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韩愈对潮汕文化的影响
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
作者：赵松元 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
民俗形成的原因到底有哪些？陶立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曾从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地域的原因、宗教的原因以及语言的原因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颇令人信服的阐析。但笔者感到，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地方的民俗建构还往往与迁谪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相关。很多着名的迁客逐臣都是文化名人，他们对贬所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如屈原之与岳阳、柳宗元之与柳州，等等。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着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对此，着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着《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着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清干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着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1l）。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对之。（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着名。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17）
德国现代着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附注】
（1）赵德《文录序》，转引自曾楚楠《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2）见《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参见庄义青着《宋代的潮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4）参见高丙中着《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5）萨姆纳着《民俗》第1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6）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7）参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8）《韩愈全集校注·潮州请置乡校牒》，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饶宗颐《宋代潮州之韩学》，载《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
（l0）萨姆纳《民俗》第8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1l）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12）陈余庆《重修州学记》，转引自《韩愈在潮州》。
（l3）饶宗颐《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附录三·韩木考》，见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4）《永乐大典》卷 5343【风俗形胜】引《余崇龟文集》。
（15）见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16）参《韩愈在潮州》
（17）据陈亿着《潮州烟云录》。东方文化馆丛书1995年12月。
（18）恩斯特·卡西尔着《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19）此处参考了王孝廉着《中国的神话世界》第1章，作家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20）见《潮江烟云录》。
㈡ 有哪一位可以告诉我在我国宋朝时候广东潮州的刺史有没有一个叫蔡规甫的人这个人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除“河佬”和“福佬”的迁入外，谪宦的教化和定居也为潮汕带来了上层的中原文化。因为在唐宋的当朝者看来，僻远的潮州是流放官员的蛮荒瘴疠之地，韩愈曾言“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仅有唐一代就有包括四位宰相在内的张玄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刘暹、洪圭、李宿、韩愈、李宗闵、杨嗣复、李德裕等高官被贬来潮，其中“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以至于“庙食千岁”的是谪潮仅8个月的韩愈。
