现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以外,还有处于西元前2500年~前15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这些遗迹说明了在新石器时代的前半期,无论在中国的北方与南方都已经发展出农耕文化。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古代四川一带(古蜀)有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的文明,证明巴蜀地区等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同等为中华古文明发祥地。而且各地的文化互有交流,并且一起继承之前的文化遗产,也可证明中华文化早期也是多元发展的,而中原文化是主体。。
后来经过尧、舜、禹和夏、商、周等时期的发展而日臻成熟,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早期的主体—华夏文化。
⑦ 古代皇帝赏赐“黄金万两”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
电视剧里常常出现皇帝赏赐有功之臣“黄金万两”这一幕,很多人就不禁会想这么多的黄金。如果按照现在金价360元/克来计算,都上亿了,古代皇帝真的有这么大方吗?
后来黄金的开采技术有所提高,虽然数量还是很少,但是比先前多了不少,而且根据我上面的计算,黄金万两实际上并没有万两。因为古代的换算标准是在不断变化的,虽然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统一了度量衡,但那只是在国内而已,不同朝代黄金的兑换比例都不相同。
汉朝的时候,一两折合成现代度量衡约为25克,而万两则是25万克,没有一万两,跟我们想象中差别很大。而且皇帝不会直接赏赐大臣黄金,通常用粮食和珠宝替代。所以古代皇帝赏赐的黄金万两,大多是铜钱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