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审美化是哪个时期的文学

1.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介绍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Featherstong）最早提出来的。

2. 1.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梳理这两个概念源流。 2.当今文学艺术日常生活的表现

当今社会对美的认知已随着素养而不断的提高，人民普遍可以认识美，欣赏美，拥有享受美的权力，从而美开始平民化，开始贴近生活。

3. 有谁能告诉我“后文学时代文学性的属性及其功用的理解'谢谢指教！！

与文学终结论相关的，是所谓文化形态的“图像转向”。身处其中，文学与文学理论应该如何发展，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周宪是较早提出“读图时代”的学者之一，其《“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一文基本延续了他此前的学术观点。文章指出，“读图时代”的到来，形成了当代文化的图像优势，由此引发了一场图文“战争”；“读图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读图”的流行隐含着一种新的图像拜物教，也意味着对待文化正在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读图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文学原有的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重要的不仅是看到这种变化，而且是理解这一变化根源，进而从容地面对这一变化。
金惠敏在《从形象到拟像》一文中提出，在关于“图像转向”的讨论中，“审美泛化”常常与图像增殖或“拟像”相提并论，是“拟像”的扩张造成了“审美泛化”。这里，“拟像”并不是“形象”，它是个无指涉、无意义的空洞之物。形象意味着距离，距离即美；形象的消逝，意味着艺术的终结。而电视将表象性的“形象”经过去真实化而转变为无现实指涉、无深度模式的“拟像”。“拟像”之美内爆了审美与现实的界限，营构出了一个“审美泛化”的世界，这对文学是一个根本威胁。文章指出，文学不会因此而消亡，但它要警惕着不被拟像所俘获，其战略就是不断强化其与现实的联系，像对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那样对待拟像。
赖大仁在《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一文中从“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出发，探讨了“文学救赎”问题。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是“阅读”的危机。当读者变成了观众，阅读变成了观看，审美变成了消费，这样，真正的文学也就终结了。如果真的存在文学危机，那就意味着人的生存的某种危机；如果需要拯救文学，也就意味着需要文学来拯救人自身，即救治人生存的片面性与救赎匮乏。所以，文学的拯救主要是“文学性”或文学精神的坚守，即一方面坚守文学的心灵诉求、人性关怀与精神超越性，另一方面则是策略性地将文学的精神向图像文化形态“扩张”，将文本阅读的方法理念与价值观引入一切文本的读解。这也许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种突围与自救之途。
高建平在《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一文中以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以及中国古代的“图”与“词”关系的观念作为切入点，探讨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在古代突出表现为诗与画的关系，而到了现代，则是文学与电影或电视的关系。文章逐一分析了现代与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视觉与听觉之争等问题，说明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及其局限，提出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是处于共生关系的文学与图像背后的动力源，“图像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之时，真实的世界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回到真实的世界，这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尽管科学与市场会使艺术产生种种变化，我们却只可能有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会使自身与生活的结合日益紧密，而不是制造一个幻觉的世界诱使人们远离生活。
金惠敏的《图像时代的文论碎片》是典型的“断片”式写作，它谈到了印刷术与文学、解构主义与文本、电视的意义、商品的生产、先锋艺术、商品广告、理性与真实等，其意旨则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表明的：“图像时代没有文学，更没有文论，文论与图像相遇只能使它化为碎片。这样的碎片或许就是图像时代的文论文体。”
吴子林在《图像时代的文学命运》一文中不赞同所谓“读图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的理论推断。该文以影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从影视与文学的“联姻”与“疏离”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图像与文学的关系，认为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文学和影视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即便是在图像的挤压下，文学语言的实验性和先锋性也在与新媒介进行竞争，不断地拓展着文学自身的生存空间。在倡导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尽管现代电子媒介以极高的科技含量创造出了种种文化奇迹。但是，与电子媒介所制作的音响、图像、色彩、造型、动感、质感相比，语言媒介仍然富于魅力。文学和影视，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丰富着人们日新月异的精神生活。面对视觉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冲击，我们没有必要哀叹现代以至后现代条件下文学性的消逝。

