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文化多少年

❶ 石峁遗址的保护工作

石峁遗址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因数千件流散的玉器而闻名。由于遗址的范围大，遗址范围内的修路、取土等建设活动，甚至对遗址的滥挖、盗掘等仍时有发生，遗址的保护形势急迫。鉴于遗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会学者纷纷呼吁，应在当地尽快设立石峁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加强对遗址的日常监管和看护。同时，尽快制定保护措施和遗址的保护规划。
通过加强宣传，增强当地居民文物保护意识，避免遗址进一步遭到破坏。加大对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打击盗掘的力度。保护好遗址是后续所有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神木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如何同经济发展相协调，如何保护展示，这是政府应当慎重并着手考虑的。专家希望，石峁遗址的发掘能纳入到当地文化建设的体系，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尝试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副局长表示，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遗址的文物考古及遗址保护工作，推动石峁遗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当今陕西黄陵县以北偏东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所在的神木县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同时,依据《潜夫论·志氏姓》、《列子》、《山海经》《大荒西经》、《左传·成公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国语·齐语》等典籍分析,认为不仅黄帝后裔白狄在陕北地区活动，黄帝部族的直接后裔周人的也都在陕北活动。
最后，沈长云教授再次强调，根据考古专家发现石峁古城的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由此更能确定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发了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陈民镇先生《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一文，认为把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挂钩，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我们知道，“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发生的关键阶段，中国文明在这一阶段逐步定型。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重视。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
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 来源： 光明日报
拙文《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发表以后，引起学界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提出批评者，如陈民镇先生。他认为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承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晚期，但却以同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为由，提出尧舜以前的黄帝不会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发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石峁遗址所属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质和游牧传统，与黄帝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不相称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对南方农耕文明的一种防御性建筑。
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或如作者所说，在于你这个钩挂得是否轻率与简易。实际上，当今考古界这类“挂钩”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如将登封王城岗说成是禹都阳城、将襄汾陶寺遗址说成是尧舜都邑等等。作者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却独反对“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文化”，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会说，其所主张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然而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难道可以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么?
“大多数学者”所称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当今多数学者（包括作者）都说陶寺古城是尧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献到底有哪一部明确指出尧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记》只是说“昔唐人都河东”，后人将唐人理解为陶唐氏，又将陶唐氏说成是的尧的“号”，于是变成了尧都在河东。殊不知顾颉刚早就指出：“在《左传》上，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见《古史辨》第一册），《鹖冠子》中甚至有“尧伐有唐”之语，《吕氏春秋·古乐》亦分陶唐氏与帝尧为二事，是尧与唐并不能混为一谈。他之后的徐旭生虽仍坚持帝尧陶唐氏的说法，却又对陶唐氏在河东（即晋南）的认识大加批驳，说陶唐氏旧地只是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事实上，《史记·货殖列传》早有“尧作于成阳”的记载，成阳在今山东菏泽地区，不知今学者为何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也不能对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问题展开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我有关论述的文章。这里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数”范围内的学术主张，不一定就是没有道理而应该被弃置不顾的。
回到黄帝与石峁古城关系的争议上来，我感到作者对我的批评，仍是靠着“大多数”立论，以所谓“一般认识”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他的不同于我的主张的。
首先是黄帝的年代问题。前已指出，作者强调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就是为了显示作为“五帝”中的后两位“帝”生活在龙山时期，即石峁古城开始建造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来衬托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石峁古城无关。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当然是“一般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当今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那样一套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了，大家都承认所谓“五帝”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黄帝，其作为周人的祖先，我们到底有何证据说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们把黄帝——周人这支氏族的世系与颛顼诸帝的世系比较的结果，还是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证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一定比诸帝久远？帝喾据说是商人的祖先，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说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凭什么就说他一定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呢？所可论定者，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稍前的一些时候，因为有《左传》诸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在这里给出的黄帝距今5000年而在尧舜之前的“证据”，即所谓《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着《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这里，我倒想问，除了这类战国晚近的文献，还有哪些先秦时期的古籍能够提供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呢？
其次是黄帝与华夏暨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仍按老套路说，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所创造的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只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黄帝及其部落不会在北方长城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套看似有理的说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何以有那么多文献，而且是较早的文献提到黄帝活动在今北方长城地带的问题，如拙文所举，不仅陕北留有黄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黄帝与蚩尤征战并在那里“合符”和作为都邑的文献记载，还有他的后裔白狄族与周人活动在陕晋一带的记载与考古学遗迹。作者对我所举的这些论据未做正面回应，也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看来，作者是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祖先黄帝传说与真的黄帝部族的历史这二者间的界限。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而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这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互为关联却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实背景。
最后是石峁遗址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作者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的范畴，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所谓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风光的。石峁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阶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这里涉及到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域早晚期地理环境的变迁问题。学者研究，当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是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其时朱开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页）。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这已相当于商代开始的时期了，我们不能以后例前，说黄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甚至是“游牧经济”。可以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的变迁，才促使居住在这里的黄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东徙南迁，才有了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并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❷ 考古实证中华文明有5000年了吗

