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满族音乐的发展的三大文化圈
渤海国亡后,辽统治者唯恐其作乱,将渤海族人分散强迁至各地,到了金代,辽东地区的渤海族人逐渐增多,“人口达到五千余户,兵士有三万人”,① 金统治者也恐其难控制,故逐年将其迁徙到山东防卫,每年有数百户,“到熙宗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金朝政府更将渤海人大批迁徙到中原地区”,② 如此大批渤海人迁徙中原,必将渤海音乐文化带到中原,继续流传,最后以融入汉族音乐文化中的形式得以隐性发展,正如《金史·乐志》载:“……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
金代女真族入主中原,正是女真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阶段,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文化从经济生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女真族都有较大影响。金统治者主张民族平等,女真人和汉人都是国人;主张学习汉语和汉儒的经书和理学等着作,拜汉儒为师(如金熙宗请宋人韩枋为师,海陵王完颜亮及其兄、子曾请汉儒张用直为师)。在汉文化影响下,金代的文字“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合本国语,制女直(女真)字”;③ 宗教改信佛教和道教;其绘画、雕塑、建筑发展很快,皆似汉风;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数学、医学等都有较大发展。在文学方面,女真文人在创作上跨越了汉文化的楚辞、汉赋阶段,“金一代的诗人,一开始就是从唐诗、宋词着手。女真文学的形式主要是诗、词、曲、散文、戏剧等。”④ 金代兴起的“院本”和“杂剧”,为传入中原的女真族音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领域,其中“院本”运用了大量女真族音乐,据专家、学者考察:“在690本‘金院本’中,采用汉人古乐曲的只有16本,其余可能运用女真音乐或金代北方民族音乐。”① 此后,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形成的“??音乐。如元代着名女真族戏剧家李直夫创作的杂剧《虎头牌》,“……尤其是对女真人风俗和军俗的描写,具体而生动,演出时《虎头牌》采用了〈阿那忽〉、〈风流体〉、〈唐兀歹〉、〈也不罗〉等女真乐曲。”②《虎头牌》“剧本第二折用了许多源出于女真音乐的北曲,元明间这一折颇为流行,由于用17个曲牌组成套曲,通名‘十七换头’”。③在元明间的戏剧中,贾仲明创作的《金安寿》和关汉卿创作的《南吕第一枝》的唱词中,曾提到的“者刺古”、“鹧鸪”、“垂手”都是女真族的乐舞名称,当女真音乐以其简约的民歌形态进入中原时,正值汉文化的戏剧发端时期,在此良机,女真族音乐从民歌跃入说唱和戏曲,进入了一个幸运的“时空”。以后又和其他北方民族音乐一起形成了日后较有影响的“北曲”。《中国音乐词典》“北曲”词条云:“(北曲)其中有唐、宋以来的歌舞大曲,宋、金以来的说唱诸宫调,宋代流行的词调,以及鼓子词、转踏、唱赚等说唱音乐或歌舞音乐,还有少数民族的民歌,尤其女真族的民歌占有相当比重。”另外,女真族的“臻篷篷歌”和太平鼓也传入中原,“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④ 至明朝“京师有太平鼓之戏”,而且“有结为太平鼓会者,聚众数百人。”⑤
清入关后,统治者一方面为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积极竭力学习汉族文化;另一方面为维护满族“国语骑射”的民族意识又制定了一些方针措施。由此,形成满文化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又逐渐融入汉文化的历程,在此历程中“八旗子弟乐”的出现,以及“八旗子弟乐”中的子弟书、牌子曲、高跷、太平鼓、和经过“八旗子弟乐”化的什不闲、太平歌、道情等音乐与其后中原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牌子曲,东北的满族大鼓、二人转等音乐的渊源关系、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满文化特征。正如李家林在《关于〈北平俗曲略〉的话》一文的第一部分“北平俗曲的来源”中所说:“我们研究北平俗曲的结果,知道北平原有的俗曲不多,大半都是从外省输入的。……东北由辽金清输入打连厢、倒喇、群曲、蹦蹦戏等;……传播这些歌曲的人,北方以蒙古女真诸族为主,……”
