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化的特征是什么

Ⅰ （五）晋文化探索

1.晋商文化

春秋时期，鲁国人猗顿生活贫困，他向富人陶朱公范蠡请教致富方法，范蠡告诉他搞畜牧业易速富。他来到猗氏之南（山西临猗）饲养五畜，经营盐业，于是他富可敌国，成为晋国首富。他为晋商文化带了个好头。

历史上，运城的盐是官商结合，实行地区统销（专销）。齐国管仲主张《正盐策》理论，设专门官员来管理盐铁资源，国家征收盐铁之税。直到汉武帝才规定盐铁归国家统配销售，盐铁专卖，销售权收归国有。不论对盐实行专销还是国家只抽税而放开经营，都离不开商业渠道。所以晋人最早从盐的销售中得到商业锻炼机会。

唐实行专卖制，规定盐池之盐销售于京畿风翔等六州。扩大到今天京津冀陕豫甘各地，都需长途运送，为商业运行加上一个轮子。

清初，政府放开官营，产、供、销放开，由民营企业负责，因此又把寻找市场放手，给商业运行又增添一个轮子。上述几个步骤是专指盐业经营。

近代晋商文化，主要集中于晋中、太原一带，他们经商方向是西北方，即走西口入蒙疆，出到俄国，或转向陕甘宁，经营的主要商品是茶、布、烟、草药及手工日用品，运回的是皮毛。尤其茶，直接去南方购置茶山，将茶叶推向蒙古、沙俄，开创万里茶路。

晋商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信”字。“一诺千金”是最大的商业信誉。晋商的特点除了普遍适用于商业的“信”以外，还有“晋”自己的特色。

山西自己不产茶，烟也不是山西主产。布也非山西主产，更不用说化妆品。所以晋商第一特点是转销，去产地收集商品，再销售到第三地，晋商起了个桥梁作用。

山西主要产品是民用铁器和生活陶瓷。铁器有晋城大阳针、太原并州剪，加上遍地陶瓷。太谷以药——定坤丹、龟龄集闻名全国，加上清徐的醋，汾阳的酒，太原“同锡福”的鞋帽，平遥牛肉、推光漆，这些都是山西特产，盛名遍中国，也是晋商经营的商品。

晋商的另一特色是“票号”，有了“信”做底，山西的票号可以通行大江南北到蒙俄荒地。开创我国近代金融事业，让资本快速流通起来，这才是晋商最显着的特色。它比江南财团依仗洋行带动，先行了一个世纪。

2.关公文化

关公为百姓所崇拜的是“信”、义气，他为刘备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曹操如此优待（上马金，下马银），但关羽一旦知道刘备的确切地址，还是立刻离开曹操。还因为曹操对他优待有加，所以华容道上关羽义释曹操，这股义气亦为江湖朋友所推崇，民间社团、帮会都必定供奉关公。

关公为封建皇帝所推崇的是“忠”，他忠于刘备所代表的汉朝，因此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成语，忠于汉帝可以义无反顾地“过五关斩六将”，杀掉阻碍他的曹操手下将官。这种愚忠精神正是封建统治者所要求的，因此他死后被节节加封，地位日益升高。刘禅封他侯，宋徽宗封他为公，宋高宗封他为王，明神宗封他为大帝，清干隆封他为关圣大帝。

关公的形象除了忠义还有勇，他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被形容成“万人敌”，所向披靡，可在百万军中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还有刮骨疗毒不皱眉。总之，关羽在人们心目中是勇冠三军之最大勇士。

关公在军帐夜读春秋，他是儒将。他面如重枣，蚕凤眼，更有一部长须，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被誉为美髯公。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关羽集忠、勇、义、美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所以被捧上神坛是有浓厚的群众基础的。关公之所以被当作神，还因为封建时代正统观念：他维护正统的汉室王朝。

3.晋文化探索

狭义“晋文化”是史学界近期热议的话题，专叙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古文化。但它涉及到地理、地质、历史、考古等学科。