5000年前的中国什么样？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发布最新成果：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据此发现，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将修改。

“探源工程”起于2001年，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国内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

多处巨城遗址还原“古国文明”

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关于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提出许多观点和理论，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

“探源工程”逐渐揭开了中国上古史的神秘面纱。

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已取得多方面重要进展：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透露，中华文明探源实施的十几年里，研究人员在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重要遗址分别是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

其中位于浙江北部的良渚遗址修建于大约5000年前，该遗址是在沼泽上修建的，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城的侵害，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5公里、宽达10多米的巨型水坝，或叫水利工程。据水利专家研究，这个水坝除了具有防洪的功能外，因为有高坝、低坝，还有的是根据不同水位蓄水灌溉，是一个水利工程。后来，在作为城的中心部位修建了一个630米长、450米宽、10多米高的大型土台，土方量大约200多万立方米，都是用草包泥从别的地方运来修建的。同时，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城址，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

“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和其他外来文明有了接触，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这说明，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昨天，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透露，“探源工程”中，新技术发挥了很多关键作用，比如将遥感、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移动实验室等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到空间数据的采集、遗址的寻找发现、现场文物信息的提取等工作中。

举例来说，发现良渚文化5000年前大型水坝遗址，就和遥感技术的应用非常密切，应该说是遥感技术助力发现了这样一个大的历史遗迹。

在研究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年代的测定问题，碳十四测年技术就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年代测定，所测定的年代对初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都邑性遗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兴衰的绝对年代，发挥了支撑作用。

另外，现代生物技术在生物物种的起源测定上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小麦、黄牛、绵羊从何而来，主要依靠的就是现代生物技术。

“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国家是水稻和粟、黍的发源地。这也是‘探源工程’一个重要内容。大约在一万年前，南方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北方开始种植粟、黍，就是小米和黏的黄米，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知识也加入到课本当中。”王巍说，“要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人类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发布、发表，我们也在积极对接，把这些新的成果及时反映到教科书里面。”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透露，现在初中用的历史教科书对照“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修改方案已经确定，内容也基本确定下来了。

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根据工程新成果，增补一些过去教科书中没有的知识，比如像石峁文化、屈家岭文化、宝墩遗址等；对原有的表述进行细化，如良渚遗址中发现的大型水坝、古城遗址等内容；更新教科书里的一些图表。“原来有一些遗址图里没有，现在做了修改补充，有些照片采用新的考古照片。”据介绍，目前初中教科书已经修改完成，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关于中国史这部分也编完了，也对照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实，高校《考古学概论》教材也做了适当的调整。

将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积极与科技部等部门协商，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续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尽快完成指南的编制、发布，精心组织实施。并积极配合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加强成果整理与宣传。同时，继续对相关重要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有效保护，积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力做好良渚等重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古遗址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据了解，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有若干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像良渚遗址就是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很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比如安阳殷墟、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今后我们将积极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

“探源工程”揭秘中国上古史

1 距今5800年前后

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2 距今5300年前后

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3 距今3800年前后

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❸ 石茆文化是红山支派吗

不是一回事。：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距今五、六千年 。石峁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史前石城遗址，也是是目前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省[url]http://神木县[/url]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url]http://陕北[/url][url]http://黄土高原[/url]北部边缘，北部分别距长城10公里、黄河20多公里。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

