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评价北岛
北岛的散文写的平实,像一位朋友把故事娓娓道来,没有大道理,只是在读完之后会让人经常想起。只有北岛的散文读起来令人如此舒服。
至于赖以成名的诗歌,是直指人心的诗歌。在国内,情绪多为愤怒,充满着深情。流浪他乡之后,写作更接近于人生的一些困境,孤独,困惑。
不是评论家,不会评论,只能说很喜欢,读他的书内心会有化学反应。这就够了
② 如何评价北岛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着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
③ 北岛的太阳城札记如何赏析
太阳城札记》具体写作年代不详,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此诗颇能代表北岛的风格,朦胧晦涩。研究北岛者多矣,也有不少评论文字,但大多空泛不切实际,未能帮助读者欣赏北岛的艺术。今试为之解读,明知是冒险,但或能予读者些须启发。果如此,则于愿足矣!是为序。
“太阳城”,大概是虚拟的,没听说哪座城叫太阳城。“太阳城”即充满阳光的城。文化大革命中,太阳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太阳指领袖,“太阳城”大约是领袖居住的北京城。如这样的理解不错,则此诗可能写于一九七六年以前。太阳又指光明和幸福,“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当时的宣传就是如此。然而十年动乱,全国上下阴云密布,民不聊生,无光明、幸福可言,则“太阳城”当系反讽。
生命
太阳也上升了
北岛等朦胧诗人的诗所以难懂,一个重要原因是诗题与诗句间的联系比较曲折隐晦,诗题是此,诗句是彼,二者似不相联属。这在习惯明晰的诗作的读者看来,简直是一种折磨。比如《生命》,题目是“生命”诗句却扯到太阳,二者之间似无明显联系。其实读者只要稍加思考,便不
④ 北岛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去流浪
对北岛其人不作评价,其作品大抵是好的。他以朦胧诗成名,其诗句子精炼,虽短短数句,却像绷得最紧的鼓,一旦读出来便振聋发聩,直指人心。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回答》
这首诗创作于1976年,代表着朦胧诗的开端,大概是北岛最着名的作品了。
有人说北岛的诗适合精选和摘抄,因为一首诗里只有几句是好的。其实他的散文比诗好,他的诗如波澜壮阔的海啸,但浪头只有那么一阵高,而它的散文就像安静无言的山丘,润物细无声。
这位诗人一直在流浪,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来,流浪之前文字里是愤怒和深情,流浪之后,便只剩人生的困境,多是孤独和困惑。
今天我们来读一首他着名的诗。
《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生活不是一场悲剧,也不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喜剧。欢乐与痛苦本来就相依相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一句一句都是时代的回音。”
作者简介:
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北岛”是好友芒克替他取的名字,意思是北方的孤岛。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五大代表人物之一。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这篇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关注龙爷艺术,或者“寒夜听风雪”,我们的生活不仅有诗和艺术,还有农药和砒霜。
⑤ 北岛《回答》的评价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8月2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湖州,香港中文大学讲师。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北岛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之一。着有诗集《北岛诗歌集》、《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陌生的海滩》,散文集《失败之书》和小说《波动》等,代表诗作有《回答》《一切》。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他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着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他的一首诗《回答》
《回答》
作者:北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北岛的《回答》标志着“朦胧诗”时代的开始.诗中展现了悲愤之极的冷峻,以坚定的口吻表达了对暴力世界的怀疑.诗篇揭露了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现实,对矛盾重重、险恶丛生的社会发出了愤怒的质疑,并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了“我不相信”的回答.诗中既有直接的抒情和充满哲理的警句,又有大量语意曲折的象征、隐喻、比喻等,使诗作既明快、晓畅,又含蕴丰厚,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作品开篇以悖论式警句斥责了是非颠倒的荒谬时代,“镀金”揭示虚假,“弯曲的倒影”暗指冤魂,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二节中“冰凌”暗指人们心灵的阴影,情绪上顺承第一节.第三节渲染了普罗米修斯式的拯救者形象,诗人以此自居,表现了新时代诗人个体的觉悟和对自身肩负的责任毫不犹豫的担当.第四节“我——不——相——信!”的破折号加重了语气,表现了无畏的挑战者形象,末两句中作者从历史的维度来表明自己不屈的决心.第五节的排比句表现了否定和怀疑精神.第六节前两句对苦难的态度,抒发承担未来重托的英雄情怀,末两句,传达出对未来的企望.“五千年的象形文字”从历史与未来中捕捉到希望和转机,显示了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强大的再生力.