韩愈于公元819年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当时是朝奏夕贬，立即逼他起行。当他冒着风雪来到离西安不远的蓝关时，侄孙韩湘赶来道别，韩愈感慨万分，因赋诗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在路上，韩愈死了一个女儿，他以为到潮州这个“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的地方，自己肯定也是“死亡无日”。但到潮州后，儒家提倡有为的积极人生观又使他振作起来，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建功立业的行动中去，于是他驱了鳄鱼，会了大颠、祭了湖神、释了奴隶、起用潮州本地文人赵德建了州学，教诲士民，传播正统的儒家文化，最后终于“泽遗滨海”而“赢得江山都韩”了。
韩愈在《潮州史谢上表》中说到这里上任后，一切“不劳施为，坐以无事”。作为一 个贬官，贬到潮州已是最大的惩罚，还能要求出什么“政职”来！但出自儒家所提倡的“身体力行”积极入世的精神信念，使他自然而然又兢兢业业地去做这些儒家道义和职责的事，诚如韩门弟子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所说的：大官谪为州县的主簿，已懒得过问州县的日常事务，可是先生到潮州，却好象要以政绩资历升迁一样，兢兢业业，不敢懈怠。韩文公在潮的所做所为，以及潮人对他“焄蒿凄怆、饮食必祭”（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怀念和感激之情，也理所当然地影响到后来生蹈复辙被贬来潮的官员，他们“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韩文公）为师”（同上），为这块海隅之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醇正的中原文化。仅宋代，就有陈尧佐，赵鼎，吴潜，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六位宰相来到潮汕，加上唐代的四位，史称“十相留声”，以前潮州就有十相留声坊。
在这批贬官逐臣中，因陈尧佐、陆秀夫和丁允元因有功于潮而得以“配食韩祠”。可见，潮人对于切实为民办事的官员确是知恩图报的，这也是潮汕寺庙多的原因之一。
陈尧佐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从开封府推官被降为潮州通判，在潮时间不满两年，但兴孔庙、建韩祠、戮鳄鱼，一切效法韩文公所为。后来当上宰相也“未尝一日忘潮”，还写过两首着名的“潮诗”，一是：“潮阳山水东南奇，鱼盐城郭民熙熙，当时为撰玄圣碑，如今风俗邹鲁为”。（《送潮阳李孜主簿》）另一首是：“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送人登第归潮阳》）从诗中可看出，宋代时潮州已颇为繁荣，文化气氛浓厚，简直可称“海滨邹鲁”了。
距陈尧佐离开潮州后近二百年，另一个从太常寺少卿被贬为潮州知州的常州丁允元到潮上任，他置学田、迁韩祠，并在湘子桥江心深处增建五座石桥墩，后人称之为“丁公桥”，由是也得以“从祀韩祠”。
传说被贬来潮的丁允元和“忠顺陈”陈邕的十四代孙，时任潮州海阳县知县的福建晋江人陈坦关系不错，陈坦平时对“堪舆”学颇有研究，二人利用公余之暇，常一起寻找“风水”胜地。陈坦向来认为潮州的“风水”好，有意将家眷从福建迁来定居，并已在潮州的仙田择得一称“凤囊（本地称凤规）”的“风水”地一块。当时丁允元家眷仍留在宋金交战的前线常州，也有意迁居潮州。于是，他坦率地对陈知县说：“你家在福建，暂无战火之灾；我家常州，朝夕有兵刀之虞，你擅美地理，相地不难，这块美地能否先让给我？”陈坦踌躇不决。幸好时隔不久，陈坦又在濒海的秋溪官塘择得可逐年浮露扩大的地基一块，才将仙田让给了丁氏。丁允元遂将家眷迁到仙田定居，陈坦自己任满后把家眷从福建接来官塘居住。
为纪念这件事，陈坦特地派遣一房子孙到仙田与丁家同住，并和丁允元约定，日后丁家不可欺凌留下来的陈家。丁家后代遵照祖先的嘱咐，善待陈家。虽然陈家八百多年来户数不多，但未曾断绝，今日已形成陈厝巷，和繁衍几万人的丁允元后代和睦相处。
南宋“三大孤忠”之一的陆秀夫，原是江苏楚州盐城人，因在朝廷与宰相陈宜中不合，被贬潮州安置为辟望司。他无可奈何地拖家带口，一路奔波来到潮州辟望港口（今澄海城区），受到已在此占籍定居的潮州知州、宋大书家蔡襄十七代孙蔡规甫的热情接待，蔡规甫不但腾出房屋让陆秀夫家人居住，还和他同枕卧，共起居，一起品茗论道，有时还陪他登临选胜，并在南峙山和程洋岗凤岭留下了“探骊”、“凤鸣岐岗”等摩崖石刻。
潮汕的秀丽风光和朋友真挈的感情，让陆秀夫逐渐恢复了平静，他甚至萌生以潮州为“家邦”之意。他在一首言志诗叙述了这一段经历：“黜职携眷度远山，飘零辟望驻安定，碧山秀水缘殊愿，桑麻鸡犬作家邦”。
可是陆秀夫本人并无这样的“福分”。两年之后，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朝廷又召回他并加封左丞相，陆秀夫遂将好打猎捕渔而被赶到海岛的长子陆繇，以及另外两个儿子留在潮汕。再过两年，宋军兵败新会崖山，陆秀夫登上御舟，仗剑先驱妻儿入海，自己背负幼帝赴海死。陆秀夫后代因而在潮汕繁衍开来，他们聚居的地方后来被称之为“陆厝围”，此名字一直延续至今。从“陆厝围”开始，陆氏后代逐渐扩散到潮汕各地。
宋代大学者和大文学家欧阳修《新五代史》写道：“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他大概不会想到，他的表弟、因不附和王安石青苗法而出知潮州的江西庐陵人彭延年，正拟隐居潮州呢！彭延年贬潮之时，正值山寇之乱，他率领潮州军民，四战四捷，击退山寇对潮州的围困。之后，他被晋升为大理寺正卿。彭延年赴任之日，潮人老幼遮道涕泣，使他竟累日不得脱身，于是，只得留下家眷赴任。后因厌倦官场倾轧，遂向皇帝辞官隐居于揭阳梅云的厚洋村。
厚洋村位于梅溪环绕的浦口上，前对着宝鸭形的浮丘山，为一方形胜。彭公以皇上赏赐的金帛，在这里建了四望楼，构筑了碧涟亭，创置了有药圃园、东堂轩、左松右竹、负丘面泽的彭园。据说为修此园，他特地从家乡江西庐陵请来名匠负责建造（就如近代潮汕的大师傅常被请出国一样，这是内地建筑文化风行潮汕的最早实例）。此园建成后，朝廷有位姓邓的特使，参观彭园之后竞称：“洛阳富园、东园、独乐园，皆乏彭园之特色。”
彭公平日登上四望楼，见脚下稻田千顷，农舍数间、好一派田园风光，遂吟成《浦口村居好》五首，其中第四首：“浦口村居好，盘饷动辄成，苏肥真水宝，鲦滑昌泥精。午困虾堪脍，朝醒蚬可羮，终年无一费，贫活足安生。”平淡的语句透露出彭公对潮州人稀地僻可以“终年无一费”的生活的看重，高官尚且如此，对于地狭人稠，“虽欲就耕无地力”的七闽和江西民众的吸引力就不言而喻了，特别是在福建居住了数百年的“河洛人”的大规模迁入已经开始了，于是出现了开篇所提到的民族大迁徙的那一幕。
