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扬晋商大院的文化论文

A. 要论文形式的，古代晋商与现代晋商的区别和联系。

自古以来，会馆就是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处所。而山西会馆则是晋商的中心社团，是晋商的“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干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

一个山西籍的年轻摄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尽艰险，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一个执着的梦想，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见了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

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面对着数百张照片，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读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凄凉。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季风

B. 晋商的商业文化

其实，那些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一个归宿，但不是所有的晋商大院都能够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虽然依旧能够找寻，但颓垣残壁之间，早已难觅当年的风采，譬如祁县的何家大院、碛口西湾陈氏民居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部门先后修复开放了五座晋大院，虽然这些力求恢复原貌的修复工程并不能完全还原旧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憾，但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最直观去感受晋商文化。这五座晋商大院分别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长治西白兔乡中村的申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 晋西南丁村民居、晋东南皇城相府、晋北阎锡山故居等山西民宅各具特色，驰名中外，亦可笼统称之为大院，然宅主不具那个时代的晋商明显的特征，故不赘述。
①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
②渠家大院——“晋商文化博物馆”。
③曹家大院（三多堂）——“显赫家族”。
④王家大院——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人称“三晋第一宅”。
⑤常家庄园——中国第一儒商旧居
晋商文化之山西会馆
明清年间，辛勤经商的山西商人在商迹之处捐资联合，共同建设了很多山西会馆。这些山西会馆中，有的叫山西会馆，有的发展为山陕会馆，还有的成为山陕甘会馆，还有的叫秦晋会馆、潞泽会馆、西晋会馆、全晋会馆等等。几百年过去了，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文物，但是作为晋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还远远没有为世人所关注。 走近晋商，晋商大院是一个途径，不过那是晋商个体的家；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才是晋商商业帝国的真正见证，这些山西会馆才是晋商的商业奇迹成就的根本基石。据专家考证，从1656年到1888年，晋商建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有500余座之多。晋商正是以这些会馆为依托，拜关公、崇忠义，团结乡人联合发展，缔造了晋商商业帝国。如今，保护相对完好的晋商会馆尚存世50余座，其中大多数已成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如北京阳平会馆、三家店山西会馆、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江苏苏州全晋会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江苏徐州山西会馆、甘肃天水山陕会馆、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等等。
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有人说：中国最早的会馆可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最初的会馆，主要为客籍异地乡人的聚会场所。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的始于明朝隆万时代。
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载：“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回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此贾公为贾仁元，字西池，山西万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戍政，克经筵官。贾氏任京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曾辟宅南为三晋会馆。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聚会场所。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
《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原初设会馆之起因：“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晋商会馆创始最早年代，约明中后期。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干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按清干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余年，当为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初年。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清干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临汾东馆记》载：“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可见，晋商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了。
入清以后，晋商设立的会馆有了蓬勃发展，大体上前后在京师设会馆有40处以上，与此同时，在国内名商端口集镇也先后设立了晋商会馆。这些会馆的设立，首先与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与交通有着很大关系。以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为例来说，这里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县）兴隆店，也就是一个过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无“赊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图幅上，才标出赊旗店。也就是从清代，赊旗镇才有所发展。原来赊旗店地处汉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赵二水环绕如带，由镇东北与西南流过，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继续南流入湖北襄阳（今襄樊），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而北经万城、平顶山，可直达洛阳、开封，于是清代的赊旗店逐渐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贵驿道的中间站，于是山陕等省商人纷纷到此建房设店，流寓定居，使赊旗舟楫车马，热闹非凡。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各种物资汇集此镇贸易、储存、转运，形成一个物资贸易中心。
当时仅从事南北货物过往成交的过载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位于赊旗镇东北的一个水运码头）”之说，赊旗店迅速发展为“北走汴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繁华巨镇。而在赊旗店最活跃、最有势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们最早来到赊旗店从事茶叶、绸缎、刺绣、木材、食盐、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转运，其中茶叶为晋商经营的最大宗商品。请人衷干《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此处“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铅山县）运至河南赊旗店，再由此北运关外。山西茶商采买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叶后，由水陆两路运抵汉口，由汉水至襄阳，转唐河北上达赊旗店，再改陆路，由马匹驮运北上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山西，经晋城、长治、祁县，到太原、大同，再经张家口或归化（呼和浩特），用骆驼，穿越戈壁沙漠，运至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与俄蒙商进行贸易。赊旗店正是这条“茶叶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于是，山西商人为了适应贸易的需要，首先在赊旗店创建了晋商会馆。由上可见，晋商会馆在各城镇商端口的建立，是经商活动的需要。
随着经商活动的扩展，会馆的建立又有所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晋商除在京师设立了许多会馆外，又先后在天津、山东聊城、馆陶恩县、东阿、济南、上海、江苏扬州、江苏南京、江苏苏州、江苏盛泽大馆圩、江苏盛泽西杨圩、江苏镇江、湖北汉口、湖北锺祥、湖北当阳、湖北郧西、湖北随州、湖北江陵、湖北公安、湖北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河南舜阳、河南洛阳、河南开封、河南赊旗、广东佛山、广东广州、湖南长沙、湖南湘潭、广西南宁、青海西宁、新疆巴里坤、安徽芜湖、安徽涡阳、吉林、沈阳、重庆、四川成都、四川灌县、福建福州、内蒙多伦诺尔等地设有会馆，清代晋商会馆几乎遍布全国各行省、商端口。
晋商会馆官网也有详细介绍。

