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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浔溪中学生活费多少

发布时间:2022-10-23 20:07:27

㈠ 浔溪中学很差吗

不差。浔溪中学是于2002年由原浔溪中学、原南浔中学初中部、原东迁中学三校合并而成的,坐落于原南浔中学校区,占地面积110亩,建筑面积20116.9平方米。经过多年的发展,学校形成了以高级教师、省市知名教师为龙头,以市、区、校教坛新秀、教学能手等的群体为主力军,具有现代教育思想与高尚师德为一体的优秀教师群体,为学校持续、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的支持。

㈡ 有关于“责任”的名人事例吗最好能有名人名言

朱自清当衣买书

杨建民
朱自清先生虽然以散文名世,但他后来长时间在大学任教,讲授“诗选”(以《古诗源》为教本)、“歌谣”、“陶渊明诗”、“新文学研究”等课程;出版有《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经典常谈》等文艺批评。其学术研究着作,有着很深的学术造诣。这种厚实的为文积淀,似乎是那一代学人所共有。这种积淀的得来,自然与他们读书、爱书有大关联。

朱自清在上中学时,就极喜欢读书。当时家里每月给他一元零花钱,他大部分都交给家乡一家广益书局了,而且还常常欠账。引发他对哲学兴趣的一部《佛学易解》,就是从这家书局得到的。

后来到北京大学读书,专业就是哲学,朱自清就更喜欢佛学书了。当时佛经一类书多在西城卧佛寺鹫峰寺一带,他曾到寺里面买了《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书。当时是一个阴沉的秋天的下午,街上就朱自清一人,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时还说:“这股傻劲回味起来颇有意思。”

1920年,是朱自清在大学最后一年。一次,他到琉璃厂去逛书店,在华洋书庄见到一部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要14元。这钱对这部大书说来虽不算太贵,可对一个念书的学生却实在不是个小数目。自己手头没这么多钱,可书又实在舍不得,思来想去,就自己的一件皮大氅还值点钱了。

这件大氅,是父亲在朱自清结婚时为他做的,水獭领,紫貂皮。大氅虽是布面,样式有点土气,领子还是用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可毕竟是皮衣,在制作的时候,父亲还很费了些心力。可当时实在舍不得那本“大字典”,又想到将来准能将大氅赎出,便在踌躇许久后,毅然将它拿到了当铺。

当铺在学校后门,转身就到。朱自清并没有过多考虑。因为想到将来赎回,便以书价作当价:14块。大氅当然不止这个价,所以当铺柜上的人一点不为难,即刻付款。

拿上钱,朱自清马上去把那本《韦伯斯特大字典》抱了回来。不料那件费了父亲许多心力的大氅,却终于没有赎回来。

大学毕业后,朱自清在江浙一带中学教书,后来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朱自清没有力量缝制棉袍,便到街上去买了一件马夫用的毡披风。这种披风有两种,一种式样较好且细毛柔软,但价贵,朱自清买不起,便买了一种粗糙但便宜点的。

这件毡披风由于太过显眼,成了教授生活清贫的标志,以致后来多次出现在回忆朱自清的朋友的笔下。但它却为朱自清进城上课拦挡了风寒,晚间又铺下当褥子,虽然说起来颇叫人心酸。此时,再想想那件当出而不能赎回的皮大氅,叫人更感到读书人痴迷于书的程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4月16日
秋瑾与新市

秋瑾(.1875-.1907),字璇卿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乃系清末颇具盛名之女革命家,浙江山阴人,生于官绅之家,精通经史工诗词,后东渡日本留学,创办《白话报》,参加三合会、同盟会,任评议员浙江分会主盟人。创办《中国女报》,组织光复军,为推翻满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1907年组织浙皖起义,事泄而英雄就义,然她曾临新市之行却鲜为人知。

秋瑾有个亲密女友叫徐自华,字忏慧号寄尘,出嫁湖州府归安县南浔镇,在该镇浔溪女校任督学(校长)。而秋瑾.1906年春自日本归国后亦在该校任教,共同志向遂使秋瑾与徐自华结为挚友,徐自华曾资助黄金二十余两给秋瑾从事革命活动。徐自华出生崇德县石门镇(今崇福镇)一个书香之家,家居西门颐志堂(进士第)。徐自华的堂妹徐韵华出嫁于德清县新市镇曹家,丈夫曹玉圃为前清秀才,诗词文章无一不精。徐自华徐韵华姐妹俩关系相当密切,到无话不谈之地步。

约在1906年春夏之交,徐自华偕同秋瑾到新市堂妹徐韵华家作客。曹家居古镇新市南昌街驾仙桥的曹家花园,曹宅曰:"燕诒堂",为新市清代名宅。曹玉圃徐韵华盛情款待堂姐徐自华与秋瑾,并与之赋诗作词。曹玉圃有个知心朋友陈竹君,乃老同盟会会员,知鉴湖女侠秋瑾来新市曹家,即邀徐自华秋瑾二人到新市十景塘陈宅"树德堂"作客。陈竹君约生于.1870年,新市人,为青红帮大字辈,与黄金荣、王金发及后来任民国浙江省督军的周凤岐为知交。陈竹君先生又是光绪江苏省候补知县,他在新市胡家坟开设"万兴羊毛行"。武昌起义后,陈竹君参加攻打浙江省巡抚衙门,与蒋介石(.1887--.1975)同为敢死队员,后又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执委、与蒋介石有书画交往。经曹玉圃徐韵华夫妇介绍,陈竹君与秋瑾相识,这次秋瑾在新市约逗留三至五天。

