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化冷战

1. 怎样看待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

要警惕一些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以“中国秘闻、传闻爆料”等歪曲捏造形式，利用媒介、舆论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式，抹黑中国，扰乱中国民众视线，加紧对华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策动“彦页色革命”等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阴谋。
世界政治在苏联东欧更旅易帜后军事冷战结束，只有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卧薪尝胆并且大力发展经济，获得巨大成就，“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在和平发展有利世界的事实下，可是西方敌对势力不甘中国崛起，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一直采取政治思想文化等渗透手段，维护其政治经济军事霸权地位，不断利用各种方式压制抹黑中国，不愿看到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幸福，恐惧中国有朝一日清算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公然与中国人民为敌，这是西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的技俩。
解放军报2015年1月1日元旦献词写到：“西方国家加紧对华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特别要看到，国际社会处在多事之秋，波涛频起，暗流涌动，天下仍很不太平。我国周边形势总体稳定，但风险呈累积态势，安全变数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策动“彦页色革命”，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妄图对我军官兵拔根去魂，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
美国关于文化教育等政治渗透“十诫令”已在苏联、东欧实现成功“不放一枪”的政治颠覆，某色革命看看乌克兰现状就更不用说；（要更清楚美欧西方政治文化渗透的把戏，可看记录片《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和《较量无声》，据德国主流媒体《法兰克福汇报》原着名记者乌尔弗柯特最近公开承认，他长期接受贿赂，为西方媒体进行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而西方很多记者也都是这样做的。）
意识形态领域是思想精神的“制高点”，是政治上的“重镇”，也是国家和民族确立价值观念的“养成地”，必然是各种思潮的争夺要塞，是反乱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前沿阵地，所以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极端重要。

2. 如何应对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挑战

解放军报2015年1月1日元旦献词———西方国家加紧对华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特别要看到，国际社会处在多事之秋，波涛频起，暗流涌动，天下仍很不太平。我国周边形势总体稳定，但风险呈累积态势，安全变数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策动“彦页色革命”，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妄图对我军官兵拔根去魂，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
1.在西方各种形形式式思潮下，努力提高民众思想觉悟，从而具备政治上分辨香花毒草的能力。
2.强化爱国爱民族意识，唤醒民族自信心。
3.宣传法制观念，打击网络、媒体非法传播不良信息。
4.针对“十戒训”分析案例揭露西方阴谋，让民众看清其真面目。
5.宣传媒介必须扬弃片面追求金钱挂帅意识，切实宏扬社会主义道德伦理观的精神正能量。
6.强化外来文化载体内容管理制度，对或明或暗抹黑、破坏、抵毁、歪曲中国和中华传统文明的行为，要依法处理追查责任者。
7.国家安全部门加强对内外敌对势力的遏制，继续清网整顿行动，公开一批典型案例和网谍心战手法端正网风。
8.通过立法和建立其他有效综合手段，防治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上的渗透行为。

3. 中国如何应付美国文化冷战

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由来已久，从未停歇。影响巨大。极其危险。

美国的手段与目标是多样化的，目前的主要领域包括：意识形态、中医中药、影视娱乐、文化传播等等。

一、意识形态方面：极力宣扬西方价值观、个人英雄主义。然而中国从立国到现在之所以成功，一部分原因就是集体主义和团结合作的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所以，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受境外敌对势力收买与控制的大规模网络水军，以及他们在各大网站论坛中的负面影响力；
另一方面，要减少境内不良媒体和受境外渗透的媒体在新闻报道及舆论影响方面打擦边球，消除他们间接暗示和误导民众对西方真实险恶嘴脸的认知。
减少洋节对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特别是商业领域和教育领域，增加传统节日及传统习俗的影响力。
改善公职人员执法的社会负面影响，不要让受到影响的一小部分群体的怨恨在言论方向产生偏颇和受到境外势力的影响。