C. 山西乔家大院的价值与意义

乔家大院作为晋商大院的代表，与渠半城堪称“双璧”，其价值与内涵自然体现在晋商文化上，晋商所创造的辉煌曾一度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其文化精髓不仅仅是晋商先辈们艰苦创业，教育后代的过程以及其的成功对现在的借鉴意义，更是晋商所饱含的一种爱国情怀

D. 晋商文化的文化特点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
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共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
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E. 山西大院的山西大院文化

大院产生的历史条件
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山西大院出现的社会基础，商人实力增强是山西大院产生的前提条件。明朝初期，朱元津出于扫清残余势力和巩固朱明封建王朝的目的，多次出兵塞北。为了解决驻边军队饷需，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九个军事重镇实行“开中”，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国家换取盐引专卖权，控制盐铁资源的国家政权则视边防军情缓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输粮。这一政策对相邻九边的省份特别有利，山西、陕西商帮就在“开中”实施之后，以临近边镇的地利优势，捷足先登，成为国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服务于政治的体制为商人与政权的沟通搭起了桥梁。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的一系列政策，对商人的发展十分有利。前期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如盐商一类的商人。通过交结官府的活动，为其子弟争得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的权利。万历年间政府明令允许商家子弟参加科考，打破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传统习惯，商家子弟从此堂而皇之明正言顺地步人仕途。
清代捐纳制度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最佳选择。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朝中央决定大规模削藩，为了弥补军饷不足，颁布捐纳政令，文职捐官始于此时。康熙本拟暂开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后，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例一开再开，文职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员（正四品），武职可捐至把总（正七品）、千总（正六品）直至参将（正三品）。雍正、干隆两朝，捐纳更加频繁，成为又一入仕途径。富有的票号商人积极为自身和子孙捐官买爵，平遥蔚字票号首任总经理毛鸿翙，为家中从父亲到玄孙五代共31人捐得“将军”、“大夫”衔。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授花翎员外郎，乔景侃花翎四品贡生，乔景信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清初在张家口贸易发迹的山西介休范氏，因资助清兵有功，顺治赐范氏张家口房地，康熙时范氏后人范毓（香奇）“以武举授卫千总，以驼佐军，擢守备，累迁直隶天津总兵（正二品）。”类似的富贵之家，山西并不鲜见。类似的捐官记录举不胜举。捐得官职后的富有者，有了政府的庇护，活动限制较从前减少，财富聚积更加便捷。捐得官衔之后，扩建宅第的限制减少，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阔大更气派。房屋佩件装饰上就能显示官商和民商之别，如宅屋的脊兽通常都装饰鸱吻，此物性喜远眺，尊为房屋守护神，且古人认为鸱吻属水性，安放屋顶避免火灾。鸱吻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状并不相同，太谷曹家、灵石王家、祁县渠家都是张嘴脊兽，祁县乔家则为闭口兽，对于商人，招财进宝多多益善，闭口脊兽有财不外露之含意；而对官商来说，做官理当为民说话，说话必得张口。商人都希望家族里有人捐官或科考入仕，有了一官半职时就会对外界张扬，以示其既富且贵的得意。
山西商人实力增强是大院群落出现的直接原因。康熙南巡时曾经谈到：“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着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经过三四百年的商业积累，晚清山西商人的资财更加雄厚。晋绅刘大鹏在太谷私塾执教时记录了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适遇冬标之期，故“今寓此，见夫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银锭的代称），如水之流，滔滔不断。”作者有感于富户被迫捐钱捐物一事：“嗟乎，太谷富户甚多，五百万金者一户，百万金者三四户，数十万金者数十户，数万金者则不计其数。”太原人刘大鹏的日记较杭州人徐珂的记载更详细，从中看出太谷商人的实力更强一些。有雄厚财力作后盾且可以捐得官职的人，在家乡大修宅第炫耀门庭不足为奇。关于汉族民间修宅建第的资料比较欠缺，但清代山西商人实力不断增强的现实，无疑是大兴土木的必要前提。干隆、嘉庆、道光几朝，山西商人的资本如滚雪球般地膨胀，外出经商的人将大批白银转入山西，临汾一地“方其盛时，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干隆年间从事对外贸易，子孙相承，历经干隆至宣统150多年。商业发展了，家宅也随之扩建，世荣堂与世和堂两处宅院就是常氏商业繁荣昌盛的证明，以至于清末车辋村形成了占地200余亩规模达到20多个院落1500多间房屋的常家一条街，蔚为壮观。正是因为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才能够修建如此宏伟的宅第。