可见，随着的“河佬”和“福佬”的迁入和谪宦的教化，中原文化渐渐地成为潮汕的主导性文化，并最终使得潮汕“流风遗韵、衣冠习气，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道光年间《广东通志》卷九二），成了名符其实的“海滨邹鲁”。
㈢ 韩愈为何深受潮州人民的尊崇
韩愈，生于唐代，字退之，谥号文公，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柳宗元合称"韩柳"。韩愈自谓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晚年担任朝廷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上造诣很高，是文学家、散文家、哲学家、思想家，也是政治家。自古至今，韩愈的诗文广为流传，我们读书时就都读过韩愈散文《师说》，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坚持"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理念，成为我们至今尊师重教的先祖。韩愈在晚年，元和十四年因为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也因为这件事被贬为潮州刺史，来到我的家乡潮州，使荒凉落后的潮州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潮州的山水也因为韩愈而改姓。因为韩愈在潮州当官，潮州也就有了韩江，有了韩山，韩山脚下有了韩山师范学院，有了昌黎路，有了昌黎小学，韩山上也有了韩文公祠。潮州人民世世代代感恩韩愈，韩愈也成为潮州历代官员学习的楷模。那么，韩愈到底为何受到潮州人民的尊崇，韩愈在潮州做了哪些历史功绩，有了哪些主要的历史贡献？ 其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韩愈的德化潮州对群体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 历史上，唐代中央大员被贬到潮州的为数不少，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等等，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州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是因为他们虽为中央大员，但没有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们的名声不响，他们在潮州没有大作为，因此，他们也只是匆匆过客。而韩愈则不同，韩愈在潮州仅仅八个月，就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的潮州人生活世界之中，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因为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学家，也是着名的思想家，韩愈在文学上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作为修武人，思想渊源于儒家，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韩愈主张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的重要性。由此看来，韩愈是进步的，正是因为韩愈的进步思想才让潮州从荒凉之地有了文化复兴。众所周知，韩愈对潮州的贡献在于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当韩愈来到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仍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韩愈来到潮州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规模。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并逐渐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见，韩愈来到潮州时是潮州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的关键时期，韩愈能奋发有为，德化潮州，也是韩愈成为潮州人民世世代代尊崇的历史因缘。 其二：韩愈治潮惠政，驱鳄除害，对潮州人民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产生隐形的深层影响。 潮州的韩江，从前有很多鳄鱼，会吃过江的人，害的百姓叫苦，韩江以前也叫"恶溪"，韩愈知道后很着急，心想鳄害不除后患无穷，便决心为民除害，命令宰猪杀羊，决定在城北江边设坛祭鳄。韩愈驱鳄除害，对潮州人民的民俗生活影响很深远，在新旧唐书中都有记载，"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猪投溪水。"韩愈也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行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尽管后人对韩愈祭鳄一事争议很多，一些文人士大夫甚至认为是一出"无聊的闹剧"，但是，千百年来，更多的是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官员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因为韩愈作为一个被贬官员，能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忧，刚上任就"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韩愈驱鳄，为民除害，也就成为宋代以后潮州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潮州人民生活世界中广为传播，影响是很深层次的。 其三：韩愈重视文化教育，使潮州有了深厚的文化资源，是潮州人民民俗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历史渊源。