《回答》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已逝的一个历史时代彻底告别的“宣言书”.诗歌总体特征上可以概括为象征诗.北岛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他通过所倾心的意象的接组和叠加,撞击和转换,通过所谓的超越时空的蒙太奇剪接,成功地将一个理想的艺术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民族文化传统、时代的哲学氛围、沉重的理想生活的渴求成为他诗歌的主题.他的诗歌基本上是由两组对立因素构成的象征意境,他用这些象征性诗歌形象再真实不过地传达出了一个充满压抑感的生活氛围,也表现了重压之下,生存意愿和发展要求仍然存在着的人对苦难现实的心理反叛.
艺术手段上,象征、隐喻的运用迫于环境险恶的不得已,基本上呈现出比照性的描写.在他的笔下,政治的黑暗犹如漆黑的无所不在的夜,生活的束缚好比四处张开的网,希望的境界成了被堤岸阻隔的黎明,而觉醒者恰如被河水包围的孤独的岛屿.通过象征、暗示,诗人的主观境界过渡到了诗的世界.象征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在北岛的诗里被普遍运用,表明了诗人丰富的再造性想象力.
由于心里感受的真实的外象化,北岛的诗歌染上了一层阴冷的色彩,给人以冷峻凄怆的感觉.北岛诗歌阴悒的冷峻虽不是象征主义的直接感染,但他却从生命感受这共同层次上验证了现代艺术的本质.(一米乐)
作者:诗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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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简书
着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⑥ 北岛的生活现状
2004年出版散文集《失败之书》
2004年在《收获》杂志写过一个《世纪金链》的专栏。
2005年出版散文集《时间的玫瑰》,集结了他在《收获》发表的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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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8 09:29:27)
【金陵晚报报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岛火热程度曾经不亚于港台歌星,其锋锐的诗句仿佛洞穿了整个世界。上世纪90年代初,北岛去了海外生活,在人们即将淡忘他的作品和名字时,他以一本《失败之书》散文集,让人们再拾回忆。昨日,记者辗转反复,终于与正在国外旅途中的北岛取得联系,北岛在访问中首次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写散文成了当务之急
“失败之书博大精深/每一刻都是捷径/我得以穿过东方的意义/回家,关上死亡之门”——久别的北岛第一次在内地出版散文集,就以自己曾经的诗作为名,命名为《失败之书》。《失败之书》填补了北岛在国内出版散文的空白,短短一周,首印3万册已销售一空。但有评论称该书是“(北岛)生活的堕落”,对此,北岛出语惊人,“写诗写久了总被人家斜眼,写散文似乎才让我得到宽恕。”
北岛最初写散文的时间其实很早,早在1996年,在美国的北岛应当地一家电台《作家手记》专栏之约,写些关于海外的生活的散文。开始,北岛是属于玩票性质,纯属玩玩,没当回事。直到1997年北岛被老板炒了鱿鱼,写散文就成了当务之急。
我的书是一种沉沦
北岛笑言:“真得感谢我当时的老板,没有她,我大概不会另起炉灶。”此后的两年,北岛基本上是靠卖文为生,最多一年写过50篇,差不多每周一篇。当写到第六篇散文《艾伦·金斯堡》时,北岛得到了李陀的赞许,使自己为之一振。随后北岛的散文越写越顺。
在国外的生活中,北岛搬了7国15次家,还遭遇过被老板炒鱿鱼不得不卖散文的“失败之路”。不复犀利的北岛承认,漂泊异乡的无奈和艰辛让自己平和了很多,“在一个追求物质化全球化的完美之夜里,我的书是一种沉沦,一种堕落,在其中留下了对完美之夜显得多余的动作与阴影。”
不懂诗歌的是“穷人”
有人说,北岛出国之后就没有写出什么惊世之作来,因为脱离母语环境,不熟悉当下生活,心态浮躁,根本就写不出优秀的诗歌来。北岛表示不想评价自己的诗歌,反而强烈抨击了诗歌的“无用武之地”,“人们需要的是英雄、美女、暴发户和明星。诗歌却成了出版社的毒药。诗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是语言得以承接延续的密码。如果连这一点意识都没有的话,那才是真正的穷人。”
北岛这几年主要靠教书维生,教美国学生写诗,但他并没有忘记继续创作诗歌,北岛为自己澄清说,“诗人其实一辈子都在写一首诗”。现在他写的诗正是未出国前的诗的延续,只不过因为忙着写专栏,挤给诗歌的时间变少罢了。
北岛感谢了这些年的漂泊,使他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也赋予了北岛面对诗歌日渐式微的勇气,他只是淡淡地遗憾,“写诗写久了,诗人和语言的关系变得紧张,就象琴弦越拧越紧,一断,诗人就疯了。写散文对诗人是一种平衡。一般说来,诗人写散文不怎么费劲,就象细木工钉个板条箱一样。时代并没有抛弃诗歌,八十年代是诗歌发挥特殊作用地非常时期,我们不应该为此产生错觉。”实习生 杨阳 金陵晚报记者 贺沂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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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答记者问实录
新华网 ( 2003-03-04 15:29:40 ) 稿件来源: 诗歌报
文/老枪
·诗歌正成为一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
记者:前不久,你获得阿格那国际诗歌奖(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也是你的诗歌第一次翻译成阿拉伯语,据我所知,中国诗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很少,请谈一下这个奖的情况。
北岛:这个奖是由摩洛哥诗歌之家,即卡萨布兰卡国际诗歌节的组织者颁发的。诗歌节从96年开始办,每两年一次。今年是他们首次设奖,以后随诗歌节一起,每两年颁发一次。Argana是一种只在摩洛哥才有的树,乍看像橄榄树。
记者:他们为什么选中你?