4. 结合实际阐述应该如何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

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陶东风认为，鉴于“文艺学研究已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特别是消费主义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与艺术生活现象”，因而应该“把目光集中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当今的中国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他又指出：“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社会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与看法，一些学者在肯定其“面对现实”的积极一面的同时，相继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鲁枢元首先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两者之间虽然存在有机联系，但是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他指出，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争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合理性，而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化的、功利化的、实用化的、市场化的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力，并把它看成是“全球化时代”到来对以往美学历史的终结，甚至是对以往人文历史的终结。童庆炳等也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据与论点提出质疑。童庆炳明确地指出，“文学的边界只能是根据文学的事实，文学的经验和文学的问题的移动而移动”。
伴随消费文化潮流而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制造大众日常感性需求、张扬日常感性生活满足并将其“欲望化”的同时，在更广泛的日常生活领域内“架空”了经典意义上超越性、非功利性的“审美”理想。面对这一“危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被“边缘化”的经典美学话语则“坚守”了理想性的审美价值立场，试图通过揭露大众日常生活感性需求的被操纵性，通过否定大众日常感性满足的“欲望化”、非理性倾向等，警醒日渐“沉沦”于世俗商业消费生活的大众。然而，这一“以守为攻”的批评方式不仅没能扭转其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命运，而且相当程度上使得经典美学话语自行隔断了与大众日常感性生活相沟通的道路。否定性的美学批评话语之于大众日常感性生活的有效性并不尽如人意。这里，理想性审美价值批判所具有的“乌托邦”色彩以及精英心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因而，在认识和评价“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上的论争，其根本分歧在于：在被操纵的、欲望化的、非理性的大众日常感性之外，是否还存在正当的大众日常感性诉求？美学话语能否通过自身话语重构而找到积极有效的介入方式，真正把被双重遮蔽（审美本质主义理论话语的盲点以及消费文化之技术的和意识形态的操纵）的大众日常感性诉求的正当性确立起来？
变革与超越本是学术发展的常态，在审美文化版图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面对现实，多发现、多提出真问题，多研究新问题，多反思自身理论的局限性，似乎更为重要。这也正是2005年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提供给我们的真正启示。

5.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 ）。 

三月解析：
本题属于主旨概括题。本题看似细节推断题，实际是主旨概括题。本段文字是并列结构，第一句讲这种理论出现的时代背景，第二句讲理论基础。故答案为C。

6. 什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

这个话题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使文学艺术不再是空泛的纸上谈兵，也不再曲高和寡。
当代日常生活的充分审美化。
唯美主义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倡导和个人实践方面。而在当代，审美化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生活形式。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审美泛化或审美价值的扩散。在《邪恶的透明》（1990）一书中，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性中包含的艺术的解放实际上是"一种悖论"。鲍德里亚指出，艺术"对现实的否定能力"、艺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以及艺术作为比生活更高的价值体系，"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传统的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已经不再清晰。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已经被"内爆"（Implosion）所抹平。鲍德里亚认为，现在"一切事物都趋于审美化"。"世界上所有的工业机构都要求具备一种审美的维度；世界上一切琐屑的事物都在审美化过程中转变"。因此，在当今世界，"当一切都成为审美的时候也就无所谓美丑"。
这就是说，当今艺术的价值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开来，蔓延开去，渗透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广告形象到服装设计，从室内装潢到城市规划，唯美主义者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梦想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而且其形象化、艺术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他们当年的想象。