清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将满族诸部编成八旗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由此满族的民间音乐也被带到全国各地,流传在驻守边疆八旗军中的“八旗子弟乐”,便是在满族民歌和萨满神歌的曲调上,填以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词,用八角鼓伴奏,来抒发心中思乡之情的音乐。这种长于抒情、叙事一唱到底的音乐形式传入京都后,受到人们喜爱,八旗文人便参照民间鼓曲的格式和北方音韵的“十三道大辙”,创作出近似鼓曲的“八旗子弟书”,后因初创地域和风格不同,又分成“高亢红火、慷慨激昂”的“东城调”和“缠绵悱恻、婉转低回”的“西城调”。最初“八旗子弟书”用满语写作演唱,在逐渐混入汉语演唱时称为“满汉兼”;其后根据听众的需要,又有一部分满汉文对照的唱本,或用满语或用汉语演唱,谓之“满汉和壁”;最后因满族通用汉语,故“子弟书”也都用汉语写作和演唱了。在此期间,“子弟书”传到天津,形成“语言通俗流畅,接近方言口语,节奏较快”的“天津子弟书”(也称“卫子弟”);后又传到盛京(沈阳)称为“清音子弟书”。① 清末。“子弟书”衰落。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流行于京津一带的“梅花大鼓”,以及与“木板大鼓”相结合的“京韵大鼓”。②
在东北满族人民中,还流传着一种手执八角鼓自编自唱的艺术形式,名为“八角鼓”。清入关后,它已具有说唱特征雏形,也传入关内。此后,“八角鼓”的表演形式以满文化特征和其他满族音乐文化因素,以及中原音乐文化一起促成“单弦牌子曲”的形成和发展。“单弦牌子曲”运用满族乐器八角鼓伴奏;其音乐吸收“子弟书”中的“西城调”① 和明、清流行的时调小曲(其中有可能包括满族民歌和满族八角鼓音乐),以及因满族士兵宝恒(又名小岔)唱得最好而命名的“岔曲”。在其表演形式从群唱改变成“单弦”形式,以及文学、音乐内容又进一步充实提高时,满族单弦表演艺术家德寿山等人又融入了大量的满汉文化,此后,“单弦牌子曲”盛传不衰至今。此外,满族八角鼓也对其他地区的说唱艺术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山东流行的聊城八角鼓与满族八角鼓有渊源关系,河南大调曲子、兰州鼓子、青海平弦等都吸收过八角鼓的曲牌。”②
上述表明,族及其先世的音乐在进入中原后,伴随着汉族音乐的进化,也处在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氛围中,它在不断发展中与汉族音乐相融合。事实证明,北方中原的民间音乐的旋律舒展流畅、节奏清晰欢快、性格阳刚爽直等特点的形成,无不受着北方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其中也包括满族音乐文化)的影响。 东北地区是满族(女真族)的发源地,从金帝国至清帝国,无论是入主中原的贵族还是留居东北的贵族,都明显大量地吸收汉文化,这从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可以明见。但在民间,满族(女真族)风俗文化对汉族的影响,胜于汉族生产技术对满族的影响。
金代,统治者从关内虏迁大批汉人到东北,这些迁徙到东北的汉人,不少都成为女真人的奴婢,形成金代奴婢户大都是汉人。金统治者强迫东北地区汉人女真化,曾下令“禁民(汉人)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③ 由此,“女真人统治下的汉人在服式、发式、居住、饮食方面都已相当程度的女真化。所以金世宗时的大臣唐括安礼认为‘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④ 到了明代,仍有大量汉人被掳掠成为女真人的奴婢,他们“久居彼境,则语文日变,忘其本语,势所必然。”① “他们不仅在语言上‘不解汉语’改操女真语,而且在文化习俗的各方面都逐渐接受女真文化的影响,而女真化了。”② 清代,因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特产丰富,大批汉人不断流入关外,分散在东北各地居住的汉人因与满人杂居之多寡成分不同,而呈现出自西向东汉化程度渐弱的趋势。由于汉人逐年到东北垦荒,至康熙年间已影响八旗生计,尤以京旗最为突出。为解决此问题,干隆初年施行将京旗闲散移屯东北和对东北全面封禁,尤其对“祖宗发祥地”实行长期重点封禁,以此限制汉人出关。为加强“满化”,封禁措施的第6条规定“专设满官治理州县”,第7条是“恢复满族旧俗”,如满族官员一律要称呼满语姓名,不准改汉姓呼汉名;山海关外州县没有满语命名的都要翻改满语名字;满人都要学习满语;满族、蒙古、锡伯、巴尔虎佑领下之女,不许和汉人结亲等。在生活习俗上,强迫汉人仿照满族剃发易服;汉族妇女废除了缠足;汉人也喜食满族的食品,如黏食、苏叶饽饽、萨其玛、豆面卷子、酸菜、酸汤子等;定亲之日,汉人也依照满族习俗,女饰盛服用旱烟筒为男家来宾依次装烟以及两家主人“换盅”。在游艺上,汉人也学会玩“嘎拉哈”和“走百病”。在宗教习俗上,汉人也逐渐接受萨满教和跳神。总之,在留居东北的汉人中,沦为满族奴婢的汉人(谓“包衣者”)满化最深,编入八旗中的汉军旗人满化也较深,其余的汉人亦有不同程度的满化。此后,“封禁”、“反封禁”、“驰禁”的斗争一直持续,直到民国才告终。其影响一方面延缓了东北地区开发的进程,另一方面却也留存了大量满族文化。民国以后,虽然关内汉人带来了各种汉文化,但长期封闭的东北地区因悠久的历史积淀,仍以满文化为主,兼融汉文化,似可称为满汉文化。
从现存满族音乐作品中可以看到满族音乐的特征是:“宫、商、角三音小组是满族音乐的核心音调,……以采用宫调式的最多,商调式、角调式次之,羽调式、徵调式则少见。……由于满族单词重音常落在单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所以在散板和有板两类节拍中,都经常出现前短后长或前紧后松的节奏型,如《三字经》式的歌词使满族民间音乐中常出现X X X ─‖X X X‖的节奏型,……由于单词重音后置,满族艺人称为‘老三点’。‘老三点’不但是民歌中常用的节奏型,也是歌舞曲和器乐曲中最常出现的节奏型。”① 东北地区(除满族聚居地外)能够体现满族音乐特征的艺术形式有东北大鼓、单鼓(旗香、民香)、二人转和部分汉族民歌。