第二次秋瑾来新市时间约为1907年初,她先居于徐自华娘家石门,因清廷视秋瑾为要犯且知她与徐自华之关系,故为安全计,徐自华将秋瑾半夜用船护送到新市堂妹徐韵华家,秋瑾居于曹家花园朝南楼房(今楼还存)。数日后,徐自华见追捕秋瑾风声日紧,就将秋瑾安排在陈竹君家,约居一周后秋瑾执意要回绍兴,故陈竹君半夜用船护送她出外,具体地点已无考。

1907年7月.5日,秋瑾被清廷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徐自华悲痛不已,遂将秋瑾葬于西子湖畔,曹玉圃徐韵华夫妇亦资助秋瑾之葬费。为了纪念秋瑾,徐自华发起成立"秋社",徐自华为社长,徐韵华曹玉圃均为社员。中国近代着名诗人,亦是秋瑾、徐自华二人之友柳亚子先生(1.887-1.959)曾于.948年.2月.日在香港作了一首七言律诗,怀念与秋瑾徐自华之友谊,此原作已毁,影印件存于新市,诗曰:"秋家亭子无然存,舆榇重来叩墓门,齐帝中王遗吴世,报功宁欲妥英魂。曼殊寒碧等萧间,明日荪花倘泣远,地下故人应待我,春来跃马酹孤山。"落款:"为徐忏慧夫人移葬
冰心,我的骄傲
冰心诞辰100周年 雷洁琼

我敬爱的朋友冰心,走过二十世纪九十九个春秋,离开了我,我很悲痛。我多么想再手捧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和她叙一叙我俩将近70年的友情。
我与冰心相识在1931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当时的系主任是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冰心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我俩相识相知,是至爱的朋友。我是广东人,在北平没有家,冰心常邀我去她家,关系十分亲密。
记得抗战前的1934年,我应冰心之邀参加了平绥沿线(即今京包线)的社会考察活动。考察归来,冰心、吴文藻和我先后发表了《百灵庙之行》、《蒙古包》、《平绥沿线天主教概况》等文章。当年在包头百灵庙的蒙古包前,我和冰心的合影至今还珍藏着。往事历历,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
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燕京大学被迫关门,我和冰心相继。我去江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冰心一家历尽艰难,辗转至大后方昆明、重庆,参加中华文艺抗敌协会,从事文化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冰心同吴文藻一起赴日本作社会考察,其间,冰心应邀在东京大学任教。
在抗战的烽火中,我和冰心天各一方,不想北平一别就是14年!
1951年冰心回国了。后来听她说,当时在日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感到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她归心似箭,几经周折终于回到朝气蓬勃的北京。她兴奋地向我讲述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她和吴文藻的情景。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新兴的国家,新生的人民,新型的生活,激发了冰心的创作灵感。冰心歌唱新中国,描绘新生活,赞颂真善美,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另外,冰心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国际交往活动,作为中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她频繁出访,广交朋友,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奔走……1956年,经我介绍,冰心、吴文藻夫妇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我们的交往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冰心是个作家,她与二十世纪同龄。她八十年的写作生涯,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文学革命发展到今日新时期文学的伟大轨迹。冰心的博大的爱心,和着时代的脉搏,融入七百多万字的作品,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冰心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她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她曾说,我最喜爱的职业就是教师,热爱教育就是爱国。
当我们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冰心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的创作出现了第二次高潮,问世的作品数以百计,我很为她高兴。冰心晚年的作品多为切中时弊、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题材。其中《我请求》、《我感谢》,更是振聋发聩,社会反响极大。这是冰心赤诚、正直、果敢的人格的写照。1993年冰心在一篇文章中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治国,尤其不能忘记以教育为本。……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呼吁‘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二十一世纪变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她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至今警示我们,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可稍有懈怠。
为此,冰心更是身体力行。这些年,冰心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奖学金、宋庆龄基金会、安徽灾区、福建家乡办学、农村妇女教育和发展基金会、全国希望工程等等,捐助她用心血辛勤笔耕所得的稿酬近20万元。为了给孩子们更丰富而有品味的精神食粮,对旨在繁荣发展儿童文学事业、在1989年成立的儿童图书“冰心奖”备加呵护。每届评选,冰心都要亲自审读作品、奖掖作者。她勉励大家,把美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爱抚身边的孩子,展望祖国的未来……
1994年秋天以来,冰心一直住在北京医院,她总是很乐观的。在香港即将回归之际,她在病榻上一笔一划书写了“香港回归,我心痛快”八个字,字里行间溢满了对祖国的挚爱。
近几年,每到10月冰心的生日,我总要送上玫瑰花和我的祝愿,还常带去我为她收集的剪报。那是我出差或出访从报纸上剪下的有关她的文章或照片。去年她的生日我去看她,她向我道谢,那柔语,那笑容,我至今难忘……当时,我俯下身吻她的面颊说我爱你,她说我也爱你。照相机的快门闪光一亮,拍下了这永恒的瞬间,是我的珍藏。
1994年,我的文集出版时,冰心欣然为文集作序。她在序中称我是她最敬爱的朋友。我想,这更适合我对她说:冰心,我最敬爱的朋友。至爱的朋友无话不谈。冰心的故事是美的故事,爱的故事。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
冰心,是我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梁实秋语录