北岛:我也不知道。按授奖词的说法是颁给其独创性得到国际公认的诗人。我想一个诗歌奖除了是对诗人创作的肯定外,主要是强调诗歌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如果诗人只是得点名得点钱,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诗歌可以传递另一种信息。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
记者:你得了不少国际奖,怎么看待这些奖?
北岛:首先,作家不会因为得奖不高兴,这当然是种荣誉。但荣誉也可能是个圈套,自己可别往里钻。写作不因为得奖而变得重要,也不因为不得奖而变得不重要。
记者:也包括诺贝尔奖?因为你曾是中国呼声最高的候选人。
北岛:对。诺贝尔奖只不过是18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18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诺贝尔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的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记者:你在摩洛哥的受奖发言中提到,“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北岛:从50年代末至今,美国大批诗人进入大学教写作,诗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生活有了保障,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想象力变得贫乏苍白。对于学生来说,写作本来需要原始冲动,是反对权威的,现在他们得紧跟随教授才行,写诗变成了个生产过程,好像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诗人也是可以被制造的。由于这种误导,产生了众多平庸的诗人,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现在美国诗歌主流叫做叙事性诗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
记者:你不喜欢关注生活细节、来自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对吗?
北岛:不一定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
现在国内的一些诗人也在写类似的“叙事性诗歌”,这些诗人里包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现在的所谓“第四代”。
中国的诗歌现状和美国的还是不太一样。一方面,中国诗歌的这种倾向,多少也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影响的焦虑”,即第三代诗歌要避开“今天派”的影响,另寻出路。美国诗歌专业化后,有点像我们的作协,对创作没好处。虽然美国诗歌中有不同声音,比如“垮掉一代”、“黑山派”和“纽约诗派”,但其主流诗歌是非常保守的。
记者:评价一下第三代诗人。
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诗人。不像我们那样,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作为文化革命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担。他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在美国大学用这些诗作教材。
记者: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第三代们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8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记者:怎么评价国内的诗歌现状?
北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总的印象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历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压力有关。所谓低潮高潮必须有参照系。我的参照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很多大师。那时的战争、离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自50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
那像我们这些喜欢读诗、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悲观?
你可以往后看,读上个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阅读没有时间性。我就从来不鼓励我的学生读美国当代诗歌,离他们的现实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复辙。
记者: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诗人?
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
·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70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那个春天我开始写诗。之前都写旧体诗。
记者:“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
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6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记者: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记者:你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记者: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记者:在心里有没有秘密读者?
北岛:有。诗一直都是写给秘密读者的,这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想象出的某个人。
记者: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记者: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中篇小说<<波动>>是74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74年,改了三稿,79年定稿,81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
记者:为什么没继续写小说?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70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记者: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记者: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幽默。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而你的文章不抒情,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记者: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4年里,换了7个国家,搬迁15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记者: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记者: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记者: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唯一不能丢的行李。
记者:你交游很广,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
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先是串门,在北京胡同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方。从85年起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游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诗人和作家。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语言文化都拉开了距离,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顺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离正好,足够他观察国内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国内的纠纷。他经常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谈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于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比如巴以冲突,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巴勒斯坦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难。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有关。那是个禁区。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就受到很大的压力。
记者:相对而言,你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
但问题是,诗歌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记者:好像你对当教授不太感兴趣,那你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我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现在当老师,嘴又笨,不适合,但总比刷碗强。
记者:现在你在威斯康辛州的Beloit College当驻校诗人,都干些什么?