大院的建筑文化
建筑表述了文字语言无法企及的文化内涵，是器物、制度和观念三层文化的集中体现。住宅是人类实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观念和社会习俗的承载物，是历史文化的依托形式。
清代对汉族民居建筑的限制有所放松。确切地讲，清初以来实行捐纳后，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富有者阶层为清廷解除困难的同时，也为门已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商民捐得官职，便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造房修宅摆排场。现存的山西大院，绝大多数是清中叶以来兴建的。山西票号兴起后，山西大院的规模上了一个新的档次，同治年间平遥票号财东侯殿元修建厂7间7檩的豪华住宅兼商号，这样的汉族民居清代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建筑超大规模的住宅群，被视作时皇权的挑战，此后候某因其修建豪华宅第而获罪。我们今天看到的山西大院，正堂最多不过5间，然而居室主人却在5间或3间的基地上，向高空发展，修建2层以上的广厦，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道特别的人文景观。晋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当规模的祁县乔家、祁县渠家、太谷曹家以及灵石王家4个大院，以及榆次车辋村未修复的常家一条街，正房都不超过5间，楼高2至4层不等，就是对这种建筑制度的诠释。而在偏僻的临县碛口西湾村这个昔日水陆物资汇集处的清代陈氏民居，在交通较为便利的阳泉官沟张家大院，这类依山建势的城堡建筑中，也充分体现了正房不得超过5间的建筑规格。
山西大院占地面积成千上万平方米，院落建筑如城堡般坚固、楼高院深，墙厚基宽，防御性极强，有人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外墙高，从宅院外面看，砖砌的不开窗户的实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无论厢房还是正房，是楼房还是平房，双坡顶不多。由于都采用单坡项，才使外墙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现对外开放的几个大院也仅仅是当年规模的一部分，比如渠家当年的宅院就占据了祁县的半个县城，规模之宏大令今人折服。
大院的总体布局，充满了汉族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之情。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正的双“喜”字，欢悦祥和尽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将其姓氏和前辈对子孙加官晋爵的热望寄托其中，以其内部相通之甬道呈显“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则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无处不在。以灵石王家来说，将建筑物布置成一个王字，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解释“王’等时讲：“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贵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家姓氏与儒家思想在王氏大院中巧妙揉合一起，可谓是抢占天时地利人和之杰作了。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县城及附近镇子上就店铺林立，布号、盐在、钱庄、票号齐全，现城中还有40余座多进院保存基本完好。这几十座大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上部沿墙顶处常用砖头露空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表示房主人追求做官和吉祥的美好愿望。
门是建筑的入口关，也是建筑的门脸，地位和意义不言自明。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俗语，大院的门文化内容尤为丰富。清代风水书《阳宅撮要》讲：“大门者，合舍之外大门也，最为紧要，宜开本宅之上吉方。”所以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时，大门有意稍稍偏向东方，通常开在东南角上，汉族民间称此为“抢阳”，阳光尽早照上门窗，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主动性。汉族民间历来有高门出贵子的说法，为了福荫子孙，乔家大院的宅门建得富丽堂皇，厚实高大。窑洞般厚重的宅门上端，石刻行书“古风”二字，笔力遒劲，功底不凡，蕴藏着院落的气势，饱含着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风的识见。琅环福地为传说中的神仙洞府，据称晋国张华游洞宫时，遇见一人，将其引至一处，只见大石中间，宫室嵯峨，别有天地，每室各陈奇书，张华观其书，多汉代以前事情，闻所未闻。张华问其地名，回答“琅环福地”。张华出洞，大门自闭。乔家就有一块“福种琅环”匾，此匾为当年山西巡抚丁宝铨所赠，在封疆大吏们的眼中，乔家宝物难以计数，当年的富有和气派由此可见一斑。
门前设立泰山石敢当，是当时江南江北共有的建筑习俗。乔家大院的石敢当是一座大照壁，高1丈，宽9尺，青砖灰瓦，用料上乘，做工考究。正中镶嵌2米长、40公分宽的石雕，上部雕刻虎头，下部是莲花宝座浮雕，中间刻“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建筑文化中。石敢当的影响非常广泛。关于石敢当的来历，汉族民间传说大多与姜太公封神有关，姜子牙封神忘记了自己名姓，便自封为泰山石敢当。其他还有种种说法，然而都是取其镇宅避邪的功用。
大院门边的青石或汉白玉柱础石、抱鼓石上，一般雕刻着狮子、神鹿、锦鸡、青云一类的图案，取屋舍平安、平步青云、禄在其中之吉祥。王家大院的一组抱鼓石，上图是延年松鹤、亮节竹枝对称，下图有盙中寿桃、簋中苹果，取平安长寿之谐音。盙、簋为古代祭祀器皿，用以盛食物，商周时代“盙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旧有“盙簋不饰”之语，比喻为官不正，“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盙簋不饰’”。不饰即不整饬，后来人们弹劾官员贪赃枉法，多用“盙簋不饰”一词。王家把盙簋礼器雕刻大院门口，意在告诫族中当官之人须清正廉洁，如此才会永保富贵荣华。
