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中原接受汉文化的是哪个

1.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文化上被汉化了

1.东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当时的北朝都是被汉化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2.南宋时期。契丹、金都是仿效宋制的被汉化了。3.元朝是唯一入住中原没有被汉化的。（胡虏百年运）4.清朝。是最后完全汉化的！

2. 元朝对汉文化接受到什么程度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说。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 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写到这里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当今社会，没有英语等级就不能……限制很多，其实这也是上层建筑的意思。 如果让每个国家都来学习中文，那我们还用的着天天A、B、C嘛。扯远了。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 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 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好象唐朝到清朝就元朝的状元没有用，所以好多的文学家都写曲去了，要是在现代我们天天听新歌，呵呵。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 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 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 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
在讨论行元朝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3. 满清入主中原，为何能迅速一统全国

因为满清入主中原，迅速与汉文化融合，而且不断吸收汉族官员，让汉人臣服，尽快稳定江山。满清入关后便很快统一中原，与短命的元朝政权不同，清朝统治了中原几百年。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清军入主中原时，民间的汉人对清朝政权是非常不满的。可即便如此，除了一开始的叛乱起义外，似乎清朝很快就将中原统一，平息了叛乱，甚至于汉族人都臣服于大清朝，这是为什么呢？

综上所述，清朝统一中原靠的是适应和臣服，一方面融合了中原的文化，让汉人很快适应清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任用汉族官员，让汉人臣服，自然政权就稳定了。

4. 满族入主中原后采取汉族制度和文化的原因

满族入主中原后采取汉族制度和文化的原因：
1635年皇太极定族名“满洲族”，积极推动满族文化发展，不断缓和满汉两族的关系，积极实施汉族制度，吸取汉族文化精华，改变满族文化的原始性，积极促进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满族文化在短时间内有了快速的发展。
所以，满族入主中原后采取汉族制度和文化，满族文化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汉族文化的融入为满足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满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的基础上对汉族文化进行吸收，呈现了旺盛的生命力。

5. 鲜卑也曾经入主中原但人们却极少像蒙元满清一样视鲜卑为侵略者，这是为何

鲜卑属于东胡中的一支，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的五胡之一，东汉后期，匈奴势力逐渐退出草原，而鲜卑人开始走出东北大山，填满了匈奴退出草原后的权力空白，到西晋末年，匈奴人、羯人先后在中原掀起五胡乱华的序幕后，鲜卑人也开始在北方蠢蠢欲动。而真正南下进入中原的鲜卑人主要有两支，分别有辽西进入中原慕容鲜卑的燕国和从代地（陕西）进入中原的拓跋鲜卑的魏国。

羯人建立的后赵统一北方，残暴帝王石虎进行野蛮统治，石虎死后，后赵大将冉闵，起兵反抗后赵，建立冉魏政权，颁布杀胡令，公开屠杀羯人。此时已经占据辽西的建立前燕的慕容鲜卑南下，击败冉魏，将前燕的疆域扩展到河北、山东一带。后来氐人建立的前秦在关中崛起，前秦在苻坚带领下灭亡前燕。

剃发易服最让汉人不满

三是鲜卑人融入汉文明，鲜卑王朝成为汉家王朝，并承接隋唐盛世。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了北方，不仅维持长期的统一，并且通过汉文化复兴，让汉文明的主导权，重新东晋时迁往南方，成功的转移回到北方，并有此后北周、隋、唐进行延续，保证汉文明的星火传递，这样的王朝，让我们生不起恨意。而蒙元王朝和满清王朝，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刻意保持着他们的民族独立性，让国家处在绝对多数的汉民族感觉到格格不入。

6. 顺治帝入关后对待汉文化的态度

非常推崇。。。。而且还推崇一些民俗。信孔教，拜观音等等。。。顺治帝在位时清军入关还不久，统治根基不牢固，推崇汉文化有助于得到汉族人民士大夫的认可，从而加强统治，封建帝王统治人民用汉文化最有效。
还有就是汉文化确实是魅力无穷，历史上外族入主中原的基本上都被汉族给同化了。
顺治皇帝福临幼年即位，随后入主中成为紫禁城的主人。虽然他从九岁开始接触汉文，但他直到十四岁亲政之时依然不通汉文。当他看着大臣的奏章茫然不知所云之时心急如焚，于是下定决心学习汉文。在乾清宫中，他每天五更起床读书一直读到黎明。过多年的认真学习，刻苦研读终于能够阅读汉文书籍。在处理完政务之余依旧手不释卷。有时，读书直到深夜。

乾清宫顺治皇帝的寝室实际上就是一个书房，后来，几乎变成了一座小型书库。数十个高大的书架，整齐地倚墙排列，上面放着史子集各种精美的着作。顺治皇帝喜欢阅读部、史部书籍。在阅读史典籍之余，对于集部诗文作品也特别喜爱。尤其是先秦辞赋、唐宋诗词和元明戏曲话本，他都极为喜欢，不仅大量背诵、朗读，还写读书笔记，撰写评语。

当时，《三国演义》、《西厢记》等都是清初流行宫中的典作品，顺治皇帝十分喜欢。他爱看学者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他在评述金氏评点本《西厢记》时说：“议论颇有遐想，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