作者:梁实秋

生吞活剥
外国的风俗永远是有趣的,因为异国情调总是新奇的居多。新奇就有趣。不过若把异国情调生吞活剥地搬到自己家里来,身体力行,则新奇往往变成为桎梏,有趣往往变成为肉麻。基于这种道理,很有些人至今喝茶并不加白糖与牛奶。
——《雅舍小品·洋罪》
诗难卖
诗不能卖钱。一首新诗,如拈断数根须即能脱稿,那成本还是轻的,怕的是像牡蛎肚里的一颗明珠,那本是一块病,经过多久的滋润涵养才能磨练孕育成功,写出来到哪里去找顾主?
——《雅舍小品·诗》
病中温情
鲁迅死前遗言“不饶恕人,也不求人饶恕。”那种态度当然也可备一格。不似鲁迅那般伟大的人,便在体力不济时和人类容易妥协。我僵卧了许多天之后,看着每个人都有人性,觉得这世界还是可留恋的。不过我在体温脉搏都快恢复正常时,又故态复萌,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了。
——《雅舍小品·病》
自由人
“褴褛的衣衫,是贫穷的罪过,却是乞丐的袍褂,他的职业的优美的标识,他的财产,他的礼服,他公然出现于公共场所的服装。……没有人肯过问他的宗教或政治倾向。他是世界上唯一的自由人。”话虽如此,谁不到山穷水尽谁也不肯做这样的自由人。只有一向做神仙的,如李铁拐和济公之类,游戏人间的时候,才肯短期的化身为一个乞丐。
——《雅舍小品·乞丐》
柔韧之妙
莎士比亚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但这脆弱,并不永远使女人吃亏。越是柔韧的东西越不易摧折。
——《雅舍小品·女人》
高峰
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揩”的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
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
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
——《雅舍小品·中年》
陈酿
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僵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璞石。可是到了
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
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芳冽!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
——《雅舍小品·中年》
鸟的苦闷
从前我常见提笼架鸟的人,清早在街上溜达(现在这样有闲的人少了)。我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闲,却是那鸟的苦闷。……鸟到了这种地步,我想它的苦闷,大概是仅次于粘
在胶纸上的苍蝇,它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罢?
——《雅舍小品·鸟》
不老
理想的退休生活就是真正的退休,完全摆脱赖以糊口的职务,作自己衷心所愿意作的事。有人八十岁才开始学画,也有人五十岁才开始写小说,都有惊人的成就。“狗永远不会
老得到了不能学新把戏的地步。”何以人而不如狗乎?
——《雅舍小品续集·退休》
生气
希腊哲学家哀皮克蒂特斯说:“计算一下你有多少天不曾生气。在从前,我每天生气;有时每隔一天生气一次;后来每隔三四天生气一次;如果你一连三十天没有生气,就应该向
上帝献祭表示感谢。”减少生气的次数便是修养的结果。
——《雅舍小品续集·怒》
破落户
每一个破落户都可以拿了几件旧东西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国家亦然。多少衰败的古国都有不少的古物,可以令人惊羡,欣赏,感慨,唏嘘!
——《雅舍小品续集·旧》
沉默
有道之士,对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赏沉默的境界。这种沉默,不是话到嘴边再咽下去,是根本没话可说,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
华示众,众皆寂然,惟迦叶破颜微笑,这会心向笑胜似千言万语。
——《雅舍小品续集·沉默》
会心的微笑
“蒙娜丽莎”的微笑,即是微笑,笑得美,笑得甜,笑得有味道,但是我们无法追问她为什么笑,她笑的是什么。……会心的微笑,只能心领神会,非文章词句所能表达。
——《雅舍小品续集·读画》
能造树么?
又有一位诗人名Kilmer,他有一首着名的小诗——《树》,有人批评说那首诗是“坏诗”,我倒不觉得怎么坏,相反的“诗是像我这样的傻瓜做的,只有上帝才能造出一棵
树”,这两行诗颇有一点意思。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侈言创造,你能造出一棵树来么?
——《雅舍小品续集·树》
有情树
我曾面对着树生出许多非非之想,觉得树虽不能言,不解语,可是它也有生老病死,它也有荣枯,它也晓得传宗接代,它也应该算是“有情”。……总之,树是活的,只是不会走
路,根扎在哪里便住在哪里,永远没有颠沛流离之苦。
——《雅舍小品续集·树》
吃一行恨一行
有人只看见和尚吃馒头,没看见和尚受戒,遂生羡慕别人之心,以为自己这一行只有苦没有乐,不但自己唉声叹气,恨自己选错了行,还会谆谆告诫他的子弟千万别再做这一行。
这叫做“吃一行,恨一行”。
——《雅舍散文二集·流行的谬论》
无斧凿痕
艺术与自然本是相对的名词。凡是艺术皆是人为的。西谚有云:Ars est celare (真艺术不露人为的痕迹),犹如吾人所谓“无斧凿痕”
——《雅舍散文二集·盆景》
戕害生机
我看过一些盆景,铅铁丝尚未除去,好像是五花大绑,即或已经解除,树皮上也难免皮开肉绽的疤痕。这样艺术的制作,对于植物近似戕害生机的桎梏。我常在欣赏盆景的时候,联想到在游艺场中看到的一个患侏儒症的人,穿戴齐整的出现在观众面前,博大家一笑。又联想到从前妇女的缠足,缠得趾骨弯折,以成为三寸金莲,作摇曳婀娜之态!
——《雅舍散文二集·盆景》
天性
古圣先贤,无不劝孝。其实孝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否则劝亦无大效。父母女间的相互的情爱都是天生的。不但人类如此,一切有情莫不皆然。我不大敢信禽兽之中会有枭獍。
——《雅舍散文二集·父母的爱》
代沟
自从人有老少之分,老一代与少一代之间就有一道沟,可能是难以飞渡深沟天堑,也可能是一步迈过的小渎阴沟,总之是其间有个界限。沟这边的人看沟那边的人不顺眼,沟那边的人看沟这边的人不像话,也许吹胡子瞪眼,也许拍桌子卷袖子,也许口出恶声,也许真个的闹出命案,看双方的气质和修养而定。
——《雅舍小品三集·代沟》
福到了
暴发户对于室内装潢是相当考究的。进得门来,迎面少不得一个特大号的红地洒金的福字斗方,是倒挂历着的,表示福到了。如果一排五个斗方,当然更好,那些是五福临门。
——《雅舍小品三集·暴发户》
大主意自己拿
人,诚如波斯诗人莪谟伽耶玛所说,来不知从何处来,去不知向何处去,来时并非本愿,去时亦未征得同意,胡里胡涂地在世间逗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我们是以心为形役呢?还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呢?还是参究生死直超三界呢?这大主意需要自己拿。——《秋室杂文·谈时间》
人需友谊
只有神仙与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要朋友的。
——《秋室杂文·谈友谊》
朋友
富兰克林说:“有三个朋友是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与现款。”妙的是这三个朋友都不是朋友。倒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最干脆:“我的朋友啊!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这些话近于愤世嫉俗,事实上世界里还是有朋友的,不过虽然无需打着灯笼去找,却是像沙里淘金而且还需要长时间地洗炼。一旦真铸成了友谊,便会金石同坚,永不退转。
——《秋室杂文·谈友谊》
止痛片
其实哪一个人在人生的坎坷的路途上不有过颠踬?哪一个不再憧憬那神圣的自由的快乐的境界?不过人生的路途就是这个样子,抱怨没有用,逃避不可能,想飞也只是一个梦想。人作画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偶然作个白昼梦,想入非非,任想象去驰骋,获得一进的慰安,当然亦无不可,但是这究竟只是一时有效的镇定剂,可以暂止痛,但不根本治疗。
——《谈徐志摩》
蔷薇与荆棘
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
——《谈徐志摩》

