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域文化的显性特征是什么

Ⅰ 福建省有哪些地方特色文化

1、地方特色文化：地方+特色+文化（三要素）、带有地域性，特殊性，文化属性。

2、畲族文化：船政文化，三坊七巷，妈祖文化，惠女文化。

3、海丝文化：郑成功文化，开漳圣王文化，土楼，红色。

Ⅱ 福建的风俗习惯是什么

一、福建民俗的发展与演变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沿海，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福建的东南是茫茫大海，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有博平岭山脉，东北是太姥山脉，大海和高山峻岭严重地阻碍了福建与外地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福建处于与外邻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福建历史发展在隋唐以前严重滞后于中原，并使境内不同地区的民俗各具地方特色。现将福建民俗发展、演变的主要阶段分述如下：

(一)秦汉以前：土着民俗自成体系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距今约四至八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生活在闽南漳州一带。距今四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福建各地都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如生活在闽江下游的“昙石山人”，合群而居，有简单的语言，用石斧、石锄、石镰等工具进行粗放的农作，用石锛、石刀和蚌刀、陶网坠等工具进行渔猎和采集；有了简单的手工劳动技术，能制作出相当精巧的陶器，并具备原始的纺织技术；在葬俗上，实行掘地而葬，有公共墓地，一般为单人葬，极个别为男女合葬，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有石器、陶器等随葬品，说明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还有拔牙习俗，反映了有原始巫术。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武夷山土着居民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他们习于水性，擅长行舟，工于纺织。在宗教信仰上，他们奉龟为神话中的水母而加以崇拜。在葬俗上，实行悬棺葬，即死后将尸体安放于船形棺木内，再放置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祈求死者灵魂早日升天。上古三代时，福建境内至少居住着7支互不相属的土着部族，古文献称之为“七闽”。春秋末，楚灭越国，部分越人遁入福建，史称这个时期的福建土着为“闽越”，他们喜欢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最重要的习俗是以蛇为图腾、断发纹身，盛行原始巫术。《说文解字》在解释“闽”字时说：“闽，东南越，蛇种。”所谓“蛇种”，意谓闽越人以蛇为先祖，反映他们对蛇的图腾崇拜。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崇拜一直存在于闽越族的后裔中。如闽侯疍民，直至清末仍“自称蛇种”，并不讳言。他们在宫庙中画塑蛇的形象，定时祭祀。在船舶上放一条蛇，名叫“木龙”，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见蛇离船而去，则以为不祥之兆。清代，福州一带疍民妇女，发髻上多插着昂首状蛇形银簪，其寓意亦为不忘始祖。

与原始宗教信仰相辅相成的巫术在闽越人中也相当盛行。闽越人流行断发纹身的习俗，《汉书·严助传》说：“(闽)越，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这实际是原始巫术的“模仿术”，剪去头发、在身上纹上蛇的图案，用以吓走水怪。如《说苑·奉使》所称：越人“劗发纹身，灿烂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闽越族的后裔一直保留着断发纹身的习俗。越巫在秦汉时名扬天下，汉武帝也深信不疑。他下令在皇宫中建越祝祠，设越巫，用越人的“鸡卜”，祈求长寿。

(二)三国至五代：汉族民俗传入福建并逐渐占主导地位

秦代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由于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所以汉文化在福建尚未有大的影响。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亡闽越国，为绝后患，模仿秦迁六国贵族于咸阳的策略，把闽越族的贵族、官吏、军队以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往江淮一带。《史记·东越列传》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汉武帝的迁民政策，给福建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尽管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遁于山林湖泊之间，终因人口锐减，使原来就不发达的福建经济文化愈加落后。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逐渐向东南沿海扩展。三国时，孙吴据有江东，以福建为后方基地，故重视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孙吴政权多次出兵福建，对山越采取军事镇压政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继而在福建设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汉兴、建平、闽侯五县，后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孙吴政权除了在福建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外，还将许多罪犯流放于福建，同时也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从此，揭开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西晋至五代，大量中原汉人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着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同时，一些汉族与土着通婚，闽越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宋元时期：保留中原古风，形成地方特色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社会相对安定，生齿繁毓。据统计，宋嘉定年间(1208～1225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户，比唐开元年间(713～742年)增长近15倍。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正如诗人张守诗句所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反映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教育事业十分发达。据统计，宋代福建有县学、州学56所，书院75所，还有数以百计的书堂遍布城乡，莆田有“三家两书堂”(李幼杰《莆阳比事》卷6)的记载，福州有“学校未尝虚里巷”(梁克家《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的说法。因读书风气十分浓厚，福州是“城里人家半读书(祝穆《方舆胜览》卷10《福州》)，连山区泰宁也出现“比屋连墙，弦诵相闻”(何乔远《闽书》卷36《建置志》)的景象。由于教育发达，读书风气兴盛，故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703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35093人的五分之一；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多达179人，居全国之冠。宋代福建涌现出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天文学家苏颂、法医学家宋慈、史学家郑樵和袁枢、书法家蔡襄、着名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文学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南宋群贤小集》第13册《端隐吟稿序》)

宋代福建文化在繁荣昌盛之时，逐渐形成地方特色。在民俗方面，一方面由于古代福建交通闭塞，各个区域之间交往不多，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而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福建旧志书中，有关福建民俗“隆古”、“近古”、“犹有古意”之类的记载随处可见。以传统岁时节庆为例，志载：“风化所被，古意犹存。至如岁时节序之相沿，大抵今昔不殊。”(清·康熙《罗源县志》卷3《俗尚》)另一方面，由于福建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天然良港，因此海上贸易发达。宋元时期，泉州港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从而带动福建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百姓商品意识较强，富有冒险性格和开拓精神，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与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民风形成强烈反差。

(四)明清时期：民风渐趋奢侈、颓废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形成，民风趋于奢侈。在福州，据记载：“夫婚嫁侈靡，珠玉莹煌，商财贿也。博戏驰逐，樗蒲百万，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游闲公子，饰剑履妖服，怒马扬扬过里门者，为富贵容也。”(清·干隆《福州府志》卷24《风俗》)泉州的奢侈之风更甚，耻贫夸富成为时尚，“习俗之趋尚为豪奢。”不但商贾、胥役之辈“美服食，仆妾舆马，置良田好宅，履丝曳缟，掷雉呼卢，以相夸耀，比比而然。”就是“家无担石”的贫寒之家，也“非色丝盛服不出。”“虽家非素封，亦耻居人后，”(清·干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形成耻贫心理。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闽西、闽北地区，俭朴传统也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嘉靖时(1522～1565年)建阳“市井者尚侈好浮。”(清·嘉靖《建阳县志》卷3《风俗》)干隆时光泽“嫁女犹从厚，设宴必欲丰。少年衣装必尚华丽，城乡演剧，耗费无穷。”(清·干隆《光泽县志》卷4《舆地志·风俗》)一些乡村百姓也染上奢侈之习，如尤溪“平民鄙俭崇奢，以服食相矜。”(清·干隆《尤溪县志》卷3《风俗》)同时，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加上倭寇侵扰，赋役繁苛，大量自耕农破产，其中一部分人无所事事，民间赌风、争讼盛行。《南安县志》载：“嘉靖被寇以后，一切失业细民，率趋赌博、椎剽、嚣讼之计，以幸旦夕。”《同安县志》亦称：“赌风盛行，匪自今日；赌弊最甚，莫如头家。”(转引清·干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类似记载，在旧方志中随处可见，带有普遍性。