晋文化包含了地域文化及历史文化两个范畴。晋，泛指三晋，即晋国自身及由晋三分而成立的魏、赵、韩三国。但地域似应限制在今天的山西省之内。相对秦、楚、齐、燕，南方吴越，西南蜀及北方胡等古国而言，晋文化具三大特征：一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之一；二是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带；三是首先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

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封建制正式全面替代奴隶制以后，晋文化就逐渐淡化，融入基本统一的华夏文化中。晋文化从地域上可进一步划分为北部的雁门文化区及南部的河东文化区。其分界线划在灵石峡谷中，河东区包括运城、临汾、长治、晋城四个市区；雁门区包括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太原、晋中七个市区。这是史学界一致的认识。

太原、阳泉应该属于南部的河东文化区似乎更合适。其理由如下：①公元前500年，晋国正卿赵简子开始建晋阳城。更早在周成王时期，就有“剪桐封弟”的故事，封地在晋祠周围。这说明太原在公元前1000年时已属于周辖区，可以在该区内分封建城，当然应属农耕区，而非游牧区。②参照郭沫若编着的历史图鉴，新石器时代太原、阳曲、交城已有仰韶文化及后来的龙山文化遗址，忻州是空白区，朔州有细石器文化遗迹。这一图鉴说明，一万年以来，太原已有农业文明遗存，草原文明则只在大同、朔州出现。郭沫若编的历史地图中，桑干河流域划入传说中的炎帝部落区，太原归陶唐氏部落区。炎帝部落应该是农业部落，也就是桑干河流域是传说中的农耕文明区。也是该地图，商代的太谷附近为方国箕的所在；它与翼城的唐国并列。这说明商朝时太原盆地已正式进入农业社会，开始建城。西周时期，隰县之北已有蒲邑；昔阳附近有了洛邑，它反映今天晋中、临汾所辖在西周已进入农业社会。而商、西周时太原以北尚未有城村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些地方可能属游牧区（住无定所）。

如今把太原划入北方游牧区的主要依据是考古资料，在太谷发现白燕遗址，证明它是北方文化区的边缘。我们不了解白燕遗址延续时间有多长，仅凭考古发掘到某个历史片段，而将这一区域全部当作该片段的延伸，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这一认识如果推广一下，阳城的下川有细石器的考古资料，能否把晋南也划作草原文明区呢？

从地理角度出发，太原与临汾均属汾河水系，其间并无大山阻隔。太原盆地与临汾、运城盆地一样，均为沃野千里，无明显的荒地，也无明显盐碱化地（除盐湖一线以外）。而大同盆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尚有大片荒地，盐碱化十分严重，正是放牧的好去处。忻州盆地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盐碱化沼泽分布的宜牧草场。因此，从今天地理面貌看，忻州归于和桑干河一样的宜牧区还是可以的。当然往前推1～2千年，那里应该是最适宜北方游牧经济区的，而太原则应划归农耕区更合适。

4.新时代的晋文化

辉煌的晋商，在民国时期走向衰落，被注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东南沿海资产阶级经济所超越。阎锡山统治山西四十多年，更把山西推向封闭。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激活了山西的文化：《黄河大合唱》（编自壶口瀑布）在世界华人中掀起抗日高潮，其影响力不亚于《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全国人民“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激情。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刘巧儿》一样有全国影响。它们都是妇女翻身，婚姻自由的先锋。太行山区陵川的《赤叶河》歌剧，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郭兰英的《妇女解放歌》第一次出国门，在世界青年联欢节（1953年柏林）上唱响。

新中国成立初，第一部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白洋淀）几乎同时间问世，它忠实地记录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艰苦、坚毅。第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歌剧《刘胡兰》也是随着解放军文工团走向全国。

打倒四人帮后，第一部伤痕文学作品《泪痕》产生在晋中。《一把酸枣》、《立秋》走红全国，临汾的威风锣鼓敲响全国。到了本世纪，原生态歌手阿宝（朔州阳高）、石占明（左权）红遍神州。

领先于神州的古代晋文化，今天重新焕发出青春，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又一次独占鳌头。

山西人文地质

Ⅱ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2)晋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扩展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举例：