北岛:我每年在Beloit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学生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后来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记者:这个工作可以让你摆脱生活压力吗?
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
记者:这样你有大把时间参加各大学的诗歌朗诵会,我对这样的朗诵会很好奇。
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产线。大学的诗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请去朗诵。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同时又不在其中,距离使你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
记者: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
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诗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
记者:听众的反应怎样?
北岛:各地不一样。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而美国注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有时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引导。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
记者: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写作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记者: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记者: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我离开她时她只有4岁,10岁来美和我团聚,15岁又回到北京,17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
记者: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后就不读了。
记者: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记者: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
记者: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记者:什么时候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
记者: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记者: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76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23岁,我27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记者: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它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13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记者: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⑦ 求北岛 《彗星》 读后感
每当人们谈起北岛,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个人的、政治的和文学的评价混杂在一起。在当代诗歌史上,北岛以冷峻、简练的艺术风格着称。清醒的思辨和隐喻、意象的直觉喷涌,构成了北岛诗歌最明显的特征,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悖论式警句,也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标识。然而,对于整整一代诗歌读者来说,北岛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他的诗歌之美,更源自当年他那种真实的、与历史紧密相关的激情,以及由这种在时间中太容易衰减的激情生成的庄严语调——虽然他音调中的痛苦和哀伤,不仅有着时代的痕迹,也有着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深切的个人体验。
以一个英雄的声音开始,北岛的诗歌、姿态和价值因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而不同凡响,别有意义。客观上他所承担的,并非为当代诗歌书写传统的使命,而是身不由己地挽起历史交予的纤索,去为所有被钳制的舌头代言,去抚慰从“文革”走过来的一代人备受创伤的心灵。回述这段历史,北岛无疑超额完成了任务。正如柏桦曾经惊叹的,“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而另一方面,北岛也因勇敢的个人抗议赢得了褒奖,成为符合大众读者想象的特定历史处境中的楷模,一个生活在无休止的精神革命和反抗逻辑中的英雄人物——虽然“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北岛“只想成为一个人”;但在一个人性复苏的年代里,北岛却必然成为一个他根本无意成为的英雄。这一悖论式的定语或许将无可奈何地贯穿北岛的个人写作史。尽管从开始就试图避却诗歌在时代激流面前的政治演绎,但作为诗人的北岛被定格在激情高亢的“广场”上,被无情地安在某个大理石基座上——他其后的写作似乎已经变成可有可无的余音和回响——实际上,他晚近的诗歌创作在某些批评者眼里,也已经有争议地沦为一些无关痛痒的格言警句。
