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是哪个省

⑴ 陶寺遗址是什么朝代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近年来在对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结合了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进一步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除陶寺类型的遗存外，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⑵ 考古发现最早国都陶寺：是否印证是尧的都城

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的陶寺遗址，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一处超大型都邑遗址。
从2002年起，经过十余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遗址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 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早期外城(下层贵族居住区)、至少28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宫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与观象授时于一身观象 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中期王族墓地、王权控制的独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以及调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区，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 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铜齿轮形器、盆口沿、环、蟾蜍等红铜铸造器外加上个世纪发掘的铜铃，构成了 中国最早的铜礼器群。
此外，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掘与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观象台观测日出地平历以20个节令，成为世界最早的最为缜密太阳 历。陶寺遗址精神文化中展现出的列钺王权象征、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观、礼制思想、天文历法作为王权软实力的思想以及汉字载体等，对后世中国 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陶寺文化开创的都城模式、宫室制度、礼乐制度、都城官营手工业制度等，也成为后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干。“由此足见，陶寺遗址 及陶寺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 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这一点是目前任何其他遗址所难以企及的。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 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业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⑶ 陶寺遗址的介绍

陶寺遗址1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2，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34。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1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5和方国时代。除陶寺类型的遗存外，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6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3。

⑷ 山西省的

山西简称晋，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300万。她东依太行，西凭黄河，南接中原，北通大漠。地质、地貌、水文、气候等条件的复杂多变，为她造就了许多
雄伟壮观、引人入胜的名山大川，溶洞怪石、清泉湖泊、急流瀑布、珍贵生物等自然景观错落其间。既有太行峡谷之险峻，又有壶口瀑布之雄奇；既有北岳恒山之伟岸，又有涓涓蟒河之清秀。巍巍吕梁山，滔滔黄河水，人说山西好风光，名山大川尽秀丽。

山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大量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表明，早在180万年前，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相传，华夏民族的始祖女娲、黄帝、炎帝曾在山西南部一带活动，在那里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美好传说，相沿有他们活动的遗迹。1978年因首先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发现而得名的陶寺文化，以其丰富的依存、深刻的内涵，向世人生动地再现了华夏族的形成和文明的产生。陶寺文化距今4 500－4 000年，它的分布面积约2 500平方公里，北抵霍太山，南到峨嵋岭，东达太岳山，西至黄河，基本以山西晋南临汾盆地为限。已发现的遗址有百余处，从400万平方米到百万平方米不等。遗址中发现的众多聚落遗存表明：当时在生产力获得发展的前提下，作为进入文明的基本要素，如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礼乐制度和王权、早期的都邑国家等都已具备。更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所呈现的社会形态、地望和年代，与古史典籍中关于尧、舜、禹的记载正相吻合，这就为我们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实物依据和典型例证，充分说明了山西晋南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直根”。“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史记》中的记载明确了山西在这一时期的中心地位，华夏图腾中国龙在这里略具雏形，最早的“中国”也出现在这里。