1、时节季令：一年四季，一季三个月，常用孟、仲、季来称呼。如：孟春、仲春、季春。

2、中国戏剧：京剧、越剧、秦腔、潮剧、昆曲、湘剧、豫剧、曲剧 、徽剧、河北梆子、皮影戏、川剧、黄梅戏、粤剧、花鼓戏、巴陵戏、木偶戏、梨园戏、歌仔戏、庐剧等。

3、传统文学：主要是指诗词曲赋。《诗经》、《楚辞》、；先秦诗歌、汉赋、汉乐府、民歌〔南北朝时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四大名着（《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

4、民间工艺：潮绣、剪纸、风筝、中国织绣（刺绣等）、中国结、泥人、面人、面塑、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千层底等

Ⅲ 分析战国法家思想在三晋形成的原因并三晋法家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朝流而且左右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的主流

战国时期，诸侯林立，战争频繁，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国强兵成为时代的主题。三晋法家思想不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而且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的建立及其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探析三晋法家思想产生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三晋法家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几点确是至关重要的。
1.深厚的文化底蕴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周初，周成王攻灭商朝的方国——唐，并封其弟叔虞于此，建立诸侯国。由于唐地“封在夏墟”又“戎狄之与邻”，因此，周公因地制宜，在《唐诰》中，要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即沿用有夏的政策，并结合戎狄的法度来治国理民。这是叔虞治国的大政方针。叔虞子燮父即位后改唐为晋。晋从立国到三家分晋，存续约六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晋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晋文化。而这一文化的基石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这一因时因地制宜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从根本上规定了晋文化的发展走向，使得“晋国没有形成宗法‘礼制’的浓重传统，相反却养成‘尚武’、‘重法’、‘尚农’的风尚。”“导致了晋国历史上强烈的反宗法制传统，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变法思潮”。
重法度、尚变法。重法度、尚变法是晋国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上溯到唐国的开国之时。周公对叔虞的诰词——《唐诰》，就是孔子所说的“唐叔之所受法度。它是“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的法度。从变法的角度来看，唐初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就是对周初礼法的变革。唐之后，晋国的重法、变法传统不绝。晋献公时，晋臣制定“士之法”。晋文公在位期间，大臣郭偃(即高偃、卜偃)制定“郭偃之法”，帮助文公变法。冯友兰先生认为“齐桓之霸靠管仲，晋文之霸靠郭偃。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被庐之法”，按杜预的观点是“修唐叔之法”。《左传》文公六年(前621年)记载，晋国执政赵盾(即赵宣子)制“夷搜之法”(也称“赵宣子之法”)，“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部法律是对“被庐之法”的彻底修正，被孔子称之为“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左传》宣公十六年(前593年)记载，士会(范武子)“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即“范武子之法”。公元前573年，士渥浊(士贞伯)任太傅，“修范武子之法”；司空右行辛“修士之法”。晋平公四年(前554年)，范宣子任中军将，执晋国政。八年(前550年)，制刑书一部，即“范宣子刑书”。前513年，晋臣赵鞅、荀寅“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种重法度、尚变法的传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三晋法家。可以说，因时因地制宜、重法度、尚变法的晋文化传统，是孕育三晋法家思想和法制实践的沃土。
2.大变革的时代
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历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战乱不息的大变革时期。前后约550年。与西周社会相比，春秋时期最大的特点是“礼崩乐坏。”周天子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西周礼制全面崩溃。臣弑君、子杀父、下犯上、废嫡立庶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司马迁说，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按军功授爵取代世卿世禄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私田不断出现，“井田制”逐渐瓦解。许多诸侯国，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颁布法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颁布“初税亩”令等等。春秋时“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周王朝政治上的软弱和经济上的衰退，已无力阻止诸侯间的战争。鲁齐的长勺之战(前684年)、楚宋的泓水之战(前638年)、晋楚的城濮之战(前632年)、晋秦的淆之战(前627年)、楚晋的邲之战(前597年)、晋齐的鞍之战(前589年)、晋楚的鄢陵之战(前575年)等战争的硝烟笼罩着这个时代。
春秋之后，社会的变革逐渐深入，而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也在不断升级。正是因为诸侯间的连年战争成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人们将春秋之后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这一时代，称为“战国”。战国七雄分裂对峙，相互攻伐，战事不绝。就兵力而言，楚兵一百万，魏兵七十万，秦兵六十万，赵兵四五十万，齐兵七十万，韩、燕兵卒各三十万。与春秋相比，战国时的战争，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旷日持久、伤亡惨重。正如孟子所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公元前262年，秦赵爆发长平之战，赵将廉颇坚守长平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赵军降秦，秦将白起将四十余万降卒坑杀。实际上，战争的残酷性早已告诉人们，只有国富兵强，才能国安家宁。可以说，社会的变革，富国强兵的要求，是诱发三晋法家思想产生实践的又一重要原因。
