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学中干预生活的作品有哪些

⑴ 有无人知道百花文学的概念啊

双百方针（“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全国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需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内容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竞争。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理论探索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探索，以是对人性人情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的探索。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文艺观念的新探索的指导下，文艺界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新气象，出现了一些干预社会现实、描写人情人性的作品。

⑵ 论述：什么是“干预生活小说”其代表作家作品、文学主张和意义

干预生活”在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的、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创作主张。当时，文艺创作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现象。

。“干预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生活，对生活有所行动。即作家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腐朽、落后的事物以狠狠鞭打，并且呼唤与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最早体现了这一主张。这些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尤其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它们突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加强了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可是，由于“反右”扩大化，这批作品被错误地当成毒草批判，这批作家被错误地定为“右派”，从而使这种有意义的探索被迫中止了。

⑶ 干预生活小说的流行原因

“干预生活”概念的出现与流行也与5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文化政策的一次短暂调整有关。1956年，毛泽东和陆定一等领导人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与文化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方针为中国文学接受苏联“干预生活”文学思潮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气氛。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暴露黑暗面”的禁止与批判到“双百方针”的出笼，意味着中共文艺政策的调整：从为夺取政权服务的文学到建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转换。“干预生活”概念出现在1956年是一个必然的文学事件，它本身也是“双百方针”的一项积极的成果。现实主义对写真实的本质要求所驱使的艺术冲动在长期压抑之后得到一次爆发的契机。于是一大批“干预生活”的文学评论与作品在1956年这个极其短暂的“百花”时代里绽放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李国文的《改选》，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芦花放白的时候》，刘绍棠的《西苑草》，方之的《杨妇道》等等都在1956到1957年上半年出现了。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大胆触及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尖锐问题，诸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各种矛盾和一些阴暗面，从而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精神。文学批评对这一“干预生活”思潮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评价。秦兆阳以《人民文学》主编的身份为《在桥梁工地上》写了编者按，称赞它是“尖锐地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侦察兵式的作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

⑷ 百花文学的作品影响

《在桥梁工地上》。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经很久了。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革”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在此前后，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的《同甘共苦》)、杂文等。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⑸ 当代文学史名词解释

百花文学：所谓百花文学，是指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出现的一批具有探索性的文学作品。
百花文学首先打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开始大胆干预生活，尖锐地提出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塑造了较为复杂的人物形象。
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触及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消极阴暗的东西，尤其是对官僚车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揭露、批判和讽刺。
其次，勇于冲决一些人为设置的“禁区”，展示爱情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揭示人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干巴巴的老套路，显得富有人情味，细腻、隽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文学界将这些文学作品称之为“百花文学”。

⑹ 干预生活小说的进程意义

50年代中期中国文论界提出的“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是对“歌颂与暴露”禁区的一次突围。“干预生活”思潮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显然是50年代苏联文艺思潮影响和刺激下的产物。40年代以来尤其是战后，苏联文坛出现了一种“无冲突论”。社会主义无限光明，冲突和矛盾消失了，它们被暂时的误会所代替。生活中如果还存在某些假丑恶，那只是资本主义的残余，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具备社会主义精神即歌颂社会主义光明的本质和趋势。50年代初，苏联文学界开始反思这种“无冲突论”。1952年，《真理报》发表的社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认为：“无冲突论”导致文学对现实作出反现实主义的、歪曲的和片面的描写。[2] 1953年《真理报》又发表两篇重要社论：《克服文艺学的落后现象》和《进一步提高苏联戏剧的水平》。前者批评了文论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后者直接亮出了反对回避尖锐问题、“积极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这大概是“干预生活”概念的最初萌生。一些写真实的作品如《区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一个农艺师的札记》等出现在苏联文坛，实践了“干预生活”的主张。
无疑，出现在中国文坛的“干预生活”概念直接来自苏联文学。1954年“积极干预生活”作家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代表团访华，刘宾雁担任俄文翻译。1955年刘宾雁翻译发表了奥维奇金的《谈特写》，之后特写 “侦察兵作用”说法在中国文论中十分流行。刘宾雁“干预生活”作品《在桥梁工地上》明显受到奥维奇金的启发，在《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刘宾雁介绍了奥维奇金“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不要害怕矛盾，不要害怕它那纠缠不清的外表。一层层剥下它的外衣，常常就会发现极其重要的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3期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对苏联三部“干预生活”的讨论文章《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肯定了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以及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这标志着“干预生活”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之后，着名作家马烽发表《不能绕开矛盾走小路》呼吁作家“大胆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从尖锐的斗争描写新的人物。”康濯在《不要粉饰生活，回避斗争》中呼吁作家“勇敢地干预生活”；刘白羽的《在斗争中表现英雄性格》明确反对“表面的歌颂”，认为文学必须回到“生活的真实情况”等等，都谈到了“干预生活”的主张。可见，在1956年“干预生活”已经成为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的一种文学共识。周扬在作协理事会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克服创作上的公式主义、自然主义及其他一切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主张作家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政治和艺术的勇气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某种意义上，周扬为“干预生活”概念的流行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许可证。