7. 当代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指什么

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8.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和现实的反思:
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代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转折。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现实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重要变革。文学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清理和反思,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执行的文艺的指导思想、创作原则、表现模式等有选择地进行突围。需要指出和耐人寻味的是,文学的这种变化是在一种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发生的,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反其然,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文化大革命”时期实际上是一段疯狂和非理性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嘎然终止在人们思想和心理上造成暂时空白,人们梦醒定神之后便不能不冷静回忆思考噩梦中的经历。1977年,刘心武发表小说《班主任》, 1978年,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两者都揭示了“四人帮”在人们生活中投下的阴影,作品发表后在文学艺术领域引发了多方面的震动,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其他有影响的作家还有茹志娟、陈国凯、金河、叶蔚林、冯骥才、古华、鲁彦周、路遥等。伤痕文学算得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学概念。伤痕文学单就字面本身即与新中国以后的文学标签和命名有巨大差别,本质上更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以“三突出”为代表的歌颂文学的反叛。浩浩荡荡、轰动世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扎根于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纷纷返城,作家特别是有着知青经历的作家们也开始了艰难的反思。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年轮》、《雪城》,张承志的《金牧场》, 从维熙的《北国草》, 叶辛的《孽债》,都深刻探讨了“知青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生动记录了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无法复制和再现的悲欢。知青文学在文学意识上的突破是,它没有在臧否之间简单地做单方面的选择,而是在回溯那段许多人经历的历史的时候,既表达了历史的浪漫、雄浑、悲壮,又述说了特殊生活经历的无奈、艰辛、痛楚,反映了历史狂热之后人们的一种理性化思维。它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某种程度上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的一代知青小说影响力减弱,知青文学成了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观念演变的特有名词。
改革文学完全是紧贴着现实的步伐和改革的魂魄兴起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震撼着每个人的灵魂,作家们从对历史(知青运动)的关注中回过神来,开始关注现实中的改革与发展。以中国的改革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渐成阵势。开山之作应该首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由于是新时期文学创作倾向发生变化之后最先关注和表现社会现实的一类文学作品,并且在表现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不回避改革的沉重和矛盾,因此能够引起主流社会和下层民众各阶层的共鸣,一时间它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大大超出了文学应有的疆界范围。不可否认,改革文学的轰动与其附依在社会改革的项背之上有直接的关系。之后,改革文学尽管很少再被提起,但近年的众多部反腐倡廉作品,都与此一脉相承。改革文学观念上的意义与它所承接的社会改革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它必然成为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的一种动力。
最能体现新时期文学创作理性思维的是寻根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全面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社会的裂变触及到所有领域。面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文学(文化)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前行,又向何处发展? 引起了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强烈关注和深切思考。1985年,韩少功的论文《文学的“根”》发表,可以看做是赫赫有名的寻根文学的存在宣言。作家们开始了对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坚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寻根正是他们要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这一阶段好作品层出不穷。刘心武的《钟鼓楼》,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邓友梅的《那五》,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其中好多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这不能不说与作家和作品所表现的传统的、民族的、地域性的特色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个过程及未来发展看,寻根文学也许具有真正的独特价值。因为无论如何它在寻找文学(包括文化) ,而且是在中国和世界的背景下冷静地思索和审视文学,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身影的放大和文学本质的回归是可以期待的。