人从小到老都是一直在玩,不过玩具不同。小时候玩假刀假枪,长大了服兵役便真刀真枪;小时候一角一角地放进猪形储蓄器,长大了便一张一张支票送进银行;小时候玩“过家家”,“搀新娘子”,长大了便真个的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有人玩笔杆,有人玩钞票,有人玩古董,有人玩政治,都是玩。
浪漫钢琴诗人肖邦生平

作者:作者不明

波兰浪漫诗人CYPRIAN KAMIL NORWID在1849年10月18日发表的肖邦布告中第一句这样写道。对于这样的评价,特别是最后部分,只有在今天肖邦音乐所引起的世界人民的广大兴趣才真正让我们意识到是多么的贴切。我们不仅为那些杰出的钢琴家曲目中的肖邦作品而高兴,更让我们高兴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肖邦音乐的广大诠释者。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27年开始设立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者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早在1955年,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者就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傅聪先生和来自日本的KIYOKO T
ANAKA。在下一届比赛中来自中国的LI-MIN CHAN和来自伊朗的ACHOT-HAROUTUNIAN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赏。在2000年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李云迪充分显示了对于肖邦音乐的理解和作为一个钢琴家无可置疑的成功。仅仅通过这些实例,我们可以看出伟大的音乐天才肖邦被认为"闻名于世"是非常恰当的。

在浪漫主义时期,肖邦作为一个杰出的波兰民族音乐风格作曲家而拥有非常独特的历史地位。在19实际欧洲音乐发展历史中,民族音乐风格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在所有的肖邦作品中都具有来自波兰传统的音乐风格,但在肖邦的玛祖卡中更为集中地表现了波兰的民族风格。在玛祖卡中肖邦运用了直到当今仍为世界所仰慕的最美的波兰旋律,使得当今的音乐家们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音乐中独特的波兰风格。

1810年3月1日,肖邦生于距华沙西部50公里一个名为热拉左瓦沃拉的小村庄。在他的早年就显示出了非凡的音乐天赋。父亲NICOLAS肖邦原是一个法国人,1788年在他17岁的时候来到波兰。关于来波兰的原因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但他很可能积极参加了1794年波兰将军TADEUSZ KOCIUSZKO领导的全民反抗运动,为他迁入国的自由而斗争。1800年他成为了地区长官STAROSTA的女儿和妻子的法文教师。1802年秋,NICOLAS肖邦接受了伯爵夫人LUDWIKA SKARBEK的邀请,来担当她孩子们的教育和教导工作,并和她的家人共同居住在热拉左瓦沃拉。在此,他遇到了伯爵夫人的远房亲戚TEKLA JUSTYNA KRZYANOWSKA小姐。他们于己于1806年6月2日结婚,他们的第二个孩子FRYDERYK出生于己于1810年。同年,肖邦一家人移居华沙。

当肖邦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了非凡的音乐天份,家里为他聘请了着名的钢琴教师WOJCIECH先生。他不仅为年轻的肖邦充分展现了音乐的美,而且让他熟悉了大量音乐大师的作品。他的教学富有情趣和智慧,奠定了肖邦作为一个钢琴家所应当拥有的个性和创造力。肖邦第一次演出是在RADZIWI家庭宫殿中举行的慈善音乐会,那年他年仅8岁。1818年的华沙日报这样写道:"他不仅可以完美而轻松地演奏那些最难的钢琴作品,而且他还能创作出饶有兴趣的舞曲和变奏曲。"后来肖邦经常出现于达官显贵的府邸。