(五)近代至民国时期：新旧民俗并存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厦门、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资本涌入福建，逐渐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的农民沦为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有的弃农为商，做小本生意，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传统民俗的嬗变。中西文化发生碰撞，西方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内地，出现许多信奉基督、不祀鬼神的信仰群体，也有两者兼而有之的半洋半土的信徒，还有教会办的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先后在各地出现。与此同时，厦门、泉州、福州等城市烟馆林立，吸食鸦片的陋习，严重地腐蚀着社会肌体。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一些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城镇中的传统民俗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俗。民国时，欧化民俗还波及乡村，《长汀县志》载：“盖邑人渐染欧化，踵事增华，奇技淫巧之事，声色货利之食习，骎骎乎遍及各乡，尤以城市为最。”(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

这一时期，民间服饰、器用、交际、婚俗变化较大。在服饰器用方面，清末男女皆蓄发垂辫。辛亥革命前后，男子有剪辫之举，城里人学西方剪短发。女子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剪发者渐渐增多。官员在清代着官服，有钱人家长袍马褂，出门以坐骑、轿子代步。辛亥革命后，官员着中山装、长袍，出门或以轿车代步。富豪人家穿西装革履，使用怀表、座钟、留声机等洋货，煤油、火柴、肥皂、牙膏等舶来品也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在礼仪方面，清代平民百姓见到达官贵人要下跪作揖，毕恭毕敬，官场更有各种繁文缛节。辛亥革命后，提倡平等，废除封建官场仪节，见面行握手、抱拳或举手礼；在婚姻礼俗方面，少部分人冲破封建旧俗，自由恋爱，婚礼也不似往昔之铺张；在教育方面，新型学校增多，还建立了女子学校。许多华侨热心家乡的办学、建厂、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一些民间陋习如停柩不殡、溺婴、弃婴、缠足、童养媳、迎神赛会等被明令禁止，虽然其中有的习尚因令行不止而远未消除，但已大有减少。在广大农村，传统岁时节庆、生产习俗、民间崇拜及其他民俗活动仍无多大改变。但总的趋势是封建性减弱，现代性增强，新旧民俗并存，传统民俗仍居主导地位。

(六)1949年以来：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新的风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当家作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福建民俗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福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移风易俗，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破除陈规陋习，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在人际关系上，根本改变旧社会穷人与富人、下级与上级的等级尊卑关系，确立平等、同志式的新型关系，大家以“同志”互称，友好相处，互助合作。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消除了旧时的官僚腐败作风。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踊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蔚然成风。在生产习俗上，大力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旧时的求神治病、祷告祈雨等愚昧落后习俗基本上被破除。在生活习俗上，城镇居民多着列宁装、中山装，农民穿本地装，尚青、蓝色；出门旅行乘坐汽车、火车、轮船，旧时的坐轿、骑马现象明显减少，以至消失；生病求医成为城乡大多数人的共识，旧时“信巫不信医”的陋习基本破除，人民政府花大气力彻底杜绝吸食鸦片、卖淫嫖娼、缠足等丑恶现象。在婚姻礼俗上，各级政府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婚事新办，逐渐蔚然成风；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婚事大操大办，受到抵制和舆论批评；法律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流行数千年的童婚、溺婴、纳妾等行为被明令禁止。在丧俗上，禁止停柩不葬，鼓励丧事从简。农村虽沿袭土葬，但风水堪舆、建醮普度亡魂之俗逐渐淡化。福州、厦门、漳州等城市推行殡葬改革，倡导火葬，取得成效。在岁时节庆上，仍保留传统节日，其内容已赋予新时代特色，更加丰富多彩。除表演舞龙、舞狮、演戏等传统节目外，还有看电影，举行球类比赛、拔河比赛等体育活动，铺张浪费、祭祀鬼神等旧俗逐渐淡化。遇公历元旦、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国庆节等欢庆节日，城乡一般要组织报告会、文艺演出、球类比赛、游园或参观等活动，气氛热烈而富有意义；在宗教信仰上，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加强无神论教育，用科学知识破除鬼神迷信，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民间迷信活动大为减少。

这个时期，福建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还十分重视对畲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工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本省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调查和民族采风，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少数民族优良风俗习惯得到继承发展，一些陋习也逐渐革除。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将民俗现象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四旧”，用行政或暴力手段予以破除，许多正常的民俗活动遭到批判和禁止，福建民俗被严重扭曲。传统节日除春节外，多被禁革，过春节也要“革命化”，除夕吃“忆苦思甜饭”，大年初一不准舞龙、舞狮，不准演唱传统戏剧；人们服饰单一，传统的旗袍等服装均被禁止。各地庙宇大多被摧毁或封闭，或改为仓库、学校，菩萨、神像均被捣毁，甚至许多文物、艺术品也被作为“四旧”加以破坏、烧毁，等等。

二、福建民俗特征

民俗的形成一方面是与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生活的内容与方式的变化以及自然条件相适应，总之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只是民俗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俗一旦形成便世代相袭，并以传统习惯势力、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具有长久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此外，民俗还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社会性等特征。

福建民俗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中形成的，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民俗的一般特征。同时，它又是在福建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许多方面必然带有显着的地方特色。在丰富多彩的福建民俗事象中，表现比较突出的特征有：

(一)多源性

福建民俗的构成是多源的，主要有四个来源：

1.秦汉以前的原始土着民俗。福建原始土着居民在秦汉之前有着自成体系的民俗，秦汉以后，闽越族与汉族逐渐融合。唐朝人丁儒在《归闲诗二十韵》(其二)对唐前期闽南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清·康熙《漳州府志》卷29《艺文》)闽越族的部分习俗成为历史遗迹，还有部分民俗却沉淀传承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福建其它民俗。

2.汉族民俗。汉代以后，中原汉族不断南迁，带来了汉族的民俗，并逐渐成为福建民俗的主体。志称：五代时，闽北多为江北避乱之民，所以“备五方之俗”(《八闽通志》卷3《地理》)，闽西也“由唐历宋，风声气习，颇类中州。”(陈一新《赡学田碑》转引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志》)福建民俗中无论是生产习俗、生活习俗，还是人生礼仪、岁时节庆，以及民间信仰和崇拜等等，都与中国传统民俗一脉相承。

3.少数民族习俗。福建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畲族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习俗是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蒙古族和清代满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在福建民俗中。

4.外国民俗。宋元时期，泉州为世界着名港口，对外贸易繁荣。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到泉州经商，其中一部分人定居泉州，府志载：“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赀累巨万，列居郡城。”(清·光绪《泉州府志》卷75《拾遗》上)他们有自己的学校--“番学”，信仰伊斯兰教，保留本民族的传统习俗。这些外来民族虽然后来基本上与汉族融合，但一些特殊习俗却保留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一部分。元代、明代和近代，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欧洲的一些民俗也传入福建。特别是近代以来，福建民俗受外国民俗的影响日益明显。

