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史官文化

‘壹’ 春秋时期史官文化有什么特征

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史官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往往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做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贰’ 司马迁的思想是什么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司马迁的主要思想
1、对父亲至孝.《史记》实际上是司马迁父亲未完成的遗志,最后由作为儿子的司马迁客服重重困难完成了；
2、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上的事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夸大也不缩小,不因为刘氏当皇帝就溜须拍马,不因为李陵是“叛逆”就写的一无是处；
3、在艰难的情况里百折不回.在遭受宫刑后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写完了历史学和文学巨着《史记》.

‘叁’ 三国演义表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三国演义》表现的主题思想：

1、《三国演义》以人物为载体形象地衍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义、礼、智、信、勇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

小说中的刘备就是“仁”的代表，关羽是“义”的代表，张飞是“勇”的代表，诸葛亮是“智”的代表，赵云是“忠”的代表等等。刘备是小说里的中心人物，也是中国文化精神中“仁”的体现者。

2、《三国演义》通过魏、蜀、吴三国的故事，揭示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发展规律。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为了总结历史的兴衰规律。或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一种历史循环论或是宿命论的思想。然而，至少从《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周末七国分争”至清代，这一规律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3、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体现了人民群众拥护明君、向往和平和憎恶暴君、反对动乱的愿望。小说一直把蜀汉作为中心来描写，尤其是通过刘备这位仁君的形象和诸葛亮这位贤相的形象．突出了作品“拥刘反曹”的主题，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作为蜀汉对立面的一个典型形象，就是曹操：小说中的曹操既是奸雄的典型，也是暴君的象征，作品正是通过对这一人物的针砭，体现了人民群众憎恶暴君、反动动乱的愿望。

4、作品通过“桃园结义”的故事，极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从而表现出明显的“信义”思想。小说一开篇就是“桃园三结义”，“义”这一思想也就自始至终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尤其是通过关羽这一形象，典型地宣扬了“义”的思想。

作品中还多处表现了关羽的忠义性格。实际上，作品中突出表现的正是关羽“义”的一面，关羽在《三国演义》中是作为一个“义”的典型而出现的，“义”是关羽性格的基调。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精神当中“义”的人格化。

5、作品通过三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事件，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历史上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三国演义》中描写了一大批智慧型的人物，比如蜀国的诸葛亮、庞统、徐庶、姜维，魏国的曹操、司马懿、苟或、邓艾，吴国的周瑜、鲁肃、陆逊这些智慧型的人物。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作者用力最多、倾注感情最深，也是作品中占用篇幅最大的一个人物，因此，有人说诸葛亮才是《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这也明显体现了作者罗贯中的乡土观念。实际上，作品中的诸葛亮是作为一个“智”的典型出现的。

(3)什么是史官文化扩展阅读：

艺术特色

罗贯中将来自雅、俗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融为一体，并按自己的主体认识、价值观念和艺术好恶加以扭合，从而使作品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蕴涵。

在《三国演义》中，既有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光，又沉淀着广大、深沉的民间思想。它是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

三国史事的历史着作不仅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时历史意识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学意识也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模式和基本倾向。

求实传真精神与经世意识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史书编撰中要求编撰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同时又重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探求，以达到“资治”、教化等目的。这些特征在《三国演义》中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

‘肆’ 中国古代数字四有什么含义

1、自然形成的文化潜意识，就如同大山、大河常被人灌输高大、雄浑的代名词。

2、“四”字体的特殊性，四是由“口八”组合而成，古语解释囗中八，象四分之形，喻比浩瀚、深邃，加之又有“方向感”（四面八方）而中国人正喜欢这样的字眼。

3、历史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道家文化里“四”有着独特的意义，出现的也非常频繁如，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见四这个双倍偶数，是非常有含蕴的，由于道家文化影响深远，四也就很自然的被社会所青睐，因此赋予它别样的特殊意义。

4、史官文化，由一代代史官不断的加深强化“四”的含蕴，把四隐喻成“大”“广”“开阔”等意思，由于有了这层意思，四的使用率更加的频繁（因为很合中国人的胃口，特别是文人）。

在加上文人的浸染、传播，因此“四”在中国文化里就显得格外突出！

(4)什么是史官文化扩展阅读：

4”这个数字并不是不吉利的含义，是一个无关好坏的数字。

一方面，我国人在读“4”时，往往认为与“死”谐音，因此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但是这种不吉利的来源是没有根据并且不科学的。