东北大鼓是广泛流传在城乡的说唱艺术。据专家考证:“子弟书的兴起和传入,对东北大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据传它是在清代干隆四十八年(1784年)由子弟书艺人黄甫臣等从北京传到东北的。最初的演唱形式是演唱者手持三弦边弹边唱,脚下绑着‘节子板’用以敲击节拍,老艺人也叫它‘弦子书’。……随着民间艺人的进城,使原始的、自弹自唱的‘弦子书’形式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以女角为主,外加三弦伴奏的演唱形式,这时的满族大鼓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② 以上考证表明,“八旗子弟书”对东北大鼓的形成以及早期的东北大鼓曾有过影响。从专家介绍的东北大鼓主要唱腔曲谱资料中还可以看到,“两大口”是宫调式;“小口慢板”;“二六折”是徵调式;“快板”是宫调式;“散板”、“悲调”是徵调式;“扣调”是商调式。无论是宫调式还是徵调式唱腔(旋律中有变宫)都呈现出以do-re-mi-sol-la为主要旋律音的宫调式感觉。唱腔旋律质朴,无过多装饰,与唱词语调紧密结合,这些都不同程度体现出满族音乐的特征。
单鼓音乐(旗香、民香)中的满族音乐特征和满族文化特征,已有较多文献、专着详细阐述,其中“旗香”基本是满族文化的体现,而“民香”还没有全部满化,如汉民婚娶时不“烧香”,而满族使之;汉民“烧香”时不用“索罗杆子”;汉民表演时因使用小单皮鼓而设“小跑鼓”场面;汉民太平鼓音乐的鼓点是两棒鼓、四棒鼓等偶数棒,而满族是三棒鼓、五棒鼓等奇数棒;汉民只表演“一夕”,内容和形式要比满族少等。①
二人转是具有浓郁满族风格的艺术形式,它兼有说唱和歌舞的特点。从诸多对二人转的研究资料表明,二人转融会了秧歌、民歌、什不闲、单鼓等音乐表演形式,② 其中也蕴含着较多的满族音乐文化特征。早在金代就有“踩高跷”,③ 它与满族传统歌舞“莽式空齐”相结合,形成其后的“扬烈舞”。这种舞蹈,“舞人骑之竹马??舞,从此‘扬烈舞’成为清代宫廷演出的重要舞蹈之一。”④“‘什不闲’在干隆年间曾进入京西八旗子弟倡办的八旗营之秧歌会。从此经过八旗子弟‘雅化’过的‘什不闲’常随这个秧歌队于每岁之正月在圆明园的同乐圆演出。……于嘉庆十八年随北京移居盛京的闲散宗室带至沈阳,……这时‘什不闲’已成为‘高跷秧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携带方便,取消了‘什不闲’架子,通用秧歌队的一锣、一鼓、一钹伴奏。”⑤ 据专家考证,二人转的重要曲牌“武嗨嗨”是“文嗨嗨”的变体,而“文嗨嗨”则是流传于辽宁新宾县满族地区已有120多年历史的民歌“采花”调的变体。⑥“据70多岁的满族民歌手吴双浮说,当年此歌无名,因为在秧歌队中演唱,故称之为秧歌。”⑦此外,金代盛传“连打厢”,“秧歌的霸王鞭、二人转的彩棒、金钱莲花落的金钱棍,皆源于此。”⑧
在满族民歌中,汉族民歌分布较广,由于满汉文化交融,使得满、汉民歌难以分辨。但是从大量的汉族民歌中,依然能找出满族民歌的痕迹,现仅从《中国民歌》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中所收集的为数不多的东北三省的汉族民歌中即可窥见一斑。从黑龙江省的《打秋千》(拜泉)、《十根花棍调》(齐齐哈尔)、《祭腔调》;吉林省的《小调》(柳河);辽宁省的《拔白菜调》(凌源)、《十二月小调》、《双五更》(长海)、《泗州调》(朝阳)等民歌可以看到,这些民歌从节奏、调式、骨干调式音、音腔、旋律性格等方面都显现出满族民歌的特征。
综上所述,满族音乐在东北地区的满汉文化交融中已成为东北大鼓、单鼓、二人转的组成因素,它已由民歌形式进入到说唱、歌舞形态。如果说,由于受包括满族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使北、南方汉族音乐的特点有明显区别,那么由于受满族音乐的影响,东北地区民间音乐与关内北方民间音乐也有着明显区别,其旋律在级进中陡然出现的七度大跳,节奏短促、棱角分明、音乐性格豪放、泼辣,无不显现出满族音乐中“骑射”的文化特征。 在东北满族人聚居的地区,虽然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教育受汉族影响,但其生活习俗、饮食、宗教信仰没有改变,封闭的民族文化圈,深厚的满文化积淀和民族心理意识,使满族民歌和萨满祭祀音乐相对保留其原状,呈现出原始、古朴的文化特征。
从现存的满族民歌中可以看到,其内容都极贴近生活,质朴到直白的程度。如《打猎歌》、《打水歌》、《包饺子》、《外面狗咬谁》、《嫂子丢了一根针》、《小孩睡大觉》等①;其旋律可以感到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民歌,其原因可能是太具有鲜明的原始特征,较难与汉族民歌相融合,且又不具备进化到说唱、戏曲的内部因素,所以保留至今。
满族的萨满祭祀活动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他们祭祀的程序和使用的音乐大致相同。从音乐上看,口语化极强,旋律、节奏起伏变化不大,它与表演、服装、唱词、祭器一起呈现出古朴的满族文化特征。从中感到这种古风遗存,与祭祀的严肃、传承的严格、家族的独立、封闭不无关系。