韩愈被贬到潮州之后，就认为必须发展文化教育，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韩愈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把自己八个多月的俸禄都捐了出来。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潮州也有了林大钦等状元榜眼和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才。事实证明，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实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韩愈兴办学校，确实真的滋润了潮州人的群体性格。潮州之所以有广济桥、有牌坊街，有许驸马府，等等很多的历史文化遗产，显现出潮州人好学崇文的风气，追根溯源，都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正因为韩愈的兴学，才使潮州人形成一种深厚的文化蕴含，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这都可以证明，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学的古风。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对于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在潮州市区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绝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则反映着潮州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南名邦"八字，表达了潮州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又流露出潮州人因有文化名家韩愈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景韩亭"，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所有这些，都体现着潮州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当然，人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韩文公祠，韩文公祠历经八百年而香火不断，"百代文宗"依然绽放出迷人的光芒。韩文公祠的修建与存在，是潮州历史文化名臣的标志，也是潮州人尊崇韩愈的习惯和风气。 是啊，作为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在潮州虽然只有八个月，但能关心人民疾苦，驱鳄除害，能兴学育才，为潮州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潮州民众群体民俗生活中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潮州人民是世世代代尊崇韩愈的，韩愈在现代生活中已成为人们心中的神，韩愈的神话传说"走马牵堤"，"八仙造湘子桥"，更是一种长期累积的历史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反映，也充分表现出人们对韩愈的尊崇之心。
㈣ 我需要写作文 题目是认清自己 所以现在急需认清自己的事例 非常急！！！！！
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在学生的鼓动下去了热闹的集市，而集市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他发现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他不需要的东西。
集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就像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欲望;而苏格拉底心中有一块明镜，他清楚地知道哪些东西是自己需要的，他在镜子中看到真实的自己。
着名赌城“阿拉斯加”有着各种各样的赌场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赌场中不可以有任何一面镜子。这让许多人匪夷所思。
然而，设计师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人们一旦在镜子中看到真实的自己，他就不会再赌了。
现实中的一面镜子，可以让人看清自己的模样，快乐满足抑或冷漠麻木，而每个人心中的镜子，则可以让你保持理智。
列夫 托尔斯泰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一面镜子，他说，这可以让他时常反省自己，让自己保持理智。
这面镜子，即是现实中的明镜，也存在于他的心中，为他指引正确的方向。
在这个繁华的社会，物质欲望开始覆盖住了心中明镜的光芒，然后人们开始变得不理智，开始冷漠。
不久前，长春发生这样一件比冬雪还让人心寒的事。周喜军偷走了一辆车，无意间在车上发现一名两个月大的婴儿，结果出人意料，他冷血地将孩子掐死掩埋于雪中。
这样一个可以随手将一个才来到这世上不久的孩子掐死的人心中是没有一块明镜，他照不到自己的丑陋的面目，他的心中只被物欲充斥着。
这样的事还有许多。难道说我们国人生来就如此麻木不仁?不是的，只是这个社会的文明道德开始滑坡，不良风气暂时猖狂而已。
在新闻报道出来后，长春无数出租车暂停营业，无数家庭帮忙寻找。这些人心中都有一块明镜，照亮着内心。
同时期，美国也发生了一起窃车事件，窃贼将车开出数公里以后发现车内有个婴儿，并赶紧停下车，打了两次电话报警后才逃走。
这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是否该让我们引发深思，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我们怎么会屡次发生这种背弃道德的事件?这个社会文明滑坡到什么程度?
