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关于朱熹的资料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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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熹（Zhu Xi）
朱熹（1130.9.15～1200.3.9） 字符晦，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着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进士出身，历任着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着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晌搭高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枝锋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书院艰，做官清正有为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着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陶宗仪简介，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着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宴尺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着述，着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朱熹墓 建阳黄坑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着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着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着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 *** 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着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武夷书院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着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岳麓书院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 *** 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考亭书院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 *** 。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陶宗仪简介，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着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哲学思想:
理气论 动静观 格物致知论 心性理欲论 美学思想
[编辑本段]学术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着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着。“（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着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着书生活。其着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编辑本段]文学着作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② 建阳,从格物到致知|致知在格物
北靠武夷山，南接古建州府建瓯，论资历，建阳贵为福建最做段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 论文化，器物有建盏，曜变为绝世美器，思辨有朱子理学，此为东方哲学之正宗、基础。 行走在建阳古地，从格物到致知，旅行不能不被沾染上浓浓的儒雅风度。
建盏，曜变的是花纹也是命运
在陪我们喝茶的时候，谢道华的身份是老道的制瓷匠师。“建盏的兴起和古时福建茶业的繁荣以及民间点茶、斗茶之风的盛行，本来就脱不了干系”，他随意说起建窑的制瓷史，却有意让我们在手中的茶盏与茶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脱于简单的容器与汤水的互动关系。
确实，在褐金盏沿的稍下方，从杯底处均匀散发出的细密乌黑筋脉，一经澄清茶汤的微漾，立马栩栩如生如兔子身上迎风颤动的丛毛，再捻起茶盏一饮而尽，发现杯身却只是温热，似乎在传热性能上略显迟钝。
“你们手中的是金色兔毫盏，相比于惯见的青白瓷，它和其他种类的建盏一样都含铁量稍高，所以耐热，瓷身的硬度指数也更高一点，加上青黑瓷身与茶沫黑白分明，又特别适合斗茶”，谢道华这样向我们解释。
金兔毫是市场上最常见的建盏品种，却仍旧十分考验烧瓷师傅的技艺，从元朝开始出现的技术断层，让懂得烧制黑釉瓷的工匠越来越少，再加上配釉秘方的长期保密，能精进此术的人已是屈指可数。在谢道华自己专门的一间置盏室里，他恢复自己原本的研究员与鉴赏家身份，向我们展示了一些自己多年来烧制以及淘来的“压箱底”。
几个银色兔毫盏褪去了金色的艳浮，给人感觉更为质朴，而对烧制技术的要求却要更上一个层次。
鹧鸪斑建盏，现在也被很多人认为即是油滴斑，瓷身内外壁的褐黑底釉，不规则落满如油沫一样的暗白色圆斑，倒也与闽北鹧鸪鸟的羽毛纹象非常相似，不过，这种器盏烧制难度更大，其成品率也相应更低。
建盏中的绝品是曜变斑，晦暗的斑点散布于盏身内壁，拿到窗边，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斑周围产生出以深蓝为主色的薄膜式眩丽彩晕的效果，而观看方位不同，曜变盏所呈现出来的光芒也不尽相同。因为难得，谢道华告诉我们，烧瓷时对曜变不要强求，能不能烧出来，靠缘分。
从建阳县城出发，沿着东向的817县道驾车约半个小时，经过一路的葱郁山田，可到水吉。
水吉的古建窑遗址与小纯帆誉成气候的现代建盏作坊，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藏家。北宋末年，崇奢好物的宋徽宗一度命人“官搭民烧”，从建窑烧出不少专供御前赐茶甚至皇室使用的“供御”贡品，建盏一时得宠，风光无限。进入南宋，制瓷技艺继续高升，那些守候建窑旁的古匠师们想不到，八百多年后，他们亲手烧制出来的几只黑釉瓷，已成该工艺顶级水准之不二代表，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几只黑釉瓷，现已全被当时的“东瀛小学生”――日本，藏于囊中。
宋元之际，几位涉海西来的日本留学僧人在浙江天目山径山寺修行，功德圆满之后，他们在启程回国时带走了几只建窑烧制的黑釉茶盏，命名为“天目瓷”。从此，天目瓷之说法远播海外，而建瓷之名却委屈其下。现今传世的建盏精品，几乎全在日本，寺院、博物馆、乃至民间，各有珠藏。最为炫目的“曜变天目”碗，世仅四件，都存日本，其中三件已被列为日本国宝。