二、中医中药方面：要知道，如果我们彻底废除了美国根本追赶不上的中医而选择彻底西化，那么我们永远也追不上美国，永远都要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所谓先进的医疗设备、器械与药品，永远会受制于美国，甚至中国整个医疗体系都完全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影响与控制。
刨除“国粹”这个难以理解的名词外，其实中医中药不仅救治了中国人民上下5千年，而且中医中药的医学原理是有效的更是极其高深的，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完全理解不了，就因为中医理论是完全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不可能研究明白中医中药学说的。所以，美国人害怕这种高深莫测的、廉价有效的、优秀的医学体系一直传承下去从而影响了美国医药产品与技术的对华出口份额，更怕这种中医文化不仅会团结全世界的华人更会扩大中国对亚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
我们的应对方案就是一方面要加强对西医医药行业中间商环节的打压力度，减轻民众医疗成本；另一方面要降低中医师执业资格门槛、扩大中医从业人员队伍、强化针对中医从业人员的年度监督与考核机制，真正发扬传统医药事业；最后，要完善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包括中医与西医在内的社区医院规模，减轻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健全医疗监督与维权机制，真正惠及人民大众的医疗需求。

三、影视娱乐方面：好莱坞的全方位入侵一直以来都在打压着国产影视娱乐行业的发展，美国式大片虽然视听效果俱佳，但其中植入和突出了大量的西方意识形态与文化影响力。
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国产影视娱乐行业的良好发展、加大政府的扶植力度，运用政府行为力度快速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扩大对外市场宣传和提供相关渠道以减少与好莱坞的实力差距。
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影视娱乐领域教学实力、扩大专业领域人才数量。
再有就是要扶植该行业先进仪器设备的制造产业链，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最后，要从政策角度着手建立健全完善的包括影片分级制度在内的影视娱乐行业的政策法律法规。净化行业内的不良行为与现象，尽量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和制度来实现整个行业的自我完善与良好发展。

