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中国外族文化

③ 我国处理民族政策有哪些，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急需，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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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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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为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主要有：

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在中国，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二、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样，同为我国三大墓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

民族区域自治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极大地满足了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根据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一个民族可以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区内单独建立一个自治地方，也可以根据它分布的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建立不同行政单位的多个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 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国家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发挥各方面的优势。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如下两个显着的特色：一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各项政策和计划、进行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予以帮 助和支持。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要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利民族团结，又要有利于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建设。

截至目前，中国有民族自治地方155个，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

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十三条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义务。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发展多种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活力。

近年来，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国家还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有40多个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l％；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中，有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84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云南、贵州、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也在西部；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的待遇。因此，西部大开发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就是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二是开展“兴边富民行动”。这一行动是国家民委落实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举措。实施的范围包括分布在我国2.1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上的135个县（旗、市）。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大力培育县城经济增长机制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三是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截至2002年底，全国“兴边富民行动”实际投入资金已达150亿元，兴建兴边富民项目数万个，2100多万人受益。

三是重点扶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指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全国有22个，总人口不足60万人。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这22个民族发育程度比较低。今后10年内，国家计划每年投入5亿元帮助发展，共50个亿。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状况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根据民族工作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各级各类院校培训学习，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二是注重实践锻炼，各地、各部门有计划地开展干部交流、岗位轮换，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三是在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优先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领导班子中占有适当比例。

五、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等事业

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方面，国家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如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积极开展内地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等。

在发展少数民族科技事业方面，国家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如：重点培养、培训少数民族科技人员，在普通高等院校有计划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或举办民族班；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引进人才和先进技术设备，改造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扶植提高传统科技，提高经济效益等。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国家有关政策强调，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队伍的建设，切实做好防病治病和妇幼卫生工作，大力扶持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等。

在繁荣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方面，国家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事业，组建民族文化艺术团体，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繁荣民族文艺创作。

六、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中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二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 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第四十七条规定：“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浯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七、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第二，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年节习惯。第三，尊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第四，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第五，在大众传播媒介中，防止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发生。第六，尊重少数民族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八、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群众性的信仰某种宗教，如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有一些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如我国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即每个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一种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目前，中国有清真寺3万座。在西藏，有藏传佛教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

中华人民共利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的正确道路。中国政府相信，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必将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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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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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自身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客观规律。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民族的发展是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
第二，民族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现象，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内部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所以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往往同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剥削阶级总是将这样那样的民族问题打上阶级的烙印。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把民族问题的实质归结为阶级问题，那就只能严重脱离以至伤害少数民族群众，不但不可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反而会给敌对势力帮忙。
第三，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是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在社会总问题解决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在整个革命建设中重视民族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它就对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忽视或者错误地处理民族问题，她可能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破坏力，使整个革命事业受到挫折乃至失败。
第四，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各民族无论大小，都一律平等。每个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各民族应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同一切被压迫民族实行不分国界和民族的亲密联合，共同进行斗争，推翻实行民族剥削和压迫的反动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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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怎样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族文化

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崛起。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崛起，主要体现在文化规模的扩大、文化质量的提高、文化产品的多层次宽领域的输出，并为其他民族所接纳、所向往。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大业往往是在与不同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崛起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为原本单一的民族文化带来了新生的种子，产生多元化的文化，导致原有文化规模的不断扩大，甚至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一个民族的强盛必然是一个敢于在文化上对外开放的民族。汉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那时的中国仿佛是一个人正处在由童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转变过程中。虽然国内文化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文化还没有完全角成定式，不同文化间具备了交流与融合的可能。中国主流文化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还有道家学说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哲学与政治的三位一体结构形态，宗教信仰功能相对较弱，广大人民的信仰问题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能够解决。公元前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学说、道家等学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冲突中，中国人对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充满了好奇心。为寻求“西方”文化的真经，他们过沙漠，闯戈壁，越高山，翻雪岭，走出了一条万里“丝绸之路”。人们纷纷着书立说，中国思想界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处于相对繁荣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本土的道家学说逐渐诞生了道教，儒家学说的宗教化也变得更加明显。正所谓西域古道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两种不同文化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了冲突与融合，最终实现了儒、释、道的三教合流，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由此形成。