后肖邦的父母意识到即使是最伟大的音乐天才如果不经过专业教育也是不行的。因此他们决定对肖邦进行系统的专业教育。1926年从华沙LYCEUM毕业后,肖邦进入了华沙音乐学院师从着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JOZEF ELSNER先生。也就是在那一时期,肖邦创作了他大部分的钢琴和管弦作品,包括降B大调变奏曲作品第二号,波兰旋律的A大调幻想曲作品13号,F大调回旋曲作品14号,c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4号,g小调小提琴与大提琴作品8号,以及波罗乃兹、玛祖卡和华尔兹等。ELSNER很快意识到肖邦的非凡音乐才能,他积极引导并保护着他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在肖邦的第二学年报告中写道:"非凡的能力",一年后是:"非凡的能力,音乐的天才"。

从华沙音乐学院毕业后,肖邦开始想在欧洲的主要音乐中心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通过偶然的机会他选择了维也纳,在那里两都获得了作为作曲家和钢琴家的巨大成功。在1829年"ALLGEMEINE THEATERZEITUNG"的评论上这样写道:"肖邦征服了每一个人,因为人们不仅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从他表演和创作的原始性上可以说他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演奏绝对不是一种对技巧的炫耀,这一点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与装腔作势者的区别。让我们从这个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艺术家。"其他一些评论也这样写道:"伟大的作品","优美的演奏","无以描绘的娴熟技法"等。这些是肖邦音乐才能在国际上首次得到承认。

在年仅20的时候,肖邦因其创作的e小调和f小调钢琴协奏曲而誉满华沙。此后不久他就决定要出国。在这个异族统治下的国家中,政治形式不断紧张,革命一触即发。这种情况下,对于他的音乐事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1830年的12月开始了他的艺术旅行。参加告别聚会的有他的家人,初恋情人KONSTANCJA,ELSNER教授以及一些朋友们。肖邦没有意识到他就要永远离开他的祖国,也就是从那一刻,在他充满无数欢欣和痛苦的生活中将永远伴随的是无尽乡愁。

在巴黎,他的第二故乡,肖邦很快结识了一批当时的艺术家朋友,包括李斯特、舒曼、门德尔松、席勒等。他主要进行创作、教学工作,并偶尔出席音乐会。他不想成为钢琴家,因为19实际的刚琴家意味着用各种的表演技巧来取悦听众,争得名利。肖邦想为听众展现真正的音乐的美。他的演奏与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演奏风格迥然不同,因此常用于与同时代钢琴家进行比较。这种比较通常有利于肖邦。杰出的英国钢琴家、指挥家CHARLES HALLE曾说过,"与肖邦相比,KALKBRENNER只不过是个孩子"。HEINRICH HEINE说,"李斯特让所有的钢琴家黯然失色,除了钢琴大师肖邦"。

通过这些我们不难看出肖邦所拥有的非凡钢琴技巧,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钢琴舞台的耀眼明星。然而他宁愿为那些能够真正理解他音乐的具有艺术能力的听众演奏。除了这些之外,肖邦一生仅举行过30场公共音乐会。凡是那些参加过肖邦"书房"音乐会的人都强烈认为,只有在这种朋友间的私人音乐会上伟大的艺术家才能阐释出音乐的真谛,发挥他们艺术的天赋。

肖邦作为作曲家已经深为大家所熟悉。最有利的证明就是肖邦创造性的艺术成就在不断地为更多的世界听众所接受和传播。他是一位非凡的作曲家,他用非凡的艺术天赋创造了非凡的艺术成就。他也是唯一一位专注于一件乐器创作的作曲家。尽管华沙的音乐团体,甚之包括EL
回答者:樱花飞天 - 试用期 一级 12-26 21:05
邓稼先:两弹是他的勋章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而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生平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的最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

㈢ 湖州南浔浔溪中学的介绍

在江南水乡魅力名镇——南浔的浔溪河畔,有一所被誉为“航空母舰”的初级中学——浔溪中学。学校是2002年由原浔溪中学、原南浔中学初中部、原东迁中学三校合并而成的,坐落于原南浔中学校区,占地面积110亩,建筑面积20116.9平方米。

㈣ 辛亥革命时期的褚辅成

先祖父褚辅成(慧僧)先生是浙江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以后又为反对袁世凯等北洋军阀,为夺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争取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不愧是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

褚辅成生于1873年5月27日。22岁进秀水县县学(秀才)。当时嘉兴、秀水为两县,后合并为嘉兴县。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深受康有为等“公车上书”鼓吹变法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目睹清政府腐败颟顸已无可救药,乃无意仕途,决心从事反清革命,推翻封建帝制。

1904年,褚辅成去日本,入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后转入法政大学。他与留日学生中的反清分子密切往来,十分投契,尤其同孙中山先生深相结纳。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褚辅成为宣誓入盟人之一。

参与发动浙江辛亥革命

浙江辛亥革命的早期成员,主要是浙东各地的会党与学界的有识之士。1904年前,各地会党及反清志士的活动并无统一之组织。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在绍兴、嵊县一带活动;陶成章在金华、处州一带活动;敖嘉熊在嘉兴联络’—些会党人士;龚味生(宝铨)在日本东京筹划暗杀活动,等等,互不相属。1904年冬,龚味生回国至上海,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推举蔡元培(清翰林,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为会长。1906年,蔡元培到北京谋求去欧洲游学,光复会活动主要由徐锡麟领导(后期的光复会于1910年在东京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首脑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龚味生等均加入同盟会;兹后大部分光复会成员亦均入同盟会。

褚辅成于加入同盟会的当年(1905年)即奉命回国推动革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往来各地,结交各方志士,积极筹备布置。秋瑾亦于1 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初回国,旧历二月到嘉兴,经褚辅成介绍,在南浔镇(属嘉兴县辖)浔溪女学堂任教习。不久,秋瑾去上海办报。