3.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我国有学者指出，战国时“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点，大略的形势可以描绘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道家起源于南方的楚、陈、宋；在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虽然我们不同意“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思想的产生和实践的进行与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晋之所以成为法家产生的渊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位置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在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西有强秦，东接田齐，北面燕国，南临荆楚。再加三家分晋后，三国的政治、军事等中心的转移，使三国少有天然屏障。赵国都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后由中牟迁都邯郸。魏初定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于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原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后由宜阳、阳翟迁都郑(今河南新郑)。在地形方面，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韩国与魏相类。地势“平夷洞达”，“八面受敌之场”，“其势可谓危矣”。赵国“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彼固亡国之形也”。这与“地形利害，天下莫若”的秦国和“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的齐国地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上可知，韩赵魏三国不仅介于大国之间，而且地形大致平坦通达，少有山川之险，是战争的多发地带。在兼并战争中，要想获胜，最需要的是国富兵强。而要使国富兵强，必须要调动广大下层民众的积极性，使农民积极生产，使士兵奋勇杀敌。因此，鼓励“农战”，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显然，原来重在维持政治等级秩序、社会稳定以及维护贵族利益的宗法礼制，难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严酷的战争和富国强兵的需要，迫使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立足于现实，回答并试图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三晋法家由此而产生。他们认为必须变革旧有的礼制，制定明确、具体、公开的成文法，打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刑传统；主张君主专制、“以法为本”、“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一断于法”；依靠赏罚、术势保证法的实施。其出发点是鼓励“农战”，其目标是富国强兵和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国家的存在。商鞅变法时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即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多缴纳租税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弃本逐末或怠惰而致贫交不起租税者，全家被罚为官奴婢。宗室贵族，若无军功，就要被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分。韩非子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但需要明确的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实际上是以刑为本；法家的赏罚是“刑九而赏一”，而刑是严刑峻罚；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君主专制下的用刑治国。
4.多元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为安邦强国，纷纷提出主张，各派之间激烈争论、互相驳难，自由争鸣。三晋地处中原，既是战争之所，也是思想文化的交汇之地。三晋法家正是在学习诸家、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立足现实，进行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派别。李悝(即李克)曾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但却成为法家的主要代表，学界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吴起也曾拜儒家学者为师，“学于曾子”，师事子夏。商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商鞅，使他形成了重“法”的思想。他在秦国的变法主张与实践，实际上是早期三晋法家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的发展。慎到的思想源于道家，曾“学黄老道德之术”。他的“君道无为”论、重“势”说，与道家的“无为而治”、“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申不害的思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即是从道家演化而来的法家。申不害重“术”的思想，显然来源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三晋法家的突出代表。其思想“归本于黄老”，又对儒、墨、法(前期法家)等派别的观点加以批判地吸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思想。有学者指出：“他的思想渊源是相当复杂的，即他源于前期法家如申不害、商鞅、慎到者有之，源于墨家、老、庄者有之，源于其师荀子者又有之。”虽然他的思想源于诸家，但又区别于诸家。可以说，在“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多元思想的盛行与影响，是三晋法家形成的又一要素。
总之，深厚的文化根基、大变革的时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思想的影响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促使三晋法家产生。

