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手机儒家文化不占主流

❶ 什么时候起儒家文化在我国不再占主导地位

儒家文化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始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以不再占统治地位，然而其影响仍然巨大，可以说是根植于中国人心中。

❷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吗

导读：一种文化及其思想要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主流，起码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思想应关怀民众平凡甚至琐碎的世俗生活，对民众关心的诸如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等问题做出解释，为民众提供精神上的归宿和依托，惟其如此，方能令民众心悦诚服。 第二、这种思想应有完善有效的传播渠道，即宣教手段或学校制度，尤其是地方学校，并有适合民间大众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传形式，以将此种精神广播民间。 第三、这种思想应能够贯彻于国家基层的行政机构及其事务，通过对民间社会及其生活的参与，对民众精神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旦将"儒学主流"的神话消解，所谓"新儒家"和"国学热"实际上就成了可鄙的自慰和可耻的虚张声势。 正文国学研究正在成为当代显学，其中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儒学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思想，而以之为精神核心的文化则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常识，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它的一系列仪典、制度、信念是否为广大民众所奉行和信从？它是否为各种民间文化事象如节日、巫术、歌舞、戏剧、传说、仪式、口传文学以及民间宗教、民风民俗等提供了大量的内容母题和形式模式？一种文化精神或思想体系，只有当它扎根幽邃的民间、流布广袤的俗世，与民众的生活血肉相连，才庶几称得上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主流。那么，儒家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的命运又如何呢？ "儒家主流论"的最有力证据是，儒家，早在汉武帝时代，就被定为一尊，而历来的主流知识分子又一直以儒学为正统之学，儒家的独尊地位虽偶或受到法家、道家、玄学和佛学的威胁，但却并未被从根本上动摇，而后来在科举制度中，儒学又被定为知识分子的必修甚至是唯一的课程。儒学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即主流文化，然而，主流文化是否就等于文化主流？ 这在许多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人们相信，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就是其统治思想。这一命题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是以特定的西方思想文化为背景的，至于他是否适应于中国古代社会，则并非是不言自明的。 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一命题的成立并非无条件的。马克思是立足于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殊背景提出此一命题的，基督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统治阶级思想，由于教会的大力推行，遂成为西方社会的统治思想。但这一命题并一定适应于有着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东方儒学。 这一命题要能够成立，即统治者的思想要成为占统治的思想，就首先要求其思想普及民间，深入人心。一种文化及其思想要做到这一点，起码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思想应关怀民众平凡甚至琐碎的世俗生活，对民众关心的诸如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等问题作出解释，为民众提供精神上的归宿和依托，惟其如此，方能令民众心悦诚服。 第二、这种思想应有完善有效的传播渠道，即宣教手段或学校制度，尤其是地方学校，并有适合民间大众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传形式，以将此种精神广播民间。 第三、这种思想应能够贯彻于国家基层的行政机构及其事务，通过对民间社会及其生活的参与，对民众精神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想说明，在这三个方面，儒学在历史上一直都不长进，其做为甚至还不如外来的佛教。