在满族人聚居地区,满族音乐还曾发展成戏曲,清代盛行的“八角鼓戏”和满族戏“朱春”的产生便是满族音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据《满族戏“朱春”初探》(隋书今)一文阐述,清康、乾时期,在八角鼓说唱基础上,发展成多种唱腔、多种曲牌的联曲、联套曲式,并有场次布景、故事情节和人物,故称“八角鼓戏”。因为此戏产生在北京,故其中也融入部分汉族音乐。大约在同一时期,黑龙江、吉林、承德等满族地区又产生了满族戏“朱春”(“朱春”是满语,由满族人称唱戏艺人为“朱春赛”简称而来),它是在祭祀音乐、八角鼓说唱、倒喇(已失传的满族说唱)和莽式空齐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以大四弦做主奏乐器,还有笛、大抓鼓、小抓鼓、八角鼓、堂鼓、吊鼓、镣、钹、锣等。其内容有对神、祖先的祭祀,如《祭神歌》;有对满族历史上重大事件和战争的反映,如《胡独鹿达汗》;有满族神话、传说、故事的内容,如《错立身》(这一类剧目最多,最有特点);还有对汉族戏目的移植,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总之,满族戏“朱春”具有浓郁的满族文化特点,在满族地区盛行一时。其后,此戏种曾一度濒于失传。近年来,满族文艺工作者进行极力抢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满族戏”、吉林扶余县的“新城戏”、黑龙江宁安县的“塔戏”、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县、孙吴县的“满族戏”等都是它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它为人们展现了满族戏“朱春”的风貌。
综观满族音乐发展的全历程可以看到,从社会、生产、经济、语言、习俗等文化氛围对音乐生成发展的影响,它与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有着共性。然而满族音乐在特定历史文化氛围中,却有着明显的特殊性。简言之,满族族戏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为了生存,在世代不断与汉文化融合迈入文明社会的同时,形成民族内部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融入汉文化的族民与停留在渔牧文化的族民之间文化形态有着悬殊差距,由此造成音乐文化发展的停滞甚至断裂,使得它不能像蒙古族、藏族、朝鲜族音乐那样完整又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于各民族音乐之中。这种历史规定了的特殊性,使满族音乐在三种不同文化氛围中生存发展,从而形成了不同发展轨迹。虽然如此,满族音乐却有着可观的艺术价值,并曾影响过中原北方和东北地区的音乐发展,给这些音乐增添了无穷魅力,其萨满祭祀音乐是满族古代音乐文化的活化石,为世界艺术家研究萨满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Ⅱ 东北地区生活着哪些民族
只要是汉族和满族,东北地区属于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圈,融合了满洲、蒙古、朝鲜、鄂伦春、鄂温克、锡伯及俄罗斯等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日本、俄国和朝鲜的国家的风俗文化和语言。东北的文化吸收了大量满洲文化的成分,并在一些词汇和生活方式上受日本、朝鲜及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词汇方面,如“噶斯”(日文“瓦斯”的音译,即煤气)、咧巴(俄语Хлеб的音译,即面包)、笆篱子(俄语Пале的音译,原意为“栅栏”,转意为“监狱”),饮食方面如对俄式食物和朝鲜泡菜的喜好,均可反映出外来文化的影响。
Ⅲ 南通属于哪个饮食文化圈
苏南饮食文化圈。
南通人的主食是米、面及其制品,水稻有籼、粳、糯3种,南通城内,市民爱吃饭米(粳米)。糯米俗称茶米,用以蒸糕、裹粽子、搓圆子、做浆糟(酒酿)、酿米酒等,一般不用以煮饭。
旧时,多数农民一年到头很难吃上几顿纯米饭,即使是家境较好的农户,平时也总是吃由元麦脱粒后磨成的_子和少量大米相混煮成的 _子饭粥,只有当水稻收割,新谷登场,才碾些大米,全家人吃上一顿新米饭尝新。
荤菜主要是猪、牛、羊肉及水产类。南通人喜食牛肉,十字街南有东牛肉巷和西牛肉巷,即因牛肉店集中而得名。
Ⅳ 饮食文化圈是什么