本土建盏在海外被奉为他乡国宝，存世的绝品虽然都已东渡，但尚未被深度挖掘的建窑古址，如今当是更值得期待的地下工艺库藏。
水吉镇后井、池中村是古建窑址的所在地，多年来考古挖据的成果显示，两村之间有面积将近12万平方米的山林划在古窑场范围之内，横陈着最长达130多米的十几条龙窑。
后井村的大路后门古龙窑全长135米，考古人员在二十多年前恢复出了它中节近30来米的窑段。现在，窑周的矮缓山坡连着一片果树林，地上成堆成堆荒积着用来烧瓷的匣钵和垫饼，在窑沟里仔细找一找，还能捡出几块南宋时的建盏残片。
上世纪六七轿樱十年代开始，紧随周恩来总理恢复宋代五大名窑烧制技术的批示，厦门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尝试性”地对大路后门对面右边山头的芦花坪窑址周围进行过短期的二次挖掘，为当时发现的几座窑址建立了一个粗略的烧制年谱。谢道华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厦大考古系，1989年投入到古建窑持久性的考古挖掘工作之中，这一次重新挖掘所耗时间漫长，工程浩大繁冗。大路后门周围的几个山头，他随着考古队，带着当地几位村民，寸土必究地走了五六遍，挖掘出不少青白黑釉瓷的样品，也为十几个不同窑址的活动年份、主产何种瓷器等实质性考古难题，给出了答案。
朱熹，启蒙的是思想也是人心
出建阳市西郊，沿着考亭路南行，不用问路，也能找到那座“考亭书院”老石牌坊，其实倒也没有多远，离城3公里而已。石牌坊略显突兀地立在马路边上，身又高大，拔起于近处的丛草矮树。
对面的麻阳溪河道本是石牌坊的原址，前些年下游的建溪修筑水坝，为免被淹，牌坊被搬到了现在的地方。穿过它，往前登上182级台阶，是十多年前建的“文公祠”。文公祠前两个玩耍的十来岁小学生对我们的到来显得颇有兴趣，既央求着要看我们相机里的照片，也热心地向我们介绍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吗，这个祠堂里有个人，是朱熹。”反问他们朱熹是谁，两个小家伙又瞪眼一笑，说，哈哈，我不知道。
1190年，花甲之龄的朱熹知闽南漳州，初到当地，即遇上棘手问题。当地的地主土绅强强联合，霸占耕地后反将土地税迁植到农民身上，随之产生的“田税不均”问题让失地农民苦不堪言，矛盾愈演愈烈。虽有心护民，但外来的朱熹势单力薄，甫颁一个折衷的“经界”措施，即遭利益方的强烈反对。自觉束手束脚，加上一年后痛闻长子朱塾病逝金华的噩耗，朱熹解职，回到了葬母地，建阳。
1192年，建阳的竹林精舍，也就是后来的沧州精舍、再后来的考亭书院落成时，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拜师求学。朱熹乐于传道，前前后后收了不少门生，为汇集他毕生心血的理学播下了传播种子。当年的考亭书院现今被淹没在了麻阳溪下，至于路边那块古旧的石牌坊，是几百年后的明朝御史蒋昭对朱文公的纪念。
朱熹一生的大半辈子都是在闽北范围内活动，在闽北的大半辈子则颠簸在迁家和频繁的赴任路上。19岁年纪轻轻高中进士，闯进了南宋的朝政大堂，可惜当时的朝堂风向摇摆于与辽金元或战或和的脆弱时局之中，士大夫主政才能的作用小于政治立场的选择，这似乎注定了他的仕途必须会风云多变，官位变换导致居住地的变更，为他的人生划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在路上”注脚。
1143年，14岁的朱熹和母亲遵父亲朱松遗愿，从江西饶州一路迁居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拜父亲的昔日好友刘子羽为义父，师从当地的着名学者刘子�、胡宪和刘勉之。虽然几位乡贤都与受过二程理学思想影响的朱松过从甚密，但此时的朱熹仍难免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因此学业非常用功，而老前辈们敦心教授，完成了自己非常称职的理学启蒙的任务，为朱熹的一生理学着述打下了良好的文化根基。
走出五夫镇是在刘子�去世后的第二年，那年朱熹19岁，参加殿试得中皇榜进士，而他一生并不顺畅的仕途，也福祸参半地从此开始了。
泉州同安县主簿是朱熹的第一份政职，23岁的朱熹似乎还并没有做好准备，政绩表现平平，无功无过，在职的五年时间里，显得求学之心有余而举政之力不足，任满之后，回到五夫，随即向南剑州剑浦（今南平市延平区）的退隐贤士李侗问道，并以至诚之志，从五夫步行三百里到延平，正式入李侗学门。
李侗的文化性格趋同于魏晋唐的张扬与随性，在整个宋朝文人都在理智地寻找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的平衡点时，他却仍将仕、隐视为鱼与熊掌，超然立于时代风气之外。他早年拜闽学鼻祖杨时及罗从彦为师，得授“洛学”，学成之后即退隐田居，一心研习理学，不问时政。而少年时同受“洛学”熏陶的朱熹，恰好与他志同道合，拜师之后，得了他的真传。
师从李侗对朱熹后来学说的成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系统化地通过程门嫡系弟子吸收洛学要旨，也借由李侗对北宋时期重要思想家的学说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175年在与陆九渊就对立的两个哲学体系做过激烈的“鹅湖之会”辩论后，近天命之年的朱熹开始在晃荡的仕途上奔徙，他身上有一种典型的学者命，似乎并不太适合为官之道。
1178年他知南康军，同时借机对江西九江的白鹿洞书院进行修复，讲学授业。三年之后（1181年）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驻抚州半年，又被当朝宰相王淮改荐为浙东常平提举，在任时秉性耿直，纠察当地污弊时牵连影响到王淮的利益，于是很快被罢职，连带自己的理学学说也遭攻击。
解职后的朱熹回到武夷山，筑“武夷精舍”（即今天的紫阳书院），开门授业，此时，儒家经典“四书”经他之手大量刻印发行，成为后面朝代封建思想的顶梁柱。
1187年，王淮罢相，朱熹时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随后因得新任宰相赵汝愚赏识而过了几年顺畅日子，并在知潭州任上被擢升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做皇帝的顾问和老师，一时成为与天子走得最近的人。
好景不长，1195年权相韩�胄开始主掌朝政风云，朱熹落职奉祠，两年后被划为“伪党”，其学说也被斥为“伪学”。这是朱熹一生最低谷的时期，晚来风急，他看不到闽学辉煌的那一天。1200年，朱熹在建阳考亭忧愤辞世。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着述、讲学，断断续续住了近五十年，那里可说是闽学的源起地。现在的武夷山市五夫镇紫阳楼旁边，还有一棵两人环抱的大樟树，据说是少年朱熹亲手栽种。不过，紫阳楼虽一身鲜明的徽派建筑风格凸现在周围的民居之中，但地址却并不好找。我们去的那天，走错两次岔路，后来向几位坐在门前剥莲子的农村妇女问路，她们拿手一指说，喏，朱熹的故居嘛，就在那里。
古圣贤的地盘，她们说起朱熹就像说起自己的老邻居似的，我有点感慨，他们对“理学大宗”朱熹的感觉和我们不太相同，印象粗糙模糊，但情感真挚――既有故人的亲切又带着隔世的疏离，蒙着尊贤之敬意却又不刻循传统的约束，这大约才是真正的民间影响力吧。
朱熹一生的大半辈子都是在闽北范围内活动
在闽北的大半辈子则颠簸在迁家和频繁的赴任路上
南宋士大夫主政才能的作用小于政治立场的选择
这似乎注定了他的仕途必须会风云多变
③ 朱熹是哪里人
朱熹的祖辈为江西婺源人，不但祖坟在婺源，而且皇帝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还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然而朱熹父亲带着祖父较早就移居了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部分岁月都在福建度过。你说朱熹的籍贯在哪里呢？