(二)融合性

福建民俗的融合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1.不同民族民俗的融合。汉族民俗固然为福建民俗的主体，但福建汉族民俗实际上是融合了其它少数民族的习俗而自成体系的，如闽越族的一些习俗就被汉族所继承。自古以来，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别发达，这与闽越族“信鬼尚巫”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又如闽越族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劳动，这一习俗被入闽的汉族继承下来，在福建沿海地区，妇女参加生产、从事重体力劳动相当普遍。《闽书》载：“福州……田则夫妇并力而合作，女作多于男。女人能轿，取女轿三十户以应内宫之役。”(《闽书》卷38《风俗》)晋江的“妇女芒𪨗负担，与男子杂作；百工技艺，敏而善仿。”(清·干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闽越族的部分后裔疍民及畲族，在保留其独特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汉族民俗，并把它们与本民族的习俗融合起来。

2.不同地区汉民俗的融合。中原汉人迁徙福建，前后持续千余年，他们以中州移民为主，还有不少是来自其它地区的汉人。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在具体习俗上还是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别很大，相继进入福建后，汉族民俗也逐渐融为一体。

3.中外民俗的融合。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宋元时期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泉州港，“民夷杂处”，“市廛杂四方之俗。”(《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泉州汉民对外来文化博采广取，加以融合。以宗教信仰为例，宋元时期流传于泉州地区的，除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及其他民间信仰外，还有从外国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天主教方济各派、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这些外来的宗教不但为侨民所信仰，在汉族中也拥有不少信徒。各种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和平相处，互相交融渗透。

(三)区域性

福建汉人的祖籍大多是中原地区，由于他们入闽的时间前后相差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致所带来的中原汉语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入闽后，又因与当地土着居民的融合程度不同，加上地区间交通不便、往来不多等原因，逐渐形成许多不能相互通话的方言区。连城、清流、大田等山区县，竟然没有本县通用的方言，甚至相邻的乡村不能进行语言交流。福建方言以纷繁复杂着称于世，在中国八大方言中，除了湘方言外，其它七大方言均有在福建的不同地区流行。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地区的文化特色，往往在语言上得到体现。民俗也因不同的方言区而存在着差异。以民间信仰为例。临水夫人和五帝的信仰主要在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方言区内流行，妈祖的信仰中心在兴化方言区，王爷、保生大帝的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南方言区，扣冰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北方言区，定光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客方言区，等等。

在同一方言区内，不同府、县的民间信仰又有所差异。以闽南方言区为例：保生大帝、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将辅顺将军马仁、辅胜将军李伯瑶、辅义将军倪圣芳、辅仁将军沈毅的宫庙在漳州府属各县较多，广泽尊王信仰以泉州、南安最盛，清水祖师在安溪、永春、德化影响较大，青山公在惠安县拥有最多的信徒。其它方言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各府、州、县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在同一县内，每个铺、境、村落都奉祀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神灵作为保护神，旧称境主、福主、土主、社神等。以泉州为例，旧时泉州城分为36铺94境，铺有铺主，境有境神，共有大小神庙130多座，奉祀着100多尊神灵。境主神的神庙由居住在该境的百姓捐资合建，各种宗教活动也由该境的百姓参加，抬神出游一般不能越出本境地界。

(四)可塑性

平民百姓则不那么严格，往往将纳采和问名合而为一，将纳征和请期合而为一，同时简化迎亲礼节。贫穷之家的婚礼则更加简化，甚至在除夕之夜草草合房者也大有人在。又如福建绝大多数地方盛行厚葬之俗，闽南地区更甚，俚语有“生在苏杭，死在闽南”之说。但闽南地区的不同市县，或同一市县的不同乡村、同一乡村的不同人家，丧葬礼俗的繁简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又如寿诞，富贵之家除了大摆宴席，祝寿请客外，还要演戏助兴。而寻常百姓之家无力大操大办，贫穷之家更不敢奢望举行寿诞之礼，能煮碗寿面招待客人就算不错了，不少人甚至终生没做过一次寿诞。类似的情况在福建的民俗中普遍存在。

(五)娱乐性

民俗的形成要得到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同，并乐意参与，需要有一定的娱乐性。福建民俗的娱乐性尤为突出，以宗教祭祀为例，福建的宗教祭祀活动往往伴有丰富多彩的戏剧演出。在百姓的观念中，要获得神灵的欢心和保佑，除了献上丰盛的祭品和进行虔诚的礼拜外，还要演戏酬神、演戏媚神、演戏娱神；不但神诞日要演戏酬神，传统节日、婚嫁寿庆、祭祖、寺庙落成、神灵点眼开光、庙会、祈雨、五谷丰收、斋醮仪式等等活动都要演戏酬神。最典型的是连丧葬也要演戏媚神，俗称“和尚戏”或“丧戏”。如政和县：“初丧，置酒召客，演剧喧哗，以送死之礼。”(民国《政和县志》卷20《礼俗》)仙游县：“父母之丧，久停未葬，必觅堪舆。……葬毕，晏酒演剧，乡里道贺。”(陈盛韶《问俗录》卷3《仙游县·金斗》)清末，泉州丧葬演戏媚神成为风尚，时人吴增在《泉俗激刺篇·丧戏》中写道：“流俗是非太倒置，作大功德竟演戏。大小班，无小备，男女眷，无不至。嬉谑笑语，嫌疑不避。毫无哀痛心，大有欢乐意。破费计百又计千，人多称其孝，戚友称其贤，鸣呼其然岂其然。”宗教祭祀活动与戏剧演出相结合的习俗，至迟在北宋时就已形成，虽说是为了“酬神”、“媚神”或“娱神”，但在客观上却取得娱人的效果。

(六)神秘性

自古以来，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别发达，史称：“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宋史》卷89《地理志》)志书亦载：“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在在有之。”(《八闽通志》卷58《祠庙》)福建民间所奉祀的神灵十分繁杂，既有闽越族和其他土着民族残存下来的鬼神，又有从中原传入的汉民族所奉祀的各种神灵，还有从印度、中东、欧洲等国外传入的神灵。特别是福建民众所创造的神灵数量十分惊人，他们需要什么就创造什么，带有任意性和实用性。不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如盘古、女娲、西王母、彭祖等)、古典小说中的角色(如齐天大圣、猪八戒、通天教主、姜子牙、八仙、四海龙王等)被奉为神灵，而且岩石、老树、花草、枯骨、家禽家畜、泥土、家具等等也会成为崇拜对象，只要需要，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崇拜对象，不受限制，其随意性是中国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总之，福建境内的神鬼几乎无处不有，充斥于天上、人间和地府，构成了十分庞杂的神鬼体系。发达的宗教信仰深刻地影响着福建民俗的各个方面，使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都附带了各种祭祀活动和禁忌，不同程度地染上神秘的色彩。

(七)辐射性

福建民俗具有辐射范围广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明清时期，以闽南人为主的福建人大批渡过台湾海峡，移居台湾岛，闽南的民俗几乎全盘移植到台湾，成为台湾民俗的主体；二是明代以后，闽人移民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带去福建民俗，不同程度影响了居住国的民俗；三是福建民俗还辐射影响到日本的琉球等地。

Ⅲ 泉州地域文化有哪些独特的特点

泉州文化特征小议

也许是京城建筑最能代表都城文化的特色吧，在甲骨文中京字写成“附图”。“附图”字所象之形，就是一座座落在高岗之上的宏伟建筑。这建筑使人想起了权力、富贵与尊严，想起了传承数千年之久的都城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的都城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如西安、开封、洛阳与泉州，都做过时间不短的都城。但是，西安、洛阳与开封的王者之气，如今只能到苍烟落照中的一座座坟陵中去寻觅。只有泉州，不仅作为都城的时间跨度最长，而且自辽立此为南京后，王脉基本上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可以说，泉州是研究中国都城文化的范本。