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甚至没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够见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烹饪原料、烹饪技法、传统食品、食风食俗等等,又是怎样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的呢﹖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 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 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 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 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 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 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 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 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此外,我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也很大,这种情况大概始于秦代。 据《汉书》等记载,秦代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 ”这么多的中国居民来到朝鲜,自然会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朝鲜。 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 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 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
受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更大的国家是日本。 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中国食品,如干薄饼、干蒸饼、胡饼等糕点,还有制造这些糕点的工具和技术。 日本人称这些中国点心为果子,并依样仿造。 当时在日本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唐果子就有20多种。
鉴真东渡还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饭时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国的影响。 唐代时,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还几乎把中国的全套岁时食俗带回了本国,如元旦饮屠苏酒,正月初七吃七种菜,三月上巳摆曲水宴,五月初五饮菖蒲酒,九月初九饮菊花酒等等。 其中,端午节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一些改进,并发展出若干品种,如道喜粽、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等。 唐代时,日本还从中国传入了面条、馒头、饺子、馄饨和制酱法等等。
中国菜对日本菜的影响很大。 17世纪中叶,清代中国僧人黄檗宗将素食菜肴带到日本,被日本人称之为“普茶料理”。 后来又有一种中国民间的荤素菜肴传到日本,称为“卓袱料理”。 “卓袱料理”对日本的餐饮业影响很大,它的代表菜如“胡麻豆腐”、“松肉汤”等,至今还列在日本一些餐馆的菜谱上。
日本人调味时经常使用的酱油、醋、豆豉、红曲以及日本人经常食用的豆腐、酸饭团、梅干、清酒等等,都来源于中国。 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称豆酱为唐酱,蚕豆为唐豇,辣椒为唐辛子,萝卜为唐物,花生为南京豆,豆腐皮为汤皮等等。 为了纪念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日本人.
Ⅳ 饮食文化圈的不同饮食文化圈的特色
1.东北地区饮食文化圈
这里土地肥沃,草场优良,平原广阔,五谷杂粮与山货水产都很丰富,冬季寒冷漫长,人口稀少。历史上这片土地长期生活着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游牧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人们好食炖菜,摄取高热量的动物脂肪,以御寒冬。由于缺少新鲜蔬菜,当地人有吃生肉、葱蒜、冻食和腌菜的习惯,吃生肉、冻菜、冻水果可帮助增加维生素,避免一味吃热食导致缺乏维生素而得坏血病,冷冻食品已发展成人们的一大嗜好,哈尔滨一年的雪糕竟然大部分是在冬天消费的;吃葱蒜可以消除吃生肉的不良后果,帮助消化杀菌;另外因寒冷的气候使冬季缺少新鲜蔬菜,腌菜和泡菜占了很大比重,几乎每家都有大大小小的酱缸。酸菜腌渍时间长,新鲜度差,因而调味咸重,以压抑异味。自清中叶以后,关内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开荒垦殖,农业取代游牧和采集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东北的饮食方式亦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口味特点:咸重、(葱蒜的)辛辣、生食。
2.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圈