❹ 中国文明诞生于考古学上的什么时代

何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从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
探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20世纪初叶，王国维成功释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王国维先生颇为乐观地推论道：“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此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成为考古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夏代甚至再往前的“五帝”时代，都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是70多年前着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的论断，到现在仍没有被突破。
考古学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约当公元前3500～前1800年间，也即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但显然它们是相互独立和分散的。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着的特征。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也即“中国”诞生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源远流长，单线进化，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中华5000年文明的提法，应是着眼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和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与用国家定义文明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❺ 人们总是说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你知道4200年前中国是什么朝代么

距今4200年正值一个小冰期。在这之前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峁文化等生产过精美玉器的先进方国和遍地无数的聚落如满天星斗。人们种植，纺织，穿衣，束发，已经进入男权社会，社会组织完善，管理有序，等级分明，具有很高的文明。小冰期的到来摧毁了农业，摧毁了文明。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断层。直到气候转暖，万物复苏。。。

❻ 石峁和二里头遗址的文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怎么看待这件事

在陕西省榆林市，有一个神木县，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面向东方的石头城，距今约有4500多年历史。那么，石头城的主人是谁？下面，就让我们先从多年前发生过的一件离奇事件说起。

那时候说石雕人头是石峁出土的，很多人都不太相信，这次在石峁东城址发掘过程中，在墙体上发现一件石雕人头，才证实了之前老百姓的说法是对的。在榆林学院的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陈列着一件石人面。它高50厘米、宽60厘米，采用高浮雕的手法雕刻，石人面方脸，大眼睛，半张着嘴，似乎还带着微笑。

它是目前石峁遗址发现的品相最好、体量最大的一件石雕人头，这个石雕人头当时是在井边发现的，它应该是新石器时期的一件祖先祭祀物。这件石人面也是石峁发现的一件较为特殊的陶制石人面，它表情夸张，面部更加立体。专家说，石人面的形象，或许正是四千年前中华民族先民的样貌。

❼ 中国最大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

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这里堪称中国史前“金字塔”

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2018年4月，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4000年前大型陶鹰。

2019年5月，石峁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

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市高家堡镇

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

高家堡为明代长城沿线一处重要营盘

河套地区进入关中地区的交通要冲

一座沉寂了4300年的石头城遗址

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其气势恢宏，构筑精良，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等城址，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有数座“哨所”预警遗迹。石峁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 190万平方米，内、外城的城墙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2.5米。

皇城台门道地面出土的玉钺。图源水印

这些石砌城墙不仅是防御性设施，还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

有人认为，石峁遗址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其性质被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和宗教中心。

研究发现，东门址的门道呈东偏北约31度，恰恰朝向夏至日出的方位，暗示着石峁人已经拥有了完善的测量工具和计算方法，掌握了观象授时及农耕稼穑等天文历法知识。东门址发现了6处集中埋藏人头的遗迹，人牲数量达百余具之多，K1埋有24具人头骨，多属于年轻女性，头骨多有明显的砍斫和烧灼痕迹，这一迹象或与人牲伐祭、燎祭等人祭仪式活动有关。

出土的壁画残块。图源水印

外城东门址和附近出土的300余幅壁画，构图精美，色彩斑斓，在制作工艺和绘制技法上均与汉代及其以后的壁画相似，这暗示着中国早期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和技法早在夏代早期或更早时期就已经基本确立。

在石峁周围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共有十多个小的古城遗址，面积从几万到十几万平方米不等。这意味着：石峁并不是一座孤城，而是众星捧月，由多个小“卫星城”拱卫的史前“巨无霸”。