也许,人们不能宽容一个拖着行李箱、周转四方维持生计的北岛,也不能接受那曾经专注于反抗、为苦难及社会理想而颤栗的时代精神的喉舌,转向个体的、漫游式的苦吟,转向疏离现实的“词的流亡”。作为诗人的北岛和他诗歌的这种落差,既说明了时间的演进和90年代之后当代诗歌重心的转移,也说明了北岛诗歌中难以摆脱的历史回声,正如北岛自己所说的:“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这种命定的、持续的影响也是围绕北岛的诸多争议的焦点。一方面,人们不公正地指责北岛诗歌中的意识形态化,却似乎忽视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因为无论从诗歌的现实意义还是介入现实的方式来看,北岛备受诟病的政治情结、对抗性思维无疑是他们那代人生命和个人精神历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外在于诗歌的影响也遮蔽了北岛的诗艺探索和形式努力,如有论者指出,北岛晚近的诗歌在用语、意向上的超现实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其实在1986年他写作《白日梦》时就已显露征兆——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在他写于1974年的小说《波动》。
我始终认为,就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而言,北岛的诗歌足以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参照坐标;正如在分析当代诗歌所吸纳的各种影响时,北岛的诗歌也将成为一个富有价值的样本。如今,时代背景已经变化,激情洋溢的愤怒一代已经回到自身,他们充满力量的疼痛也被时间裹挟而去,而当代汉语诗歌才刚刚起步——面对目前诗歌繁复多元的格局,且不说“世界性写作”的空泛无味,至少有关北岛诗中缺少“本土化”和“民族性”的诘问是无端和不恰切的。
北岛的诗歌是“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是从不放弃的怀疑和彻底的绝望,是“权力破碎的神话”以及对这一神话的不断超越。正是由北岛和“今天”诗歌开始,现当代诗歌的传统才有了言说的意义和承继的可能。作为“今天”之后第三代诗歌的代表诗人,韩东在《长兄为父》一文中甚至认为:“当代汉语文学是以‘今天’和北岛为起始的,它的时间标志是1976年。”这一偏重个人感受的说法或许过于极端——然而在我看来,忽略北岛的诗歌就是无视新诗的历史;否认作为诗人的北岛,就是漠视我们自己的记忆和心跳。(文/刘立杆)
⑧ 关于朦胧诗的争论
一、艾青对北岛诗歌的批评
北岛在70年代前期就和艾青相识,《今天》及“朦胧诗派”正式登上文坛也和艾青的支持有一定关系。但“朦胧诗派”登上文坛之后,便引来了诸多批评。事实上,“朦胧诗”这个称呼在当时来说是含有贬义的,它主要指的是这些诗晦涩、难懂。记得前几年在一次演讲中,北岛还有些生气地说: 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朦胧诗人”。
《今天》
或许正是因为和北岛关系比较亲近,也比较熟悉北岛的诗,1980年的时候,艾青在《与青年诗人谈诗》中以北岛的《生活》为例对晦涩难懂的现代诗进行了批评。北岛的这首《生活》,内容只有一个“网”字。艾青这样批评道:
有些人写的诗为什么难懂?他只是写他个人的一个观念,一个感受,一种想法;而只是属于他自己的,只有他才能领会,别人感受不到的,这样的诗别人就很难懂了。例如有一首诗,题目叫《生活》,诗的内容就一个字,叫“网”。这样的诗很难理解。网是什么?网是张开的的吧,也可以说是爱情之网,什么都是网……
艾青
值得注意的是,艾青虽然说这首诗难懂,但其实他自己已经读懂了这首诗:可以说是爱情指网,什么都是网。那么艾青为什么还要点名批评这首诗呢?小新认为原因主要有两点:
1. 当时“老诗人”和“新诗人”的论争已经比较激烈,作为诗坛泰斗的艾青不得不表态,况且当时的主流话语要求他反对“朦胧诗”。
2. 艾青关心青年诗人,但又和青年诗人的创作观有矛盾,他虽然能理解这样的诗,但觉得这种创作观念不正确。
当时的艾青,应该确实是抱着关爱青年诗人的态度。因为在对北岛的《生活》作出批评之后,艾青也对北岛的其它诗歌做出了赞扬。
北岛
二、青年诗人的愤怒和艾青的还击
但因为艾青的诗坛泰斗地位、北岛的青年诗人领袖地位,以及当时的特殊氛围,这番批评终究还是引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论战。反应最激烈的并不是北岛,而是其它青年诗人。当时青年诗刊《崛起的一代》甚至还推出了一个专栏,名为“无名诗人谈艾青”。
专栏中的文章都将矛头指向艾青,其中更是包含着一些非常过分的言论。比如诗人黄翔在文章中声称要把艾青的诗歌送进火葬场:
你还是永远去唱你那时代的“牧歌”吧。你和你的诗歌正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死去,在一代人中死去,我们要趁你还活着的时候把你的牧歌送进火葬场,绝不为它建筑一座诗歌的“纪念堂”。
⑨ 如何评价北岛和顾城的差别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重要诗人,人们常把他与舒婷、北岛相提并论,顾城和舒婷也是很好的朋友,顾城属于那种用灵魂也为灵魂浅唱低吟的诗人,但他的死也成为文学史家的一块心病。
北岛与顾城的关系
北岛顾城是朦胧派的二位诗人,并且是主要代表人物。但他们的风格很不同,顾城幻想构造一个极致精神世界,北岛反思质问推敲人世间的所有世事。如果说北岛代表了一种态度,顾城就是一种灵魂。
北岛顾城还有舒婷其实都是认识的朋友,因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作为同一时代的文学产物来说,也确实是有不同,就像北岛的经历的确有别于顾城一样。北岛用刚强、独特、鲜明的意境和有弹性的结构,表达了很多丰富的情感,并有一定的价值作用。顾城喜欢用象征,而且是隐喻形式的,读他的诗,感受到的是一场美的盛宴。
⑩ 如何看待北岛对社会的责任感
摘要 网友你好,很高兴接受你的提问。北岛老师作为70年代崛起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翘楚,他和一般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所具有的是至于整个时代的使命感,而不是之于某些事某些人群的责任感。