该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但在东北和西北地区都有较深的文化交叉,是典型的草原文化类型,以游牧和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历史上这里曾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战事不断,民族势力此消彼长,但社会生活与区域饮食文化总体上保恃着自己的草原特色。人们逐水草而居,擅长射猎,君王百姓都爱咸食畜肉,热喝奶茶,畅饮烈酒。由于物产单一,粮食结构不够合理,人们普遍以各种肉食和奶制品为主,几乎不吃蔬菜。他们通过对中原民族的交换或征掠来获得足够的盐、粮食和酒。自元帝国之后,一些地区发展屯田,汉文化的影响日愈明显。农区以粮食为主,奶食为辅;但牧区仍以牛羊和奶食为主,粮食蔬菜为辅。
口味特点:以咸重为主。
3.西北地区饮食文化圈
西北的饮食文化受自然环境和宗教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西北地区有优良的天然草场,从西汉至清朝中叶,这里基本上以畜牧业为主,农业种植香辛料较多。食物结构较简单,过去基本不吃蔬菜,但人们爱吃烤肉,佐以孜然,辣椒粉等调味品,口味咸重。这里地广人稀,少数民族众多,又使西北的饮食文化增添了许多民族风情。伊斯兰教在唐末至北宋时期凭借武力取代其他宗教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宗教,当地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改信伊斯兰教,这对当地人的食物禁忌、进食礼仪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解放后,由于农业比重的增加,现在粮食蔬菜也成了日常食物,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
口味特点:以咸为主,辅以适当的干辣(椒)和香辛料。
4.黄河中游地区饮食文化圈
这一地区历史文化十分灿烂,北宋以前这里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并且政治中心大致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上移动。这里农业开发最早,也最完善,各种牲畜和谷物都有,属于五谷杂粮并食区,家蔬野果等植物性食物也十分丰富。但由于这一地带的过度开发,土地承载力下降,加上各种灾害和战乱,使得这一地区的饮食文化除了少数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外,大多数黎民百姓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传统。黄河中游地区的面点小吃很有特色,尤以陕西、山西最具代表性。陕西的小吃反映了关中人的厚道和豪放。比如油泼辣子、面条像腰带、烙饼像锅盖、羊肉泡馍的海碗如盆等。山西面食品种繁多,素有一面百样吃之誉,用料广泛,制法多样,黄河中游地区口味强调酸辣,味重,但又比东北和中北地区稍淡一点。
口味特点:酸辣,味稍重。
5.京津地区饮食文化圈
自元、明、清以来,蒙古人、汉人、满人先后在此建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津是漕运、盐务和商业发达的都会,与北京共构经济一体和京畿文化。京城聚集着诸多衙属官吏、庞大驻军以及乐医百工,普通市民,众多民族汇聚于此,形成了五方杂处的局面。饮食的层次性和变化性特别明显。从皇宫御膳、贵族府宴到市井小吃,形成了全国特有的层次性饮食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超过了自然环境对饮食风格的影响,但食料还是以周边地区为主,兼辅以全国各地精华物产。北京菜品种复杂多元,以满汉全席达到极致。
口味特点:以咸香为主,兼容并蓄八方风味。
6.黄河下游地区饮食文化圈
黄河下游地区属于齐鲁文化圈,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因而这一区域饮食的文化味较浓。讲究平和正统,大味必淡的至味境界,加之受海洋文化和京杭大运河的影响,这里成为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汇之地。山东菜在北方的影响很大。山东半岛食料广泛、水陆杂陈、五谷蔬果、鱼盐海味等都很丰富,为其成为四大菜系之一提供了基础。在山东下层百姓中,人们爱吃煎饼和玉米饼子,卷葱抹酱,或以蒜泥拌生菜,别有风味。山东大葱蘸酱的吃法后来也被上层社会和宫廷所接受。无论富贵贫贱之家,每饭必具葱蒜,具有典型的山东特色。
口味特点:咸鲜,味正,葱蒜的辛辣。
7、长江中游饮食文化圈
长江中游地区以低山和平原为主,境内河网交织,湖泊密布;雨水充沛;四季分明,稻米水产和畜禽果蔬都很丰富。这里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其内部又形成了江汉文化和湖湘文化,表现在饮食文化上也略有侧重。湖南的口味偏重于酸辣,以辣为主,酸寓其中。湖南多山区和僻湿之地,常食酸辣之物有祛湿驱风,暖胃健脾之功效,而且,由于古代交通不方便,海盐难于运进内地山区,人们爱以酸辣之物来调味,因而养成了偏爱酸辣的饮食习俗。江西与湖南的饮食口味较为接近。而湖北九省通衢,淡水鱼虾资源丰富,形成了饭稻羹鱼的特色,口味也以咸鲜,微辣为主。平原地区吃辣程度不如山区强烈。