泉州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是朝拜的圣地。泉州的旅游是典型的都城文化旅游。古代的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升国旗仪式……，都是都城文化的价值所在。因此，外地人到泉州，首先要到天安门前留个影，到人民大会堂去转一转，因为这里是祖国的象征。“都城文化”这四个字衍生出了诸多只有泉州才有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譬如关心时政，参政意识强，文化素质高，精英云集，官派作风，轻商鄙利，好面子，喜摆谱，自命清高，盲目自大等等。下面，我们就择其要者谈一谈。

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作为数朝古都，长期以来，泉州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泉州政府机构林立，各国使馆云集，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由此发布，各种国内外信息向此汇聚，甚至连各种小道消息也从这里向四方传播。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泉州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觉悟从总体上看自然要比地方上高一些。有个顺口溜流传很广：“泉州人什么都敢说，东北人什么都敢干，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几句话点出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敢说”是指泉州人敢于批评时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很强。比如在茶馆里，南方人喝茶，谈的多是家长里短和生意场上的事，而泉州人喝茶，聊的常是国家大事，这在过去难免要犯些忌讳。所以老舍先生在设计话剧《茶馆》布景时，一个突出的细节，就是在墙上贴了这样一张告示：“莫谈国事”。由此可见，泉州人关心时政，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有着优良传统的。历史上，泉州成为多次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原因就在这里。

二、高素质的市民文化

泉州作为都城，也是精英荟萃的科技文化中心。有组数字也许能说明这一问题：泉州现有高等院校65所，国家级科研机构388所。每年向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10万余人，科技人员8万多人，国家两院院士有50%在泉州，人才指标居全国榜首。泉州的孩子有着得天独厚的受教育条件，由于高校众多，泉州高考生员的录取率达70%以上。泉州有着全国最高级的管理人才，最多的博士、硕士、大学本专科学生，有着最高的义务教育普及率……。泉州人的高素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泉州市民的一举一动，常常会显现出较高的文化品味。看得深，想得远，不拘眼前小利，雍容大度，志向高远，这就是泉州人。在经济上，泉州虽然是个典型的消费城市，但在科技和文化产业上，却是全国最大的产出城市。这就决定了泉州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

三、轻商鄙利、述而不作的官派作风

泉州自成为定鼎之地后，便是达官显贵云集之所，这也是都城文化的一个特点。官多的结果，就是官场上的习气与作风渗透到了京城的各个角落，就连普通的平头百姓，也会时不时地打上几句官腔。古人云，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天子脚下呢？听听老泉州人说话时拖着的官腔，看看老泉州人遛弯时踱着的方步，让你不能不相信这句古话。

官本位文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泉州人的自命清高和轻商鄙利。泉州服务行业的官商作风是全国闻名的，泉州人把什么工作都当“官”来做。顾客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有卖与不卖的权利，因此顾客要赔笑脸，说谢谢，好像东西是经他批准后才卖给了你；乘客上了公共汽车，售票员就是你的领导，不管人多多，你也得挤到他跟前去买票，因为门口就是他的办公桌；你要坐出租车吗？得看你去哪，堵车的地方人家就拒载。在大多数泉州人的观念中，不管干什么，挣钱都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眼中，体面和尊严高于一切。而在上海和广州人眼中，泉州人着实有点傻，世上哪有有钱不赚的道理？可见，官派作风给泉州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在泉州，虽不乏小市民，但真正具有小市民寒酸气的并不多，也就是说，泉州的小市民与其它城市的小市民在言行举止上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来自官场风气对泉州小市民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官本位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好摆谱。据我所知，“摆谱”一词大约产生于清代，本意是摆出家谱给人看，原本并无贬义。历史上满族人是比较爱摆谱的。因为满族是中国历史上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由于部落分散，满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通史，它的历史记录，多半是通过对自己家谱的翔实的记录得以实现的。长者给后人讲史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给孩子们述说自己的家谱。满族有句名言，叫做“老人不讲古，小的失了谱。”但满族进关后，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使这一勤劳善战的民族，一夜之间变成了特权阶级，他们不工、不商、不农、不桑，无论是谁，只要是旗人，就可以免除所有苛捐杂税，而且还可以按月领到可观的钱粮。不劳而获的悠闲生活，使得众多的八旗子弟逐渐失去了勤劳勇敢的本色，成为游手好闲的大爷，成为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寄生者。他们唯一可以炫耀的资本，就是到《八旗满洲氏族宗谱》中，去寻找自己先祖的往昔辉煌，并以此显示自己家世的荣耀。于是，数祖摆谱成为一时风尚。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虽被推翻，但八旗遗风却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泉州人。人们常说泉州人好面子，究其原因，恐怕与好摆谱的心态不无关系。试想，大家不是帝王苗裔，就是名臣之后，若做了“不体面”的活儿，连自己的面子都过不去，更不用说祖宗的面子了。泉州人常常抱怨外地人把泉州人的钱都挣去了，其实，泉州的就业机会不少，影响就业率的原因不在没有职位，而在于泉州人从老祖宗那儿遗传下来的虚荣懒惰的毛病。解决泉州人就业的关键不在腾出多少职位，而在于改变泉州人头脑中的传统观念，观念不改变，就是腾出再多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用。

官本位文化的再一个表现就是处事圆滑，说的多，做的少。解放前就有这样一首民谣：“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所谓“京油子”，是指泉州人处事圆滑，办起事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中正平和、闲散庸碌的作风，在明清时期的京师官场非常盛行。据说清道咸时期的三朝元老曹振庸就谙熟此道。曹振庸官列一品，门生故吏满朝廷，当别人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时，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时人作诗讽刺晚清官场说：“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晚清官场的遗风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泉州人。泉州国家机关多，事业单位多，国营企业也多，吃公家饭，端铁饭碗的人明显多于其它城市，这种机制是官本位文化继续存在的土壤。因此，泉州人常常是“醒得早，起得晚，说得多，干的少，干成功的更少”。“泉州出政策，外地出典型。”出政策是政府的行为，与平民无涉，但泉州出不了典型，则不能不说是泉州人的问题了。只要回头看看近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中央一个政策下来之后，外地人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但泉州人还在开会学习，学习开会，理解中央的精神。“述而不作”已经成为泉州在经济上走在其它省市前头的一块绊脚石，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要提倡真抓实干，勇于实践。

四、封闭自大的围城情结

有人说泉州文化是多元文化，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数次入主中原，定鼎泉州，造成了多次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他们对泉州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在我们泉州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方言中的“胡同”、“旮旯”、“马虎”、“磨蹭”，饮食中的白水羊头、涮羊肉、烤全羊等等，都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的遗存。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游牧民族对泉州文化的改造多限于衣食住行这些表层文化，而在深层文化上，他们更多的是为汉族所同化。环境决定文化，游牧文化一旦脱离草原，失去自己的生存环境，就必然会被新居地的农业文化所替代，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说，老泉州本土文化的核心仍然是农耕文化。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心态上有很大不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北方游牧民族“不以败北为耻”。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本身就不喜定居，放牧牛羊也无法定居。如果与邻国开战，一旦败北，带上妻儿，赶上牛羊，一走了之，这对于他没有任何损失，最多就是提前换了牧场。因此游牧民族领地的观念比较淡薄。但中原的农耕民族就不同了，如果败北，他们就要背井离乡，不但失去了房屋，而且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将一无所有。严酷的环境逼迫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对于这些不善战事的农耕民族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层层的围墙将自己包围起来。所以，中国的农业民族，特别是与强悍的游牧民族比邻的北方农业民族，很早就有了筑墙的习惯，大到万里长城，中到各城镇的城郭，小到各家各户的院墙。为保险起见，有时围墙还不止一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小农文化封闭保守的传统。