四、文化传播方面：美国针对中国市场出口了涵养各个领域的图书和音像制品，传播了很多西方意识形态。所以，我们要加大外语翻译领域的教育实力与人才储备，大量扶植图书音像市场外文翻译作品的文化制作公司形成有效有序的市场竞争实力以及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让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更多更好更全面地走向世界、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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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相关文章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文/沈语冰（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被说成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正是他，使得波洛克（Pollock）、罗斯科（Rothko）等美国本土或移民画家的名声登上了世界舞台。由于他的主要观点代表了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法典化，他便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几乎所有同情或支持现代主义的人都为他辩护，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首先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他。着有《艺术与文化》、《朴素的美学》、《格林伯格艺术批评文集》（1-4卷）等。
1914年他们移居弗吉尼亚州的诺弗克（Norfolk）。6年后，格林伯格一家又回到纽约，这一次定居于布鲁克林区，他父亲则成为一名制造商。
格林伯格毕业于公立中学，并于1930年从萨拉库斯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他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自学了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及拉丁语。1933年起，他与父亲一起干起了纺织品批发业务，但克莱门特1935年就辞职不干了。翌年，格林伯格开始供职于联邦政府，起初是在民政委员会（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1937年转至纽约港的海关检查部门（the Appraiser’s Division of the Customs Service）。后面这个职位使他有空闲成为一个散文作家。1939年，格林伯格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是对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Brecht）的话剧《穷人的一便士》（A Penny for the Poor）的评论。从此以后，他开始了长达50年的文艺评论生涯。
1944年，他接受了《当代犹太人档案》（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执行总编之职。当这家杂志被《评论》（Commentary）杂志收购后，格氏被任命为助理编辑，他在这个任上一直干到1957年。
直到1941年，格林伯格的批评主要限于文学。同年5月份，他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克利（Paul Klee）的文章，从此开始涉足艺术批评。但他的艺术观与方法论却早就成熟于两篇理论性文章。它们就是前些年发表于《党派评论》的《前卫与庸俗》（“The Avant Garde and Kitsch”, 1939）以及《走向更新的拉奥孔》（“Towards a Newer Laocoon”, 1940）
在《前卫与庸俗》这篇论文里，格林伯格声称前卫的或现代主义的艺术是拒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产品的手段。他用Kitsch来形容这种消费主义的庸俗艺术（按：Kitsch这个德语词，原意是“垃圾”，后来用来形容那些多愁善感的、赚人眼泪的通俗剧等趣味低下的艺术品，因此也有译为“媚俗”或“媚俗艺术”的。但在中文里，“媚俗”一词更多地伴随着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名字出现，带有昆德拉赋予它的太多的哲学与政治意味，因此本人将格林伯格的Kitsch直截了当地译为“庸俗”或“庸俗艺术”。）而前卫艺术，跟现代哲学一样，探索我们经验和理解世界的那些条件。它并不单纯提供有关世界的信息，就像那些精确地描绘世界表面现象的方法所做的那样。
《前卫与庸俗》部分地也是对纳粹德国与苏联捣毁和抑制现代主义艺术，却代之以“雅利安艺术”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家艺术的一种反应，因此带有当时鲜明的自由左派的政治动机。但是，与当时世界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左翼一样，格林伯格的这一政治关怀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同时，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关怀，也不能被解读成艺术要直接为政治服务这样一种更为机械的论点。没有比这种类推更荒谬的事了！波德莱尔以来，杰出的现代主义者都坚持一定的党派立场，然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会认为直接受命于政治的艺术会是好艺术。这就是政治关切与艺术自主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命题，在理解全部现代主义叙事与理论中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关于现代主义的党派性，以及自主艺术与现实关怀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论述，详见拙作《什么是现代主义？》，载《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因此，没有什么比认为格林伯格的党派立场决定了他是一种国家政策的御用文人的幼稚想法，距离事实更远的东西了！因为，格林伯格批评生涯的出发点及其最终归宿，都在于坚持艺术家的社会关怀及其审美自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确切地讲，格林伯格的艺术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包豪斯美学的某种辩证法。格林伯格将庸俗艺术的起源追溯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分化，文化普及的兴起以及廉价艺术品市场的诞生。他不仅将纳粹德国及前苏联的官方艺术，而且还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大宗文化艺术产品，都归入庸俗艺术。