浙江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除徐锡麟等1905年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外,尚有数处。一是敖嘉熊在嘉兴设立的温台处会馆,主要接待浙东各地的会党首领(敖于1908年被清廷暗杀)。一是杭州西湖白云庵,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之地。再就是褚辅成、陶成章等在上海五马路口开设的天保(一说天堡)客栈,是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络的处所。褚辅成 1905年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办南湖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不少革命志士曾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秋瑾曾来此活动并住宿。还有浙江陆军学堂也是通信联络机关之一。

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光复会曾制订1907年皖浙同时武装起义的计划,以安庆为重点(由徐锡麟主持),绍兴(由秋瑾主持)以及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道取江、浙、皖三省要地。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如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联络新军的工作未妥,起义失败。绍兴方面则发生了事前泄密。徐、秋二烈士先后牺牲,浙江革命遭受挫折。次年,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系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成员)继起发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 1906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往返上海与浙江等地联络党人。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沪浙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光绪、慈禧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0月12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l0月下旬,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11月5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荧、顾乃斌等负责。

11月3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4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5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议长。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卜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2000多枝枪及部分弹药。褚辅成与陶成章得知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

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任交通总长,蒋伯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2年8月,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英方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禁烟,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都督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㈤ 杜亚泉的人物成就

杜亚泉深知,要强国必先普及科学,而普及科学的根本途径在于办教育。因此,他从1902年开始,就在办刊物的同时,致力于科学书籍和教科书的编着出版。普通学书室一创立,他就延聘翻译和精通西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陆续编译了诸如《普通数学》、《普通化学》、《普通质学》、《普通矿物学》、《普通植物学》、《普通动物学》、《普通生物学》、《普通英文典》、等中等学堂教科用书。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全都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的最新水平,对中国科教界来说,具有很新的创意,对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杜亚泉编着教科书具有革新的精神,使教科书适应新的时代。这里举一个《文学初阶》的例子:《文学初阶》是杜亚泉于1902年编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供蒙学堂用的读本,一部共6册,供3年学习之用。当时清朝政府“兴学堂”,但仍规定“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杜置清廷法令于不顾,一改“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传统教材,首创按语言规律,从实词入手,由浅入深,循循善诱,然后由实而虚,由单字而句子,由儿童身边常见事物各种浅近知识,再到声光化电、中外史地人物,再进而到伦理修身,以及激励奋发读书学艺以振兴中华等内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书已明显地抛弃了唯有读书高和读书为做官的思想,并对忠孝仁爱等传统的伦理道德赋予了新的民主的内涵。这套课本现在能见到的最晚印次是1906年,即流行前后不少于5年,这个“寿命”是它以前各种课本所没有的。该书“抛弃经学中心和贴近儿童生活,使教育具有生活气息,具备近代概念的普通教育内容。新式教育提倡多年,课本建设摸索多年,至此才大致走上正道”。“这部书从教育学的原理讲,是中国小学课本史上划时代的一部课本”。
杜亚泉在编纂教科书时,不忘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以激发青年人振兴中华之志。他编纂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在其“总论”中有一段话:“前清时代,中国割地开港,几为白种人所分割。今已肇建共和,从此举全国之力,振兴庶务,广求智慧,以光我古国之声名,驾五洲各国而上之,非国民之责任而何?”在该书“凡例”中又说:“近世全球交通之会,中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间,诚千载一时也。中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国内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这本历史教科书极受学界欢迎,在短短5年中,即重印28次。
后来,普通学书室也因经费短缺等原因陷入困境。而此时,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则在当时社会上兴学堂浪潮的机遇中获得了发展,正在罗致人力,扩大业务。1904年秋,杜亚泉应商务的创始人夏粹方、张元济之邀,被聘为商务的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一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编译工作,而普通学书室也并入了商务印书馆。从此,杜亚泉在“商务”服务了28年之久,长期通过出版工作来实现他的科学理想。
杜亚泉在“商务”的前些年中,几乎全力扑在教科书的编译工作上。他编译的教科书,范围从初小到高中以及师范学校,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者当时也合称博物)、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及农业等,还有部分学科的《示教》、《教授法》。据后来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的王云五称,杜“编着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百数十种”,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期所出理科教科书及科学书籍,大半出于先生手笔”。 一是编纂《植物学大辞典》。该书为中国第一部有影响的专科辞典,由13人合作,杜任主编。自1907年开始编撰,1918年出版,历时12年,1934年再版。此书收载中国植物名称术语8980条,西文学名术语5880条,日本假名标音植物名称4170条,附植物图1002幅,全书1700多页,300余万字。蔡元培为之作序说:“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时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的美国科学家祁天锡也认为:“自有此书之作,吾人于中西植物之名,乃得有所依据,而奉为指南焉。”