Ⅳ 晋文化的晋文化八大旅游文化品牌

晋文化八大文化品牌是指：华夏之根、佛教文化、黄河之魂、晋商家园、边塞风情、关公故里、古建瑰保、太行神韵八大旅游文化品牌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人杰地灵。山西作为中华文明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留存有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并以“华夏文明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三大特征组成了“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深厚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山西始终发挥着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了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戎狄蛮夷逐渐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融合于华夏族。西汉一朝，通过武力打击、和亲通商等政策，促进了与匈奴的民族融合。东汉时，北方草原大旱，匈奴分为两支，南匈奴依附汉朝，南移入山西汾河流域。建安初，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分居山西，合计约20万人。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匈奴四次大规模内附，移民部落多达19种，特别是太原地区成为移民的集中地。与此同时，杂居于山西的还有羯人、鲜卑人、羌人、氐人等。十六国时期，山西是当时矛盾集中的地区，各族迭相称雄，战乱相因不断，但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亦加剧。三晋文化因民族融合充实了新鲜血液，各族人民在汉化过程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明时期的大槐移民是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爱国念祖的精神象征。据学者考证，南宋时即有从山西移民事，但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移民规模大、次数多，达20余次，长达50年之久。明廷在洪洞大槐树下设局驻员，为移民登记造册，发放川资凭证，住户部循入里籍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兵押解赴各省州县定居。移民不仅来自洪洞，还遍及山西全省。去向则尤为广远，遍布国内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大槐树成为移民聚散地的标志，各地后代移民共认大槐树为其祖先故地所在。
元末明初，中原江淮间战乱不已，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人民死伤无数，城郭为墟，农村残破，兼以水旱蝗灾，两淮、山东、河北、河南、湖北之民，十亡七八，“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而山西由于地形险要，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省内大部分地区，又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明廷为了巩固政权，恢复生产，采取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举措，将洪洞县广济寺定为移民之地。大槐树移民在各地力披荆棘，除草莱，立街市，渐至人烟繁多，百货骈阗，野有余粮，民无菜色，在各地经济发展、民生振兴中贡献颇巨。后世移民子孙，又外出奔走，近代颇多赴海外谋生者，故海内外华人后代均有以大槐树为祖籍，追念先人辛勤创辟，寄托爱国爱乡之情。广济寺门前汉植大槐树便同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移民之根，成为根祖的代名词，也成为激发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渊源。 山西东以太行为天然屏障，西和南以黄河为自然疆界，北边横亘长城天堑，境内太行、恒山、五台、太岳、中条、吕梁六大山脉纵横起伏，丘陵、盆地遍布期间，山地、高原回互相连，地势险峻，关隘众多，形势天成，表里山河，据之则居高临下，东出可取冀豫平原，南下可逐鹿中原，西进可窥视关中，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民族交融之所，文化激荡之处，呈现着独特的边塞风情。
5000多年前，河东解州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黄帝族先后战胜了炎帝族、九黎族，形成了华夏民族。古代战争遗址，有战国后期规模最大的战役“长平之战”古遗址，有闻名遐迩富有历史传奇色彩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有曾经杀声震天、尸横遍野的金沙滩古战场，有荒冢累累葬有万千汉代戍边将士遗骨的山阴汉墓群以及至今仍然较好保存的代县杨家将祠堂、宁武宋建宁化古城、新广武城与旧广武城等。古代众多名将如战国的廉颇、李牧；汉代的卫青、霍去病、李广；三国时的关羽、张辽；唐代的尉迟恭、薛仁贵；宋代的杨业及杨家将、狄青等，皆出自山西，他们与长城一道演绎着民族的历史，铸造着民族的精魂，是山西乃至长城文化的不尽源泉。 古色太行——古老的人类文明。太行山是一座不朽的人类历史丰碑。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这片沃土繁衍生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就在这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游牧到定居，从渔猎到农耕的伟大变革。太行山亦曰王母山，又名女娲山，“神农尝百谷”、“粒王填海”、“参卢农耕”、“羿射九曰”“、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都发生在这里。相传九黎部落首领蚩尤及尧、舜、禹都在此活动过。女娲的主要活动舞台就在山西太行山，有不少女娲遗迹留存，如长治天台山有女娲“炼石补天”的“望天台”；晋城浮山北谷，有女娲“炼石补天”的“娲皇窟”；长子发鸠山，有女娲“精卫填海”的遗迹；黎城广志山，有女娲所至的“娲皇庙”等。
太行山历史悠久，不仅有古老的人类文明，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宝藏。太行山两侧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散发出古色古香的魅力，留下了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贤士、文豪武杰、宗教名流、神医巧匠的足迹。“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代诗人李白曾吟出《行路难》的诗句；三国魏相曹操在北征途中也写下了“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的凄凉与哀叹。先人的感悟使太行山更增添了几分神秘与苍茫，从山西解州的涿鹿大战到中国历史上的夏商，从晋国诸侯到开创东周，从春秋晋国到三晋分家，从长平之战到秦朝一统，兴衰起伏的历史剧在山西轮番上演。历史的凝固使山西的地面古建筑占到全国的72%，这72%中在太行山地区就占到80%以上。