朱熹字符晦，后改为仲晦，别号晦庵，六十岁后称晦翁、晚号遁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遯翁、紫阳等。在古代社会中，出名的文人有众多别号，并不稀奇。奇怪的是，朱熹着述文章，往往采用不同的籍贯，作为署名时的定语：如邹县朱熹、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新安朱熹、婺源朱熹、紫阳朱熹……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疑问：朱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籍贯？尤其是邹县、吴郡、丹阳、平陵等地，宋时早已撤置，朱熹为什么将这些地方作为自己的籍贯呢？
这要从朱熹的先祖说起，答案只能在其祖上不断改变的迁徙地中找到。据考索，朱熹的始祖邾子所居邾国，就位于山东南部的邹县，“沂”通“熹”，所以朱熹时会署名“空同道士邹诉”，“邹诉”即“邹县朱熹”。到战国末年，邾灭而迁沛，沛地属徐州，朱熹的先人喊信移居江苏徐州一带。后汉时又迁回山东北部的青州，然后再南迁过江至吴郡(今江苏苏州)、丹阳(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南的当涂县境内)等地，东晋时朱氏再迁平陵县(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唐时再迁至徽州黄墩，隋唐时或称新安郡。上述朱氏先祖的迁徙情况，主要得之于族谱的记载，而族谱中采于传说、自行附会之处俯拾皆是，许多地方是不可靠的。而朱熹将其作为籍贯别号，可见其怀祖思想之浓烈。
朱熹之宗族真有史实可考的家谱，是从唐末开始。其远祖朱古寮当时在歙州刺史陶雅手下为将，率兵戍守婺源，遂在此安家，当地的紫阳山颇有风光，遂成为地方的一个标志。朱氏在这里生活到第八代，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北宋宣和年间授建州政和县尉，正逢睦州方腊起义，危及家乡，便携全家寓居政和(今属福建)，其父朱森(朱熹祖父)随子赴闽，后病死也葬于政和县。朱松调任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县尉，家又迁居尤溪，建炎四年(1130)，朱熹就诞生于此地。
朱松后又当过秘书伍改省正字、校书郎、着作郎、度支员外郎诸职，性情刚直，不久辞官，退隐尤溪城外毓秀峰下。绍兴七年(1137)，移居建州建瓯(今属福建)。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过世，托孤于朋友、右朝议大夫刘子羽，刘在其家乡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盖房，安置朱熹母子，生活颇为安逸。绍腔渗判兴十七年(1147)，朱熹在建州(今福建南平)参加贡举考试，说明朱家早已取得当地的户籍。
朱松虽携眷长期寓居福建，但作为“婺源着姓”，在婺源老家仍有一定的产业，且还不时怀念故乡。朱松在福建做官，曾以“紫阳”之名刻其印章，以念故土。朱熹后在崇安寓居时，“在五夫里之潭溪，晦翁筑室于此，匾曰：紫阳书堂”(《崇安县志》)。据《朱子年谱》载，朱熹曾两次回婺源老家：第一次是绍兴二十年(1150)春，朱熹二十一岁，回老家省墓。第二次是淳熙三年(1176)春，朱熹四十七岁，也是回去修整祖墓。说明朱熹与老家婺源一直保持着联系。
然而，朱熹一生七十一岁，有五十多年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及其周围的闽北地区，其中在尤溪约八年，在建瓯约七年，在崇安(今武夷山)一带生活了约三十余年，而外出为官或活动的时间合计才十三年多。晚年根据父亲的遗嘱，移家定居于建阳县(今属福建)的考亭，约生活了五六年时间，其实此地离武夷山也很近，世称“朱考亭”，死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后人称朱子学派也或作“考亭学派”。
从上述情况看，作为“婺源着姓”的朱家，从唐朝末年到北宋末年，在徽州婺源生活了二百余年，那么，朱熹的籍贯应该是“徼州婺源人”，《宋史》本传也如是记载。南宋度宗曾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元代又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清代已形成如此观念：婺源之有朱子，犹如邹县之有孟子，曲阜之有孔子。所以婺源是朱熹的籍贯，应无疑问。问题是徽州处于浙江、安徽、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清康熙年间此地属安徽省，有人据此以为朱熹是安徽籍。民国时期，婺源划归江西，故也有人以为朱熹应为江西籍。
最麻烦的是，有人提出朱熹应为福建籍，理由是朱熹出生时，其祖父、父亲两代人已移居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多数时间也在福建度过。就以古代户籍制度而言，有正籍、寄籍、占籍之分，祖父、父亲及本人三代都居于当地，立有户籍，即为“正籍”，正籍就意味着取得了当地籍贯的法定资格。其十八岁时在建州参加贡举考试，便是最好的佐证。然而，朱熹出生在尤溪、户籍科举在建州，一生主要的读书写作生涯在崇安渡过，晚年及葬在考亭，其中哪一个算其区域籍贯呢？
从上述情况来看，要确定朱熹的籍贯是不容易的。问题是中国在确定一个人的籍贯方面所使用的标准还颇模糊，一遇上像朱熹这样较为复杂的人物就无能为力了。
④ 理学大师朱熹的一生是怎样的
程朱理学作为儒学的最大继承和发扬影响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作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可以称得上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师。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灏、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创立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朱熹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世界的本原；只有去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囚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平生志在树立理学，其学术成果不仅在南宋以前的中同历史上没有，就是在此以前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为此，他被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学者，西方研究者甚至把他比肩于希腊的着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朱熹一生悲哀多于欢乐。幼年失父，中年丧偶，幼女夭折，胞妹早逝，晚年去子，生活贫困到经常要借贷的地步。有陆游的诗为证：“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朱熹一生中最大的机遇要算入朝担任宁宗的侍讲官，他想借这块阵地，向皇帝灌输自己的“帝王之学”，他滔滔不绝，四十余天连讲七次，宁宗装做从善如流的样子，朱嘉高兴地认为“天下有望”，但皇帝接受批评是有限度的，当触动到统治者根基时，一纸内批逐出经筵国门。虽然朱熹遵守师训，自号“晦翁”，给自己立下“不远复”的座右铭，但反道学家们的迫害一直不停。朱熹被斥为“伪师”，其理学被斥为“伪学”，加以严禁，他的许多学生遭拘禁流放。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忧郁而死。