一个民族文化的衰落与沉沦，往往与她在其他民族先进文化冲击面前的拒绝改变有着极大的关系。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840年前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而当时中国的落后正是由于清政府实行长期的闭关自守政策，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华民族长期隔绝在世界潮流之外。曾经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国，这时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研究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如果“大清帝国”不是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清朝未必一定会输得那么惨。同时期同样遭到列强侵略的日本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日本人迅速向西方学习，改变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由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转而侵略别国。一个民族被外族欺侮也许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真正可怕的恰恰在于政治集团将自身利益置于民族与国家利益之上，有意识地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历史研究表明，闭关自守政策正是清朝统治集团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采取的苟且偷安政策。清政府在全国建立政权后，各地反清斗争持续不断，东南沿海一带的反清斗争更是此伏彼起。尤其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同东南沿海和流亡海外的反清志士，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为“反清复明”而斗争。这也是清政府实施闭关政策的一个客观原因。1840年以后，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上极度腐朽的清王朝竟然与西方人玩起了“以夷制夷”的政治技俩。清朝统治集团完全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防民甚于防寇”，严防人民力量的崛起，不愿也不敢动员、组织民众进行陷敌于汪洋大海的全民抗战，从而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当列强的力量强大到无法平衡时，清王朝又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当人民的力量无法控制时，又转而与西方势力联合绞杀义和团运动。在如此腐朽的政府主导下，国家之贫弱是断不可改变的了。

阻止外界先进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一切政治集团、既得利益者都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们在实行闭关自守式政策时，总是会堂而皇之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所谓闭关自守式的爱国，实质上是一种占有式的爱国方式——国家被狭隘地理解为特定的时间、空间区域，理解为对主权、土地、人民、经济、文化等元素的铁筒式占有。而占有从来都是特定政治集团与既得利益者对特定对象的占有。历史事实一再表明，企图占有国家的政治势力最终不是被自己的人民就是被外部敌对势力所推翻。因而，一切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狭隘的爱国方式只能成为“祸国殃民”政策的源头。

当今中国，正处于世界文化冲突的风暴中心，中国人以及由中国人生产的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但一个只能输出物质产品的民族注定是矮小的，是无法真正地站立于世界之上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主权、国土等要素为国家所有之外，一切都处在流动之中。只有勇于接受一切挑战，全方位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实现交流、融合，在加强物资流动的同时，实行文化传播的大进大出，一个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文化才能得以壮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各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化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物质性前提，也是不同民族间平等交流的前提。一个民族只是一味地吸收别的民族文化而不能向别的民族输出自己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输入的过程显然是民族文化自我丧失的过程；相反，一个民族只是一味地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奉之为“国粹”，对别的民族先进文化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那么，这种拒绝改变的过程最终将是民族文化自我消亡的过程。

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当世界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文化的输入与输出都明显地带有政治性，与军事战争的胜负一样对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崛起过程，正是在与别的民族先进文化的输入、输出过程中实现的。

同样是文化交流，交流的不同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却满怀好奇。西方人听过马可·波罗带来的神奇消息，看见过由中国制造的精美的产品（常常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但与中国人的接触主要还只是少数先驱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较早地和中国人做开了生意，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传教，其中一个着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驱是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2世纪初到达北京以后，换上士人的长袍，在中国宣传教义。中国文明的神秘和传奇的色彩吸引了西方的政治家和商人，一批社会精英不断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海洋时代。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胜过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当时的欧洲又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榜样（即使在许多方面是以讹传讹的）被西方的社会精英们援引来作为摆脱教会束缚，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例如，十八世纪最着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西方人充满激情地向往着所谓的东方文化，不断地对自己的文化实施着大手术，最终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外界却有点淡漠置之。实际上，早在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越海远航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十五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东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在西方文明发展最为关键的两、三百年间，中国一直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直到现1840年之后被西方人攻破国门。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崛起？