口味特点:酸辣和微辣,但辣的程度不如西南地区。
8.长江下游地区饮食文化圈
这里是我国着名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稻米水产丰富。战国时期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吴越文化,并深受其影响。自三国孙吴政权后,人们已有喜爱甜食的习惯,唐宋以后,随着中原经济文化中心向该地区转移,到明清时这里已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地区,发展出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许多不同的饮食风味。吴越地区饮食的文化味也很浓,强调精致细腻,注重色形味质,讲究饮食环境的韵味,擅长糕点小吃制作,瓜果雕刻技冠全国,多有灵气,给人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长江下游的淮扬菜是我国四大菜系之一。淮扬菜清淡适口,强调原料的本味,主料突出,刀工精细,肉类菜肴名目繁多,居各地方菜之首。
口味特点:咸甜适中、清淡,但食甜较其他地区突出。
9.西南地区饮食文化圈
西南地区除了四川盆地等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发达农业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是高山峡谷,地域封闭,交通不便,不同地区的文化联系也很薄弱,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都分布于此。西南山区土地贫瘠,产量较低,在坝区和河谷地带多种稻米,山上以玉米为主。由于种植业不发达,人们在食物原料上的禁忌很少,也吃一些昆虫。这里空气潮湿,瘴气四溢,为了散寒去湿,避辛解毒,调味通阳。西南地区的人们自古以来就爱饮酒和吃辛香剌激之物,如花椒,茱萸,生姜等,尤其是在辣椒传入西南地区后,这种嗜好迅速普及。
四川盆地自然环境较为独特,冬暖春早,物料丰富,巴蜀文化发达,川菜也是我国四大菜系之一。巴蜀好滋味调味丰富:尚辛香,嗜好辛香剌激之味,这点与西南其他地区相似。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促进了川菜的繁荣,尽管西南地区不同地方的饮食各有特点,但口味总体上以麻辣,酸辣为主。
口味特点:麻辣,酸辣。
10.东南地区饮食文化圈
东南地区多丘陵,临海,雨水充沛。该地区以稻米为主食,蔬菜水果海产畜禽都很丰饶。这一地区喜食稻米,重鲜活,尚茶饮,蔬果与海产比重高,俗尚食事。清末以来,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闽粤还是客家,都有海外贸易经商的传统,这使东南地区的饮食文化也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讲求高档稀贵,爱食稀奇野味。由于岭南地区天气非常炎热,流汗多,人们爱喝汤滋身,口味强调清淡鲜美。高档的粤菜也成为我国四大菜系之一。香港、澳门、台湾等地长期受欧美食风的侵染,受西方饮食的影响较为明显。
口味特点:清谈,咸鲜。
11.青藏高原地区饮食文化圈
青藏高原地区为高寒地区,这里社会发展较慢,但到唐时期的吐蕃王朝时,有了藏文字,形成了藏传佛教,藏民势力也达到整个高原地区,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地理单元,独特的地域环境上的食料生产与佛教文化,决定了青藏高原饮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风格。这里以农牧业为主,广泛种植青稞、大麦等作物,蔬菜与水果的比重不大。主食料为糌粑、牛羊肉及各种面食,生冷食物的比重较高,因而人们酷爱喝酥油茶,以适应高原地区的寒冷。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人们饮食有些特有的禁忌和仪式,比如不吃鱼,餐前颂经等。
口味特点:咸重,微辣,辛香。
12、素食文化圈
素食文化圈形成的原因是由于东汉以后直至南北朝的数百年间,激烈的政治动乱和大规模的战乱非常频繁;首先是广大民众食难果腹。他们事实上长久地处于“蔬食饮水”的标准素食状态。其次是佛教的大兴盛、大普及使人们暗语这种现世的清贫困苦;第三是包括皇亲贵胄等上层人士的身体力行、极力倡导。近现代存在于少数的寺观中。
Ⅵ 东北地区大众饮食以什么为主
东北人是以米饭为主食的.首先一点东北不产小麦,东北的冬天实在太冷太长不利于小麦过冬.东北的主要产物是大米,大豆(东北民间叫黄豆.大豆在东北是另一种豆品,俗称饭豆)玉米.其中东北大米应该在全国来说是非常出名的了。因为东北冬天太冷,所以一年只有一季稻,成熟期非常长的.另外就是因为冬天太冷太长,所以土地冬天只好休养生息.不像南方一年两季或三季稻,成熟期很短,吸收的养份肯定少,而且土地没有休息的时候,只好靠化肥来增加产量.味道上肯定比不了东北的大米.另一点就是在东北吃面食是要比吃米饭贵的.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你不产面吗,要从外地引进所以自然主贵了.在东北认为最好的面主是山东产的面了,其实东北冬天的蔬菜水果都是从山东那引进的.