❽ 谜一样的石峁遗址 阅读答案

一座荒凉的山峁，隐藏一座千年石城。刻在石头上的神秘人像，埋在城墙下的骇人头骨，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国宝档案》带您走进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探寻史前文明未解之谜。
【主持人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在陕西省榆林市，有一个神木县，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面向东方的石头城，距今约有4500多年历史。那么，石头城的主人是谁？下面，就让我们先从多年前发生过的一件离奇事件说起。
【解说1】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地处黄河中游，古老的万里长城穿境而过，这里境内丘陵密布，沟壑纵横，是一块荒凉贫瘠的土地。在当地人心中，远处的高岗上，还藏着一个让人敬畏的秘密。
很多年以前，村里有人说，山上的石头缝里有玉。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于是村民们就成群结伴上山找玉。有人无意中碰到了脚下的石头，看到石头背面有一张人脸，吓得跑下山来。从此，当地人相信，山上的石头是一些神灵的栖身之所，人们的举动触犯了神灵。这个说法，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当地村民却深信不疑。
直到2012年，考古工作者来到这里，开展科学细致的勘查，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这里竟然隐藏着一座史前城堡。
这座城堡位于两河交汇的山地上，城池居高临下，面朝东方，由皇城台、内城、外城3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它修建于4000多年前，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史前最大城址。因为这里地处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所以将其命名为：石峁遗址。
关于石头里藏着人头的说法，也有了惊人的发现。在城墙下，考古人员先后发现了8个埋有人头盖骨的土坑，她们都是年轻女性，被集体砍头埋在这里的，专家推断，可能是俘虏。
不仅城墙下埋有人头骨，在墙体里，也发现了刻有人面的石块，专家称为：石人面。这些石像，有大有小，简略几道刻痕，就清晰呈现出一张生动的人面形象。
【专家同期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馆长吕静】
那时候说石雕人头是石峁出土的，很多人都不太相信，这次在石峁东城址发掘过程中，在墙体上发现一件石雕人头，才证实了之前老百姓的说法是对的。
【解说2】
在榆林学院的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陈列着一件石人面。它高50厘米、宽60厘米，采用高浮雕的手法雕刻，石人面方脸，大眼睛，半张着嘴，似乎还带着微笑。
【专家同期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馆长吕静】
它是目前石峁遗址发现的品相最好、体量最大的一件石雕人头，这个石雕人头当时是在井边发现的，它应该是新石器时期的一件祖先祭祀物。
【解说3】
这件石人面也是石峁发现的一件较为特殊的陶制石人面，它表情夸张，面部更加立体。专家说，石人面的形象，或许正是四千年前中华民族先民的样貌。
【主持人2】
在我们的印象中，四千年前的古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那时候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能雕刻出石人面，已经很不容易了。然而，专家在石峁遗址发现的种种迹象表明，古人的生活，或许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解说4】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展室里，陈列着一块像墙皮一样的东西。它们是石峁遗址发现的彩绘壁画残块。
【专家同期 陕西省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孙周勇】
它的壁画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就是由城外进内瓮城，然后直视，往城门里面去直面对的方向，一面墙上是壁画。是曲齿纹的壁画，是以黄色、红色、绿色、黑色，条带状组合到一块的几何纹的壁画。
【解说5】
专家还发现，这些用来装饰城墙的壁画，年代并不相同，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留下来的作品。目前，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一共发现了一百余块，数量十分惊人。
【专家同期 陕西省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孙周勇】
因为毕竟四千年了，它原来是在石头上，石头后面敷的草拌泥，泥上做的壁画，我们发现的时候，这些壁画早已经从墙上脱落了，都是小片儿状的。但石峁的这个壁画，从数量上和题材上，这是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重要的一段，我想将来无论任何人讨论艺术史，都不会绕过这一段。像石峁这样，对一个建筑进行整体装修，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装修，那还是很少见的，尤其在四千年前后的这样一个时代。
【解说6】
这些彩色的陶器也是石峁出土的文物。当时，人们用它们来盛装和煮熟食物，这些陶器做得很轻薄，精巧美观又很实用。（画面：红彩双耳陶罐、红彩折肩陶罐、敞口折肩陶罐、敞口双耳陶罐）
令人惊讶的是，石峁还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玉器，玉料几乎涵盖了（中国）各个地方的玉石。这证明，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今天陕西省北部的范围。那么，四千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仍然是石峁遗址最大的谜团之一。
【主持人3】
石头城、壁画、玉器，这些都说明石峁古城是一个规模、等级很高的城池，至少是一个庞大部族活动的中心。那么，究竟是什么样一个部族，能够建造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石峁也许就是黄帝的都城。
【解说7】
相传，在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有个炎黄部落，首领称为黄帝。当时黄河下游还有一个部落，首领蚩尤残暴好战。他带大军攻打炎黄部落，经过三次大的决战，蚩尤战败。之后，黄帝的势力不断扩大，他最终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结束了远古战争，告别了野蛮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黄帝的部落与其他部族进行了空前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雏形。汉代史学家的《史记》就从黄帝写起。
相传黄帝活到115岁，最后乘龙升天，百姓为了纪念他，就为他建了一个衣冠冢作为陵墓。这就是位于今天陕西境内的黄帝陵。如今，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还有黄帝的冢墓和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有的专家认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就在此一带活动。而根据石峁古城的年代推算，这座石头城可能是黄帝部族及其后裔修建的都城。
但是，石峁作为黄帝的都城，仍然只是一种猜测。让专家感到好奇的是，石峁这样一座石头城，它不应该是孤立存在的。
【专家同期 陕西省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孙周勇】
因为它恰好处在一个长城沿线，南北内外是农业和牧业交错的一个地带，那么四千年前后是什么样的一个交错地带？它是以放牧为主，还是以农业为主？现在植物考古的分析倾向于它是农业为主。那么是不是城墙里有土地耕种？还是要奴役外围小村落来给他提供社会资源？因为石峁是一个中心，它不是孤立的，在以石峁为中心的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有大量同时期的小型的村落，这也是支持石峁这样一个社会网络，这也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石峁，能够生存的基础。这跟生物链一样，旁边有很多小遗址，有一部分人给它修城墙，有一部分人负责造生产工具，给它提供食物，有这样一个社会带存在，这也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
【解说8】
石峁遗址只存在了三百年的时间，也许是因为战争，也许是这里的人们迁居到了宜居的中原，石峁遗址从此荒废，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千古之谜。
【主持人4】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而中华文明也是唯一一个没有间断传承至今的古代文明，找到华夏文明的源头，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期盼。相信，随着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还会有更多惊人的发现。