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一个怎样的身份活着，我们都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心中常安放一块明镜，照出真实的自己。不求成为一位伟大的慈善家，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擦亮自己心中的明镜，不要使自己迷失在诱惑与欲望中。
别让“新鲜玩意儿”蒙蔽你的眼
卢怡月
苏格拉底受学生的鼓动去集市逛逛后，对集市的“新鲜玩意儿”不禁感慨：“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是的，在现代社会中，“新鲜玩意儿”更是层出不穷，要想象苏格拉底般保留自己的本真，能够有坚定的信念，就要记住“别让新鲜玩意儿蒙蔽你的眼。”
在这个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社会，想要抵御“诱惑”这等高质量的“新鲜玩意儿”，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定力的。即使如此，也仍有许多有定力如苏格拉底般清楚清醒地认知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能够抵御外界的诱惑，做自己人生的主人的人。并不是“新鲜玩意儿”不够好，而是他们没有被“新鲜玩意儿”蒙蔽了自己的眼睛，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才能在这个社会中怡然自得地活着。
别让“新鲜玩意儿”蒙蔽你的眼，就是希望人们不要被外在条件、外在物质所牵绊、所迷惑，要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遵从自己的心，才能感悟生活的美好，人生的乐趣，做自己人生的主人!现代人常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风雨兼程的行列，被这个“新鲜玩意儿”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没看清楚自己的心，盲目地跟随人流，跟随大部队这样漫无目的地跑着，有的人撞了“南墙”、摔得头破血流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内心，而有的人却还麻木地继续奔跑着，并不知道其实这并不是他想要的，或许他并不需要这些。值得庆幸的是，还有许多人能够在摔得头破血流之际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虽然过程困难重重，遭遇了许多挫折，付出了许多代价，但还是从“新鲜玩意儿”的迷魂阵中走了出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生活并不是童话故事，结局也并不是“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的生活需要我们自己去选择，自己去把握，书写出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别让“新鲜玩意儿”蒙蔽你的眼，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心，即使不能像苏格拉底般理智，清明，可也要让自己有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有把衡量是非的标尺，我们的心才不会被“新鲜玩意儿”所蒙蔽，我们的眼才能更明亮!
㈤ 高中论文:韩愈对潮州文化的影响 1000字的`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着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对此，着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着《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着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清干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着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1l）。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对之。（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着名。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17）