在格林伯格看来，对庸俗艺术的拒斥，倒过来要求对高级艺术的坚决捍卫。不过他心目中有一个高级艺术的特别模式。格林伯格是在美国一个相当混乱的艺术时期写作该文的，当时在美国有四个主要的艺术运动：“美国场景运动”（“American-scene”）、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ts）、受立体派影响的美国抽象艺术（“American Abstract Artists”）以及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从未在美国生根，但由于不少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到来，也颇见势力）。
格林伯格对前二者没有兴趣；对他来说，他们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庸俗艺术。他也看不起超现实主义，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向绘画的虚构观念（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窗户）的倒退。在进入40年代时，人们还不清楚现代主义绘画的主渠道会导向超现实主义还是抽象。格林伯格持续不断的、有时候甚至是好斗的论辩，在使当时的思想观念偏离前者而走向后者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前卫与庸俗》代表了格林伯格对前卫艺术的早期看法。他后来很少用“前卫艺术”（Avant Garde）这个词，相反，随着他的艺术批评理论渐趋成熟，他越来越多地使用“高级艺术”（advanced art）、“重要艺术”（major art）。而且，在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中，“前卫与庸俗”这种尖锐的对立，也开始松动。格林伯格后来认为，对前卫艺术构成威胁的，并不是什么庸俗艺术，而是“中庸艺术”（middlebrow）。其实，在《前卫与庸俗》一文中，人们已经可以读到这种变化的潜在可能。因为在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诞生的社会背景的分析中，已经潜藏着这样一种认识：即现代庸俗艺术只是传统社会的民间艺术的继续。正如在任何一个传统社会里都存在着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一样，在一个现代的城市社会里，庸俗艺术有它的存在合理性。因此，在成熟期的格林伯格看来，对前卫艺术的挑战已经不再来自庸俗艺术，而是中庸艺术。什么是中庸艺术？就是假冒的前卫艺术，没有趣味或趣味低下的前卫艺术。在他的心目中，典型的中庸艺术就是波普艺术。
因此，在格林伯格那里，“前卫”更多地是指某种态度，即前卫态度，一种反对既定艺术语言和学院派的态度。这种理解，同样也构成英美对前卫艺术的一般理解的基础。这一点，使格林伯格的前卫艺术理论，与德国美学家彼得·比格尔的前卫艺术理论（或先锋派理论）迥然不同。[详见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以及沈语冰编着《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比格尔前卫艺术理论的评论。]
格林伯格的早期思想深受马克思（Karl Marx）和霍夫曼（Hans Hofmann）的影响。格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使他对前卫艺术发生了兴趣，因为前卫艺术暗示着，抽象是一种革命的形式，远离美国叙事性绘画的流行趣味。但对格林伯格来说，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德国艺术家与美术教育家汉斯·霍夫曼。1938年至39年间，格林伯格参加了霍夫曼的夜校。在那里，霍夫曼强调了绘画的形式质量——扁平画布上的色彩、线条、平面及各种形状的“推-拉关系”。在格氏40与50年代的批评中，他发展了这些观念，将它们锻造成一种独特的批评工具。
40年代中叶，格林伯格是第一个支持纽约画派的抽象艺术家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及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的人。其时，不要说美国民众尚未认识到这些前卫艺术家的意义，就是极大多数美国批评家也都不认为这些纽约艺术家有什么重要性。只有极少数批评家支持这批艺术家，格林伯格是他们当中最坚决的一位。请读者留意这一历史时刻，格林伯格支持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之时，冷战是否已经开始了？
1950年12月，格林伯格加入美国中情局（CIA）旗下的“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世界文化自由委员会”的分枝机构。这一史实，成了后人攻击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御用政客这一不实之辞的主要来源。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格林伯格的批评写作直接地受命于该委员会，或间接地受命于中情局，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作为美国当时最有影响的美术机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卷入了美国政府的冷战。那么，格林伯格之加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该作何解释？格林伯格四卷本文集的编者奥布赖恩（O’Brian，他本人既不是格林伯格的赞美者，也不是格林伯格的诋毁者，而是较为客观、中立的学者）认为，这一举动只能被解释纽约左派知识分子普遍的政治转向的一种象征。对共产主义（它在现实中是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出现的）普遍感到失望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曾经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通过这种“站队”的象征性举动来表明自己对自由的捍卫。