❾ 陕北榆林石峁遗址的发现为什么被称为“石破天惊”

因为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重要遗址，石峁遗址在规模、形制、内涵、所处时代和所处位置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它的发现足以改写华夏上古历史，所以才被国内学者以“石破天惊”来形容：

1、从规模上，石峁遗址占地超过四百万平方米，超过了着名的良渚和陶寺等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面积最大的古城，完全超过了人们的认知，而且对这种古城目前还找不到任何的史料存在，这在特别重视古文献和田 野考古相结合的我国是非常特殊的案例。

5、石峁所处的位置远离传统学者认为的华夏文明核心区域之外，更靠近草原地带，一般被认为是文明落后地区，但石峁的发现证明四千多年前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发达的文明，这一文明又在历史上无声无息，对它的深入研究必然将改变上古华夏文明的固有认知体系。

❿ 都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真实有没有达到这么多年

我们常说，“上下五千年”，久而久之，于是我们就认为中国的文明历史有5000年。第一次提出中国文明5000年历史的是17世纪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他在清朝顺治年间来到中国，并且写下了《中国新地图志》、《中国上古历史》、《鞑靼战纪》、《汉语语法》等着作，在《中国上古历史》中，他提出了中国文明又5000年。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等采用“黄帝纪年”，于是将1912年定为4609年，四舍五入，就广泛宣传中国5000年的历史。这个说法到底正确吗？小编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论述。

中国古代所谓的“文明”并没有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只是一个形容词，指非常具有文采或者有教化。而现在广泛使用的文明一词是翻译的英文Civilization，意思是城市公民，引申为城邦国家。其实，英文中的Civilization翻译为“城”、“国”“邦”是更合适的，这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文明时代就是一个地区的人类脱离了原始的部落氏族时代，进入了更加高级的国家组织时代。而最早的国家都是单城市形态的，英文中的“城市”有国家的含义，汉语中的“国”最早也就是城市的意思。

结语：综合起来，如果抛开民族主义情绪来说，中华文明的确是4000年。4000年前，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朝代——夏朝，4000年前，中国最早的文明遗址——二里头遗址也出现在4000年前。但是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就是夏朝，这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证明，特别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