泉州是典型的城的世界。泉州的城墙之多，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明初建的泉州城有三重城墙，最里面一层是宫城，叫紫禁城，第二重是皇城，第三重是周长20公里（km）的京城。明嘉靖三十二年起又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加筑全长约14公里的外城。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这些坚固的城墙在阻挡敌人的同时，也阻碍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铸成了一种封闭的文化心态。作为权力中心，都城之内的文化确实具有着较高的品味，在众多的乡民面前，城里人无疑是文明的代表，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造成了都城人盲目自大的心理，使他们养尊处优进而固步自封。而这种心理无形中又阻拒了来自远方的异域文明。泉州人之所以能成为泉州人，正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国最大的围城里。

如今，泉州城的城墙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我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不禁要问：我们应该拆除的到底是什么？泉州人心中的城墙是否依然存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泉州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南方沿海城市相比，在接受外来文化及新生物事方面，仍显迟钝。习惯上，人们称上海为“滩”，它象征着开放性的海洋文化；称广州为“市”它象征着活跃的商业文化；而称泉州为“城”，它是否还代表着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保守的都城文明？！也许称呼的不同，无意中真的道出了这三座城市之间不同的文化品格。2000年泉州申奥的口号是“开放的泉州迎奥运”。我们希望古老的泉州文化能够乘着申奥的东风，敞开她博大的胸怀，走进新的世纪。

Ⅳ 福建的文化，人文特征是什么呢

闽南区域文化特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秦汉以前，闽中土着居民与中原的交往不多，土着民俗自成体系，史称这个时期的越族人，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盛行原始巫术。到了汉代，中原人士依然认为闽中及其居民为“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开始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闽中由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着民俗而占主导地位。[i]同时，一些汉族与土着通婚，或土着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自动转化为汉族，闽越族的一些习俗风尚及其人文特点也沉淀下来，成为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是福建社会经济得以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和演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特别是宋代闽学的兴起，对于包括闽南文化在内的福建文化以及民间的习俗风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为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礼俗提供了比较良好而又特殊化的条件。经过唐宋时代的锤炼，作为一种具有某些独特性格的闽南区域文化已经基本形成。元明时期，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经历了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强烈冲击。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商品市场经济繁荣，士农工商的界限渐趋模糊，传统的农业经济更加掺杂混合了多元的经济成分。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酝酿着求新求变的思潮冲动，更是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走向成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闽南区域文化特征”，无疑应该是以明清时代的闽南区域为基本表征。闽南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虽然是伴随着中原文化在福建的传播而向前发展的，中华主流文化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力。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所谓的中华主流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潜移默化之中。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中“诸子百家”争相辉映、充满生机活力的年代，随着秦汉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确立，儒家文化逐渐成了这种政治体制“独崇”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为维护中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及融合吸纳多民族的文化因素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唐宋以降，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日益朝着极权专制的方向迈进，因循守旧、虚伪逢迎、营私舞弊的官僚恶习，逐渐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风气。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变异。一方面，空谈高调的道德标准往往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而另一方面，迷信权势、唯利是图又成了许多士大夫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可以说，从宋代以后，虽然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力图坚守先秦儒家的道德规范，但是从整体上看，围绕着政治统治核心的中原主流文化，日益出现了虚伪凝重与抱残守缺的异化倾向。中原主流文化基本上是由北向南而向各个边陲地带传播的。相对而言，越是边陲地带，其所受到的中原主流文化影响就会越弱小一些。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边陲地带，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差异很大，文化渊源也多有不同，因此各个边陲地带接受中原主流文化的程度以及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特征也将是各自不同、多姿多彩的。就福建的情景而言，福建地处东南一隅，东面朝海，西北面是武夷山脉，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它把福建与浙江、江西以至北方中原各地天然地阻隔开来，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这是造成福建区域文化特征与浙江、江西、广东等相邻区域有所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而在福建内部，着名的河流闽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等，都是发源于西北部山区而流向平原，是北方汉人入闽后定居繁衍的最主要的栖居地。但是这些江溪与江溪之间，大多被山脉隔开，交通比较困难。这种以不同江溪流域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小经济区域，把福建分隔成许多不同的民系。这种的地理环境特征，自然而然地使得福建区域有着“天高皇帝远”的潜在意识。而闽南区域又与福建的政治中心福州区域有着一定的距离，这就使得闽南区域文化更有着远离中华文化中心的地理特征。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并不一定就可能造就独特变异的区域文化。事实上，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随着唐宋时期北方汉族移民文化的大量进入，福建及闽南社会一直把接受儒家正统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核心位置。中华儒家主流文化始终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力。然而所不同的是，当宋明以来中原主流文化日益走向虚伪保守的时候，福建特别是闽南区域的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陲性的自然地理位置，以及闽南面向海洋、勇于接纳外来文化的传统，都使闽南这种边陲性的区域文化，较少或较缓受到中原地区主流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在明清时期的闽南区域文化中，能够较多地体现儒家早期许多具有生命力的因素。甚至于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种文化变异的历程，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的意味了。在这样有所差异的历史变迁中，闽南区域文化就显现出一些与中原主流文化不同的独特表现形式。在文化思想方面，科举制度的羁绊及官僚体制的束缚，固然促使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随波逐流，成为政治文化的殉葬品，但是也有一部分富有社会文化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其摒弃因循守旧、追求革新变化的思潮往往能够比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更能先声夺人；在社会行为方面，不尚空谈高调，脚踏实地，务实做事，努力进取，是民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追求效益，商品意识较强，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又与中原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保守性格形成了一定的反差。闽南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的一种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补强了中华整体文化的多样性。而在其自身的结构上，她能够较好地吸收中华核心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的精华成分，来强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这种潜移默化式的、带有一定文化变异意味的区域文化变迁历程，是闽南区域文化得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的最本质的力量源泉。

Ⅳ 福建人有什么特点呢

福建人的特点如下：

一、喜欢喝茶

大街上到处都是卖茶叶的店铺，高档的普通的，还有茶馆非常的多，这还说明不了什么，几乎每个公司职员或老板办公桌上都有一套茶具，包括我们公司也是这样，沿街的每个店铺老板都会在店里摆套高档或低档的茶具，甚至连公交车总站的看门老头传达室里都有一套茶具，边看着过路车辆边喝着茶。

二、敬神虔诚

在厦门很多住宅小区沿街散步，不是普通平房农村哦，而是很现代很高档的住宅小区，透过阳台往人家家里看看，你会发现，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个神龛，点着香火，还有福建本地的老板，一定会在公司或店铺内也弄一个神龛，端午节放假前一天。