夏、周时期，山西一直是华夏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春秋称霸晋为先，战国七雄有其三”。晋文公所缔造的霸业绵延长达150多年，是春秋各国中称霸时间最长的。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使得晋国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而晋侯墓地也成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有力证据。汉唐以降，北魏定都平城，李唐肇兴太原，山西是连接中原和北方各民族的咽喉要塞，也是传输各民族极具魅力的灿烂文化的通道，从而成为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宋元时期，山西又成为中华戏曲的摇篮，繁盛于晋南的民间杂剧丰富了中华戏曲宝库，保存至今的古戏台成为历史的见证。明清以“晋商”代表的山西贸易经济非常发达，“山西票号”誉满全国，这是中国银行业的早期雏形，其业务远涉全国大多数地区和欧亚许多国家，盛极一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是全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留下了大量革命文物和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山西人杰地灵，代有英才，涌现出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彪炳史册，名传千秋。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山西留下了非常丰富厚重的文化资源。全省已经查明的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近400处，而旧石器早期遗址就有150多处，位居全国之首。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1 000多处，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期文化的中心区域。全省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51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 600处。宋、辽以前的木构建筑105处，占全国同期同类建筑总数的70%以上。全省现存古建筑18 118处，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以庙、寺、塔、城、石窟、遗址、古代壁画、彩塑、石雕等为代表的山西文物，底蕴厚实，品质超群，在全国古代文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山西是国内现存唐代以来彩塑最多的省份，共有12 712尊：现存高品质的汉唐至明清寺观和墓葬壁画24 000平方米，北魏至明清石窟寺300多处。山西是现存长城朝代跨度最大的省份，战国至清代十个朝代长城共2 500多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长城为山西独有。山西是中华戏曲的摇篮，现存古戏台2 888座，其中元代戏台和元代戏曲壁画全国独有。山西现存文物大多是人文遗迹，有着深邃的文化内涵，从大同北魏开凿的云岗石窟、应县辽代木塔、佛教胜地五台山、太原晋祠古典园林、榆次常家庄园、祁县乔家大院、平遥商业古城到洪洞古大槐树、平阳故都尧庙、襄汾丁村文化、运城解州关帝庙、芮城永乐三清宫等，处处都是历史悠久、建筑宏伟、艺术精湛、文化深邃，构成了“华夏文明看山西”的历史长廊与多彩画卷。

不少的山西人，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历史的进程，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远古时期，黄帝、炎帝等部落领袖就曾在山西南部活动，当地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传说：炎黄大战蚩尤、黄帝扫土设坛、炎帝教稼、嫘祖养蚕……而他们的传人尧、舜、禹则更以晋南为创业基地，筑宫室、建国都、耕历山、治龙门……，铸就了中华远古文明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大地，风云际会，英雄并起，智者如云。晋文公决战城濮，称霸中原；卜子夏设学西河，荟萃文杰；韩非综汇法家，荀况援儒入法，气壮山河，影响深远。及至汉魏，三晋雄风，一脉相传。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捍卫边疆安定；霍光辅佐四朝，维系社稷安危；关云长诚信忠义，高山仰止；郭林宗游学关洛，世人景行。拓跋珪开创北魏基业，孝文帝加速汉化进程，结束北方经年历久的分裂与战乱，促进少数民族和汉族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盛唐时期，山西作为唐王朝兴起之地和军事重镇，对维护唐朝繁荣举足轻重。文人雅士，纷纭而至，吟哦之间，佳篇竟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之涣、王维、白居易、温庭筠……多少才子，竟列文学堂奥。宋元以往，山西既为民族融合之阵地，更为北方文化之中心。司马光、元好问，纵横自有凌云笔，关汉卿、郑光祖，舞台尽书人间事。崛起于山西南部的杂剧渐次成熟，蔚为大观。明清时期，傅青主孤傲执着，文学、书法俱可称道，于成龙天下廉吏，罗城、直隶皆有美名。晋商足迹，遍及东西边塞，钱庄票号，远设南北通衢，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⑸ 最早的中国是二里头遗址还是陶寺遗址有何证据

《最早的中国》其实是一部书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是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考古学家许宏，所谓最早的中国其实指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的开始。

众所周知，中国有大量的史书记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朝代是夏朝，比如说《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记载的，甚至比夏朝还要早几百年，但由于是文献的记载，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自从20世纪初被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学者怀疑以来，直到现在，仍然有部分学者怀疑夏朝的存在。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的考古学传入中国，国内开始了一系列的考古研究，由于国内文物古迹众多，所以考古学的发展突飞猛进，以考古方式发掘了数不清的遗址，对于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不是夏朝，一直都有争议，而作为中国第一个朝代的都城，到底是二里头遗址还是陶寺遗址，其实也有过争议。

认定谁才是“最早的中国”是从考古的角度来进行的，因此比较二里头与陶寺也是从考古来进行研究的，下面分别以五个角度来比较两者的区别：

一、存在的年代比较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位于黄河以南，根据其文化特性，二里头被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为了准确检测二里头遗址存在的时间，根据商夏周断代工程的学术课题，在1984~1991年期间先后对四期遗址中的9个样本进行了碳14测年检测，得到的数据如下：