自从用法语写作的加拿大人赛尔热·居尔博特（Serge Guilbaut）《纽约如何盗窃现代艺术的观念》（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发表以来，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就饱受“冷战战士”（cold warrior）之饥，仿佛曾经无人理睬的前卫艺术家们，再度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而，即便是这位带有强烈的法国文化沙文主义情绪的居尔博特先生，也还能在他的书里开宗明义指出：“我的意图并不是想要将这一前卫运动的艺术家们说成具有明确的政治动机，也不是想要暗示，他们的行为乃是某种阴谋的产物。”（Serge Guilbaut ,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3）讽刺的是，后人不将这位始作俑者的观点篡改为阴谋论，是不会感到过瘾的。
上世纪末，主持过一项关于“美国中情局与文化冷战”的大规模调查工作的作者弗朗西丝·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曾采访了1954至1961年间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助理的瓦尔多·拉斯姆森（Waldo Rasmussen，1961年以后任馆长）。拉斯姆森告诉这位作者：
有一系列文章在讲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国际展览计划与文化宣传间的关系；有些甚至暗示这一计划与中情局有关。由于我那几年正好在那儿工作，我能说，这彻头彻尾是假的。国际计划的重点是有关艺术的——它无关乎政治，无关乎宣传。事实上，对一家美国博物馆来说，避开文化宣传的暗示，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跟美国大使馆或美国政府官员联系并不总是有利的，因为那会暗示这些展览意在宣传，而事实上它们却不是。（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p. 268）
末了，即使是这位竭力想要曝料的作者桑德斯小姐，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中情局与现代艺术博物馆之间有过正式协议。”（“There is no prima facie evidence for any form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CIA and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bid., p.264）然而，全世界的“憎恨学派”（借用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用词）并不会就此罢休。桑德斯小姐就明目张胆地说：“事实上，它（按指正式协议）根本没有必要。”但是，正如美国学者阿尔温·桑德勒（Irving Sandler）指出的那样：对全世界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及格林伯格的诋毁者而言，提供证据却有必要。（另一项反驳中情局推广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这一论点的、最为晚近的大规模调查工作是由大卫·考特[David Caute]做出的，见他的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那么，格林伯格本人是如何回应抽象表现主义是冷战的武器这一说法的？他说：
有大量这类屁话——说什么国务院支持美国艺术，那是冷战的一部分，如此等等。只有当美国艺术在国内与国际，主要是在巴黎，都已经成功之后，国务院才说，我们现在可以出口这类东西了。在这之前，他们根本不敢这么做。[而当他们这么做时]仗早已打胜了。（Robert Burstow, “On Art and Politics: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Clement Greenberg,” Frieze, September-October 1994, p. 33.）
因此，与50年代其他着名的纽约知识分子一样，格林伯格有着明确的政治关切。但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关切不应当与他的政治行动混淆起来，更不应该因其政治不正确将其言论一概抹倒。（在“自由世界”与“极权主义”这种简单的二极对立——所谓的冷战思维——里，反其道而行之难道就正确吗？）中国有一个良好的治学传统，叫做“不因人废言”。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通过揭示某人的政治动机（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动机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一样时），将其言论一笔勾销。
50年代，当纽约画派获得承认后，格林伯格批评的质量使得他声名显赫。他应邀组织展览，在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贝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等地讲学。格林伯格继续深化其思想，继续写作艺评。他以简洁的文字，将对现代艺术史的指涉与他对绘画的形式特质的分析，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起来，以至于使上述艺术家的抽象作品，很容易为艺术批评家及学习艺术的学生们所理解。他的艺术批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其艺术热情的那种完全个人的、充满了激情的阐述。1961年，他出版了评论文集《艺术与文化》（Art and Culture），对下一代批评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60年代早期，格林伯格还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现代主义绘画》（“Modernist Painting”）。此文勾勒出了一种形式主义理论。在其中，画家们对绘画的形式要素（特别是画面的平面性）压倒一切的关注，成了他读解现代艺术史的一条共同主线。从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到20世纪40与50年代的纽约画派的当代绘画，格林伯格追溯了一条持续地剥离主题材料、错觉与绘画空间的线索。由于其媒介的内在逻辑，画家们拒绝了叙事性，代之以绘画独一无二的形式品质。其中，他对现代主义的定义，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现代主义理论的最清晰的论辩之一：