一首先，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即一套传教或教育制度，它作为思想传播的渠道，应畅谈无阻，且四通八达，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 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在被罗马帝国树立为国教之后，之所以能够在不久之后成为普及全欧的宗教，使全民皈依于基督的圣殿下，除了基督教原本就有一定的民间基础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并运转有效的教会体系和传教制度，教皇麾下的教堂、修院等，遍布城乡，面向全民，广泛积极地参与民间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利用一切机会，如节日、集市、礼拜日、人生礼仪等，向民众传播"上帝的福音"，它不仅参与乐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渗入了个人精神的最隐秘角落，通过洗礼、忏悔、赎罪等制度对人们的生活和心灵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教堂，就是向芸芸众生进行基督教教育、贯注基督教精神和传播基督教文化的学校，西方近代学校制度正是源于中世纪的教堂和修院，而那些孜孜不倦地向人民叮咛上帝的福音的教士们则是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然而，即使如此，即使它不惜动用法律和暴力手段消灭异端，基督教也从未从欧洲大地上根绝异教，即民间的原始宗教。许多基督教教堂就是依托民间秘教的旧址建立起来的，而民间秘教的偶像和圣物则在基督的十字架下堂而皇之地得以保存，继续享受着人们的香火和拜膜，民间的基督教教士也不得不冒亵渎神圣之嫌，担当一些本来由民间宗教巫师所担当的工作，如用符水治病、主持生民增殖仪式以及祈雨、驱邪等等。 与基督教相比，汉代儒学的传教或教育机构却相形见绌。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述，儒学因而成为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思想。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希望他的思想也能成为民众的思想，上下一条心，使其统治在权力的保障之外再获得精神上的认可，而且，他们（包括汉武帝）确实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采取了不少措施，况且，教化人心、移风易俗，原本就是儒家之要务。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学校制度，这一使命却在汉代却远未完成。 董仲舒对策，在建议尊儒的同时，也主张兴学，《汉书。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孝廉，皆自仲舒始。"同传引其对策云："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然而，终汉之世，真正蔚为大观的只是太学，汉志于其沿革兴废记载甚详，而地方学校，即所谓庠序，却少见记载，则其草草可知矣。然太学虽盛，其教育对象却是文化精英，都是各地选拔的孝廉贤良及王侯贵胄，其教育内容虽主要是儒学，然其教学的目的却主要是为国家行政机构培养官僚人才，而教化乡里、崇仁化俗，却有待于面向大众的地方学校。 然而，庠序却正是汉代学校制度的薄弱环节。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夫既讲教化，自宜普及全国，故《汉书。礼乐志》云："显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备，庠序未设之故也。‘夫如是，则地方之学当重于京师，人伦之教当先于，此自汉人议论推之则然，然汉人之所行，终未与此见解相副也。" 正鉴于无法求隆儒化民之任于庠序，近来才有学者另辟他途，在学校之外，寻求其他的儒学传播渠道，如私学和循吏，就颇得文化史家看重。然而，汉代（主要是东汉）兴盛一时的私人讲学，其聚徒不谓不众，循吏儒关的传弘道之心不谓不切，其对儒学传播的确功不可没，但无论私人讲学或循吏的教化活动，都只是个人性、暂时性和区域性的行为，而未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因而其效果肯定是十分短暂和有限的。仅凭他们，儒学是无法广播广袤深邃的民间的。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有《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力申汉代循吏的传播儒学之功，其说辩矣，然而，余氏自始至终都未想到，仅靠那几个循吏，能够担当其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重任吗？何况，这些循吏自身的能力与诚意还是值得怀疑的，《汉书》所极力推崇的循吏们，不也有弄虚作假的时候吗？实际上，纵观余文理路，是由于先有了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尤其活泼畅通"的先入之见，然后才上下求索保证这种"活泼畅通"的交流渠道，在这一先入之见之下则是更根本的思想情结，即"儒家主流论"。 既然缺乏一套稳定可靠并畅通无阻的传播渠道，儒学向民间的普及，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由此，就决定了，儒学虽得到官方的推崇，但它最终却只能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功业，仅是他们在内部切磋讲习的学问，或等而下之，流落为一种谋取俸禄的进身之阶。一种思想，也许只有发展成为宗教，才能藉宗教集团的力量播与民间，而对于儒学，由思想到宗教的演变以及儒学的广泛传播，要迟至宋代。儒学宗教化的产物，就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已发展为一种有着自己的神明偶象（孔圣人）、广为分布的传教机构（书院）、通俗化的经书、传教仪典和戒律以及广大信众的宗教，而已非本来意义上的作为一种哲学流派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儒学发展为宋明理学，正是儒家宋明理学家效法佛教尤其是其禅宗的结果，而其效法禅宗的最初动机正是为了回应禅宗的挑战。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不仅接纳了为儒学所无而为佛学所发明的问题，如心性问题，而且更借用了佛教寺院的宣教手段，建立了面向公众、并以白话讲学的书院讲习制度。儒学发展为理学，已与佛、禅搀杂而面目全非了。 这既是儒学内在发展的必然，也是事势所迫。二汉代儒学不能普及的原因之二是，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除庄子外，都是"公共之学"，即都是以天下大事作为自己