⑺ 百花文学的评价

上述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这是因为，提倡“百花”的这一文学时期，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从时间、也从作家精神展开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另一个特点是，写作这些作品的，固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等)想凭藉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利不同，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⑻ 百花时代重要理论文章，和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史）谢谢！

双百方针后，暴露社会黑暗的，写爱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现了一大批。在文艺理论上质疑建国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文艺为人学的理论。
1：“极左”方的反映。《人民日报》（57年1月17号）发表陈其通等人《我们对目前文艺的几点意见》提出现在工农兵方向遭到轻视，重大题材少了，家务事、儿女情等小资产阶级情调大量出现。因此，双百方针提出后，鲜花并不多，这是一种倒退，是对毛泽东文艺“二为方针”方向的挑战，并且提出“我们有责任捍卫二为方针”。
毛泽东针对这篇文章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评了其中的错误，认为该文在阻止双百方针的实施，是反马克思主义。
2：“右翼”知识分子的反映。这一时期大批被埋没的作家重登文坛，如九叶诗人、汪静之、沈从文等都有文章发表。同时，一些作家也对当时的文坛现状进行了批评。如1957年5月文艺界召开座谈会，罗大纲、朱光潜、袁可嘉等旧知识分子出席，批评前几年文学过于注重苏联经验，而忽视了西方文学传统，从而导致了文学的贫弱。汪曾祺发表文章认为文艺界评论问题用政治眼光是不对的。在理论上吴祖光批评了党领导文艺的错误，认为正是党的领导造成了文艺的不自由。
这些抱怨的话表明了知识分子真诚的向共产党敞开了自己的心灵。
3：正统理论家们的反映。（1）：正统派：周扬、邵荃麟、臧克家承认双百方针没有带来真正的文艺繁荣，但在分析原因时，却把错误归到作家身上。如臧克家点名批判艾青、田间、冯至、何其芳等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没有跟上时代。周扬则把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和理论研究上的庸俗社会化等问题加到作家们头上，认为这些问题是作家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导致的。
正统派本身就是站在庸俗社会学的立场上批判作家，并且不是很讲理的。
（2）：异端派：姚雪垠《打开天窗说亮话》一文提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不在作家，而在教条主义。秦兆阳的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的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章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这既有苏联文学界对这一创作方法修正的国际背景，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对5 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质疑和反思。侯敏泽反思教条主义是左翼文学发展的必然，它与权威领导结合起来共同造成了今天文艺的贫弱。成荫认为教条主义在刚刚出发时就走上了歧路，理论文章用教条主义态度批教条主义，理论文章没有理论，只是对既定观念进行阐释，这种理论研究和批判毫无意义。
这些文章批判得很彻底，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学中光辉的一页。

百花时代的文学
文学创作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现实阴暗面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为一些作家关注。
1：小说：A：出现了干预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李国文《改选》表现了政治生活的不合理。B：描写爱情的作品，如宗璞《红豆》探索了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的关系。
2：诗歌：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揭露了官僚主义作风。公刘发表了描写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现象的诗集《禽兽篇》。邵燕祥的叙事诗《贾桂香》反映了封建意识对新时代青年的迫害。此外还有流沙河的《草木篇》。
3：戏剧：杨履方《布谷鸟叫了》，海默《洞箫横吹》，岳野《同甘共苦》
4：报告文学：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
5：文学批判：巴人《论诗人》，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1957年反右斗争时，上述作品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因此被打成右派。