在厦门，你会发现，在非常摩登的高楼大厦旁边会有一个很破旧的庙宇， 福建人无论怎样规划城市建设，无论怎样拆迁，一定会把庙宇留下，绝不会把庙拆了。看上去很不协调，但貌似福建人宁愿不协调，也不想把神赶走。所以厦门市区鳞次栉比的楼群中间总有很多小庙。

Ⅵ 福建惠东地区民居文化.建筑特点

此外，我这里有一篇报告，可以给你作参考。

惠东，指的是福建省惠安县东部，地域临海的祟武，小乍、山霞，净峰，东岭、辋川，涂寨等七个乡镇．面积约占全县的37%，人口约占全县的40%。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特别的民俗，颇为世人注意．
他们的族属是少数民族或汉族?这些习俗为什么会被长期保，留下来?解放前本地区已有学者提出一些见解．自80年代以来，全国乃至海外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及电影艺术家……纷至沓来。许多学者深入后，已写出不少学术报告’，提出各种学术见解。就目前所见的调查报告，对惠东民俗大多偏重于妇女服饰和长住娘家婚俗，而忽略惠东男子和生态环境的调查，因此，难以全面反映惠东的民俗民风及其存在的历史原因。
笔者先祖自明以来，世居崇武城东门内外祖家业渔，住城墙外与大昨村毗邻的港IQ村，母亲是地道的惠东女．身为惠东人，对于存在的这些习俗，早巳是司空见惯”，很少考虑其深层原因，真是‘熟视罔思”．今应学会邀约及诸多学者启发，试图作一探源，就其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阐述于下：
(一)海洋性格
惠东这一三角形地带，曲对日夜不息波涛滚滚的海洋，铸造了区域的海洋人文、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性格．女人在家务农，照顾家庭．男子主要职业为外出捕捞，他们时时要过耕风犁浪的风险生活，一出港有长达三，五个月的，短的也有三、五天的．熬着腥红的双眼归来，常要大块肉大碗酒补充．消除疲劳后，每喜听清婉幽雅的南膏或从事一些武术性的文娱活动．所谓“拳头、烧酒，曲’的三大乐趣，熏染了他们雄豪而多情的海洋性格．
他们那驾驭惊涛骇浪的矫捷强健的体格，那刚强、勇敢、无畏的气魄，那豪迈的侠肝义胆、相互救助的同舟共济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的特征。
(二)特别服饰
现在惠东人的服饰，男子巳没有特点．但是在清水民国时期，男性渔民多着红柴汁(赤绛色)衣裤，这是用荔树木炼汁染白龙头细布而成的．为便于操作，裤头宽大，裤筒长只过膝盖，称“拢裤”；上衣开左衽(女性开右衽)．问者渔民开左衽的道理，是冈右衽在海上作业顶风．真是“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 (《战国策·赵策二》)。
至于女性的服饰，向为民俗研究者的热题。“惠东女”已成为今日福建省五大旅游品牌之一。这里不作细描，只是这些特别的服饰是有其传统性和延续性的，并非一夜春风，花开刀树。笔者外祖母是满清后期的人，母亲则是清水民初而至八十年代的．她们那一代是一派缁色的衣服，头上羊角似的棚状的遮盖，乌料巾、贴背、腰巾，搭链(俗称“插么”，起着现代人小提包的作用)。上衣并不太短，裤 筒则宽。小昨女人上衣腰身直形，大乍女则为大圆形．而如今，黄斗笠，花头巾、短袖、宽裤、蓝(绿)的弧形上衣与天空、大海，山峦，田野、沙滩谐和，真是“风回海色上衣冠” (明，黄吾野诗)，海风吹拂，飘飘欲仙，令人悦目舒心，而闻名海内外。
惠东人的服饰已历经几次重大改革与变化，但至今还存着明显的独特之处，她们穿这种服饰的依据是：实用与美观．如渔船进港，协助搬运鱼货，或出港挑水送粮，宽裤便于涉海，短袖便于操作．黄斗笠顶炎口，花头巾御风沙。而头巾的花卉图案和颜色，是美的选择，增加了女性的丰采、神韵．她们每人都有几—卜条，甚至几百条的头巾．
服饰是文化因素，是群居生活的认同．同一色调，同一线条，同一体式，作有规律组合，是她们共同的审美观，合乎自己形体和当地时尚，是自己的位置和职业的需要，这也可能是同族群共有的标志．服饰是随生活要求和时代变化而推进的，其形成与演变是历史的延续．所以说，今日惠东女服饰的亮丽鲜明是今日社会亮丽鲜明的折射。民、清以及明、元、宋以前，也有与当时社会特点和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服饰。鉴古论今，惠东女的服饰，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别的服饰．
(三)长住娘家
惠东，除崇武缄内之外的农村，均流行娇后仍住娘家，逢年过节始凹夫家的习俗。有的学者认为，这因为男子长年出海，或外出打工常不在家，而过去女子娇龄一般只有五六岁，要应付大家亲人和陌生人群，须过一段时期才能适应．男性也可能认为自己长期外出打下，午轻的妻子和父母居住，他们会比较放心．
惠东女即使到夫家，初期也极少与丈夫同床，只有怀孕生子或夫家花钱抱养个小孩，才在夫家长住下来。
对于这种婚俗的由来，不少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林惠样教授从古代婚姻史推测，认为这是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遗俗。蒋炳钊教授认为是闽越族的遗留．而香港乔健教授则认为这种婚俗，实不失为一种最照顾多方面需要的办法．同时他认为“不落夫家”是因为受非汉族的影响，或深受非汉的涵化，或者本身是非汉的后裔。
因解放后同姓可婚，而渔村多同一姓，已可就村取亲，相见容易．况且时代推进，新风吹入，此婚俗也在逐渐变化了．
(四)文身
许多民族在早期发展阶段，每每存在一种风尚，即用针在人体全身或局部刺下自然物或几何图形，有染色亦有不染色的。研究者认为，文身可归纳为：勇美壮武男子的标志：部落祖先的图腾：水上生产避蚊龙的一种习俗；享有成婚权利的标志。总之，文身一般作为图膊的标志，有的民族借以表示等级身份或作社会秘密记号．直到现代，有些少数民族还保留此俗。
惠东男子和女子，至今也有沿袭少—俗。小乍女多喜把自己名字文在皮肤上．男青年则有发现刺小龙小蛇或两个四边形的。现全球风靡一种“纹彩”，这“纹彩”不同于文身．文身系剖刺后染色．“纹彩”却是先抹转色油于肤上，然后复以图案纸，再细描轮廊，将一种特殊颜色涂抹其上。文身永不褪色，“纹彩，只可保持一至三周．“纹彩”被现代青年作为终生贴身的饰品,是彰显自我的生活情趣和需求，充分体现艺术和科学，激情与动感相结合的现代人的审美观．
古代的文身与现代“纹影”。各有不同的内涵,但其意向都是为了引人注目。
(五)饰齿
惠东女(男性偶见)至今沿袭饰齿镶牙的风俗，婚前在两个门牙镶上金属或黄铜做的牙套。这是古代凿齿的遗风．
台湾《彰化县志》载： “高山族女有夫，断其旁二齿授男，其某日就妇婚终身住妇人处．”高山族的女断齿授男，男就妇室婚，可见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
(六)赤足
惠东的男女过去每多赤足，称为“粗脚”．清朝及民国初时，赊祟武械内女人缠足，城外村落的女人都是天足一双，在沙滩、田野奔跑劳作．即使到了共和国，处处还可看见赤足或穿木履的人．随着生活提高，时代进化，他们逐渐转穿海绵或塑制的拖鞋，而后发展到命-鞋、皮鞋．这种“衣着卉服，赤足行走，便于用舟。”自是古代先民的生活习惯．
此外，还有男女分别的组织，如少女的“姐妹伴”、青年男子的“少年伴”，以及俗鬼、祭神、巫术、“夫人妈”、“房头神”、“头目公”等等奇异的风俗和信仰，这与当地的生活特点也应有密切的关系。
惠东目前还存在的这些奇特的习俗，显然不是汉人入迁时带来的，应是本地区先民的文化遗存．
据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证实，福建土着民族为闽越族。史书记载，闽越族显着的文化特征是——在物质文化方面有：水稻种植，喜食异物及蛤、螺、蚌等水产品动物，发达的葛麻纺织业，使用石锛和有段石锛，精良的铸剑术，善于用舟，惯于水战，营造“干栏”建筑，大量烧用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等．
在精神文化方面有：操有鲜明特点语言，流行断发、文身和拔牙习俗，保留浓厚的原始娇俗，崇拜鬼神和蛇图腾，实行崖葬等．
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当地生存环境和人们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惠东今日存在的这些习俗，似乎可以或多或少找到其先民文化遗存的答案．
印纹陶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发达于商周，衰弱于秦汉，它与百越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是相符合的，故这种文化被认为是百越民族典型文化特征．闽越为百越民族的一类，几何印纹陶，同样构成先秦时期闽越文化的特征，故认为福建古代民族是有根据的。惠东古代群亦属闽越族分布区之一．
据考古资料证明，惠东开始有人类在十地上聚居、生息，开发的历史已相当悠久．祟武的大乍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岩石土坡间的40X30米的范围内散露多种陶片及已风化的属于人类食后抛弃的蚧蜊壳，文化堆积层厚约1米．遗址在1985年山省文化管会和县联合进行文物普查发现，采集了石刀、残石锛和不少陶片，此后又得陶片百余件，可辨的器形有斧 缸、罐等， 陶质多为红、橙红、黑色陶，纹饰有篮纹、绳纹、斜线纹、云霄蚊和附加堆纹等。经鉴定分析属“闽越文化型”，说明闽越族的人，曾居住在祟武海域这一带。而这一族群是今日惠东人,今日惠东人是古代闽越的遗民。
此外，如前文提到，大海提供了惠东一带渔民的衣食之源，他们在与大风大粮的搏斗中，练就驾驭的本领和勇敢的性格，这与古代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如出一辙．文身、凿牙显然已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历史发展所必然的．但其遗风尚存，目前惠东民俗中最有明显特色的是:显性历史文化即服饰:隐性文化即为妇女长住娘家的婚俗。
探讨惠东人的族属，从考古资料和民俗资料看，大多学者都认为闽惠古代住良为闽越人，在这方面已取得较多的共识．现在从民俗学来探讨族源，应有古代和现代之分。古代越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已有很大的变化，百越族人在汉代已开始清失，大最溶入汉人之中，福建情况也不例外，惠东情况亦是如此。古代闽越人已成为今口福建汉人中的一个主要来源。
可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惠东人是汉族，为什么邻近如北边渊州湾上的仙游、莆出；南边泉州湾下的晋江、南安，他们也是汉族，但并不见有如惠东人这些特别的习俗?
这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汁划地深层地再发掘再发现地下更多具体历史资料和实物，对其习俗进行分析比较．