二是编纂《动物学大辞典》。该书由5人合作,杜任主编。自1917年开始编撰,1923年出版,历时6年,1927年四版。全书共250余万字,所收录的动物名称术语,每条均附注英、德、拉丁和日文,图文并茂,正编前有动物分布图、动物界之概略等,正编后附有西文索引、日本假名索引和四角号码索引。该书与《植物学大辞典》同为中国科学界空前巨着,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三是编着《化学工艺宝鉴》。该书于1917年3月初版,至1929年12月已出第九版。书的内容包含重要工艺30余类千余种,自家庭日用以至工场制造,各种化学工艺如合金、镀金、冶金、玻璃、珐琅、人造宝石、陶器着色、火柴、油漆、墨水、漂白、防腐、肥皂、毒物及解毒等,均有详尽的说明。编此书的目的,在于为国货制造家们提供一份技术参考资料。
为了推动中国的科学教育,杜还在编译出版教科书的同时,重现科学实验仪器和设备的制造。在他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开办了标本仪器传习班,招收学徒,授以技术,培养自制仪器、标本、模型的人才;他本人也曾亲自在传习班中讲课。此外,他还发动并资助自己的子侄辈开工厂从事仪器文具的生产。例如他支持表侄周榕仙在上海开了一家中国仪器厂(现地质部所属上海地质仪器厂的前身);支持堂弟杜春帆在上海开了一家墨水制造厂“天然墨水厂”(1949年后与其它厂合并为上海墨水厂)。
鉴于杜亚泉在科学传播普及上的贡献,有人称他为科学家,他谦虚地回答说:“非也,特科学的介绍者耳。” 杜亚泉是一个忧国忧民而又具有科学头脑的人,他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思考是严肃而冷静的,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据蔡元培回忆,杜“有时独行,举步甚缓,或谛视一景,伫立移时,望而知其无时无处无思索也”;而且他“脑力特锐,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杜亚泉对于各种社会现象,不仅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敢于公开阐明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不畏惧权威。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就锲而不舍,不轻易放弃。他把这视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辛亥革命后政治并不清明,封建军阀势力的割据,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腐朽的封建意识与资本主义思想交织熏染,使社会精神道德日益衰败,人们思想极为混乱。当时中国爱国的有志之士,政治意识和求知欲望正日益发展,杜亚泉也深感需要有一种工具“以救国人知识之饥荒”,并加以“诱导”。正在此时,商务印书馆为刷新《东方杂志》,聘杜亚泉兼任主编。这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他一方面对《东方杂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自己笔耕不辍。
《东方杂志》为月刊,创始于1904年,初仅为选报性质,汇编朝廷文告及报刊文章之类。杜任主编后,扩大篇幅,活跃版面,增加撰述文章,对国内外形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思潮等,无不作详明迅速的编载,并发表评论文章。同时,增设“科学杂俎”等栏目以传播科学知识,增设“谈屑”等栏目以针砭时弊,《东方杂志》从而面貌一新,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
在1911—1920年任《东方杂志》主编的9年间,杜曾用“伧父”和“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和译着约300余篇。他的文章,内容范围很广,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从实际出发,有批评,有建议,批评则尖锐直率,触及时弊,建议则独具慧眼,切合国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杜亚泉的政论文章中,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例如他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谈到中国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即历史上的游民阶级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自己也就逐渐贵族化了。这种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中国的知识阶级,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于社会革命,则是缺乏发生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欧洲之社会革命,其基础于哲学上之思想,既深且远;其关于生产上、政治上之运动方法,又甚周备,即吾国之知识阶级中,亦罕能言之;劳动阶级中,更无从得此知识,其不能发生自无疑义。”他断言:“若今后之知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若只知谋求个人政治上的发展,而不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相结合,则中国将谈不上什么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在《未来之世局》一文中,他预见“国家的民主主义末期……社会中发生一有力之新阶级,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此时的政党,“无复可施之伎俩”,而军队也“不得不撤除”,战争“不得不停止”;“于是国家的民主主义,一变而为世界的社会主义”,“人类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给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进其福利,皆为社会事务。”这里,他已朦胧地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
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预言,中国的新势力,在于那些“储备其知识能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以谋自力的生活”,“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德,以谋个人之自治”的人。这一类年轻有为之士,“惩于戊戌以来诸先进之种种失败,始有所觉悟,于是去其浮气,抑其躁心,乃从社会生活上与个人修养上着手。将来此等青年,益益遍布……当旧势力颓然倾倒之时,其势力自然显露,各方面之势力,自然以此势力为中心,而向之集合。”“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中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这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在于努力掌握知识能力,潜心社会事业,关心国家前途,有道德、有觉悟、不浮躁、讲实干的年轻一代。
又如在《减政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这种理论,不正与我们改革开放后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相暗合吗
深入研究杜亚泉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杜亚泉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而且正由于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贵的科学思维的方法与习惯,使他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能严格遵守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以西方哲学中的“接续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认为历史是继往开来、不可割断的,故在政治上主张调和,主张开进与保守(这里的“保守”指“不事纷更,而非力求复古”)相结合。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他对社会改革是真诚而坚定的,但是他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他在对西方文明的审视中,既觉察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也隐约地看到了人类社会“未来的文明”“必趋向于社会主义”,它必是与劳动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在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杜亚泉还翻译了大量日该国的以及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国家的专着、评论和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例如《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美国之新国民主义》、《墨西哥革命成功之伟人》、《日本明治时代之进步》、《欧美社会党之消息》、《妇女参政权运动小史》等。据章锡琛回忆,他还经常在《东方杂志》上介绍摩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全部译出,分期刊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于1912年翻译过日本着名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所着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连载于该年5月至9月的《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一号至第九卷第三号,后被收入《东方文库》丛书,单本发行。此文在《东方杂志》发表时,较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8月还早8年。