Ⅳ 简述晋文化区域的划分及特点

先说区域：晋是今天山西的简称，晋是源于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晋国，而晋国是周天子分封给自己亲弟弟的诸侯国（今天山西太原的晋祠就是那时候建立的）它的当初区域在今天山西中部、南部；汉代以后，刘邦分封自己的儿子刘恒为代王，封国在代郡（今山西忻州），后来在明代，明朝皇帝分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府邸在今山西大同，晋这个词汇也就逐步扩展到今天山西全境了。而晋文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山西文化的特点，则比较复杂，山西多山区，晋南、晋北、晋中三个区域的人文风格迥异，要说最大的共同点，个人感觉是诚信吧，晋南区域以运城、临汾为代表，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驰名中外的“晋商”起步的地点；晋中以今山西太原为代表，晋中这里仅仅是山西政治的一个中心。晋北则是以大同为代表，由于山西境内复杂的地理、地表，以及古代征战频繁，长期以来雁门关把大同阻隔在塞外，古代大同是胡人聚集的区域，后来逐渐被汉族取代，这里的民风淳朴但彪悍。山西的历史古迹特别多，特别是地上的古迹，堪称全国之最，从南到北都很丰富，历朝历代的古迹随处可见，特别是辽、金两代的很多古迹在全国都是孤例。

Ⅵ 三晋文化的特点

三晋文化现象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牶一个是开放，一个是务实，一个是求新。依我看这是三晋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开放性：这可以说是三晋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走过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广泛接触到华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不仅放手使用本国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揽国外的人才。“楚才晋用”这个成语，概括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认识到中原传统的车战不够机动灵活，因此力排众议，学习和引进匈奴人的办法，用骑兵代替车战，同时发挥弓箭的远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军的战斗力，培养出了像李牧、廉颇这样的名将。
务实：务实，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实事求是；从政治理念上说，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务实的精神可以说是三晋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思想，实际上促成了我国封建朝代史上两个最好时期的出现，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
求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求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者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王勃、王维、柳宗元等的杰出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又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

Ⅶ 简述晋文化区的划分及特点

所谓晋文化,就是先秦时期晋人创造的文化,它是先秦的一种区域性文化,与同时代的楚文化、秦文化、齐鲁文化和燕文化相对共存。晋文化在时 间上起自晋国创立,下至三晋诸国灭亡。三晋虽然不以晋为号,地域上也比晋国时期广大,但由于其文化传统源于晋国,其文化内涵与晋文化一脉相承,自然属于晋 文化范畴。晋文化的分布空间包括晋及三晋统治的所有疆域,而并非仅限于今山西省行政区划之内。
第一: 历史久远的传承性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 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 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 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说明山西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和丰厚的人 文土壤。
第二: 兼容并包的开放性 山西雁北( 又称代北) 地处塞外, 历史上是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长期互 相争夺的地方。一般说来, 中原汉族政权比较稳定强盛,雁北即统一于全国范围之 也比较繁荣。中原汉族政权削弱,雁北即为战场, 经济必遭破坏。如果中原 政权腐败和内战不休, 雁北即被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因此,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 长河中, 雁北一直是民族大融合之地, 这说明山西人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封闭保。
第三:开拓进取的创新性 山西传统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纵观山 西传统文化史, 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