二、先锋探索:非理性的文学触角
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也许需要像其他社会现象那样伴随整个社会的变革不断地发生变化。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改革的深入催化社会结构渐趋全面松动,社会价值体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市场的作用和价值导向正在显现,另一方面是市场作为开放中的中国社会构建的重要机制并未得到正式的确认和命名。但是,原有的均衡打破,利益关系重新调整,新秩序仍在怀胎酝酿,就像价格双轨制一样,社会处于一个非完全有序的状态。正如主流社会的判断,改革处在关键时期,社会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这一情势下,文学观念的反省、调整的步伐加速,作家有可能向‘通俗小说’等大众文艺的方向倾斜,但也可能转而更多面向‘文学自身’,探索的势头得到加强”。文学的变化的显性脉络是:文学观念和文学表达的非理性化。文学的这种明显特征应该说是与此时的社会现实图景完全吻合的。社会的非完全有序状态使得生活显得非常冗繁,改革阵痛让人惊悸而又无奈,生活的噪杂与社会心理的紊乱似乎让人无法进入理性状态,主要由政治家把握的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构建的新图景只能拭目以待。作为以形象表达为主要手段的文学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阐说者和论证者,而只能是社会现实的感知者。由一系列文学概念显示的文学非理性化呈现则是必然的。
第一,新写实主义。在此之前,作家一直关注着社会生活的大气候与大变革,从池莉等人开始,鸡毛蒜皮的市井生活成为作品的主题,“新写实主义”让文学从宏观进入微观,这对于大多数敏感、细腻、具象思维胜过抽象思维的女性作家来说,可谓找到了创作突破口。池莉的《烦恼人生》、《来来往往》,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平凡琐碎的生活经过作家以无所不在的自由人的角度叙述,让读者找到了更多共鸣。新写实主义实际上是文学观念转变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迂回策略。它主要让文学避开在社会发生重要嬗变时期文学难以言说的社会本质的表达,从而又不至于让文学在纷繁的社会现实面前失语。平凡琐碎的现实生活的描述让文学获得了体面。
第二,先锋派。与那些紧跟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文学概念有明显区别,文坛第一次出现了单纯以审美为目标的文学概念———“先锋派”。先锋派的作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特别重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表现形式。谌容的《人到中年》,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都从此时开始进入读者视野。先锋派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童年,因此并没有深刻的伤痕存在,这让他们转而从形式上寻找突破,并最终从“先锋派”转型上,踏上各自的创作路程。“先锋派”虽然以审美为追求目标,但这种追求是以作家自我主观的感知为原本依据的,单就这些作品表现形式的选择就非常能说明问题,因此,它并非是一种完全的真正的理性化追求。
第三,新历史小说。历史在此前通常只有一种说法。在经历了先锋派的新奇体验以后,作家们则在“文以载道”之外,又回复了古代文人一直就有的探究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们试图对历史重新认识,于是出现了“新历史小说”。苏童的《妻妾成群》,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中,已经有了自己认识和书写历史的勇气,取代了传统的历史小说,且在后来慢慢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规范。新历史小说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表达,不如说是对历史的解构,它完全放弃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在轰轰烈烈中把历史撕成碎片,只有放大的几个人物组接的若干故事。
第四,调侃文学(京味文学)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10中经过颠覆、重构,并且在中国社会大格局的碰撞中似乎已经正经、理性不起来了,而人们对文学的面孔和表现似乎也有了新的期求,这不得不让文学苦思冥想如何做“人”才能让人喜欢。于是,文坛出现了以王朔及其作品为代表的调侃文学或者说京味文学。不可复制的语言,直白流利的行文,嬉笑怒骂的冷幽默,文学此时不再端着架子居庙堂之高,彻底被拉下马来,“调侃文学”深入人心。调侃文学使得文学的非理性化倾向达到新高。
三、身体感官:文学的感觉主义时代
1990年代,中国社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机制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发挥作用。同时,中国的发展以及进一步融入世界,使中国社会日益繁荣,物质日益丰富,消费和满足消费成为现代生活最显着的特征,物欲让世界膨胀。在生活就是一种感觉,幸福就是一种感觉,甚至健康就是一种感觉的口号倡导下,我们便全面进入感觉主义时代。似乎就是在这个感觉主义的意念下,我们正在全面构建一个可感的世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世界进入读图时代,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现代化似乎就是各类图像的拼排。日常生活审美化则使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需求。而市场化则使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将被纳入市场的规则之中,并且都存在着升值的机会。无疑,文学没理由也不可能逃脱市场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文学的视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市场的作用不但让文学考虑怎样写,还要考虑写什么。有市场有需求的东西都成了文学表达的内容。文学不再仅仅是可以理解的精神产品,也是可以感受感觉的商品。文学也进入了感觉主义时代。
第一,身体写作。如果说之前所有的概念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那么“身体写作”彻底变为了“形而下”的物质层面,崇尚人的身体感官,追逐脂粉气、铺陈身体的美艳与性感,以情感游戏和性感受作为文学热衷表现的内容,力求以身体的突破,达到精神的突破,从而突破文学作品固有的程式,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最能代表,而其后更多写手的追趋则暴露了大众的猎艳心理,对文学形成了冲击力,被人们冠以香艳文学的“美誉”。身体写作中某些作品的出格描写,一直为人所诟病,备受争议。身体写作的诞生及其轰动,体现了文学自身的自由、随意和文学市场的开放。