大院主人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含着“连升三级”的吉祥语。下人或账房先生居室门前，通常只有一两级台阶，表示主仆身份有别和尊卑贵贱等级高低。曹家大院主楼前，有5级甚至9级台阶，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显主人威严，又示身份高贵。当年日升昌的7间7檩宅，正房7开间，正厢房都为两层楼，由3个院落组成，院落逐层抬高，在最里面的正房屋顶上，还砌了照壁来提高正房高度，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见的一种建筑方法。寓意深刻，表述含蓄。人往高处走、一代更比一代强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曹家三多堂为一条甬道分开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为多子、多福、多寿院排列，老人居东，主人居中，子孙居西，立意在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设计了西高东低的一条甬道，与水往低处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迈出大门必朝西行，如此就能体现人往高处走的设想，实现步步登高的愿望。乔家大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最尽头的正屋，还要上几级。特别是山西这个多山之地，依山势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风水谶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
在山西大院群落里，精心构思巧妙设计的雕梁画栋间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审美情趣。从门窗到牌坊的各种石雕、砖雕、木雕艺术作品，承载了古老中国的传统习俗，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常见的是用砖、石、瓦材料，以意、形、音的方式，或明示或暗寓蕴藏吉祥富含哲理的雅俗文化，双狮护（方言“护”音同“福”）门、五福捧寿（福寿安康）、凤戏牡丹（大富大责）、喜鹊登梅（喜上眉梢）、麒麟送子（贵子临门）、五子登科（光宗耀祖）、岁寒三友（松、竹、梅）、四狮护栏（事事如意）、一琴二白（琴为乐器，白为白菜，做官人家取一清二白之谐音）、猫蝶闹春（取耄耋之谐音）、渔樵耕读、出将入相、梅兰竹菊等等，不乏居室主人的情趣追求，显示了设计者和工匠人的才华。和合二仙的雕刻，对当时以在外跑商为主要方式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史书载：宋朝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和合之神后来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取和睦同心、生意顺利之意，将传说中的和合神仙雕刻门庭，可谓一举两得。尊迎“万回”之神，恰恰说明山西商人旅外经商的不易和家人对频繁远足他乡亲人的祈盼之情。三星高照也是大院中人最常见的一景，在主人所居门额上雕刻福禄寿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三星高照可谓是没有缺憾的人生。《尚书·洪范》载：世间有“五福：一曰寿，二日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常驻，主家安宁。于是借五只编幅环绕寿字图形，表达时人的共同追求。五幅捧寿图在历代汉族寺庙、宫殿中也都被作为吉祥寓意的装饰。在大院中常见的大幅壁雕如鹿鹤吉祥图，隐寓着大院主人对高官厚禄和常生不老的追求。保德县城的一处民居，门墙瓦当以寿字作图，墙由元宝状砖石垒成，瓦当间的凹陷处，以蝙蝠瓦衔接，既有便于房屋不积雨雪之功能，又有人文装饰的艺术效果，实则将福、禄（元宝墙）、寿三吉祥图案融为一体。保德民居中大都以孔雀首部装饰，取丹凤朝阳之意。祁县渠家大院雕刻将1至9的数字，巧妙嵌人雕刻艺术品，诸如一蔓千枝（多子多福）、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狮护栏（事事时时如意）、五福捧寿、鹿鹤同春、七巧回文、八仙过海、八骏九狮，将大院装点得生机勃勃，情趣盎然。山西大院的八仙雕刻通常采用的是暗八仙手法，将汉族民间传说的八仙所执宝葫芦、铁拐杖之类的神器嵌入长栏、门饰，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王家大院一幅石刻《四逸图》，表现了士大夫追求快乐健康的思想。姜太公钓鱼渭水边、诸葛亮躬耕南阳、严子陵退隐严濑、陶渊明隐居桃花源一类的历史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位置，打柴、钓鱼、读书、耕田是人生最大乐事，也是中国士大夫逃避现实时的最佳生活方式，皖派民居建筑中也有精美的四逸图雕。可以说，大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承载体，大院的每一个建筑构件都体现了实用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大院文化点滴集萃
山西地处内陆，近代西方文化对晋人思想的冲击总体上并不大，因此清代中后期的山西大院主要体现了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礼俗，如大院多为正偏结构，左右对称，中庭开阔，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如提倡中庸之道、讲说仁义道德以及敬业修身等方面，大院功不可没。然而封闭的大院文化无疑也产生了对人身的束缚，对思想的禁铜，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院文化又有一些消极影响。