❸ 儒家文化占据不可动摇地位是在什么时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❹ 儒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主流

（一）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
参考资料一.从新加坡看儒家文化：
新加坡重视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同时更加重视西方文化。很多人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尊重儒家文化的事实，来说明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崛起的根基。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新加坡的整个法律结构是英国留下来的，并在它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加坡现在的法庭审判中法官仍然戴英国法官式的帽子，新加坡的法制结构恰恰是英国的价值结构，是欧洲法制精神的结果。

正是尊重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儒家文化的弊病也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李光耀认为，儒家文化强调长者权威，不适应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年轻人创造历史的世界。

在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上，李光耀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出不了企业家。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叫学而优则仕。而美国只改了一个字，叫学而优则商。

因此，新加坡十分重视以西方文化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这里所说的西方文化，并不是中国式管理所限定的“西方科技”，而是包括哲学、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

新加坡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国家，在新加坡400万人口中有100万是外国人。新加坡以海纳白川的精神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新加坡文化也是一种混沌文化。在新加坡，我们看不到中国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看不到中国式管理的痕迹。

尽管在新加坡企业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文化，但主导新加坡企业的却是西方管理制度。新加坡有着亚洲最为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而支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是背后的西方哲学。因此，新加坡企业管理模式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的结果，而不是以单纯的儒家文化为根基。

参考资料二：儒家文化与法制、文明、自由的冲突。
当今世界是民主、自由、法治的世界，我们的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已经在这一点上表现了明显的不适应。日本人改变自己适应了，所以日本人现在就是比我们发达。而我们在这一点上还存在着许多心理与制度上的障碍，所以还是不及人家。你可以有权讨厌人家，但是，这是没有用的。你还得比人家强，自己才会有安全感，才不会有生存上的威胁。这不是什么自卑，正是自信才有这样的勇气。一个有强烈自卑情绪的人，是不敢承认自己的缺点的，只有充满自信的人才敢大方地说出自己的缺点，才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才会努力向人家学习。一个宽容的人、善于学习的人，正是有十足的底气的人，是充满自信的人。那种说西方人开始向中国文化寻找归宿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自欺欺人的。这个说法，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着名儒家学者梁潄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着作里已经说过。说我们的文化是精神的，外国文化是物质的。外国开始要向我们中国文化学习了。当时就被胡适先生批驳了。这些说法并不新鲜啊。如果我们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容易健忘的。其实我们越是一个贫弱的民族，这样急于得到人家西方认同的心理就越强。这正是民族自卑情结的表现。

❺ 现在儒家思想在国内还是主流吗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董仲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是从西汉开始儒学就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后佛教，道教的兴起，曾衰落过一段时间，但到宋朝，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兴起，儒学得到了新的发展，可以说它已经成了人们日常行为的社会规范。不过也越来越僵化，可明清时期还是有不少思想前卫的儒学名家出现，可也昙花一现。到清末，儒学简直成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桎梏。
儒学的价值，经过二十余年的讨论和研究，已非常清楚。它是一种有关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及其意义的学说，我们称它为儒家人本主义。其一：儒学肯定了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其二、儒学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识。其三：儒学将人的本质主要规定为人具有道德意识。
儒学在今天的意义显而易见，而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儒学的价值也愈来愈重视。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观念作为全人类的伦理底线，便是一个证明。

❻ 为什么儒家文化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儒 家 思 想
2004-1-31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着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着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着《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着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着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❼ 在下列哪一时期( )儒家文化不占主流地位

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儒家文化在我国不再占主流地位。

❽ 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在西方却不受欢迎是什么原因

很多思想体系都是由生活里的一些活动慢慢变成的，儒家思想，孔子创立，开始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

原本的儒家已经不能在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因此，当代有学者提出新儒家思想，并寄希望于新儒家思想能够对当代的中国乃至世界起到进步意义。不过，新儒家思想的许多理论、思想体系，目前还处于建设阶段，换而言之，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因此，在当下，新儒家也没能对西方产生太大的影响。

❾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为何能一家独大呢

儒家是一个极度善于吸收学习的文化体系，他很善于将其他理论填充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所以自古我们说，儒家是外儒内法。宣传时是儒家，实际做事执行，则是法家。儒家思想是古先贤的思想做法方式方法的思想汇积成儒家思想，来让后世子孙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不是独大而是万亿年的自然法则，自然规律始终不会改变，儒家思想的独大，是因为这种思想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们对美好理想社会的构想：人民互爱，社会大同。

❿ 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为什么儒家思想大部分时间占据着主流

在我国，儒、道、佛“三教合一”是各种文化在中华民间的融合过程，而它们所反映在从古自至今的文化活动中，就是流传后世的各种具象作品，而重庆的大足石刻则是其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

在我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大部分时间占据着主流。这是由于有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都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

而且，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着作“五经”、“三十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因此，儒家思想获得了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