Ⅶ 福建有什么特色啊

福建的特色非常多，茶叶是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些风味产品。具体如下：

1、安溪铁观音：

铁观音，福建安溪当地茶农发明于1725-1735年间。发源于安溪县西坪镇尧阳山麓（王说）。属于乌龙茶类，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乌龙茶类的代表。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纯种铁观音植株为灌木型，具有一般茶叶的保健功能，还具有抗衰老、抗癌症、抗动脉硬化、防治糖尿病、减肥健美、防治龋齿、清热降火，敌烟醒酒等功效。2010年以“十大名茶之首”亮相上海世博会。

(7)福建地域文化的显性特征是什么扩展阅读

武夷岩茶含有人类身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A、D、E、K、B1、B2、B3、B5、B6、H、C、P和肌醇等，除A、D、E、K较难溶于水外，其他均为水溶性维生素，泡茶时可充分利用；含有多种矿物质，如人体细胞不可缺少的钾，保护牙齿的氟及其他磷、钙、镁、铁、锌、钠、硼、硫等微量元素；还含有丰富的人类必需的多种氨基酸以及少量的蛋白质和脂肪，对人体营养的补充有所作用，它可溶于水的糖分极少，属于低热量饮料。

橄榄营养丰富，果肉内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C以及钙、磷、铁等矿物质，其中维生素C的含量是苹果的10倍，梨、桃的5倍，含钙量也很高，且易被人体吸收，尤适于女性、儿童食用。冬春季节，每日嚼食两三枚鲜橄榄，可防止上呼吸道感染。

国内外研究资料表明橄榄果实中还含有滨蒿内酯，东莨菪内酯，（E）-3，3-二羟基-4，4-二甲氧基芪，没食子酸、逆没食子酸、短叶苏木酚、金丝桃苷和一些三萜类化合物，挥发油、黄酮类化合物。

山茶油是山茶籽的主要成分,占山茶籽干重的25%~35%。山茶种植不施化肥和农药，因此山茶油属于天然绿色食品。山茶油属于不干性油,为无色或淡黄色的油状液体,不含芥酸、胆固醇、黄曲霉素和其他添加剂。

茶籽油在理化特性和脂肪酸组成方面与橄榄油十分接近。茶籽油的酸值、碘值和皂化值分别为2.10 mg KOH/g、91.22gI/100g和191.10 mg KOH/g茶籽油的脂肪酸有棕榈酸(C16:1、硬脂酸(C18:0)、花生酸( C20:0、油酸(C18:1)和亚油酸(C18:2)5个组分,其中油酸和亚油酸占76. 79%。

闽西八大干颜色丰富，味道清香甜美，质地松软耐嚼，而且还有很高的葡萄糖和维生素A、B含量。而且含蛋白质高，营养丰富。

铁观音含有较高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茶多酚和生物碱，有多种营养和药效成分，具有养生保健的功能。于民国八年自福建安溪引进木栅区试种，分“红心铁观音”及“青心铁观音”两种，主要产区在文山期树属横张型，枝干粗硬，叶较稀松，芽少叶厚，产量不高，但制包种茶品质高，产期较青心乌龙晚。其树形稍，叶呈椭圆形，叶厚肉多。叶片平坦展开。

Ⅷ 谈谈你对福建文化的认识

文化生态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它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亚文化圈，福建是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单位和类型，是灿烂的中国文化在实践时空中的一个代表性区域。福建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契合点。在地理生态环境上，福建特殊的山海相随的自然环境对该区域文化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经典地体现着农业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福建文化的形成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一个复合体，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和随之而来的宽容性的特点。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和丰厚的动态积淀，福建已培育出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环境，它体现着福建社会现实的人文状况，并成为该区域社会成员共享的生存方式。
相对的封闭性及其影响