死后的朱熹却如孔子一样，被封建王朝“礼遇有加”，朱熹溢号文公，后理宗即位，追赠他为太师，亲笔御书“宋代圣人”匾额，并封其为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庙。朱嘉家埋祖坟之山被称为文公山。山上建积庆亭并立石碑，上刻“枯枝败叶不得挪动”，官府还派兵看守，保护山上坟莹树木，因而朱熹1176年春回家扫墓时手植的古杉，虽历经800多年的风雨，至今还生气盎然。
在紫阳镇的东门古城墙下，有朱嘉亲笔手伍运书的墨宝“廉泉”，该泉清澈见底，长年不涸。据婺源当地人介绍，在举源为官的人，从未因贪污失去乌纱帽的。这一“百官共廉”现象，有人试图从“风水学”中找到注解，而社会学家则归结于紫阳古镇的理学渊源和传统的人文环境。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余秋雨语）。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辛弃疾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作为文人的朱熹，是不该从政，也不会从政。因而，朱熹一辈子未做大官，也鲜有显着政绩。朱熹一生，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三教九流、巫医百工，都有朋友，不少还情投意深。“野人载酒来，农啖日西夕”。朱熹为山路崎岖，老农来往不便过意不去，一再叮咛“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相传在紫阳古镇近郊的三都村（今县城文公北路），朱熹与门人腾磷到此，见铅橘卜村内有好大一泓池水，能照见人影与天上的云彩，便问此塘之名。村人答曰：朱绯塘。朱熹哦了一声：“我俩神交也。”随即吟诗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198年，朱熹避居（东）建阳石洞，但还不停止讲学。1199年3月9日病死于建阳。他的遗体下葬时，他的学生不顾朝廷禁令从四面八方赶来，官府怕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今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陆游、辛弃疾与朱熹神交已久，朱熹去世时，年迈的放翁用颤抖的双手写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辛氏则作词一首亲往吊唁，哭之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
如今，紫阳古镇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了，然而，大多数来这里的游客，都不解古镇的命名，更对朱熹不甚了解。然而，只要他们走近古镇，就会走近文化、走近了文化，就会走近历史，而走近历史，就走近了朱熹。朱熹与其他历史文人一样，是愿意被人遗忘的。但却又不会被人遗忘！
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渐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平生不喜为官，“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宋无学案·元晦学案》上），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讲学。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槐穗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除，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幼承家学，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他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人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尔律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索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大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他的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朱熹初登仕途，任同安县主簿，为官以教养为先务。他对同安故宰相苏颂的道德学问深表钦佩，侣建苏公调。走遍同安的山山水水，倡导植树，并留下许多墨迹。日常公务，细致入微，对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青从中作弊，凡对百姓有利的事，必恪尽职守，不惮劳累。
绍兴二十二年（1162年），孝家即位，准备启用张浚出兵抗金，并下诏征求内外朝臣陈述政见，朱熹立即上书陈事，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面督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扎，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诌媚而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蝉（尽）而国用末节”，应当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结果，皇帝不予采纳。朱熹上谏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探求学问，着书立说，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间，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初步实现了集理之大成宿愿，名声颇大。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十扰”朝政。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清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县。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上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憎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第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是年，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指旱伤四段地头，对帐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大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种桑法》。翌年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洞书院视察。