Ⅷ 当前我国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因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比如历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以及蒙文化、苗文化、藏文化和一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都异彩纷呈，各有特色。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其产生具有历史性和时代的延续性。认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应该把握其存在的形式载体，贴近人类生活实际，立足民族的精华所在，传承历史的文明，使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发扬光大。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存在的普遍恒久的一种特征。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它能够与其他文化相区别时才能被辨识，也才能有现实的存在。一方面，相应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文化的起源和演化不可能是同一的；另一方面，人类需要结构的差异性和欲望理想的丰富性，也只能由文化的多样性来表达和满足。经济学家斯蒂芬·玛格林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然而，在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之一的新时期，这个似乎自明的问题变得隐晦起来了。新生还是消逝，多样性面临抉择。

文化多样性的产生，源自生活实践的本土性，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组织，从行为方式到宗教信仰，数千年来人类各有自己的文化风格和内容，产业化促进了全球性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但不可能完全取消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本土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文化首先表现为传统，不像生产技术、日常消费品那样可以与时俱进，物质文明再发展，机器化时代再进步，也不能取代光景常新、生生不已的各民族、各区域的古典文化。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全球各地的生活、生存方式仍然有巨大差异，人类不可能把未来的希望和幸福的追求在一个共同目标上。即使同一民族，由于时间、空间的原因，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虽然技术和手段上可以把西方的文化工业产品、部分生活方式向全球推广，但人类也不大可能全部西方化，英语没有取代方言，电脑没有取代书写。文化的多样性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融，只能会伴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发展，因而具有永恒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很多民族都面临着文化的遗失，比如语言、文字、艺术等。现代化进程不应以文化的遗失为代价。“从经济角度、从社会角度看，高速变化的社会中，我们实际上面临着很多的文化的遗失和文化的流失。有的人就说，文化的遗）这是现代化的一个代价，它是应该让位于现代化的，让位于工业化，让位于物质的提高。但是，当以一种文化思潮所支配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改造，它的代价是另外一种文化形式和文化思潮的失去，这就有问题了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度，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交相辉映，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为促进多元文化共存，中国制订了专门的民族政策和法律。近年来，中国政丨府还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主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谐社会和保持文化多样性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世界只有一种文化，假如说它是所谓的先进的文化，那我们就看不到丰富多彩的差异。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恰恰是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样的。和谐的前提是差异的存在，我们对这种差异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因此，文化多样性对人类发展而言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必须保持我国文化的多样性。