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一个学科的特有方式批判学科本身，不是为了颠覆它，而是为了更为牢固地奠定它的能力范围。康德（Kant）运用逻辑以确定逻辑的边界，尽管他从逻辑旧有的管辖权范围撤回了不少，但在仍然属于逻辑的范围内，它的基础却更为坚固了。（C. Greenberg, “Modernist Painting,” in C. Harrison & P. Wood（eds.）, Art in Theory 1900—1990: An Anthology of Changing Idea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2.p.755.）
格林伯格认为现代主义的这种自我批判本质，源于但不同于启蒙运动的批判。启蒙运动开启了以人类理性这种强大的思想武器来批判各种人类事务的先河。每一种人类活动都被要求奠定在合乎理性的基础上。同样道理，艺术也必须实施这种自我证明：
每一种艺术都得实施这种自我证明。需要展示的不仅是一般艺术中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东西，而且还是每一种特殊艺术中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东西。每一种艺术都得通过其自身的实践与作品来确定专属于它的效果。诚然，在这么做时，每一种艺术都会缩小它的能力范围，但与此同时，它亦将使这一范围内所保有的东西更为可靠。（Ibid.）
格林伯格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将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思想方式）追溯到启蒙运动中的自我批判原则，还在于将特殊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艺术与每一种具体艺术的媒介特征联系起来：
每一种艺术独特而又恰当的能力范围正好与其媒介的性质中所有独特的东西相一致。自我批判的任务于是成了要从每一种艺术的特殊效果中排除任何可能从别的艺术媒介中借来的或经由别的艺术媒介而获得的任何效果。因此，每一种艺术都将成为“纯粹的”，并在其“纯粹性”中找到其品质标准及其独立性的保证。“纯粹性”意味着自我界定，而艺术中的自我批判的事业则成为一桩强烈的自我界定的事业。（Ibid.）
联系到绘画这一独特的艺术门类，格林伯格进一步指出，其媒介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的局限性：
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艺术掩饰了艺术的媒介，利用艺术来掩盖艺术；现代主义则运用艺术来提醒艺术。构成绘画媒介的局限性——扁平的表面、基底的形状、颜料的属性——在老大师们那里是被当做一些消极因素来加以对待的，只能含蓄地或间接地得到承认。在现代主义作品里，同样的这些局限性却被视为积极因素，而且得到公开承认。马奈的绘画由于其公开宣布画面的平面性的大胆直率而成为第一批现代主义作品。在马奈的启发下，印象派画家放弃了绘画底色与半透明色，使赤裸裸的事实暴露在观众的眼前：他们所使用的色彩就是由从颜料管或颜料盒中挤出来的颜料构成的。塞尚（Cezanne）则放弃了逼真性或正确性，以便使他的素描或构图更为明确地吻合画布的矩形形状。（Ibid.,pp.755-756）
而在所有这些限定因素中，绘画最大的特征便是它的“平面性”。因此，在格林伯格看来，一部现代主义绘画史就是不断地走向平面性的历史：
然而，正是绘画表面那不可回避的平面性的压力，对现代主义绘画艺术据以批判并界定自身的方法来说，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来得更为根本。因为只有平面性是绘画艺术独一无二的和专属的特征。绘画的封闭形状是一种限定条件或规范，与舞台艺术共享；色彩则是不仅与剧场，而且与雕塑共享的规范或手段。由于平面性是绘画不曾与任何其他艺术共享的唯一条件，因而现代主义绘画就朝着平面性而非任何别的方向发展。（Ibid., p.756）
这些构成了《现代主义绘画》的主要论辩。随着波普艺术（Pop Art）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方法就不再管用了。波普艺术建立在赤裸裸的概念智慧（而不是艺术家的感觉或灵感上），又源于“低级艺术”，它们成了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理论的反题。作为对波普艺术的回应，格林伯格1964年举办了“后涂绘抽象”（“Post Painterly Abstraction”）展。在展览目录导论中，他拓展了自己的理论原理，认为展示开放性、赋形的线条清晰性以及明亮甚至单色调的绘画，乃是他在《现代主义绘画》一文中曾经勾勒出来的那个艺术的形式史的自然演进。
格林伯格独创了“后涂绘抽象”（Post-Painterly Abstraction）这一术语，用以区别抽象表现主义或涂绘抽象（按：格林伯格的“后涂绘”一词，来自沃尔夫林的Malerisch[涂绘]。沃氏用它来指称与“线描”相对的绘画特质，用以界定区别于古典艺术的巴洛克艺术。因此在沃氏那里，文艺复兴盛期的古典绘画是线描的，而巴洛克绘画却是涂绘的。参Clement Greenberg, “Post-painterly Abstraction”, in Clement Greenberg,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vol 4, ed., John O'Bri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并参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潘耀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后涂绘抽象一词被用于大量抽象艺术家，他们反对第一代抽象表现主义强调笔势的抽象趋势。后涂绘抽象中占主导趋势的被称为硬边抽象画家（hard-edged painters），如凯利（Ellsworth Kelly）、法兰克·史特拉（Frank Stella）。他们探索高度规则化的形状与画面边界之间，画布表面上被描绘的形状与画布基底的真实形状之间的关系。