德国现代着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㈥ 我熟悉的人作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作文吧，作文是由文字组成，经过人的思想考虑，通过语言组织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的文体。写起作文来就毫无头绪？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我熟悉的人作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的爸爸今年41岁了。爸爸常常对我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要珍惜时间呀！我每当想做小动作时，耳边就会响起这句话，它帮我改正了许多错误。爸爸总会对我的作用严格要求，而且，爸爸总会认真检查每一道题，一次，爸爸在我的作业本上找出了错误，爸爸叫来我，说：“这个‘真’字是2横你怎么写错了。”“不对！是三横。”我不服气地说。我查字典，是我对了。爸爸看了谦虚的点点头。这就是我的爸爸，我喜欢我的爸爸！
我最熟悉的人叫方杰峰。
他是一个热于助人的人。
有一次，我和他打乒乓球，突然，一阵阵哭声传入他耳中，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小朋友摔到了，他连忙跑过去，扶小朋友起来，问他摔疼了吗？
还有一次他去商店买东西，人很多，他买完了东西就帮商店里的人卖东西。
他喜欢广交朋友。
我们班新来了一名学生叫杨硕，当天下午就和他成了好朋友。
他有时也贪玩。
有一次，他在操场玩，都上课十分钟了，他才回来，老师批评了他，同学们嘲笑他。事情过了几天，同学们还提起这件事，他也不斤斤计较，只是微微一笑。
这就是方杰峰。
我最好的朋友卢怡，她的眼睛大大的，头发长长的，有一个大大的嘴巴。她常常笑嘻嘻的，好像天天都很开心。下课了，我们常常一起玩，有一次，我，卢怡和周芷诺一起玩，突然有一个人飞快地跑过来，
我和卢怡马上躲开，可是周芷诺没注意就摔倒了，卢怡马上跑过去扶她，卢怡弯下腰帮周芷诺揉了揉，问"周芷诺痛不痛？"周芷诺说"很痛。"卢怡就说："别怕，郑医生会帮助你的。"马上把周芷诺扶到医务室，还帮她整理衣服和头发，真细心。这就是我们班的卢怡，她是个性格开朗又乐于助人的女孩。
从小我就和小叔叔特别亲。他三十二三岁，矮胖的身材，宽大的肩膀托着一颗圆乎乎的脑袋。可能是职业的缘故吧，终年在外的奔波劳苦使他脸上的皮肤全是黑黝黝的。乌黑的头发下两只溜圆的眼睛闪亮闪亮，鼻尖肥大，像一只竖着的鸭梨，嘴唇很厚，直直的像个“二”字，没有明显的曲线。他对人总是那么热情洋溢，每次招呼乘客上下车时先都要笑笑，然后才开口说话。每当这时，两排雪白的牙齿大大方方地裸露在外面，进出的话儿也像铜铃一样清脆响亮……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短夹克衫，十分贴身，靠胸都的两片衣镣巳经磨得发光。他稳坐在驾驶台上，一双粗实的大手挟着方．向盘，闪亮闪亮的眼睛正凝视着前方……
我有一个漂亮的妈妈，是瓜子脸，她的头发乌黑，眼睛大大的，非常漂亮，鼻梁高高的，还有一张弯弯的嘴巴。妈妈非常爱我。
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还病得非常厉害，那时我在外婆家睡觉，忽然听到耳边有人叫我：“箐箐，该起床了。”我醒来一看，原来是妈妈在叫我，妈妈说：“去医院看病了。”到了医院，我一走进门诊看病的房间里，看完后，医生对妈妈说：“你的女儿该住院了。”我大吃一惊，说：“妈妈，不嘛。”妈妈说：“不行的，如果不住进去你的病就不容易治好。”我只好乖乖地住进了医院。
等我病好了，只见妈妈的眼睛边上出现了一道一道的黑眼圈，我才知道妈妈是多么爱我，这无微不至的爱是多么温暖！多么甜蜜！ 我爱我的好妈妈。
要说一个熟悉的人，我选择爷爷。在我的世界里，我的爷爷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里只有爷爷是最好的一个人，包括爸爸妈妈在内。
爷爷从小到大，从来不打我，不骂我。有时候我做错事，爸爸要打，爷爷就说：“算了，算了。小孩不懂事。” 爷爷常常带我出去玩。记得有一次，爷爷带我到北山去玩，我一不小心，把鞋踩进了烂泥里。我好不容易把脚提出来，可鞋里已塞满了烂泥。回到家里，我把鞋子脱掉，扔到门口，要妈妈再给我买一双。爷爷看到后，把鞋捡了回来，然后又给我刷得干干净净放到鞋架上，他告诉我，鞋子没坏，不能随便扔掉，要学着节俭，不能随便浪费。
我一定听爷爷的话，做一个节俭的好孩子。
刘叙是我的好朋友。他诚实可爱，活泼机灵，乐于助人。
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得了重感冒，浑身无力，胃也很难受，恶心想吐。终于，我实在忍不住了，“哇：”地吐了出来。我吐了一桌子，前桌的刘叙也未能幸免，书包上、后背上都是。我心里很不安，我想他一定会和我发火。说不定还会让我赔衣服呢！出乎意料，他不但没说我，还主动帮我收拾。放学时还帮我拿书包，让我很感动。
从此，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成了好朋友。