第二,美女作家(美男作家) 。美女作家这个概念,和身体写作是有些重合的,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身体写作”仍然关注的是写作本身,而“美女作家”以及后来的“美男作家”则完全抛弃用作品说话的规矩,对作家的外表给予了充分关注。假使套用钱钟书先生的话,可以理解为:不管鸡蛋有没有营养,下蛋的鸡漂亮就行。
第三,八零后。2003年,八零后概念来势汹汹,其作者都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数出自网络或者新概念文学大赛,作品因为生活阅历尚缺,更多的是对内心敏锐感觉的过度关注。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虽不是凭借这个概念出名,却被公认为八零后的三驾马车。2004年的深秋,他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写手宣称自己不属于八零后。在推出了李傻傻、孙睿、春树等人之后,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要概括八零后的风格和影响,可能只是泡沫过后的一片虚无。
第四,病痛文学。在毕淑敏的备受争议的《拯救乳房》(关于乳腺癌)之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玉泓的《中国第一病》(关于乙肝)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台湾作家许佑生的《晚安,忧郁》(关于抑郁症)⋯⋯更多的以疾病为主题的小说和纪实作品出现,共同以疾病为背景,以患者为主人公,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关注。病痛文学将是一个长期的概念,文学作品只是一种形式,更渴望达到的,是全社会对病人的关注,共同营造没有歧视的生存环境。
新时期文学搭乘着中国现代化、全球化的快车自身不断发生裂变,如今中国的文学概念要比当代文学前30年,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丰富得多,文学的精神追求以及已经形成的品格逐渐表现出开放、自由、平等,且渐趋非自律化,在此我们且不轻率地做臧否评价。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在文学概念的转换和文学观念的嬗变中重建中国文学的精神价值,以便为中国文学的辉煌和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9. 是谁提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如何解释两者关系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几年文艺学、美学界热议的一个问题
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品质所充满。如是观之，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之中，“美的幽灵”便无所不在——外套和内衣、高脚杯和盛酒瓶、桌椅和床具、电话和电视、手机和计算机、住宅和汽车、霓虹灯和广告牌——无不显示出审美泛化的力量，当代设计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就连人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从美发、美容、美甲再到美体都是如此。可见，在当代文化中，审美消费可以实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美的消费品，这便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极致状态。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另一面，则是“审美日常生活化”。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更多关注在“美向生活播撒”、关注美学问题在日常现实领域的延伸的话；那么，“审美日常生活化”则聚焦于“审美方式转向生活”，并力图去消抹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
自从1895年维尔德提出“艺术与生活真正结合”的憧憬，到未来主义艺术家打出“我们想重新进入生活”的纲领，现代主义艺术早就开始了艺术向生活的转化。

10.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质是什么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并非新事物,从人类脱离原始社会以来,审美就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千年前的人类就留下了岩洞壁画,仰韶文化就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从两千多年的马王堆墓葬中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更是证明那个时代的艺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超的境界,而这些物品既有用于礼乐教化的各种祭祀用具和编钟等乐器,也有大量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大量的漆器。琴棋书画等审美活动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审美之境与人生之境常常是合而为一的,如张潮的《幽梦影》中所表现的普通文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的审美经验,花草和庭院,节日与闲暇,都成为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雅致”。而平民在艰辛的生活之余也并不缺乏“对镜贴花黄”这样审美的经验与活动,李壮鹰先生认为:民歌等各种民俗艺术实际上也是雅乐和文学的重要来源之一。[5]很难想象,假如缺少了这些来自民间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经验,中国的文明史将是怎样的面貌。实际上,在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中,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都不仅仅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简单装饰,它是人类生活的感性经验的集中表达。然而,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以后, “日常生活审美化”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在二十世纪以前,虽然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不缺乏审美经验,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义,才不至于陷入自说自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