北方吃面食的多是中原地区,山东的馒头,河南的烩面,陕西的凉粉,天津麻花,兰州的拉面.不过这在东北人眼里是南方人啦,或者是关外人.其实东北人也是非常爱吃面食的,但不是以他为主食的,大家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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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中国区域饮食文化圈中,口味具有“喜辣”特征的包括哪些
在中国除了上海,江浙,广东等少数几个喜欢甜食的省份外,其余的地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有点辣的食物,,从重庆火锅,到麻辣烫的火热可见一斑,最喜欢辣的还是湖南,四川,重庆,江西等少数几个省。重庆还要加上麻。
Ⅷ 从地域上讲,茶文化主要代表了哪个亚文化圈的文化现象
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日本的煎茶道、中国台湾地区的泡茶道都来源于广东潮州的工夫茶。
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现绅士风度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
日本茶道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受中国的影响。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
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茶文化以茶德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主张义重于利,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质;
二是茶文化是应对人生挑战的益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市场竞争下,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类依附在人们身上的压力不轻。参与茶文化,可以使精神和身心放松一番,以应对人生的挑战,香港茶楼的这个作用十分显着;
三是有利于社区文明建设 。经济上去了,但文化不能落后,社会风气不能污浊,道德不能沦丧 和丑恶。改革开放后茶文化的传播表明,茶文化是有改变社会不正当 消费活动、创建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四是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丰富文化生活的作用明显。茶文化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康乐性,品尝名茶、茶具、茶点,观看茶俗茶艺 ,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五是促进开放,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上海市闸北区连续四届举办 国际茶文化节,扩大了闸北区对内对外的知名度,闸北区四套班子一 致决定茶文化节要一直办下去,并投资在闸北公园兴建茶文化景点, 以期建成茶文化大观园。
国际茶文化的频繁交流,使茶文化跨越国界 ,广交天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
(8)喜食豆10的区域属于哪个文化圈扩展阅读:
茶文化意为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包括茶道、茶德、茶精神、茶联、茶书、茶具、茶谱、茶诗、茶画、茶学、茶故事、茶艺等等。茶文化起源地为中国。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
直到现在,汉族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蜀山的侠君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
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喜爱品茶,各国茶文化各不相同,各有千秋;中国茶文化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明和礼仪。
Ⅸ 东北地区饮食文化圈有何饮食特点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面积约8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东北地产丰富,烹调原料门类齐全。人们称它“北有粮仓,南有渔场,西有畜群,东有果园,”一年四季食不愁。
东北日习3餐,节假日2餐。杂粮和米麦兼备,一“粘”二“凉” 的粘豆包和二米饭(大米、小米)最具特色。主食还爱吃大饼子、饺子、冷面、粥和各种家常饼子;以饽饽和萨其玛为代表的满族茶点曾是《满汉菩翅烧烤全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名重一时。蔬菜则以白菜、薯仔、粉条、萝卜、黄瓜、番茄、地瓜(红薯)、菌耳为主,近年来大量引种和采购南北时令细菜,市场供应充裕。肉品中过去以猪肉、鸡肉、鱼肉为主,近几年羊肉、牛肉、鸭肉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嗜肥浓,喜腥鲜,口味重油偏咸。制菜习用豆油与葱姜蒜。是紧烧、慢熬,用火很足,使其酥烂入味;或是盐渍、生拌,只调不烹,取其酸脆甘香。又因为气侯严寒,居家饮膳重视火锅。
东北人尤爱饮酒。白酒与啤酒居首,饮啤酒常是论“扎”、论“瓶”、论“提”(一提为8瓶),大部分东北人每日必饮酒,且酒量很大。受“白俄”食风影响,好友相聚,常以大红肠、扒鸡、花生米、茶叶蛋和面包佐餐,一次“小酌”往往两、三小时。由于清代山东人“闯关东”的较多,鲁菜在这里有较大的市场,再加上紧邻俄罗斯,与南北朝鲜交往频繁,亦受日本食风影响。“罗宋大菜”、“南韩烧烤” 和“东洋料理”也传播到大部分城市,部分食馔也带点“洋味”。 此外,清真菜在此亦有口碑。
大酱是山东人“闯关东”时带到关外的,众多的山东人后裔在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种植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豆,并把山东人爱吃的大葱蘸大酱的习俗发扬光大,不仅蘸大葱,白箩卜、香菜、辣椒、薯仔、白菜……无所不蘸、生吃熟吃无所不能。近年传入东北的南方蔬菜名目繁多,但东北人雷打不动的吃法就是:蘸酱。就象山西人家家储备一缸老陈醋一样,东北的农家必定有一缸的大酱。农村人家中的大酱是有专人照看的,晴天时要暴哂翻搅,雨天时要加盖,还要及时加纱网防虫蝇。正宗的农家大酱香气扑鼻,还汪着一层亮晶晶的油,摘一把地头的新鲜蔬菜蘸上大酱咬一口,那才叫爽脆香甜。由次,东北人又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干豆腐 卷大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