顺治皇帝欣然接受了汉文化，并喜爱汉文化。他对汉文化由喜欢渐渐发展到了痴迷的程度，尤其是绘和书法。他的书法独树一帜，大字书法写得气势磅礴。他的绘独具风格，尤其指头别具意境。

按照清制规定，努尔哈赤直系子孙称为宗室，以黄带子为标识，因称黄带子。直系之外的皇室子孙称为觉罗，以红带子为标识，因称红带子。黄带子和红带子，构成了爱新觉罗大家族。入关以后，清廷对宗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特别设立学堂，教育皇族子孙。顺治九年（1652年），满洲八旗各设宗学一所，招收皇室宗族子弟就近入学。特聘师傅教授满文、汉文，兼习骑马射箭。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文章《罪己诏》。全文一千余字，情真意切地回顾了自己十八年的皇帝生活和政治历程。既没有总结自己的辉煌政绩，也无夸耀自己完成了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大业，而是充满愧疚地历数自己十四条罪状向他的臣民谢罪。这十四条罪状，主要是从儒家的视角和祖宗的角度来剖析自己：变更祖制、未尽孝道、疏远宗室、重用汉官、用人无术、不能节俭、厚己薄人、浪费严重、任用内官、燕处深宫、不听忠言等等。这篇《罪己诏》，既是自己政治生涯的自责，也是自己多年读史心得和人生验的总结，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心灵自述

7.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接受与传承方面有哪些

首先说明，“汉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概念而非标准。这主要是由于，汉民族本身就是华夏在不断吸纳其他民族而形成，所以，汉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集合概念。
历史上，对汉族文化的传承贡献最大的民族当属两个，一个是华族，一个是满族（依次叫做肃慎、鲜卑、靺鞨、女真、满洲），另外，契丹、回回都有较大贡献。
首先说华族，华夏族是汉族祖先，而华夏族是夏族一部与华族一部融合而成，融合而成的这个新民族不断向东部进发，进入华族的繁衍之地，经2000多年共同生活，华夏族把人数几乎是自己100倍的华族人，吸收为华夏族，华族终于变成了少数民族，而不得不远走西南或东迁通古斯，但是，华夏族的文化却几乎是华族的，因为华夏族中九成以上人口是华人。而夏族文化，始终没有得到太多发扬，即使是秦始皇（秦人是夏族一支）和西夏李元昊（夏族的直系最后后裔）也无法抵御华族文化的巨大感染力。
再说满族。满族是中原大地最初的主人，我们知道“北京人”四五十万年前就在中国北方生活，现代基因研究发现，满族才是北京人的直系后裔，大致过程是这样，10万年前不断入侵的来自非洲的部落，把他们排挤到通古斯地区，满族有记载的最早祖先是肃慎人，肃慎在战国后期分化出鲜卑和扶余，鲜卑曾入主中原近200百年，且全族加入汉族，他们对汉族文化的保护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扶余就是朝鲜人祖先，所以，韩国人说他们是北京人后代，并不是意淫。而肃慎全族后来改称靺鞨，靺鞨又改成女真，女真在取代北宋后建立金朝，他们继承了前辈保护文化的习惯，对各族文化和文明都很尊重，对汉族文化也是一样呵护有加。金朝被野蛮的蒙古消灭后，女真人依旧自强不息，300年后，卷土重来，建立大清帝国。我们可以说清朝很多时候比汉人王朝更加在意汉族文化。
另外，北宋时期契丹人也很热爱汉族文化，尤其发展了汉族的军事文化。回回人则发展了汉族的饮食文化，最早的公共食品卫生标准，就是明代的回回大臣提出的。

8. 为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而迁都洛阳的是哪个朝代的

答案：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时期
历史背景：北魏成立一段时间后，孝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发现汉族文化有很多需要他们学习的地方，而北魏是有鲜卑族通知的，鲜卑贵族并不是很认可孝文帝的这些看法，孝文帝为了便于学习中原汉族文化，于是考虑迁都洛阳。
迁都过程：最开始，孝文帝不是想直接迁都的，他耍了个计谋，具体什么内容，请自行网络。大臣们，无奈被迫的同意了迁都洛阳了。
历史意义：鲜卑迁都后，通过一定的内部学习和外部民族融合，大大的增加了北魏的国家综合实力，为之后的北周--隋统一 天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9. 福临的皇后14岁入主中宫，为什么15岁就被废了

福临与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婚姻是典型的政治婚姻，这场婚姻是摄政王多尔衮亲定的，而皇后也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也就是说博尔济吉特氏是个背景非常强大的皇后，强大到让顺治帝从一开始就抵触这桩婚事。再加上博尔济吉特氏的性格与作风和顺治帝福临也相差甚远，帝后成婚后，也矛盾重重，所以博尔济吉特氏才会很快被废掉。

凡事都有个极限，博尔济吉特氏不得福临宠爱后，不知道悔改，依旧我行我素，而且还有些变本加厉。最终顺治帝福临不堪忍受，就将年纪轻轻的表妹废掉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