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那些色域画家（color-field painters），如海伦·弗兰肯萨勒（Helen Frankenthaler）、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他们直接使用炳稀颜料在未涂底色的画布上探索大面积纯色块的肌理和视觉效果。不过，这些运动的界限是模糊的，有些艺术家，例如肯尼思·诺兰德（Kenneth Noland）具有两个运动的诸多共同特点。后涂绘抽象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自我批判的辩证法的继续（但是，也激发了不同意见，特别参见迈克尔·弗雷德：《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绘画的还原论批判》，沈语冰译，以及沈语冰：《格林伯格之后的艺术理论与批评》，均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2期）。
格林伯格的个人趣味导致他拒绝60年代的波普艺术，因为波普艺术是一种明显受到庸俗文化影响的趋势。在波普艺术之后，格林伯格的影响开始衰落。不过，在整个60年代，格林伯格在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当中，例如在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当中，仍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0年代以后，格林伯格基本上已经退出艺术批评界，转而总结其艺术批评生涯的哲学基础，亦即他的美学观。他的晚年讲学与写作，使他成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
即使对他那些挑战者而言，格林伯格也依然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批评家。所有人都同意他清晰简明地阐述了一种看待艺术的方法，流行达半个世纪之久。格林伯格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对当代批评家来说，他的阐述最终界定了整个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在汤姆·伍尔夫（Tom Wolfe）写于1975年的书《涂写之词》（The Painted Word）中，他称格林伯格是“文化三山（三伯格）”之王。所谓“文化三山（三伯格）”是指对美国艺术界影响最大的批评家三巨头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和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之时，格林伯格遭到众多的诋毁，但是，进入21世纪后，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格林伯格的重要性。美国学者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J. Lewis，他本人既不是格林伯格的赞美者，也不是格林伯格的诋毁者；在本文里，为了表示平衡起见，我很少引用格林伯格的赞美者们的话）曾经这样来刻画那些“克莱的诋毁者”（Clemblashes）眼中的格林伯格肖像：“他是推广美国艺术，使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的人，心照不宣地与所谓中情局资助的美国绘画在欧洲的巡回展览合作，也是一个将麦卡歇主义者的气质带进其审美判断的人，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强化了令人窒息的一致。”（Michael J. Lewis, “Art, Politics & Clement Greenberg”, Commentary, June 1998）
然而，也正如刘易斯所说，格林伯格持久不衰的重要性的真正原因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艺术界仍然为他的观念与训条所困扰。当下的至理名言是，艺术应当具有明确的和直接的政治用途；庸俗与高雅艺术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主题内容与叙事内容要比技法或形式更重要。至于内在于每一种艺术类型的风格发展的、融贯与逻辑的道路的观念，则被抛弃，转而成为欢迎地方性的、临时的、个人的和任意的东西的任情狂欢。“但是，”刘易斯进一步指出，
其结果却不是一种较早阶段的文化活力的增进，而是一种明显的和灾难性的衰落。因此，如果说美国的艺术学校的学生们仍然在运用格林伯格的理论——他们确实如此——，那是因为在没有任何立足点的、汹涌险恶的大海上，拥有一个地标总是令人安慰的，即使从理论上来说是一种可恨的东西。作为一种陪衬，甚至作为一个秘密的理想，格林伯格所支持的某些东西——严肃、高度的思想完整性、对形式完美的倾心——或许还会伴随我们一段时日，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Ibid.）
参考书目：
1．Clement Greenberg, Art and Culture: Critical Essays，Boston: Beacon Press，1961;《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Clement Greenberg, Late Writings, edited by Robert C. Morgan, St. Pau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3．Clement Greenberg, Homemade Esthetics: Observations on Art and Tas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Clement Greenberg, Clement Greenberg: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4 vols., ed., John O'Bri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993.
5. Donald Kuspit, Clement Greenberg: Art Critic,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6．沈语冰：《格林伯格：现代主义及怨言》，载《20世纪艺术批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78页。
（原载《荣宝斋（当代艺术版）》，2010年第3期）