祁县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将宅第命名为“在中堂”，将“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哲学含义和处世为人之道不言自明。乔家大院的百寿大照壁两旁有一副对联，为晚清名臣左宗棠所题：“损人欲以复无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标榜儒家“克己复礼”的个人修养，提倡道德文章的社会功能。横额为“履和”，古有“履仁”，为古代士大夫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孔圣人看来，“刚、毅、木、讷近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质朴寡言是历代封建圣人标榜的美德，并为士大夫普遍接受。大院中“慎俭德”、“慎言语”、“仁周义溥”一类的匾额，将德行与做官行商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大院的一个文化特色。
儒贾相通、义利相通观在清代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有学者认为，“乔氏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原因，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一样，可以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去了解。先从乔氏家族本身来说，他们经过200年的发展，始终维持兴盛，其家族的伦理规范与教养精神值得探究。乔氏家族发迹之初，以勤、俭、诚、义起家，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好几个世纪仍能维持其家风，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虽说是住在方砖墁地、梁柱滚金的深宅，主人也不忘将表现高风亮节、君子德性的竹枝，雕刻在居室、门楹上。在那个年代，修竹茂林是君子所居之地，清代名臣曾国藩有句名言叫作“食可以无肉，居不可无竹”，就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自我标榜和精神追求。大院主人借助竹的高风亮节，勉励自己实现“年年高”、“节节高”的人生目标。类似的文化还有许多，如“慎俭德”、“居之安”、“淳风”、“静观”、“洞达”、“诒多福”等等警言匾额，都显示出一定的文化品味。牌匾与牌坊有相同的功效，用砖、石、木等材料精心制作题写，既有装饰门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同时还可以展示宅第主人志向情趣，这类门联、楹联、匾额在大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传封建礼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如祁县渠家五进院的每一扇门额上，都刻写着修身养性的警言佳句，如乐天伦、德星朗耀、学吃亏、善为宝、慎俭德、慎言语、辑熙轩、读书乐、观光第、稍可轩、载籍之光、福禄尔康等等。晋南襄汾丁村的清代民居中，门楣上则留下了余庆、敦伦、循规、坦荡之类的字样。这其中既有做人处事的要诀，又有读书修身的提示。可以说，大院的一石一雕渗透了汉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门匾和楹联是富贵人家标榜文人风雅最下功夫的地方。将吉语刻在门端，张显宅第主人的文化品味。灵石王家大院的宅第名字叫得温文尔雅，如凝瑞宅、敦厚宅，小院又有迎晖、整暇字样，与主人的身份学识相匹配。王家的敦厚宅中有五个月洞垂花门，门的构思巧妙精致，圆中有方，方中有圆，衬托出错落有致虚实相间的视觉艺术效果，门楣刻有“规圆矩方”四字，既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气息，又在告诫后人做事要遵循一定之规。平遥城关镇上，也有一处凝瑞宅，表达了时人对瑞气盈门的共同期盼之情。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统楼上，书“登高远眺”字样，步入曹家这座四层建筑，远近几十里地方尽收眼底，心胸顿时开阔。乔家、渠家大院也都有专供远眺的制高点。在乔家大院被称作明楼的二楼主楼上，挂着一块“光前裕后”的牌匾，同样内容的门匾在清代襄汾丁村的民居建筑中也尽占风光。将这四个字挂在乔家最显赫的地方，不外是提醒院中后人时时刻刻不忘光宗耀祖，造福后代。特别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寿院（东院）的门匾“斗山天”，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种吉祥释语：从字面看，由斗到山再到天，有越来越大的含义囊括其中，象征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如果换个方向读就是“天山斗”，方言谐音便是添三斗，作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添三斗充分表达出了主人企盼财源滚滚永无止境的心愿；再换一种解释，将斗读作去声时，斗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志和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了。这是一种寓意深远的文字游戏，饱含了当时富足之家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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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大院
曾经创造过辉煌商业成就的明清晋商早已离我们远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着述的不断问世，才使得今天的山西人了解到先辈的业绩，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更是通俗浅显地将晋商介绍给了全国的读者。如今，山西晋中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晋商文化旅游区，因为那里是晋商的起源地，更重要的是，当地集中着五座深邃富丽的晋商大院。这几处晋商大院不仅将民居建筑文化发挥到极致，体现了山西民居、甚至北方民居的菁华，同时，它也是晋商五百年兴衰史的见证，大院里一砖一瓦、每个细节局部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