眼见这座曾经与岳麓、睢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毁于兵火的一片废墟，感到极其伤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他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着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一葺 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过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着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终于批准重兴白鹿书院。书院落成之日，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洞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监等九经流注疏。他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教规》，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及循序渐进 的学习方法，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这个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这一，它不仅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国外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注目，国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他不只兴书院，订规章，经常亲自授课讲学，每逢休沐，即亲至书院与学生一起质疑问难。朱熹对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赠给学生：“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以告诫弟子精学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书院规模和教学质量均为全国之冠，四方好学之士，负发裹粮，前来求学。建昌人胡泳。李燔、吕炎和吕涛兄弟，都昌人黄灏、彭浔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泽县）人冯倚，星子人周颖等，均学有专攻，后来都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声显着，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满，暂回崇安故里。光宗时，赵汝愚奏为待制、侍讲。时韩胃擅权，排斤赵汝愚。庆元年（1195）年，赵汝愚罢相。朱熹、彭龟年指责过韩，均得罪。三年，将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着于“伪学逆党藉”，而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史称“庆元党禁”。两年后，朱熹病逝，享年72岁。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勤奋好学，关心国事民情，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权夺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终于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致力于着书立说，教书育人，成为南宋时期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朱程学派、又称闽学、考亭学派。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但其宇宙形成说却能接受古代科学成果，主张阴阳二气的演化论，如从高山上残留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其社会历史观，又主张恢复三代之治，愿“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他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着述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对后代书院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高、学术研究空气的浓厚都有影响。他的学术着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词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在同“兼领学事”，直接管理地方教育。他积极扩建县学，在明伦堂左边建教思堂，又增设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在文庙大成殿后倡建经史阁，多方征集图书900多卷藏于其中。在城隅隙地开辟射圃。他不辞劳苦，足迹遍金厦，采风劝学。还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访得本县徐应中、王宾“位进土善于讲学，且德行诚实，就向县令举荐，聘二人到县学任教，同时“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在学校管理方面，朱天认为要以理喻人，他说：“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但他对违法乱纪的生员，也决不姑息迁就。他看到有些生员学习不认真，或投机取巧，或未到散学时间就回家，就专门写了．《同安县沂学者见洲诸生》、《补试榜湖等文告，要大家学习古人“爱日不倦，而竟尺寸之阴”，仿效“君子之学，以诚其身，非特为观听之美而已”，能“致思于科举之外”、“使学者有成材，而库序有实用”，坚决反对“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的市侩作风。
朱意在同安虽然只有5年，但他的诲人不倦、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对同安文化却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一生讲究读书方法，曾极有见地的指出：“读书负多，最是大病，下相都理会不得。若到闲时，无书读时，得一件书看更仔细。”他培养了许升、王力行等门徒及许许多多的“再传弟子”。同安县的讲学之风，正是从朱房簿同才兴起的。元至五十年（135年）建的“文公书院”供奉着朱熹画像，既是后代传道授业的场所，也表达了后学对这位先贤的敬仰与怀念。
朱熹的学说为：
1、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由理气论引申到理事论，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受又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人微言轻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厂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