70多年前，鲁迅先生针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化战线上“全盘否定”和“全面继承”文化遗产的两种极端错误论调,写了一篇着名的杂文《拿来主义》，这也是鲁迅先生关于继承文化遗产思想的精炼概括。在这篇着名的杂文中，我们看到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先进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在冲突、交流、融合过程中的基本态度。

首先是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过程。“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其次是重估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价值的过程。“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是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再次是对其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的过程。“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交流、融合的过程往往不仅漫长而且是也是十分痛苦的。自1840年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中西文化仍然在激烈冲突之中，仍然让人看不到这种冲突的尽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人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过程中始终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与先进文化冲突过程中只是吸收了其中对自己有益的部分。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似乎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中国人却恰恰相反，似乎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中国人因为个体意义上的先天性弱化，以及自我观念的不健全，抱成团似的组成了铁板一块，容易改变又极难改变。极个别人的改变是徒劳的，大多数人一起去改变，就必须通过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性变化。人们往往只是因为各自利益的需要而去改变，骨子里的那些存在了几千年的东西却是极难改变的。在坚硬的文化整体面前，什么也改变不了其内在的本质。改变不仅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

不善于学习的民族是无法立于不败之地的。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本是完全正常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过程却充满了过多的不应有的艰辛甚至是血泪。

中国历史上主张社会变革的政治家历来没有好下场，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思想界最终陷入灰暗与沉沦的根源。中国式的社会变革从来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没有纯粹的独立式思想革命。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社会变革，就是社会政治思想的创新，通过社会变革最终改变人的思想。在1949年以来，中国人经历了很多的政治运动，但给中国人思想以最大解放的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邓小平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超越了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狭隘性。他非常清楚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仅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终究前进不了多远，也前进不了多久。如果继续那样蜗牛式前进，“左”的势力必然伺机而动，甚至会反攻倒算，改革开放大业就有可能遭受失败。政治理论似乎已走到尽头，人们的思想已陷入空前的混乱。怎么办？邓小平先生站在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上，在他生命最后的有限时间里，用他那巨人般的大手为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廓清了人们的思路。

“发展才是硬道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

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文化革命，从而为西方先进的文化进入中国开辟了道路。中国于是有了股市、资本经营……中国开始了实质上的变化，原有变化的速度变得更快。

世界是由生活在蓝色星球上的不同民族组成的，人类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的精华组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观。人类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观显然也是每个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人类不同民族在她们的历史上形成的普世价值观，往往是许多代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实现的。西方人权的基本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价值观，理应可以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存在就是合理的。历史上的中国人，因为其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因而不至于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同化。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依然显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人类的文化大系里，中国“水”的文化形态与西方“火”的文化形态都将有其生存的土壤与空间，依然看不出它们之间有谁能吃掉谁的那种危险，甚至于中西文化完全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也是不大可能的。正是由于文化的相异性，人类的文化才能如此丰富多彩！比如圣诞节、情人节等过去仅仅是西方人过的洋节，现在已成为中国人极为广泛的公众性节日——没有人觉得那是西方人的节日而加以拒绝；没有人认为过了那些西方人的节日就成了西方人。融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人口、土地、生产方式等文化硬环境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文化软环境则是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方式加以改变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中国人永远还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永远还是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民，在他们之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所谓解放思想，其实就是把蕴藏在人民之中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让他们自由创造，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文化产品上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传统文化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使中国人能够更加和谐地融入国际社会。

让我们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透进来，让明媚的阳光照进来！

让我们走向世界，徜徉在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海洋中，不以文化观念的好恶论一时一地之短长，博采众长，共享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⑤ 怎样解决少数民族文化的失传和失真的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非常多，而民族文化也同样非常多，但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不断的失传，也有很多民族文化出现了失真，这其实就是因为民族文化创新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现今很多商人还经常利用传统的民族文化故弄玄虚，通过很多暴力手段谋求不当的福利，所以现今的民族文化才会出现断层、失传和失真，很多年轻人已经对民族文化失去了兴趣和信心，而现今，我们可以通过将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这种困境。

所以一个民族文化想要流传，还是需要大力去创新的，要敢于为民族文化动手术，才能让中国民族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现今，教育与文化的强强结合，会让大众对文化输出的途径更加重视，从而多方面的开拓文化的输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