杜亚泉在离开《东方杂志》后,人已进入老年,但他丝毫没有松懈奋斗的意志。这时,他除了做好日常的理化部主任的工作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办教育,一是着书。
兴办教育,栽培社会需要之人才,是杜亚泉一生的一个重要理想和追求。早年他与蔡元培在绍兴办中西学堂,后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1902年,应浙江南浔庞清臣之邀出任浔溪公学校长,1903年,又与绍兴文化教育界人士王子余、寿孝天、宗能述等创办越郡公学;在任绍兴七县同乡会议长期间,还办了小学3所。杜的这些办学活动,多因经费不济等原因而未能持久,有的存在时间很短。但他办学之志,始终未泯。后来他又想在绍兴诸葛山麓办一中学,“尝与朋侪言及,作何设备,作何措施,如何进行,如何扩张,如何由中学以晋大学;并谓苟得如愿,虽终其身服务于是校,并子侄亦终其身服务于是校,均所不惜。谈至酣畅时,兴高采烈,几欲克日观成”。终因格于情势,没有如愿。
1924年,杜终于在上海自费创办了新中华学院,培养从事科学、实业人才。他自己及子侄均任教课,并自任训导之责。虽旷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时间,扣减薪水,也不介意。他痛恨官僚买办,常教育学生千万不要做买办。他深恶社会学风之颓靡,力主敦朴,鼓励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去,从事教育及农村合作事业。当时有些学生想到美国去,他颇为担忧,他说他并不是反对他们去美国学习,只怕他们学成回来为洋人做买办。他还很关心学生的健康。学生饭菜里有老得像竹的笋和长了斑斑黑点的茭白,他发现后就自己贴钱,嘱厨房给学生加菜。然而,这样办了两年半,斥资8000余元,家中积蓄尽罄其所有,杜原有商务股票若干,全部出售,仍不足数,终负债二三千元,学校也只好停办。
关于着书,杜亚泉一生编写过不少,最“惨淡经营”者,则为《人生哲学》。据蔡元培介绍杜编写的教科书虽然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但是他始终不肯把自己的注意力囿于数理化的圈子中,“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在新中华学院时期,他在学生中开设了人生哲学课,以开发青年的思想。学校停办后,他根据讲课内容,又搜取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中新颖警切的理论,加以扩充整理,历时六七年,编成《人生哲学》一书,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于192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杜所治为科学的哲学,与悬想哲学家当然不同”。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唯物与唯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于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于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衷的综合的哲学见解也。”
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犯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炮火焚毁,杜亚泉寓所同时遭灾。“商务”停业并解雇职工,杜也率全家避难回乡,变卖家产度日。然而他对社会的热心,仍未因此而稍挫。在乡间,他自费创办了“千秋出版社”,聘用离馆旧同事和两个侄子,拖着老迈的身体,继续从事科学编着工作。他宁肯不添置必须的衣物,将“商务”发给的遣散费400余元,悉数购买参考书籍,从上海运至乡间,埋头编译,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了70余万字的《小学自然科词书》的编撰。此书收录小学自然科学教材所必须的词汇2000余条,包括天文、气象、物理、化学、矿物、医学、动物、植物、化工、农业、建筑、食品等23类,对于补充小学自然科教师的科学知识,可谓十分详尽。此书于杜去世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最后贡献于社会的一部着作。杜亚泉可以说是以着述贡献于科学事业而终其一生的。
在乡间编词书的同时,他还每隔一周乘船去绍兴县城,为稽山中学(今绍兴第二中学前身)义务讲课,孜孜不倦。讲课内容有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并宣传抗日救国。此外,他还在乡间支持群众打击恶霸豪强罗厚卿,帮助乡间革新教育。
由于操劳过度,本已显得消瘦苍老的杜亚泉终于病倒。1933年秋患了肋膜炎。他在病中仍没有停止对他的事业和他始终关心的各种问题的思考。一天晚上他思虑过度,彻底不眠,次日体温增高,病势转沉,于12月6日去世。杜亚泉本无财产积蓄,“平时卖文所入,除供简单生活费用外,悉捐作教育公益费,因此身后萧条,无分文遗产”。病笃时无钱医治,死后借棺入殓。
是年6月,杜亚泉曾赴绍兴龙山诗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韵诗,末两句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实为他一生为人的写照。
杜亚泉不仅是一位文理网络无所不通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编辑家和翻译家。 他在兼任《东方杂志》主编的九年中,大量翻译了西方科学着作。自然科学有《盖氏对数表》、《动物学精义》、《定性分析》、《食物养生法》等。社会科学有《社会主义精髓》、触司女参政运动小史》、《战争哲学》等。
杜亚泉虽专心着述,但也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革。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帝制运动始末记》、《天意与民意》等文章,进行无情的鞭挞。1914年他连续发表《个人之改革》、《接续主义》、《破除幸福之目的》等一系列文章,阐述其社会改革的思想。 杜亚泉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了在上海出资创办新中华公学,不惜低价出售他商务印书馆旧占股份,甚至负债二三千元而不悔;为了反对清政府出卖苏沪、沪杭甬铁路修筑权,他奔走呼号,并以自己的薪俸供绍籍友人回乡纳股;为了保障绍兴旅沪同乡的权益,他发起组建“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被选为议长。
杜亚泉乐于奖掖后进,提携青年。1900年他担任浙江省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考试的主考,并负责数理科的出题。当年他鼓励竺可桢应试,后竺被录取,卒成着名的气象学家。胡愈之初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曾得到前辈杜亚泉的细心指导,胡愈之终生感激不已,称他为忠厚长者。
杜亚泉为人刚正不阿,自奉俭朴,好学不倦,乐于奉献,可为后人楷模。他临终前不久,曾赴“龙山诗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韵诗,末两句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他毕生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实为他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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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溪貌似成绩质量不怎么好吧,南浔有三所中学,南浔开发区实验学校这所很隐秘的。成绩质量还不错,每学期排全区第四。

㈦ 南浔一共有多少所学校啊小学、中学和高中分别有多少所啊

小学22,初中20,高中4(市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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