2、心性论：朱熹曾认真地研究了《中庸》关于“已发”、“未发”的思想，以及二程以来诸儒对此问题的讨论，其观点在四十岁前后有所不同，前期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这个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响；后期则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已发”、“未发”提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并以“未女”为性，“已发”为情。在心性论方面，朱高提出了重要的“心统性情”的理论，这是他对张载思想的发展，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对“性”的概念，朱熹又区分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人禀理而生、专以理而言。纯粹至善的性；后者指人禀气而有形的、有清浊偏正善恶的性，这是他对程颐思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
3、认识论：朱熹发挥了《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对“格物”的解释，朱熹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总的说来，朱熹的理论是对程颐“格物穷理”认识论的发展。朱熹为了发挥其思想，提出《大学》篇中缺失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还专门作了《补格物致知传》。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一致，朱熹的知行观主要强调的也是道德的践履问题，而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
4、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他不仅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门弟子及他自己的修养体验。朱熹的“主敬”理论突出强调了“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主敬”，这是贯穿于“未发”和“已显’、知和行的全过程。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通道德法则的意义。
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着作，如：《易》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耆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等；《书》有《书古经》、《书传缉说》、《书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等；《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礼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等；《孝经》有《考经刊误》、《考经存异》；《四书》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两种）、《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但仅从以上这个数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在这些着作中，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自元朝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朱熹于《四书》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早年着力于《论语》、《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学》、《中庸》，辨析毫厘，远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两书也为明清科举功令）之上。至于对《大学》分经传、补“格致”，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宋学”之主观立场，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
朱熹治经，艰苦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的：“本之注疏以通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自义理之学兴，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正如钱穆指出的：“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三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些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
朱熹一生着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着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着录者有四十余种，未着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着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着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
⑤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生活在哪个朝代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薯缺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
南宋诗人、哲学家，教数悄辩育家。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运笑一元论的体系。
⑥ 朱熹生平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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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9.15—1200.4.23），字符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着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着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年少求学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初入仕途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
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着述活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南宋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着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寒泉着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着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宋朝 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重建书院
淳熙五年（1178年）， 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着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治学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着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具有道学家傲骨、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辞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还居建阳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宋朝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着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着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连环巧问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为官正直，体察民情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鹅湖论学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着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朱张会讲
张栻，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着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栻分手后，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 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 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朱子现存着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太极图说解》《 通书解》《 西铭解》《 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 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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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搜集朱熹的资料。
朱熹（1130年（壬戌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符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南宋着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早年出简山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局咐正桐悔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2]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着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着述，着作广博宏富。[3]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4]
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
（以上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绍熙间(
明代画家郭诩绘《朱子像》
1190～1194)，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着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5]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着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中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着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坏和谐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着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善良，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美好事物，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朱熹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
朱熹占星命盘
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6]
武夷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着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着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局法官法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6]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6]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7]
晚年生活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着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斡、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