数字“四”却也被人称为吉祥数，这与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音乐发音序列“4”即为 “fa”，而“fa”的中文解释为繁荣、富足。于是乎，四平八稳、四通八达这样的短语就出现了。

中国的 “四书 ”闻名世界，一年之中四季轮回都与“四”有关。然而“四”在西方文化中并无任何特殊意义，一些国家认为四代表公平、正义、强大。

数字本身没有好坏，只是一个数字，而是人们给数字赋予了另一层意思。

‘伍’ 杜甫的诗被称为什么都收集在哪里

诗史
“诗史”的称号出现较早。早在晚唐《本事诗·高逸》就曾写道；“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时杜甫还在世，人们就这样称呼他的作品了。后来宋祁在《新唐书》的《杜甫传》里也写道：“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哀，世号‘诗史’。。”至于“诗圣”的称号，宋祁文章中已含有这个意思。真正见诸文字的，是明代的《杜臆》作者王嗣爽，他在《梦少陵作》一诗里写道：“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
杜甫的以“诗史”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史官文化的体现，又是《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陆’ 先秦文学有什么

一、主要分类：歌谣神话、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口耳相传。
二、具体介绍：
1、文字产生之前的歌谣和神话传说。远古时期民族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文字产生之后的书面文学的萌芽。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2、《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3、历史散文。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
4、诸子散文。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
5、楚辞。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
6、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
...展开一、主要分类：歌谣神话、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口耳相传。
二、具体介绍：
1、文字产生之前的歌谣和神话传说。远古时期民族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文字产生之后的书面文学的萌芽。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2、《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3、历史散文。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
4、诸子散文。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
5、楚辞。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
6、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着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收起

‘柒’ 先秦散文分几个阶段有什么特点

先秦散文的主要形式，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在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此外，《逸周书》也是一部类似《尚书》的史籍。孔子编着的《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二书体现了早期历史散文的特征。

（2）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着作。《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二书标志着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在语言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老子》为代表，以简短的不成文的语录体或格言体为主要形式。其中《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全书没有完整的体系和篇章结构；风格温文尔雅、雍容和顺；语言简明深刻、语约义丰，往往在一两句话里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生经验，不少成为常用的成语或格言。
二、战国中叶，以《孟子》、《墨子》、《庄子》为代表，以富有文学性的对话体为主要形式。其中《孟子》以善辩着称，多带驳论性质。其论辩，高屋建瓴，锐气逼人，机锋百出，喷薄有力，往往有一种“其锋不可犯”的气势，使对方理屈词穷，无以置辩。《孟子》虽尚未脱离语录体，但无论从篇章结构，还是文采言辞来说，都较之《论语》有了很大发展。《墨子》成书略晚于《孟子》，在形式上仍属记言，但已不是只言片语而是首尾完整、富有逻辑性的论文了。它质朴无华，以逻辑严密着称。《庄子》虽然也未完全脱离对话论辩的形式，但已实现了向专题论文的转化。它行文汪洋恣肆，想象奇特，寓说理于形象之中，极富于文学色彩。
三、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它们已完全摆脱了以驳论为主的对话体，成为讲究逻辑、注重修辞的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以正面论说为主。其中《荀子》可称为长篇专题学术论文集。它论点突出，比喻繁富，注重修辞，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和技巧。《韩非子》多为长篇议论文，有立论，有驳论，峻峭挺拔，切中要害，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捌’ 三国演义是怎样的一本书

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

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三足鼎立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三国演义》形象地衍绎了中国传统文化，即仁、义、礼、智、信、勇等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精神。

(8)什么是史官文化扩展阅读：

1、《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着之一，作者是罗贯中。

2、罗贯中，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汉族，山西并州太原府人。罗贯中早年曾参与反元的起义斗争。明朝建立之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其中《三国演义》是这部长篇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作者以写实的态度，客观地展现了这百余年的历史过程，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示。

3、《三国演义》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自嘉靖以后，各种历史演义不断问世，一直写到当代。

‘玖’ 史官文化的定义是什么，是谁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

顾准先生早在1973年的牛棚里，就曾为“史官文化”注释：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它问题的这种文化称谓也。

‘拾’ 史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史官文化存在于三代，昌盛于西周；平王东迁以后，渐趋衰落。我国最早书籍，以史官文化作为产生的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由史官文化产生的官书制度，铸就了先秦书籍的全部特征，与汉以后书籍迥然不同的特征。可以说，没有史官文化，就没有最早书籍；不了解史官文化，就不能完全了解先秦书籍。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着出许多堪称信史的着作，是我国史着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