其实，那些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一个归宿，但不是所有的晋商大院都能够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虽然依旧能够找寻，但颓垣残壁之间，早已难觅当年的风采，譬如祁县城的何家大院、阳泉官沟张家大院、碛口西湾陈氏民居等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部门先后修复开放了五座晋大院，虽然这些力求恢复原貌的修复工程并不能完全还原旧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憾，但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最直观去感受晋商文化。这五座晋商大院分别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太谷北（氵光）村的曹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

乔家大院早在1985年就辟建为民俗博物馆，是最早修复开放的一座晋商大院，更因为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蜚声海内外，几乎成为晋商大院的代名词，甚至连许多从未到过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专家们称：乔家大院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乔家大院历经三次大规模兴建、扩建始成今日格局，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六十余年。乔家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为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共313间房屋，整个大院的布局为双喜字造型，又称在中堂。

乔家大院型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以三丈高的砖墙封闭。大院内，以一条80米长的甬道分隔，甬道尽头是乔家祠堂。甬道南北各有三个大院，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

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是在民国十年，由乔映霞主持新建了新院并改建了西北院。乔映霞为乔致庸长孙，人称成义财主。乔映霞思想进步，信奉天主教，仰慕西方文明。受影视剧和传统思维的影响，人们往往以为这座古朴宅院里的少爷小姐们身穿着传统绣衣玩着古老的游戏，而事实上，到乔映霞掌家的时候，乔家子弟们已经穿着西式服装打开网球了。正因为如此，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体现出“中学为休，西学为用”的色彩。新院的风格不变，但窗户全部换成了大格玻璃，配以西式装饰，屋檐下的真金彩绘，也在原来的“麻姑献寿”、“满床笏”等传统创作内容中，加入了铁道、火车等新事物。在西北院的改建中，更是按西式风格装修了客厅，增设了浴室和西式厕所。

日本侵略军占领祁县后，乔氏家族远走避难，乔家大院则通过与教会的关系，挂上意大利国旗躲过了日军的侵扰。解放后，乔家大院先后被机关、部队、学校占用。文革期间，一些革命干部曾经准备“拆院建校”，并且拆掉了几间过厅和厢房，所幸没有造成更大的破坏。1986年，乔家大院辟为民俗博物馆。

乔家大院内，除了明清家俱外，还收藏着“犀牛望月镜”、“九龙宫灯”、“万人球”等乔家珍品。此外，有四块牌匾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是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赠送的“福种琅环”、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以及傅山先生手书的“丹枫阁”匾额。

1990年，张艺谋筹拍《大红灯笼笼高高挂》时，为寻找一处合适的外景地而跑遍大江南北，其中包括四川刘文彩庄园、阎锡山故居等，均不如意，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了乔家大院，才发现这里与剧情珠联璧合，说不清剧本为大院而写，还是大院为电影而建。与剧情不同的是，乔氏家族的门风极为严谨，严令禁止纳妾、赌博、酗酒，为此，剧组在开拍前，专门举行仪式，焚香祈求拍摄顺利。电影拍摄完毕后，剧组留下了数百个红灯笼，悬挂红灯笼，从此成为乔家大院以及其它晋商大院最重要的装饰。而事实上，山西民间传统上并不悬挂剧组制作的长型灯笼，而是悬挂圆型灯笼。如今，乔家大院还专门开辟出一个陈列室，展示该片剧照和部分道具。

前一段时间看到报纸介绍，才知道章子怡的母亲也是乔氏家族的外孙女，章子怡前往台湾期间，还曾与乔家在台后人认亲。

祁县是山西为数不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明清之际更是经济繁荣，富商云集。祁县古城以其严谨、周密的布局设计而闻名，以十字口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垂直交叉，28条街巷与之纵横贯通，无数富丽恢宏的民居散布期间，仅列入开发规划的就有四大院、八中院、十六小院。渠家大院，就坐落在祁县东大街33号。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着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着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目前开放的渠家大院只是渠氏家族院落的一部分，为田喜财主渠源潮的住宅，占地面积五千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三千余平方米。

渠家大院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内分8个大院、19个小院、240间房屋，大院内建有山西民宅中最大的戏台与戏园。渠家大院目前被开辟为晋商文化博物馆，以七大系列28个展室向游客系统全面的介绍了晋商的发展与衰落历史。