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吴雨晴，她长得美丽极了，先说说她的外表，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长长的头发。她学习可好了，尤其是她画的画真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不光是这些优点，她还有个好心肠，热爱帮助人，善于学习，她是个十全十美的小女生，我们班的女生都很羡慕她，尤其是我可羡慕她了。她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她有什么小秘密都告诉我，她平时不爱说话，当是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她会第一时间出现，她的开朗，大方值得所有人学习。
我熟悉的人是我的爷爷，我的爷爷身材高大，爷爷两鬓斑白，头顶中间秃秃的，周围只剩下几根稀疏的白发。一张苍老，布满皱纹，饱经风霜的脸，一双慈祥和善的眼睛，总是显得那么严肃，做事很认真。
其实他很慈祥，非常喜欢小孩子。而且爷爷喜欢读书，至今他有时间就读古今中外的书，去过很多地方，常常说出他年轻时的故事，常让人听得入迷。小时候爷爷常教我读弟子规，三字经，当我被会一句的时候，都会讲一件小玩意，有时爷爷还会让我给别人展示，这已经是经常做的事了。每次听到客人的夸赞，爷爷就满意地笑起来了。在爷爷的熏陶下，我学会了做人的道理，爷爷的趣事说不完。
在我心中，爷爷永远都是那么可亲可敬，永远都市那么慈祥。
估计不少朋友崇拜明星，歌星，而我却崇拜我爸爸。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他有乌黑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有两只和我一样的.小耳朵。我和爸爸摸样长的不一样，他的脸很黑，我脸不黑也不白。有一次我们回家，有一位老奶奶见到我们就笑着对别人说‘你看他们爷俩长得一点也不像’
我爸爸工人，他爱他的工作，每天早晨，他都起得很早，先把我叫醒，然后到街上买早餐，吃完饭就急急的开车到工厂去，他在工厂工作了两年了，那里天气炎热叫上环境污染严重，灰尘吸了许多到鼻子里去了导致他生病，他为了让我读书不管天气多炎热加上病魔缠身努力地工作，每次回家后就吐，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呀。
我熟悉的人，很多很多。但我最熟悉的人要数我的妈妈了。我的妈妈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像白雪公主一样。高高的鼻子，我的妈妈还有两个小酒窝，笑起来真好看。杨柳腰杏核眼。她还非常善良非常善解人意。
他有一个大大的鼻子，胖胖的身子，大大的头，雪亮的眼睛。
他很喜欢溜冰，溜的好厉害，我最想跟他去溜冰的。
他上课有时会发呆，写作业比较慢，不过写的好漂亮。他很爱干净的看到那里有垃圾他会捡来丢进垃圾桶，所以他当上了卫生组长。
你们应该不知道他是谁吧！他就是我的哥哥。
我最熟悉的人是廖芯培。她学习非常勤奋，写字漂亮认真，喜欢助人为乐。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她 帮助了一个一年级的小妹妹过马路，老师还常常表扬她。 但她有个缺点，就是记性不好。
有一次，我约好了她，她却没有来。真让我失望。 所以我以后要学习她的优点，减少我的缺点！
我最熟悉魏老师，魏老师爱穿一件浅色裙子的衣服，留着一头长长的卷发，一双矮跟皮鞋，魏老师很苗条，带着衣服红色边的眼镜，笑起来有个小酒窝，嘴巴举起来很可爱。
魏来是很爱笑，记得一年级有一次我们做操受了表扬还连续三星期得了笑白鸽奖章和流动红旗，魏老师对着我们天天的微笑了起来，还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这就是我最熟悉的人，对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魏老师。
我的妈妈非常漂亮，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脸像瓜子一样，眉毛像月亮一样弯，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笑容。我的妈妈是个爱臭美的妈妈，接下来就看我那爱臭美的妈妈吧！
我的妈妈非常爱臭美，虽然臭美是女人的天性，可是我的妈妈的臭美可不是一般的臭美。有一天，我们要去奶奶家，早上8点就起床了，我起来洗漱了一下，轮到妈妈了，妈妈先用洗面奶洗了一遍脸，之后在涂上她的润肤水，润肤霜，紫外线隔离霜，…光只这些就有十几样，可这还不够，还要认认真真的梳一遍头发，之后在喷上香水……，这一流程就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直到十点才到奶奶家。
瞧，我的妈妈是不是很爱臭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