⑼ 中国当代“百花文学”的主要倾向和意义。

百花文学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 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 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注：在当代中国，“特写”与 “报告文学”一般是可以互换的体裁概念。但在这个时期，刘宾雁、耿简等的写作，并 不是那种要求写“真人真事”的特写，而是可以概括、虚构的“研究性”特写。这种体 裁，后来没有得到发展。)《在桥梁工地上》。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 “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 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 经很久了。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 息》及其续篇。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 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革”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 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 》、《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在此前后，《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 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取材、主题上具有“新意”， 或者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表达方式。比较重要的有：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 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 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 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 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 的《同甘共苦》)、杂文等。 上述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这是因为，提倡“百花”的这一文学时期， 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从时间、也从作家精 神展开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另一个特点是，写 作这些作品的，固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 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等)想 凭藉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利不同，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 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 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 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 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 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 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 。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 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 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 、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他的语言并不是那样富于变化和 色彩，形象和情绪的细微捕捉能力，也不是他所擅长。但他善于思考，包含着激情的思 考和议论，是推动故事的主要动力。《在桥梁工地上》写到的事情，发生于1955年冬天 到1956年秋天。它以记者采访的方式，写黄河桥梁工地上，老干部、桥梁队队长罗立正 ，与他属下的青年工程师曾刚的冲突。作品赋予罗立正的，是保守、维持现状的思想性 格特征。他的工作态度和生活目标，是不遗余力地“领会领导意图”，以保护自己的地 位和利益。这便与不墨守成规、要求变革的曾刚发生矛盾。这一性质的冲突，到了《本 报内部消息》，以更为尖锐、“采取了露骨的公开挑战的态度”(注：李希凡《所谓“干 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展开。这些作 品涉及了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时暗示了这个新生的社会存在“本质化” 、“教条化”的趋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的是关于20世纪现代中国社 会的“疏离者”的故事。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外来者”林震，来到新的环境，却不 能顺利融入，他因此感到困惑。小说的主题、情节模式，与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 》颇为近似。投身革命的青年医生陆萍来到根据地医院，她无法处理想象与事实之间的 巨大裂痕，她与周围的人发生摩擦，也有一个异性的知音给予支持，但他们又显得那样 势单力薄。当然，比起林震来，陆萍已见过世面，林震对生活的纯净的幻觉，在她那里 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消褪。她的行动更富挑战性，也更有心计。《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及其他的“干预生活”的创作，以富于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识者的叙述人身份，来描述他 们所观察到的社会“危机”；在一些作品中，并表达了对于前景不能确定的忧虑，和他 们的“英雄”孤立无援的“悲剧”。 细致绵密、也略为感伤的短篇《红豆》(宗璞)，是另一类型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品 。也是一个有关革命与爱情的冲突的故事。北平某大学学生江玫和齐虹的爱情，被放置 在40年代未动荡的社会背景上。个人的生活道路与“历史”的抉择，被看成是“同构” 的；制约着感情命运的主要因素，是对待现实政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因此，主人公在 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对自己脆弱、迷误的感情经历的反省。但小说又 包含着更复杂的成份。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故事是在回忆上展开的，叙述者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叙述的“反省”并不彻底 。在细致而动情地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便会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 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种感情纠葛。因而，投身革命与个人感情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处 理成完全一致。这种叙述上的分裂，当年的批判者就已指出：“作者也曾经想……刻划 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 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 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 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注：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 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 上述的创作，在1957年夏天之后受到批判，它们的出现，被批评家描述为“一股创 作上的逆流”(注：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青 年报》1957年9月17日。)。二十多年后，在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学的环境中，这些“毒草 ”转而成了“重放的鲜花”(注：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作品(主要是小说、特 写)汇集成册，书名为《重放的鲜花》。将它们重评为“鲜花”，编者在《前言》中有这 样的说明：“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新来的青年人》、 《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楝、刘世吾等 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 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 黄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小巷深处》、《在悬 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 ‘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 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可以看出，对这些作品的评定，虽说会有“毒草”与“鲜花” 的相反结论，但批评者理论依据和视角，却相当一致。)，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而它 们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难而复出的“文化英雄”。

⑽ 什么叫 百花文学 创作上呈现出怎样的趋向请举例简要说明。

你是要回答考试问题，还是说这是你个人感兴趣的东西？

书面答案你搜一下网络“百花文学”就好了，说的很详细。

如果要是说通俗的解释，百花文学是针对僵化的文学形式提出的主张。百花文学出现之前，文坛比较沉寂，作家们说着很“表面”，很“形式”的话。文学的灵魂被桎梏化了，大家都在写作文。

等到百花文学出现，文坛剧烈变革，多点开花，快速切入社会各个角落，作家们敢说了，敢想了，人性的真正光芒和丑恶都被揭露出来。真实，真挚。

举个例子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面不再说领导多么英明神武，而是勇敢的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摆上桌面。这在百花文学出现之前，很少有人敢写的。

这只是我个人的说法，不是规范书面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