G. 分析论述晋商的文化精神

解读晋商精神
一个甲子前倨后恭
晋商曾经的辉煌让一个甲子以来总是在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前倨后恭的山西人可以说一句：咱祖上也阔过，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阔啊，是横穿明清两个朝代五百多年、跨越欧亚美非数大洲的商帮之首富呢！
之所以说是前倨后恭，也确有原因。
先看前之倨：
首则那能源重化工基地先前是国家计划下不可或缺的。在共和国的60年历程中，前一半，山西的日子较之全国其他地方，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当今人们的理念是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话语权，可这是当今的理念，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资源给山西带来的是大投资，但利润并没有留在山西，如若能平平和和地“计划经济”倒也真是山西人的福气，可惜，那近30年中计划几乎天天伴着没完没了的政经运动和上下左右的社会折腾，疗养至今也未必结束【注1】；但因了那重型基地，还是建成了重型机械、钢铁、军工、铁路机车、化工、水泥、电力的倚重型的工业格局，城市的居民确是“被分配”就业相对较多，待遇也是有保障的；次则山西的农村虽然一如其他地方贫穷，但其地理纬度适中，自然条件虽然不好，可是十年九旱，却较之动辄水虫雹冻的难以预见尚未到更坏，加之山西历史上即人文积淀深厚，儒释道荟萃，尤其两千年的崇公（关公）尚义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整体上民风淳朴，注重亲缘关系，相对暴戾之气较少，人际合作的基础较好，出现大寨这样的农村榜样还真不是偶然。
再看后之恭：
这个甲子的后30年，山西先是惯性地被罩在了从前中央政府五年计划的投资阴影下走不出来，但渐渐品出些改革滋味的山西人发现这个真是不大灵光了，山西廉价出卖的是自己脚底下优质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和资源补偿费用，更重要的是旧的设备无法得到更新升级，体制转型中许多既有的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关系的调整，在种种追求急切改变困境的浮躁心绪支配下，不规范的运作、不安全的开采不仅导致矿难不断，竟使山西政界官场一片惶惑，不知道“心在哪里安放”？【注2】山西的民众包括那些“煤老板”也同样惶惶然摆脱不了资源的梦魇。制度转型中的种种欠缺，使山西的财富分配畸形，不仅贫富严重不均，而且先富者也缺少先祖们的精神涵养和修行。
他们成了发山西煤财、炒北京别墅、飚越野悍马的暴发户。
三晋大地上空漂浮的悬浮煤灰，在不到百年时间，竟然把晋商五百年的历史的辉煌遮蔽得如此严密？（图片说明：山西灵石晋商大院——“王家大院”石雕）
躬身探究晋商精神
随着这后30年的恭（躬）下身来近距离分辨，穿越厚黑的煤灰幕帐，跨越狭隘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藩篱，不断有学者探究着晋商的种种足迹事迹事业视野。
虽然躬身有些许被迫之意。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有日本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成果震动了在山西的金融经济史学者【注3】。建筑学家阮仪三先生铲下救出平遥古城，否则，余秋雨先生就不知道在哪个真实可触的地方去“抱愧山西”了。但是后来一些影响巨大的影视文学作品却恰恰曲解了真实的晋商精神。譬如着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用不着苛求文学、小说。有如在相当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一些极抽象又被滥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富人的财富都是剥削而来，甚至是靠“半夜鸡叫”般的荒唐，刘文彩、南霸天之类的残暴获得的，其谬音流布，虽于今尚有余韵，但因其弄公权以欺世人的太过拙劣，在残存的晋商史料记载面前，已成为令人宽容大度哑然失笑的证伪例证。
那些浩如烟海的林林总总的史料里发掘到的晋商共有的品质灵魂有哪些？尽管见仁见智，但晋商那些共同的精神可以由少到多由简入繁地来概括：
义——即崇尚正义，以义制利，义乃正当正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制度中的从不强迫他人清欠、但底线即商务绝交，仅此而已，并不断人其他生路，这虽是没有武力保障，缺少公共权力维护下的不得已，但在冷兵器时代的这种以自己承担“无限责任”风险的商人，可以当得起义薄云天了。古代罗马法庭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背后刻有一句古老的法偐：“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新旧文明尚相益，东西义理本自同。价值的普世性就在于即使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同样可以读懂义为何物？
诚信——即古往今来海内境外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民商事法律（且不论其习惯还是成文）“帝王原则”。如果说义是做人的底线，诚信则是商人的底线操守，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智慧去判断，在熟人社会也是容易做到的，而晋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不断开辟着新的商业道路，五百多年的历程中保留这样的铁律，并使之成为桑梓地经商处世代接替的社会遗传密码，以至于海外的甚至拉美的一些国度至今都以晋商售茶作为诚信的化身和代表。家传的口述的书载的史记的不可枚举。谨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晋商的诚信是味良药，日久见真心，由此而来。
重商业——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对外圆融称作儒商（此处儒字泛化为读书修文之意，并非仅仅属于某流派学说），对内直接纯粹，就是以商为本业，为职业，为事业，没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矫饰。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挑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他们不在意，倒是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隐隐约约掺进去些不大纯粹的官本位和读书做官理想。其实晋商真是把皇权社会中官家士族文人雅士视作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后的人们看得感慨唏嘘叹为观止！
勤俭律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克勤克俭，律己以严、宽以待人等等，几乎是所有兴盛数代的晋商的家训店规章程中的题中必有之义。无须四处搜寻翻检，随便打开一本晋商史料，都能找到这类大同小异的“章程”“规范”。“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居室务要兼用知过务要即改”【注4】至于什么赌钱嫖妓、纳妾包二奶更在禁止之列。当然规定是规定，但违反者总是存在，甚至很严重的，但规则的制定就是被违反的，否则规则即失去了规范定则之义。所有的规范可能都意味着不容易做到，明清晋商的身体力行之普遍世所公认。奠定了在皇权专制社会下不啻最高道德群体——官宦大夫科举士人。故而才有所谓雍正皇帝之叹：山右之人一等者经商，次者力农，再次者方去读书。
乡缘和为贵——所谓乡缘地缘是晋商规模拓展的规则。譬如在“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注5】和为贵本就是儒家和谐文本的基础，也是经商之人崇奉和气生财、互利多赢，不然则商战不断、内讧纷起、煞星戾气、不剩赢家。
但是，有原则的和方为尊贵。晋商普遍的用人原则为“用乡避亲”，有人谴责这种用人方法的封闭性。其实第一，在社会生活节奏相对迟缓的农耕皇权社会下，公共服务保障匮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具有乡（地）缘的熟人，对自己的商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考核和监督成本，对本乡而言正是惠及乡里的根本举措。
第二，用乡而避亲（如通常不用少爷、姑爷和舅爷）既避免了最常见的角色冲突，又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职业经理人（掌柜）的积极作用。这较之现代企业的人际管理并不逊色。
第三，这种由乡缘地缘关系缔结的互助合作模式，担纲了皇权社会下基层社会公共产品匮乏的自治管理和基本互助，也是晋商能在五百年间和谐发展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这种运作不独晋商，其他商帮也多少都是实行类似的社区关怀，包括儿童的教育、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的“五保”，只可惜未能发展出现代西方家族企业的托拉斯（Trusts，即信托基金），或假以时日有所镜鉴，尚可期待？
第四，晋商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是其着名的学徒年资身股分红制，更是西方上世纪30年代之后方出现的“人民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期权激励机制的古代中国版。仔细观察晋商的制度，发掘其精神，更能体味出那种千年易过而人性难变的普世沧桑。
第五，晋商和谐发展的精神基础集中体现于崇公好义。其外化形式即关羽崇拜。关羽也起到了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图腾偶像的作用。时至今日，海外许多华人的商铺、店堂、甚至办公室都供奉关羽像，不时顶礼膜拜。对自己耳提面命：在商言商，但要以义制利，取财有道，谨记在心……虽并不一定有法律强制力，但日久成习惯，动辄就大喝：此是否不义之财？晋商的道德教化正是靠这样点点滴滴渗进经商人的头脑之中，逐步内化成为其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内地这样子的摆设开始是“港化”的时尚而已，是否也会由外而内，水滴石穿渗进心中，百年风尘洗涤干净，需要时日。
这是我理解的晋商精神，她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自洽体系。
这真是：五百年经商义制利 一世纪动荡戾毁德