陶寺遗址也有对外扩张风格的能力，比如在山东大汶口遗址能找到少数陶寺风格的陶器，还能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后红山文化找到，并且数量还不多，地域也不及二里头更远，扩张能力明显不如二里头，说明陶寺的统治者不如二里头强势。

另外，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同时存在了200多年，在这之后，陶寺开始衰弱了，而二里头恰恰开始强大起来，这也能说明二里头的崛起与陶寺的衰弱存在某种联系，这是从考古文化上来叛乱遗址的兴衰。

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同时还有这样的描述：

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这两大特质，可以用一点一面来概括，一点，是指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

因此，从考古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及遗址才是最早的中国，而陶寺遗址是比二里头遗址更早的龙山文化之一，或者说陶寺正处于“最早的中国”的萌芽阶段。

⑹ 唐尧古国的陶寺文化到底为什么会消失不见呢

位于山西省的崇山，又名塔儿山，海拔1493米，南北延绵伸展10多公里，数千年来她似一位“母亲”张开双臂守候着脚下这片文明的土地。公元前2300至1900年，使用扁壶、肥足鬲的一群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的基因，甚至传承影响至今。

在陶寺遗址宫殿区核心建筑群的东南部发现了很多是石窑群，这些石窑群专家称不可能是普通的手工作坊也不可能是制石灰的窑群，专家认为这些群窑的功能应该和宫殿区的宫廷生活有关系。

在中国通史中，将最初的中国的概念与陶寺文化事情形成的，夏商周所创造的这种传统模式和政治制度是从陶寺文化所继承和发展而来，主源来自于陶寺文化。

⑺ 陶寺遗址的文化地位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认为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阶段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志，一些学者提出其标志应当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发现的遗存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遗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国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礼乐典章制度的发达也应当肇始于陶寺文化。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陶寺遗址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在陶寺遗址时期中国就已经进入文明阶段，这比历史教科书上的华夏文明从夏王朝开始，整整提前了300年。

⑻ 山西襄汾的陶寺是哪个朝代的遗址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山西陶寺遗址群很可能就是最早的“中国”。而之所以确定该遗址为最早的“中国”，是因为在考古项目中“圭尺”的出现，来确立了地中的标志，由此证明该遗址是中国最早的邦国——“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⑼ “唐尧帝都”可能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吗

不是很明确，估计在今河南山西一带。
2004年6月28日，记者从省考古研究所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一致认定：近4年来，在襄汾陶寺遗址连续发掘出土的陶寺早、中期城址，宫殿区核心建筑，大墓出土的精美玉器、彩绘陶器等72件套随葬品，及以观天授时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的观象台，通过进一步考证，证实襄汾陶寺遗址极可能为4000多年前尧时代的“唐尧帝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陶寺墓地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陶寺文化族属问题的讨论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1984年，王文清先生首先提出了陶寺文化“很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的观点。1999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联合组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连续4年8个季度的发掘。截至目前，累计发掘近3000平方米，钻探50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已考证中期的祭祀观象区与墓葬区就在中期小城中。观象台位于中期小城内祭祀区，总面积大约在1400平方米左右。目前清理的观象台遗迹共为四个层面，遗迹压在陶寺文化晚期文化层之下，由此推断，应以观象授时功能为核心、兼有观象功能的复合建筑。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的中南部，其三面有围壕，一面紧南墙，面积约50000平方米。从宫殿核心建筑区北入口遗迹的发掘，进一步证实陶寺城址内早、中期宫殿区奢华建筑的存在。

据省考古所有关专家介绍，通过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确立了规模空前的史前城址以及与城垣相匹配的贵族大墓。这些发现从聚落形态、社会形态以及文明程度等方面证实了陶寺遗址极可能为“唐尧帝都”。陶寺遗址不仅确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识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痕遂使4000多年前的人文社会景观突现眼前。

⑽ 考古发现最早国都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意味着什么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