Ⅸ 三晋灭亡的原因

关于晋文化的概念问题
作为考古学文化的晋文化，以往曾有多位学者对其概念作过界定，代表性观点大致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晋文化是文献中晋国的考古学文化，所以，严格地讲，晋文化的年代就是晋国存在的年代，其上下限应以叔虞被封和桓公被废为标志。叔虞以前为唐或其他某种文化，桓公以后则分属韩、赵、魏三文化，统称三晋文化。但考虑到韩赵魏三家均出自晋，他们对晋君的取代不同于夏商周王朝的更替，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并未因晋君被废而发生本质变化，这有如田齐代姜齐一样。因此，广义地说，三晋文化也属晋文化。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把晋文化的下限断在三晋最后一家被亡之年——公元前225年。”第二种观点认为：“考古学上的晋文化，作为先秦时期一个地域性和国家性的地域文化，„„在时间上，从二里头夏文化东下冯类型开始，至东周韩、赵、魏三晋为秦所统一，上下一千七、八百年，可谓几乎与整个先秦时期相始终”。
目前，由于学者们对晋文化定义的理解仍存在歧异，致使对晋文化的渊源、晋文化的分期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莫大影响。鉴于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廓清晋文化的概念问题，并以此为契机，将晋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谈谈对“晋文化”中的“晋”字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并非如此，而是正确理解晋文化概念的关键。从上述第一种观点来看，“晋文化”中的“晋”字指晋国及三晋，而第二种观点似乎认为“晋文化”中的“晋”是指山西（山西简称晋），因而将晋文化的上限追至东下冯类型。我们基本同意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晋文化是指两周时期晋国及三晋的主体考古学文化，而不宜用来统称山西境内从东下冯类型开始至秦统一期间先后存在过的若干考古学文化。 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定义以及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考古学文化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考古学文化通常以首次发现的地点或典型遗址来命名。毋庸置疑，以往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通常适用于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而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则需要作特殊处理，因为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已经牵涉到族属、国别、疆域等问题。目前，学界约定俗成的是，对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等等，由于其文化族群相对单纯，人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因此，均可视为以某族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至于两周时期分封国的考古学文化，则不宜用族属的单一概念来命名，而不得不考虑到国别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俞伟超先生《关于楚文化的概念问题》一文对我们认识晋文化的概念有很大启发。
关于晋文化的主创群体问题，显然，我们不能认为晋文化是“晋族”的考古学文化。因为，历史上并无“晋族”存在，当然也无此提法。事实上，晋国的统治者是来自关中的周人，而在晋国统治疆域内，不同的族群则共同生活于此。如除土着居民和从关中迁徙而来的周人以外，还有不少北方民族。可见，晋国社会组织的群体构成来源是复杂的。因此，只有以晋国人来界定晋文化的主创群体才是妥当的。至于三晋时期，晋文化继续发展，其主创群体自然演变为三晋国民。 关于晋文化的时空问题，就时间而言，上起晋国始封，下至三晋灭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随着秦人势力的不断推进，各地晋文化被秦文化所取代的时间存在先后之差，如在侯马地区，秦文化对晋文化的取代明显早于三晋其它地区。因此，严格地讲，对晋文化的下限不必一刀切，一般而言，其下限大体可以秦灭三晋为尺度，但还应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地域而言，晋文化的分布范围，随着晋国及三晋的地域扩张而不断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晋文化的分布范围完全等

Ⅹ 什么叫晋,什么叫晋文化

晋文化就是山西文化。山西是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相传，华夏民族的始祖炎黄二帝都曾在山西活动，上古时代的尧舜禹都在山西建都。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把山西的这种根祖文化概括为“三个一”：“一座都城”——被认定为“帝尧都城”的临汾襄汾陶寺遗址，树起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一堆圣火”——运城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尤其是火烧骨，展现了180万年前我国发现的人类用火历史；“一缕曙光”——运城垣曲发现的4000多万年前“世纪曙猿”化石，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多万年。这些遗址遗迹证明，人类的祖先在中国、在山西，这种久远的文明独一无二。
山西是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外地人看山西，知道最多的是佛教文化、晋商文化、黄河文化，去得最多的是五台山、平遥古城、乔家大院、壶口瀑布。殊不知，这些文化和景点只是山西文化遗产之一二。在山西境内，现有旧石器遗址157处，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现存古建筑28027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2处，均为全国之最。在山西，名胜古迹星罗棋布，雕塑壁画叹为观止，民歌民俗别具魅力，“女娲补天”、“禹凿孟门”、“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的传说脍炙人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广为流传，面食、剪纸、琉璃、砖雕、酿造等技艺誉满天下。正是这些文化元素，点亮了华夏文明，成为吸引世界目光的重要焦点。
山西是红色文化、民族精神的聚集地。“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山西是八年全面抗战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山西，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山西人民，同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坚韧不屈的斗争，演绎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一系列军事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是山西，最早在根据地探索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最早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和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最早在根据地高举抗战文化旗帜。在山西，留下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作和战斗的光辉足迹，开国将帅中的1002位高级将领都曾在山西浴血奋战。 激情燃烧的年代凝结出光芒灿烂的诗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八路军将帅在山西写下了220多首珍贵诗作，《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的高亢激越经久不衰……山西已经成为全国人民传承红色文化的胜地，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