5. 怎样看待新型大国关系背景下的中美意识形态差异与中国反腐高压态势趋势

警惕一些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以“中国秘闻、传闻爆料”等歪曲捏造形式，利用媒介、舆论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式，抹黑中国，扰乱中国民众视线，加紧对华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策动“彦页色革命”等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阴谋。
解放军报2015年1月1日元旦献词写到：“西方国家加紧对华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特别要看到，国际社会处在多事之秋，波涛频起，暗流涌动，天下仍很不太平。我国周边形势总体稳定，但风险呈累积态势，安全变数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策动“彦页色革命”，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妄图对我军官兵拔根去魂，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

6. 至少从三个方面谈谈如何增加我国文化的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心

软实力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提出的。
他认为，软实力的来源有四个方面，即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实际上四者都可以归属于广义的文化。约瑟夫・奈强调中国软实力的上升不是威胁，他不认为多数美国人会将中国不断上升的软实力视为一种威胁，“存在着中国软实力和美国软实力共同增长的可能性，它们不一定是对抗的”。
中国在寻求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以及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的过程中，积极开展以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广活动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这样的外交活动有助于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激发外国公众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价值观与文化，消除他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戒备以及树立一个文明的、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中国形象。
软实力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
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
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的：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近来美国《混合语》杂志不断曝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第三世界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
在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实际上，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
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文化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中国也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希望有3000万甚至3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然而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传模式、广告模式、营销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
最近几年，一些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国门，在为世界所认知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海外市场，其中贡献大者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但恰恰是这些大踏步走出去赚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电影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作品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结果，钱投得越来越多，电脑制作越来越虚假，画面越来越残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从市场获得高回报。这在美学上被称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视觉狂欢取代了思想的深层感动和内在灵魂的拷问。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
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意义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规模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因此，需要解决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场，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消费和需求中国的东西，否则就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喜好消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很多人受经济条件约束却消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发展。第三，中介环节问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否则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7. 中情局是如何由来的！》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蔓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或简称 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九三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911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a colossal intelligence failure)。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 (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 (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 (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 (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 (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根据《文化冷战》披露的材料，恐怕还是将中央情报局叫做美国的“宣传部”更贴切一些。

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来劲、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 “宣传”作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 “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它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它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 “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掩盖其宣传行为，使之成为“看不见的宣传”(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 Richard Crossman 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象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 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1] 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Frances Stonor Saunders以慎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宣传的目的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厉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宣传的重点对象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它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 (the “non-communist left”)，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 (Andre Malraux), 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 (Raymond Aron), 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 意大利作家斯隆 (Ignazio Silone), 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 (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 (Sidney Hook), 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当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宣传的方式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不象共产党国家的宣传那么生硬、呆板。这里仅据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一九五零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帐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三十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因为它既批判了共产主义的“猪”，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人”。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1984》的改编上。原着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1984》作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1984》还是对原着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1984》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卷。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达艺术 (Abstract Expressionism) 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作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象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正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富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s)，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达艺术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多维特-麦克唐纳 (Dwight MacDonald) 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 杂志写了一篇题为 “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