H. 山西大院文化的特色

先后开放的这四处晋商大院倒是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乔家大院完全是城堡式的建筑，院墙高大如城墙，以前更夫行走其上，清脆的梆子，声闻方圆十余里。布局讲究方正和稳定，整座大院结构呈“喜喜”形。
渠家大院在建筑形式上十分讲究。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石雕栏杆院、十一踩木制牌楼和包厢式戏台院号称“四绝”。光是看屋顶的形制就极丰富，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各不相同。院与院之间均有牌楼相隔，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透露出些许书香之气。
曹家大院充满富贵气度，整体结构是篆书的“寿”字形。主体“三多堂”，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由三座四层的堂楼组成，楼顶还分别建有亭台，这在以平房为主的北方地区汉族民居中显得尤为突出。 王家大院建在山坡上，远望是海拔2000米的绵山山脉，近处有小河流淌；前后院落每一进都上一高度，极具层次感。院内俯仰可见的砖、木、石雕刻异常精美，建筑构建无不精雕细刻，每个门墩、石础都堪称艺术品。尚在修整中的高家崖、红门堡建筑群气势宏伟，不日即可向游人开放。这些宅院被称赞“汇宋元明清之法式，集江南河北之大成”，从中足可领略汉族传统民居建筑的精妙。
伦理学、民俗学的缩影在建筑中无处不在。大院封闭的整体结构，主次分明、内外有别的房舍布局，都能在封建意识形态的礼制、等级、纲常中找到对应。大院里也有民俗风情的尽情展示：寓意富贵吉祥的装饰图案花样层出不穷，包涵儒家教化内容的传说故事场景无处不在。 晋商文化交织其中 从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些精美恢弘的大院都密集于晋中盆地。
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换的要冲，加之晋中南地狭人稠，外出经商谋生自然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勤俭、诚信、团结的作风，严密、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体系，一步步将晋商的事业推向高峰。晋商极少举家迁移至他乡，往往一人在外苦心经营，留家眷在原籍，讲究的是“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于是便有了那么多奇迹一般的大院，它们的豪华气派是晋商实力最好的证明。也有人从大院高墙深宅的建筑形制中看出了晋商的保守自闭、墨守成规。实际上，营造豪宅的行为本身就是一处致命伤：晋商资本大量流向土地，不利于商业资本向近代资本发展。尽管有着让今人也赞叹不已的经营思想、管理体制，但明清晋商终究是封建商人，遭遇纷乱的时代，衰落不可避免。

I. 晋商文化主要有哪些内容

晋商文化主要可分为三种精神。

1、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2、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

3、进取精神

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着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

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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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J. 如何继承发扬山西大院文化

晋商留下了丰富的别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山西的豪宅大院，建筑雄伟，精雕细刻，匠心独具，称得上北方地区民居建筑艺苑中的一颗颗璀璨明珠。以线上+线下模式，建筑+互联网+文化，传承与发扬建筑文化，把传统优良文化植入到建筑材料中，让建筑从源头上有文化，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与现代科学技术古今结合、中西融合，应用于现代建筑行业，倡导将优良的传统文化走入大众的衣食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