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制于两种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其中，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对于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某种角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产物。福建比较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该区域人文以天然的定位。
偏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境内山峦叠嶂，丘陵起伏，河谷和盆地错综其间。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自然环境把福建与浙江、江西以至北方中原各地天然地阻隔开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这种独特的地理特征，给福建文化发展的历程烙上了鲜明的印痕，并间接隐现在文化生态中。
秦汉以前，福建地广人稀，处于蛮荒状态。当时生活在这里的闽越人与外界文化联系很少，其独立发展和兴盛的时期，相当于中原夏、商、周王朝，至少存在约1500年。这种地理上的相对隔绝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中原主流文化的强制性影响，使闽越土着文化保持着相当独立的状态，拥有较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其人文内涵自成体系，成为福建文化演进的重要源头。
汉代以后，伴随着中原汉民大规模迁徙入闽，汉文化在福建的传播速度加快，并逐渐取代闽越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汉民沿着不同路线进入福建后，寻找适宜的地点生存，并逐渐拓展生存空间。福建境内较大的河流如闽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汀江等，其流域具有较好的生存环境，成为中原汉民入闽后定居繁衍的最主要的栖居地。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是汉文化强大的载体，它大大加强和深化了汉族文化扩展浸润的历史趋势。
由于不同的北方汉民迁入福建的时间、地点、路线不尽相同，甚至差别颇大，再加上福建境内山峦叠嶂的阻隔和区域内自然地理环境的许多差别，这些不同的江河流域便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小经济文化生活区域，致使福建文化容易形成以相互排斥的地域文化心理为基础的众多子系统，从而形成一种呈碎状割据的文化形态。
这种文化形态上的碎状割据状态清晰地反映在福建民系的划分上。福建民系大致可分为六个，即福州人、莆仙人、闽南人、闽北人、客家人、龙岩人。民系差异的形成，是北方汉人不断迁入福建的过程中，由于地理、语言、民俗和区域小经济圈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同时，在各个民系内部，在更小的范围内，不同地域的人文内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福建人文的差异现象尤为典型地体现在方言及民俗两个方面。福建方言的纷繁复杂在全国是少有的，福建境内有七大方言区：闽东方言区、莆仙方言区、闽南方言区、闽北方言区、闽赣方言区、闽中方言区、闽西客家方言区。在全国八大汉语方言中，福建境内使用的汉语方言已达七种，可以说是全国汉语方言的缩影。而且在同一方言区内，方言内部的复杂性、特殊性在全国方言中也是罕见的。
福建民俗的差异性也是很典型的，不同区域对同一民俗事象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十里不同风，一乡有一俗”，形象地说明了福建民俗的这种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建民俗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和多样性。
方言与民俗的复杂性，只是福建文化形态上呈碎状性特征的两个方面的表现。但从中可以透视出，由于历史地理及自然地理特征上的双重的相对封闭性，给福建人文及文化生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传承上的宽容性特征

文化生态的状况与其相应的文化土壤有着密切关系。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福建文化的形成是个多元性的复合体，它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土着文化和外来文化，在福建地域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有着丰厚的积淀。由此随之而来的是福建文化生态宽容性的特征。
福建历史文化传承经历了独特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大体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秦汉以前的闽越文化阶段。由于福建地僻海隅，境内交通闭塞，又远离中原地区，秦代和汉初政权虽然先后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汉文化在福建的影响不大，此时闽越土着文化保持着相当独立的状态，地域特色鲜明且自成体系。
第二阶段是汉至唐末、五代时期，闽越文化开始了与外来汉文化漫长的整合过程。汉代以后，中原文化开始向东南沿海扩展，并日益波及福建。一方面，中央政权加强了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为汉文化大规模传入揭开了序幕。另一方面，作为汉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中原士民开始大规模迁徙入闽，中原汉文化也在福建自北向南扩展传播，这对闽越土着文化造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此时入迁的北方汉人与闽越人之间有较大的文化距离和族群界线。
第三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闽学文化为主流的阶段。此时期以宋儒理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模式逐渐在福建地域占据统治地位，而闽越土着文化因素成为文化“底层”并被“隐形化”、“边缘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多层面互动格局形成并使地域社会文化变迁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在福建文化体系建构史和地域社会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一阶段，南宋朱熹创立的朱子理学发展成为元明清时代控制整个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成为政治、法律、道德、艺术、教育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指导原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福建地域社会的海洋文化特征得以突显。宋元时期的泉州成为世界着名的贸易大港，南宋时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到元代则增加到100多个。商人、旅行家、僧侣以及各行各业的外国人云集于此，并带来了多种外来文化，使福建文化受到西方文化较大的冲击。明清时期，尽管中央政府屡屡在福建沿海实行海禁，但沿海民众的海洋意识并未中断。
第四阶段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阶段。此时期由于福建在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的区域特点和优势，福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迫使福州、厦门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二，这对福建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福建文化由此经历着与近代西方文化的交融和激荡，呈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开放性，涌现了一大批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如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纾、辜鸿铭、萨镇冰等人，他们均站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文化先潮。

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上的多元性，福建文化的进程已铸就了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环境。福建文化生态的主要特征有：精神文化的多元融合与不平衡性，开放性与封闭性共存，沿海与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冒险与守成并存的文化性格等。由于历史文化传承上的多元性，福建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动态系统；与此相应地，福建文化生态处于一个多层次的社会文化体系相交织叠压和互动的状态中。这种状态表征为三个方面：
首先，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性的，在现状布局上则呈碎状割据的状态。从源流上看，福建文化的形成与闽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海外文化的冲击、台湾文化的交融、邻域文化的渗透等诸因素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现状上，福建文化在布局上呈碎状割据的状态，如闽中三山文化、莆仙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南海洋文化等等，它们彼此之间呈相对独立且平行并存的状态，尽管在相互交融上有逐渐加强的现象，但彼此的地域文化距离仍是十分明显的，并且谁都无法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成分在福建文化这个动态系统中共同构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引导和制约着福建区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
其次，福建文化生态在态势上呈既开放又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折射为陆地农业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二者并存且相互交融。福建山海相随的地理环境迫使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传统农业文化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内向、保守、封闭的文化体系，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固守家园，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它往往保持着某种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比较封闭、偏狭，而这在福建浓厚的家族观念中又得到强化和巩固。中原汉人的入迁，对福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他们在迁移入闽的同时带来了中原的陆地农业文化，由于当时早期的福建地域尚处于无序状态，他们必须凭借家族的力量来拓展生存空间，这种状况自然而然地加强了血缘宗族的观念。
与此相对应，海洋商业文化则往往以动态和开放为特征。福建海岸线漫长，位居全国第二位。自宋以后，福建人口迅速增长，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中，向内陆延伸困难，人稠地狭的矛盾使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宋元时期福建航海业由沿海贸易为主转向以远洋贸易为主，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蓬勃而兴，成为当时福建海洋经济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在这漫长的历史洗礼中，逐渐形成了以商业经济意识为核心的海洋文化。同重义轻利、礼教森严、内向保守的传统农业文化相比，海洋商业文化具有迥然不同的文化特征，如重利的价值观、冒险进取的拼搏精神和宽容的开放意识。这种颇为强烈的海洋性格，在相当多领域已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桎梏，适应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福建成为近代中国新思潮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正与其开拓求新的海洋文化气息有着密切关系。
福建文化生态是福建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传承的产物，它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历经两千年来的历史洗礼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环境无疑对于福建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运动起着精神意识的历史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